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从何而来（十五）美术馆的“洛伦佐”——快乐的伯里克利

Tieq lu （陆铁强）

　　安德鲁·梅隆把国家美术馆塑造成一座宏伟的博物馆。这是他献给美国的礼物。他构想了它，购置了第一批无价的艺术珍品；在身后又为其宏大的建筑提供资金，并给予丰厚的基金支持。他的儿子，保罗·梅隆，则使国家美术馆成为一座真正伟大的博物馆。在短暂接替亡父担任董事会成员之后，他奔赴战场参战；战后归来，在美术馆事务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面慷慨捐赠资金与艺术珍品，一面经历某种“学徒期”，甚至坦率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当他升任美术馆董事会主席后，便启发并引领了这座机构的重要转型。由于大卫·芬利始终忠实于其导师的愿景，最初的国家美术馆体现了安德鲁·梅隆本人的精神：一种庄重肃穆的气度，以及对古典大师的崇高敬意。而经改造后的国家美术馆，则同样体现了保罗·梅隆其人：最慷慨的赞助者，热爱艺术、并以艺术之乐为人生服务的人。正如现任董事会主席富兰克林·墨菲博士（Dr. Franklin Murphy）在半个世纪纪念年开始前不久的一次口述历史访谈中所说：“我认为，这座美术馆反映了一位男子对其国家的爱，也反映了另一位男子对其父亲的爱。安德鲁爱的是国家；保罗爱的是父亲。”他在此所说的“爱”，在两人身上各具独特形态。正如安德鲁从不是那种泛泛挥舞国旗的人，保罗也不是一个谄媚、亦步亦趋地走在父亲脚印中的继承人。相反，他以按照自己节奏前行的方式，既成为真正的自己，也最清晰地成为了父亲的儿子。

保罗. 梅隆只是一个自己沉浸于快乐的人？还是像古希腊的伯里克利那样，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生活确立格局的人？无论如何，他在这一点上同样独树一帜，既非枯槁清癯的审美隐士，也不是纵欲无度的享乐主义者，而是一位栖居于另一种精神境界的爱美之人*保罗·梅隆把“快乐”视为人生的必需品。他以财富与慈善闻名，但最常被引用的，是一句谈到“做梦乐趣”的妙语。而被广泛引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某个春天，这句话激发了全国各地报纸社论作者的灵感：“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值五分钱的好梦”。这番话出自他在福克斯克罗夫特学校（Foxcroft School）五十周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那是一所位于弗吉尼亚猎区、靠近他家乡的优雅女子寄宿学校。而这段话，也正体现了他的信念：

“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孩子，人们有一种内在的责任去觉察、去行动、去关怀。今天我只想补充一点，而我认为许多人往往反而将其忽略，那就是“快乐”这一要素，这一原则……我想说，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享受生活同样重要。你们应当像规划工作与责任那样规划闲暇，使欢乐、笑声、对美的沉思，以及从容而温和的善意，让这些变得与枯燥的社会礼俗或来之不易的经济保障同样重要。

这些年，人们常常谈到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如何“善加利用”它；但那些建议往往听来是那么空洞。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小时的独处，去做梦，去沉思，或者只是单纯地感受阳光。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值五分钱的遐想……

我所说的另一类快乐，我称之为“文化的快乐”。它不仅指艺术与文学的实践与欣赏，也包括对任何一种充满生命力与意义的知识体系的投入与享受……它可以涵盖从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到对新兴数学的一点试探，甚至对那令人惊叹、仿佛不真实的物理与天体物理世界的一场认真的倾心……

你们当中没有人会在一年之后，也许甚至一天之后，记得我今天说过什么。这就像用一根悬铃木的枝条，在鹅溪的水面上写字，转瞬即逝。但你们或许会记得，有一位和蔼、鬓发斑白的老人曾说过……人生的目的，至少有一部分在于享受。而美，无论它存在于自然、艺术，还是科学之中，都与此息息相关。”

　　这之所以成为一种信念，是因为保罗·梅隆把自己内在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快乐”，而把外在生活，他那极为活跃的事业投入于慈善之中。久而久之，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人物：一方面因为他生来便带着名望，更多则因为他所选择的慈善事业规模非同寻常。在美国，没有哪一个人对艺术与文学的资助能超过他。为此，他理所当然地声名远播；而私下里，他却近乎歉然地承认，自己的慈善方向始终追随个人兴趣的指引。他如何选择资助对象？这并不难回答。虽然他拥有可观的财富，却从未拥有无限的时间，因此必须集中精力。他于是决定，只对那些自己真正关心、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负责地加以支持。这些领域包括文学、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科学，以及畜牧业与自然世界。然而最重要的，始终是艺术。他通过耶鲁大学、弗吉尼亚美术馆以及国家美术馆对其给予持续而深远的支持

正如《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名誉评论家数年前在《史密森尼》杂志中所写：“保罗·梅隆或许刻意保持低调，但他在艺术领域的慈善事业（慷慨的馈赠）堪称无与伦比！”尽管他在艺术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具有某种独创性，但约翰·卡纳迪（John Canaday）也提醒读者，保罗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其父亲的榜样：“梅隆家族对国家的捐赠，自安德鲁为国家美术馆兴建提供资金起，被认为是来自单一来源中来说足规模最大的一笔。”那么，这份慷慨究竟有多大？在超过半个世纪相当系统的捐赠中，保罗向各类事业捐出了大约十亿美元。事实是，他选择成为一位慈善家，且主要支持艺术与文学事业，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或许，学会以慈善之心施予，某种程度上也是走出困境的方式。正如卡纳迪所概括的：“作为一笔惊人遗产的继承者，他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不被财富反过来支配。”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的独子，并非完全是享乐与无忧的生活，尽管他也确实享有过属于自己的欢乐时光。

尽管父母的婚姻状况并不理想，保罗的成长岁月近乎梦境般的世界。他与艾尔莎乘坐由忠诚马夫驾驶的马车前往幼儿园；六岁时便拥有一匹设得兰矮种马，少年早期便开始认真习骑。还有那些定期的海外旅居，他甚至是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受洗的。他的童年闪烁着一幅“画家笔下的英格兰”景象：葱郁的风景、血统优良的马匹、衣着讲究的绅士阶层。

“我记得地势起伏不公园里高大幽暗的树木，成群温顺的小鹿，泰晤士河上漂浮的一队队白天鹅，柔软绿色草地上斑驳浅褐色的奶牛；远处温莎城堡灰色的体量，夏天在巨大的金色云朶映衬下巍然耸立；身着猩红军装、盔甲闪亮的士兵，鼓声与号声，灰色战马的队列；白衣欢笑、撑着彩色阳伞的女士，穿着洁白法兰绒裤与条纹西装上衣的男士；而在他们身后，在一切景物背后，草地始终是绿的、绿的……在如此遥远的回忆中，这一切都融化为一片阳光灿烂、波澜不惊的英格兰夏日景象。”

那段岁月似乎拥有一种此后再难寻得的宁静，一种仿佛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的静谧，就像这段记忆本身一样。

【在父母离婚前后那段时期，保罗与艾尔莎·梅隆都带着一种惹人怜爱的孩童神情。】

　　亲近的朋友常说，他身上似乎更像母亲，而非父亲；不过，他对英格兰的眷恋却来自双亲，既有诺拉与生俱来的英国血统，也有安德鲁那种几近执念的“亲英情结”。

十二岁那年，保罗被送往新英格兰一所规模不大却声誉卓著的预备学校，乔特学校（Choate School）。性格略显羞怯的他，很快意识到，有些人主动接近他，是因为他是那位富有而知名父亲的儿子；而他也隐隐担心，另一些人或许会因为他不过是个“可怜的小富家子”而不愿与他为友。

他勤奋好学，写诗用功，曾认真尝试竞逐“桂冠诗人”的荣誉，最终却只因劾苦学习而得到一本林肯传记作为奖品。（他少年时期写的一首虔诚基督教诗，还被谱上圣公会圣诗曲调《Duke Street》，收入校歌集。）随后进入耶鲁大学，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段光辉的黄金时代。多年后在同学聚会上，他回忆道：“我后来为艺术与文学所做的一切……若不是在这里度过的四年，根本不会出现在我的念头里，甚至不会引起我丝毫兴趣。对英国文学、生活与艺术的热爱……这一切都在耶鲁英语系的熏陶下被滋养、深化并最终确立。”

大学校歌颂扬着“光辉的大学岁月”（Bright College Years），在大学的几年时光里，保罗确实充分投入、尽情享受。他全力以赴地为《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效力”【这里英语（heel ）是耶鲁学生会传统中的一种基层竞选或服务方式】，也毫不掩饰地借助父亲的关系，通过其特别助理为报纸争取名流与政要的采访机会。大卫·芬利（David Finley）【当时是他父亲的秘书】不断向他提供帮助，常常用长达数页的电报给他寄来财政部长梅隆及他人的演讲稿和政府报告。在保罗当选《每日新闻》董事会副主席的那一年，年度烤牛肉与土豆丝宴会由财政部副部长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致辞，这显然并非偶然。

1929年，保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随后前往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深造。这段留学经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亲英情结”，也唤醒了一种新的激情。“母亲送给我一匹高大的爱尔兰猎马‘都柏林’，性情温顺、安全可靠，是个出色的跳跃者……它在跨越障碍时给人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把它带到英格兰，参加了几场越野逐点赛。”骑猎与赛马最终不仅拓展了他对艺术的涉猎，也提升了他日后作为杰出收藏家的声望。他最初对艺术产生兴趣，竟是从狩猎版画开始的。保罗早已见过名画（他曾睡在麦考密克公寓中拉斐尔《大考珀圣母》之下），但当时对它们的兴趣只是被动的。在克莱尔学院攻读历史期间，他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同时过着一种“图画书般”的学生生活：为胜利的赛艇队划桨，穿上白领结与燕尾服通宵起舞，并将一种温和的消遣，对马的喜爱，培育成一生不渝的热情。

拉斐尔：《大考珀圣母》

　　父亲原本同意他在剑桥停留一年；当保罗提出再多留一年时，安德鲁·梅隆给儿子写了一封“异常之长”的三页信，劝他回国投身商界（虽仍表示由他自己决定）。保罗最终多留了一年，1931年夏天返回匹兹堡，到梅隆国家银行（Mellon National Bank）报到上班。媒体紧随其后，将此事当作一条“硬新闻”加以报道。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不要被困在办公桌后，不过她其实不必担心。保罗确实尝试过从商，但始终未能真正投入，银行生涯也因此十分短暂。安德鲁担任驻英大使期间，他有时被召往伦敦；此外，他也常常借机从那阴郁的匹兹堡逃往纽约。

【正如他的父亲以庄重严肃的神情著称一样，保罗·梅隆则以温和与亲切的幽默赢得声誉。那份性情，就像他脸上常挂的微笑一样明朗可见。】

1933年圣诞节期间，他身在纽约，再次登上报纸。这一次，是因为他驾着马拉雪橇在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中疾驰，赢得了通往中央公园赌场的比赛。奖品是一大瓶香槟；同行者是作家卢修斯·比比（Lucius Beebe）和一位美丽的离婚女子，玛丽·康诺弗·布朗（Mary Conover Brown）。玛丽是堪萨斯城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1926年毕业于瓦萨学院（Vassar），曾在索邦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求学，随后在画廊工作，也曾担任时尚摄影师的助理。她童年时被唤作“Mim”，后来叫“Mima”，聪慧、好奇、富有音乐感，性情活泼。一位朋友说：“她一走进房间，你就会觉得阳光也跟着进来了。”另一位称她为“一个充满欢悦的灵魂。她总是纵身投入一切欢快场合，用即时的笑声与机敏的言语让气氛更加热烈。人人都爱她。”一年多后，保罗在艾尔莎与大卫·布鲁斯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与她成婚。

　　玛丽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有教养、直觉敏锐、好奇心强，聪慧灵动，虽略带几分随性不羁，以至于一些偏理性的朋友竟认为她算不上“知识型人物”。一位仰慕者记下这样的话：“她那样活泼奔放，几乎与沉静的保罗形成鲜明对比，连他父亲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在一次为她举办的生日派对上，娱乐节目是一场“蛛网游戏”——每位宾客都需沿着一根不同的线索，穿过层层纠缠的绳索，翻过桌子、钻到椅子下，穿梭整栋房子，去寻找线那一端属于自己的奖品。“于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梅隆先生，都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在壁橱里进进出出。”或许，也只有玛丽，能让他如此甘愿地在嬉戏中屈膝。她外向开朗，既是才华横溢的歌者，也是出色的钢琴演奏者（在朋友的婚礼上，她能弹奏《婚礼进行曲》，然后忽然转入轻快的爵士音乐）。一位自幼认识她的美术馆同事，至今仍最清晰地记得保罗看她时的神情：“保罗爱这个女人。真的，是爱极了……她深深触动了他。那是一段真正的爱情。”

【玛丽·康诺弗·梅隆既是来自美国腹地、青春绽放的少女；又是在乔治·普拉特·莱恩斯（George Platt Lynes）镜头下那位时尚而带艺术气质的纽约女子。莱恩斯是著名摄影师，而她曾在其麾下工作。】

乔治·普拉特·莱恩斯（George Platt Lynes）所摄

这对新婚夫妇在海外度过了漫长的蜜月。他们包下一艘船屋，沿尼罗河溯流而上，直至阿布辛贝神庙，随后又前往巴黎。（有人私下说，保罗或许也正好可以借此暂时避开与父亲税务案有关的传票。）1935年返回匹兹堡后，他们短暂居住在安德鲁·梅隆的宅邸里，同时在纽约租下一处小型寓所。在那里，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艺术、社交与知识界圈子，其中包括一群前卫人士，这些人正热衷探索由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卡尔·G·荣格及其门徒所倡导的新心理学理论。玛丽抽烟喝酒，风格大胆而时髦，充满好奇心；但她对心理学的兴趣并非单纯出于知识性追求，因为她患有一种既严重又慢性的哮喘。起初，她对这种“新精神分析”不以为然，但后来开始尝试，并逐渐相信自己的病症属于心身性疾病。她接受了躺椅式心理治疗以求痊愈，然而哮喘在此后多年间反复发作，时常来势凶猛，令人惊惧。

　　保罗·梅隆回忆自己进入荣格圈子的经过，格外耐人寻味，因为那似乎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连串情感经验与精神困惑自然推进的结果，仿佛命运本就朝那个方向展开，最终在他心中形成一次近乎顿悟的自我确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经历本身几乎印证了荣格所强调的人类经验的统一性与“集体无意识”理论：个人的遭遇、家族的命运、艺术的敏感与精神的追寻，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片段，而是同一内在结构的不同表现。这也恰恰呼应了朋友们对保罗的观察：当他生命中的诸种元素，财富与责任、艺术与马术、英国情结与精神分析，它们彼此交织、相互强化时，他的人生渐渐呈现出一种构图般的秩序。它不再像偶然堆叠的经历，而更像一件逐步完成的作品：主题在反复中显形，经验在呼应中成形，个人的选择与更大的文化母题产生共振。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收藏艺术，也在构造自己的生命形式。

被荣格的著作所吸引，保罗与玛丽先是拜访了一位心理学家；这位学者随后邀请他们在荣格赴纽约讲学期间与大师会面。此后，他们愈发深入荣格式世界观，那是一种跨越心理学、比较宗教、古代图像学、原型神话、哲学、艺术史乃至广义文化史的综合体系。这成为他们重要的智识追求之一，尽管并非唯一。

1936年末，他们的女儿凯瑟琳·梅隆·康诺弗出生。此后，他们定居于弗吉尼亚州上维尔的罗克比农场。那是安德鲁为前妻诺拉购置的育马庄园。他们又委托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设计一座乔治亚风格的宅邸，仿照安纳波利斯的哈蒙德—哈伍德宅（Hammond-Harwood House），建于毗邻罗克比的橡树泉农场。

1938年，他们前往瑞士，参加荣格的研讨会，很快成为其门徒。他们资助多项研究与出版计划，希望将荣格全部著作译介并出版于美国。翌年，他们举家迁居瑞士，带着小凯茜、一位护士和一名管家安顿下来。将近一年时间里，他们既是荣格的精神分析的病人，也是他的支持者与赞助人。

约翰·沃克在匹兹堡时便认识保罗，多年后写道：“或许正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使他成为我所见过最为均衡的人之一；而且，至少在外人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他也是最幸福的人之一。”然而保罗本人却淡化这一点。他说：“不论我当时有什么问题，我并不觉得那种分析对我帮助很大。”（相比之下，他后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心理分析，倒是确有裨益。）

　　无论如何，梅隆夫妇与荣格的合作在1940年5月告一段落。就在希特勒席卷周边国家、欧洲滑入战火之前不久，他们离开了保持中立的瑞士。

同年稍后，玛丽创办了博林根出版社（Bollingen Press），取名自荣格隐居之地所在的那个小村庄“博林根”（Bollingen）。回到美国时，全国正为战争作准备，而保罗也开始安排自己的事务。前一年的春天，他已辞去国家美术馆的主席职务及其他董事席位。此时，他设立了老自治领基金会（Old Domini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珍珠港事件前数日正式注册成立，后来成为他从事各种慈善事业的主要平台。至于军旅前途，则尚未明朗。保罗心中仍怀有一种“浪漫的想法”，相信骑兵部队或许仍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作用。寻求建议时，他遵循玛丽的原则“要办成一件事，就去找源头”，于是向曾与他一同猎狐的将军乔治·S·巴顿请教。最终，在1941年6月，保罗通过征兵系统正式入伍。当时志愿者仍可选择兵种。军队很快让“列兵梅隆”接受基础训练，随后进入军官候补学校及骑兵学校；不久，他已开始训练其他军官骑马。

　　珍珠港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博林根基金会在纽约成立，由玛丽担任主席，其宗旨是“促进、鼓励并发展人文学科与科学以及其他广义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然而，这一事业几乎在起步之初便受到当时全国性紧张气氛的掣肘。出于战时的猜疑与防范政策，玛丽被迫切断与身在中立瑞士的荣格及其同事的一切联系。若继续通过红十字会向海外友人寄送食品与资助，甚至与他们合作出版书籍，基金会整体及其负责人个人，都可能被认定违反新实施的《敌国贸易法》。通过律师唐纳德·谢泼德（Donald Shepard），联邦调查局明确警告基金会：“必须毫无歧义地停止一切在瑞士的活动、通信及经费往来。否则，虽属无意，这些行为亦可能为敌人提供援助与便利，后果严重，并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尴尬。”这一警告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当时身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负责人、日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正频繁就“那些阴险的轴心国领导人”的性格问题向荣格咨询。尽管如此，博林根仍很快启动出版计划，借助新近创立的潘神出版社（Pantheon Books）展开运作。该社由德国资深出版人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及其妻子海伦创办，两人以难民身份辗转抵达美国。玛丽在谈及“博林根丛书”时写道：“我们将出版各领域著作，凡关涉‘人如何面对自身’的问题，皆在其列。”

这句话，也几乎可以视为她一生精神兴趣的纲要。

　　与此同时，断断续续的邮件中，玛丽收到荣格的一封来信。信中他顺带写道：“我想梅隆先生如今已经在军中服役。我始终觉得，他的内心仿佛在等待一件尚未显形的事情来将他带走。”那种“等待”仍在继续，只是他已不再是普通列兵。保罗在骑兵部队获得了中尉军衔；厌倦了教授骑术之后，他申请前往海外服役。被派往英国后，他却被重新分配为园艺教官，这显然并非他的志趣所在。他向来不忌与“高处的朋友”联系，遂设法调入姐夫所属的部队，战略情报局（OSS）。作为情报官，他负责向与欧洲大陆抵抗组织合作的特工进行任务简报与事后汇报。他曾在法国与比利时前线附近服役，但他说自己面临的最大危险，其实是在伦敦遭遇纳粹空袭，除非算上那次在运兵船上横渡大西洋、长达三周的航程。

【保罗·梅隆对马的热爱，使他一度加入骑兵部队那时他短暂地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匹或许还能发挥英勇的作用。后来被派驻英国时，他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去管理“胜利菜园”，直到设法脱身，转入战略情报局任职。】

　　战争结束时，保罗收到大卫·芬利发来的一封电报，请他重返国家美术馆董事会；大卫·布鲁斯即将辞去董事长职务，而他与艾尔莎的婚姻在多年分居之后已名存实亡。此时，保罗.梅隆夫妇的人生规划似乎格外清晰，也更加明亮。位于弗吉尼亚上维尔的宅邸已经落成；他们将以此为主要居所，在乡间繁育马匹、猎狐骑行，并抚养他们的后代凯茜与她的小弟弟蒂姆。1

【在英国参加猎狐骑乘之后，保罗·梅隆对马产生了深厚的热情。回到弗吉尼亚（图中位于领先位置者），他参加越野逐点赛（point-to-point races），并将罗克比农场（Rokeby Farm）经营成备受赞誉的育马与赛马基地。】

　　1942年夏天，玛丽又诞下一子，取名提摩太。据《博林根回忆录》所述，“因为在《新约》中，提摩太是保罗的伙伴与朋友。”上维尔距离匹兹堡与纽约都不算遥远，保罗可以定期前往，分别处理家族企业与各类基金会事务；它同时也在华盛顿的通勤范围之内，他将在那里设立工作据点。是的，他将重返国家美术馆，以更加坚定的意志投入这一“家族事业”。至于玛丽，她将把自己无穷的精力与感染力十足的热情，倾注于重组后的博林根基金会，推动其转型，并启动“奖学金计划、学术出版项目以及对人文研究的资助”。在这片看似晴朗的未来图景中，唯一的阴影是玛丽反复无常的哮喘。已知诱因之一是她对马厩尘土的过敏，但症状多年间时轻时重、并不规律；她仍骑马、驾马车在农场间往来。她也早已发誓，不会让一点过敏阻止自己参与丈夫最钟爱的休闲活动。博林根丛书的编辑兼史家威廉·麦奎尔（William McGuire）随后记述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

1946年10月11日，一个晴朗的秋日清晨，玛丽与保罗一同出门猎狐。过去一年左右，她一直乐于骑马，虽总随身携带一只装有药物的喷雾器。狩猎结束后，他们正在返家的途中，玛丽突发哮喘。那只喷雾器却已损坏，发作愈加剧烈。回到橡树泉后，她被扶上床休息，一度似有好转。然而下午早些时候，她再次发作，这一次，她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她留给保罗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原本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她去世时年仅四十二岁。第二天，约翰·巴雷特，耶鲁旧友、日后成为博林根基金会中坚人物，赶到橡树泉。保罗一见到他便说：“杰克，只要你愿意与我并肩而行，这一切都不会阻止我们继续完成玛丽想要实现的事业。”

葬礼在橡树泉举行。那口朴素的棺木，上面覆盖着农场采来的鲜花，安放在一辆小型弹簧马车上，由玛丽的两匹小马缓缓拉行。扶棺者走在马车两侧，其余人则在后方不整齐地列队而行——保罗与年仅九岁的凯茜走在最前面。康诺弗医生夫妇则乘车前往。安葬地点是在农场里一棵老郁金香树下的小墓地，那块墓园早已存在多年，[诺拉与安德鲁也长眠于此。]当地圣公会教堂的牧师主持了仪式。他诵读的经文中，有一段铭刻在玛丽戒指上的文字，也是荣格所钟爱的句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不用说，保罗信守了承诺。他继续维系并发展由妻子启发、亲自主持的博林根事业。在约翰·巴雷特（John Barrett）的领导下，这座“没有围墙的学院”日后资助了数以百计的学者。通过其核心出版项目——“博林根丛书”（最初由潘神出版社 Pantheon 出版，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发行）。该基金会陆续推出一百种学术著作，汇为近三百卷：既有经典文本与译著，也有原创论文，涵盖美学、考古学、文化史、民族学、文学批评、神话学、哲学、诗学、心理学、宗教与象征研究等领域。1952年，基金会又在丛书体系内推出一个“系列中的系列”。每年春季在国家美术馆举行的“A. W. 梅隆美术讲座”。这些讲座的出版物后来成为学术经典，其中包括：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裸体：理想形式研究》（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雕塑的艺术》（The Art of Sculpture）、

安东尼·布兰特（Anthony Blunt）的《尼古拉·普桑》（Nicholas Poussin）、

约翰·波普-亨内西（John Pope-Henness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The Portrait in the Renaissance）、

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 Bronowski）的《艺术作为认知方式》（Art as a Mode of Knowledge）、

路德维希·海登赖希（Ludwig H. Heydenreich）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的《艺术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Art）、

H. W. 詹森（H. W. Janson）的《重新审视十九世纪雕塑》（Nineteenth-Century Sculpture Reconsidered）、

约瑟夫·阿尔索普（Joseph Alsop）的《稀有艺术传统》（The Rare Art Tradition），

以及约翰·雷瓦尔德（John Rewald）的《塞尚与美国》（Cézanne and America）等。

除这些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之外，最广为流传的，反而是两部出人意料的畅销书，对于一家以学术出版自居的机构而言，几乎可称奇迹：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关于诸神形象的比较研究《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以及道家经典《易经》（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1948年，保罗再度成婚，这段结合不仅为他的私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国家美术馆的收藏与气质带来深远影响。“邦妮”（Bunny），原名蕾切尔·兰伯特（Rachel Lambert），是漱口水品牌“李施德林”（Listerine）的继承人，也是猎狐乡邻。她曾是玛丽的朋友。与保罗的婚姻，虽未再添子嗣（两人此前各自已有两个孩子），却孕育出新的“文化后代”：一种精神与审美的延续。在上维尔，他们为纪念玛丽建造了三一圣公会教堂（Trinity Episcopal Church）。教堂由佩奇·克罗斯 （Page Cross）设计，风格仿法国中世纪教堂，体现了保罗与邦妮对精致与完美的执着追求：彩色玻璃来自荷兰，部分铁艺构件取自德累斯顿附近一座十三世纪教堂的遗存，内部石雕则由弗吉尼亚工匠以本地石材与木材精心完成。整座教堂堪称一座肃穆而纯净的纪念碑。此外，还有那片“农场”，橡树泉与罗克比农场，连同不断扩展的周边土地，如今已近乎一处人间的伊甸。

维吉尼亚三一圣公会教堂（Trinity Episcopal Church）

德拉诺（Delano）设计的那座新乔治亚风格宅邸，拥有一个“回声过于悠长”的中央大厅，在四个日渐长大的孩子奔跑嬉闹之下，很快显得嘈杂不堪。邦妮·梅隆亲自主持改造，将其转化为如今的“砖屋”，它既是保罗珍本藏书的图书馆，也是一座博物馆式的私人画廊。在这里，例如有一间专门陈列他无与伦比的德加蜡塑收藏，舞者与骏马并列，同时悬挂着德加那幅气势恢宏的油画《越障赛马：坠马骑手》（Steeplechase: The Fallen Jockey）。后来，全家搬到山丘另一侧的一处宅邸。那座房子起源于十八世纪，经过岁月演变，而由邦妮重新塑造为一座足以款待英国女王与威尔士亲王的乡间府邸。它外观却出奇地低调谦逊，仿佛不经意间隐于风景之中；而周围的园景布置之精妙，几乎如同康斯特布尔或毕沙罗梦中的画面。

德加：《越障赛马：坠马骑手》

沿着一条蜿蜒的车道驶入，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苹果树；宅邸坐落在围栏牧场与新栽果园之间。那座白灰粉刷的石屋与木瓦屋顶的房子仿佛被土地轻轻托抱着，而它自身又围着一英亩封闭式花园，幽深的草本气息与明艳的花丛交织，四周环绕着贴墙整枝的果树。花园之外是一座温室，玻璃屋顶的双翼由中间一间房连接；那房间的墙面全是橱柜，柜门上绘着几可乱真的图像，仿佛陈列着邦妮的修枝剪、草帽等园艺用具。一间原本存放篮具与园艺器物的小屋，在孩子们来访时也会变成游戏屋……墙上竟挂着一幅布拉克的静物画；不远处的睡莲池潺潺作响，流水轻吟。在橡树泉，国家美术馆日后的馆长卡特·布朗（J. Carter Brown）曾感叹，他在那里“看见了一个我在意大利的伊·塔蒂（I Tatti）求学时曾隐约感受到的那种理想，把生活过成一件艺术品。”在这片农场，艺术无处不在。它不仅挂在墙上、立于台座之上，更体现在万物的安排之中，体现在化妆间里那张十八世纪的法国游戏桌，体现在种马棚前那尊保罗传奇赛马“米尔里夫”（Mill Reef）的雕像。在一间接一间延展的视线之中：墙上是一幅凡·高的画，而窗外则是一片花园风景。

【天赋出众的业余园艺家邦尼在弗吉尼亚州橡树泉照料果树那里如今是家族主要的乡间居所；摄影师Henri Cartier-Bresson曾在那里为她拍摄照片。1961年，总统肯尼迪号召美国人思考“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随后，他邀请“邦妮”重新设计白宫玫瑰园】

保罗传奇赛马“米尔里夫”（Mill Reef）的雕像

如同他们位于华盛顿使馆区附近的宅邸一样，橡树泉既展示了邦妮卓越的空间布置才华，也体现了保罗对美与舒适的独特品味。因此，一位艺术评论家在评价国家美术馆东馆时写下这样一句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作人员的温和体贴、展厅的含蓄优雅，那里有点像在梅隆家的房子里。【在美术馆里]】他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他自己的生活。”橡树泉可谓乡野庄园的极致：数座农场合并而成的四千英亩沃土，围栏牧场连绵起伏，溪流穿行其间，林地环绕四周。牧场饲养牛群，牛奶制成奶酪，储入邦妮的食柜；起伏的草场为保罗在南卡罗来纳与英格兰的赛马场培育幼驹；林缘则是狐狸的栖息地。（庄园里还有一条小型跑道，当然隐藏于视线之外，以维护整体“场景布局”的和谐。甚至私人喷气机的机舱隔板上也挂着小幅画作：又是布拉克，还有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以及一幅色彩明快的杜菲（Dufy）笔下的白金汉宫。）保罗常带着既感激又敬畏的语气说，这片近乎魔幻的田园理想，是邦妮给创造出来的。

邦妮那份独到的天赋，后来也在国家美术馆中显现出来。在她的影响下，美术馆渐渐摆脱了早年那种近乎清教徒式的对“社交娱乐”的戒心，转而举办华美的招待会与优雅的晚宴。当然，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首先改变的是丈夫的鉴赏趣味。此前，保罗的收藏重心一直放在英国体育题材绘画上；是邦妮引领他进入十九世纪法国绘画的世界，甚至沉醉其中。（这一点颇似莫德对切斯特·戴尔的影响，而且戴尔本人也曾与他们有所交流。）梅隆夫妇在华盛顿、上维尔、科德角、曼哈顿与安提瓜都有住所。每一处都需要布置装饰。于是，他们开始购买那些真正打动他们的画作。保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邦妮和我从未有过那种非要拥有某幅画不可的冲动，只是因为它‘重要’；更不用说把它当作一项投资。”他们只买自己喜欢的，也刻意避开那些令他们不悦的作品—，例如风车题材，或画面上超过三头牛的风景画。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仍购入了一批极为重要的作品：马奈的《乔治·摩尔在画家花园中》、莫奈的《阿让特伊大桥》、塞尚的《红背心男孩》、梵高的《奥维尔的绿色麦田》、莫奈的《撑阳伞的女子——莫奈夫人与她的儿子》、马奈的《李子》、修拉的《翁弗勒尔灯塔》。随着国家美术馆二十五周年纪念的临近，他们开始将其中部分珍品捐赠给美术馆。虽然他们的大多数捐赠为法国绘画，但梅隆夫妇贡献的藏品种类之丰富，令人惊叹，其中有从德加《十四岁的小舞者》的原始蜡像，到一系列闪耀流光的罗斯科（Rothko）抽象画布，跨越了风格与时代的界限。

保罗·梅隆的私人收藏逐渐成为传奇，他将其中大量作品捐赠给国家美术馆。一位策展人曾说，他的眼光之“天才”在于能同时满足三项标准：作品既须具有审美魅力，又须代表艺术家创作生涯的高峰，还须在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保罗·梅隆身处何地，居所或办公室，身边总环绕着品质卓越的艺术作品，例如他办公室里这组私人藏画。他对艺术的热情，尤其是对法国绘画的偏爱，是在1948年与“邦妮”梅隆结婚之后被点燃的。】

马奈：《乔治·摩尔在画家花园中》（George Moore in the Artist’s Garden）、

克洛德·莫奈：《阿让特伊桥》（The Bridge at Argenteuil），1874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塞尚：《红背心男孩》（Boy in a Red Waistcoat）

梵高：《奥维尔的绿色麦田》（Green Wheat Fields, Auvers）

克洛德·莫奈：《撑阳伞的女人——莫奈夫人与她的儿子》（Woman with a Parasol—Madame Monet and Her Son），1875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在创始人之子掌管美术馆期间，家族主题仍在馆中延续。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那幅光影闪烁的《撑阳伞的女人》。画中是莫奈的妻子，年轻的儿子在山坡的另一侧若隐若现。这幅画于1965年购自巴黎，在1983年捐赠给美术馆之前，一直悬挂在保罗·梅隆与“邦妮”梅隆位于纽约的餐厅之中。】

爱德华·马奈：《李子》，约 1877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马奈那位身着粉红、带几分惊艳气息的沉思少女（grisette——来自外省、涌入巴黎的体面女工）坐在咖啡馆里。咖啡馆之于都市法国，正如杂货铺之于乡村美国，是日常生活的中心。马奈对平凡题材与瞬间的选择，体现了印象派的反叛精神；而更为独特的是，他以敏锐的同理心与娴熟的笔触，捕捉到人物个体的存在感。】

乔治·修拉：《翁弗勒的灯塔》（The Lighthouse at Honfleur），1886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同样具有革命性的，是那座以点彩法描绘的灯塔与宁静的河面。它们同样捕捉了真实的瞬间，尽管是在户外写生的情境之中。

乔治·修拉通过光学原理来探索自然光的表现方式，他如实记录建筑等实体对象，力求忠于所见。相比之下，克洛德·莫奈在构图上则更为自由，会为了强化画面的整体效果而调整帆船的位置，甚至移动树木或建筑。】

德加：《十四岁的小舞者》的原始蜡像

当保罗逐渐被公认为一位严肃而有分量的收藏家后，行家之间悄然流传着一条经验之谈：不要和梅隆先生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如果他喜欢一幅画，并认为标价合理，他通常会先暂时保留几天，仔细思量。按照业内传说，倘若画商因焦虑而主动降价，保罗很可能此后便不再与其做生意。也许因此错过了几次“便宜货”，但从长远看，这种态度反而为他节省了金钱，因为它促使画商以更为实际、合理的价格定价。同样地，当他偶尔在精简藏品时出售作品，也从不讨价还价。若一件作品在拍卖中未能达到“保留价”，他通常不会接受更低的报价。在他看来，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其应有的价值；若得不到相称的价格，他宁可继续保留那幅画或那件雕塑。

保罗首次向国家美术馆进行重大艺术捐赠是在1965年，那是一组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的351幅绘画。卡特林是美国印第安人生活的独特记录者，这批作品后来成为博物馆“国家巡回借展服务”的重要支柱。1966年，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他与邦妮收藏的法国绘画，以及艾尔莎的十九世纪藏品。此后，重量级捐赠陆续到来：1970年捐赠塞尚的《艺术家的父亲》；随后是马奈的《李子》、德加的《熨衣女子》、塞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普罗旺斯的房屋》、以及高更如梦似幻的《特·帕佩·纳韦·纳韦》。1983年，梅隆夫妇又捐赠了93件绘画、雕塑与素描，其中包括两幅玛丽·卡萨特的作品、五幅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的作品，以及他们收藏中最重要的一件霍加斯（Hogarth）。不过，这次捐赠的主体仍是法国印象派与后印象派：六件莫奈、雷诺阿的《瓶中花》、维亚尔那幅幽微动人的《条纹裙女子》、修拉的《灯塔》，以及十幅布丹的作品。1985年，梅隆夫妇又捐赠了186件作品。

保罗·塞尚：《艺术家的父亲》1866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保罗·塞尚的父亲塞尚是一位银行家，与安德鲁·梅隆的职业相似。他虽并不赞同儿子从事绘画，却依然坚定地支持着他；在这幅肖像中，他既像一座纪念碑，又仿佛一纸“毕业证书”，见证着艺术家获得的认可。作品以调色刀完成，这一新的技法为塞尚日后的创作开辟了道路。】

马奈：《李子》

德加：《熨衣女子》（Woman Ironing），

1882 年

【埃德加·德加以近乎日本版画般的崇高简洁，描绘一位洗衣女工的劳作】

保罗·塞尚：《普罗旺斯的房屋》（Houses in Provence），约 1880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这幅《普罗旺斯的房屋》创作于那幅父亲肖像十四年之后，体现了保罗·塞尚用调色刀画风景画中平衡色彩与体块的能力。】

保罗. 高更：《特·帕佩·纳维·纳维（甘美之水）》（Te Pape Nave Nave [Delectable Waters]），1898 年

【保罗·高更在追寻精神真理的道路上，将塔希提人物融入画面。】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花瓶中的花》（Flowers in a Vase），约 1866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将整个夏日丰沛而鲜活的色谱注入一束花之中。】

爱德华·维亚尔（Édouard Vuillard）：《穿条纹裙的女子》（Woman in a Striped Dress）

1895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

【娴熟的色彩家爱德华·维亚尔（Édouard Vuillard），则将后印象派的经验延续到20世纪，继续实践并发展这一传统。】

修拉：《灯塔》

弗雷德里克·巴齐耶（Frédéric Bazille）：

，《持牡丹的黑人少女》（Negro Girl with Peonies）

1870 年

【弗雷德里克·巴齐耶以静穆的尊严注视一位卖花女子。】

文森特·梵高：《荷兰的花圃》（Flower Beds in Holland），约 1883 年

保罗·梅隆夫妇收藏（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Paul Mellon）

【年轻的文森特·梵高在尝试印象派关于色彩运用与日常题材选择的主张时，曾借助网格来校准透视，那是在他移居法国之前的探索阶段。】

　 保罗个人的收藏生涯始于剑桥时期。那时他首先收集的是描绘英国乡村生活的插图书籍；随后购入的第一幅画，是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1774年的骑马肖像《南瓜与马厩少年》（Pumpkin with a Stable-Lad）

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南瓜与马厩少年》（Pumpkin with a Stable-Lad）

1774年

　 随着时间推移，正如艺术史家埃德蒙·P·皮尔斯伯里（Edmund P. Pillsbury）所写，保罗逐渐“摒弃了那种典型的英国正式肖像传统”的画，即雷诺兹，庚斯博罗、罗姆尼、霍普纳（Hoppner）等画家所延续的全身肖像风格。这一传统最初由范·戴克引入英国，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想典范。“相比之下，”皮尔斯伯里指出，“保罗·梅隆更偏爱一种本土而亲密的英国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吸收了十七世纪荷兰绘画严谨的素描功力与细腻的色调处理，表现为小尺幅肖像、体育题材与风景画。”1959年，弗吉尼亚美术馆馆长莱斯利·H·奇克（Leslie H. Cheek）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兴趣，邀请梅隆策划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艺术中的马》（The Horse in Art）。这一项目激发了保罗进一步拓展其体育题材收藏，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英国绘画与书籍收藏。后来，他将这批藏品连同一座专门为之建造的建筑一并捐赠给耶鲁大学。

半个多世纪以来，保罗涉猎极广，也早已超越艺术领域。他在严肃而系统的慈善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他既以个人名义，也通过机构进行捐赠：包括他创立的“老自治领基金会”（Old Dominion Foundation），与艾尔莎的“阿瓦隆基金会”（Avalon Foundation）合作（两者后来合并为“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以及直到1980年才解散的 安德鲁·W·梅隆教育与慈善信托基金（E&C Trust）。

对国家而言，他与艾尔莎为“哈特拉斯角国家海滨保护区”【位于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Outer Banks） 的一段受联邦保护的海岸线】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等额配资的方式，匹配州政府资金，购置最初的土地。对弗吉尼亚州，他捐赠了“天空草甸”（Sky Meadows），那片位于蓝岭山脉的小型荒野因他的购买而免于被开发。对耶鲁大学，他资助了心理健康项目、多个本科生研讨课程、两所由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住宿学院，以及大量艺术作品。对剑桥大学，他设立了一个教授席位的基金。对耶鲁与剑桥两校，他共同设立了毕业生交换项目。对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他在剑桥之后曾在那里进修过，他捐建了一座由现代主义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设计的建筑。对乔特中学（Choate），他捐建了一座科学楼与一座艺术楼，两者均由贝聿铭设计。对弗吉尼亚美术馆，他与悉尼与弗朗西斯·刘易斯夫妇（Sydney and Frances Lewis）共同捐赠了一座建筑翼楼，并提供艺术品充实其馆藏。

　　通过其名下多个基金会的资助，保罗不仅扶持既有机构，更亲手创建，或促成创建整整一批完整的文化机构。其中当然包括博林根基金会（Bollingen），也包括设于华盛顿的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以及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后者安置在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生前最后一座建筑之中，如今拥有英格兰以外最为全面的英国绘画、素描与插图书籍收藏。他也长期支持一些老牌机构，如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与自然保护基金会；当某些机构因时代变迁而不再适合作为独立实体存在时，他也推动其重组与整合。例如，他促成梅隆工业研究所与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合并，使之成为超越原有两者总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同样，作为安德鲁·W·梅隆教育与慈善信托的主席，他在该信托成立五十年后主持其清算与结束。他的支持范围还包括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马匹营养研究、西印度群岛大学的一座图书馆、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圣约翰学院等。在许多情况下，他认为自己这种“识人”的才能是家族遗传。正如安德鲁擅长在商业投资中选择有能力的人才，保罗的贡献则在于为基金会及其关注的文化机构挑选合适的领导者。当然，并非所有捐赠都被视为毫无争议。1949年，当博林根诗歌奖（Bollingen Poetry Prize）授予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时，《纽约时报》的标题虽不失事实，却未真正点出争议的核心：“庞德，在精神病院中，凭在叛国囚室所写诗歌获奖。”这位诗人曾在战争期间自意大利广播法西斯宣传，因被认定精神失常而免于叛国罪起诉，并被收押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公众的抗议声自然喧嚣不止，几乎掩盖了评审团近乎一致的判断：无论其政治立场或精神状况如何，庞德所写的，确实是当年出版的最佳诗作。

在众多慈善家之中，梅隆应当置于何种位置？连《哈佛》杂志都曾反问道：“在当今在世的慈善家中，还有谁能在美国学术与人文学术领域中，像保罗·梅隆那样发挥如此深远的个人影响？”卡特·布朗（Carter Brown）则写道：“保罗·梅隆在其前八十年人生中，通过艺术博物馆这一媒介所创造的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成就……他贡献的整体规模，令人震撼。”保罗·梅隆对国家美术馆的服务同样无人能及。他前后共担任普通理事四十一年，并于1963年至1979年间担任馆董事会主席。这恰是美术馆实现显著扩建与转型的关键岁月。1979年，由于事务繁忙，首席大法官伯格（Chief Justice Burger）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保罗继任此职。他欣然接受这一角色，同时逐步过渡到一种几乎称不上“退休”的生活状态。在1980年代，他卸任董事会主席，被授予“荣誉理事”的称号。

综观其一生，命运待他不薄。直到七十岁左右，也正是他卸任国家美术馆董事会主席之际，他才停止猎狐；而在七十二岁时，他仍赢得弗吉尼亚“百英里耐力骑行”冠军，这几乎是马术界的马拉松。整整十年之后，在接受世界古迹基金会颁发的“哈德良奖”以表彰其在艺术与建筑保护方面的领导贡献。当时，他半开玩笑地自嘲道：“我自己也算是一件古迹……也需要修复了。”在那场星光熠熠的颁奖礼上，梅隆谈及“拥有与捐赠的双重乐趣”，既是日常生活中与美相伴的细品之乐，也是看到他人于博物馆中欣赏其捐赠作品时的喜悦。“哈德良奖”只是众多荣誉中的最新一项，这些荣誉足以说明他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与成就。曾委托萨里宁（Saarinen）、路易斯·康（Kahn）、贝聿铭等建筑师设计建筑，他因此获选为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员；因长期服务母校，他获颁耶鲁勋章。他还获得霍勒斯·马登·奥尔布赖特风景保护奖章（Horace Marden Albright Scenic Preservation Medal）、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杰出艺术服务奖”，以及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与美国哲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他与路易丝·内维尔森（Louise Nevelson）和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同列首届总统国家艺术勋章的获奖者。几年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授予他荣誉大英帝国勋章骑士司令级（Honorary Knight Commander,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称号。

　　然而，一如既往地带着他那著名的谦逊，他总是淡化自己的慷慨之举。“我并不把捐赠艺术品看作慈善，”他说，因为其中难免掺杂某种个人动机：追随自身兴趣的乐趣，以及看到这些兴趣得以延续的满足感。他坦承道：“不过，你总还是希望，在你去世之后，会有人替你照料这些作品，也让更多的人欣赏它们。”无论如何，他偶尔半带自嘲地说：“我可不是一个整日猎狐、吃甜点的人。”

【保罗·梅隆与“邦妮”梅隆踏过赛道的泥泞，走向胜利者的围场，那是在罗克比马房（Rokeby Stables）的赛马“Run the Gantlet”于1971年华盛顿国际赛中在倾盆大雨里夺冠之后之摄】

【七十一岁时，保罗·梅隆（再度夺得百英里耐力赛（Hundred-Mile Ride）冠军，这是他五次夺冠中的第四次（1978年）。同样地，他在年逾古稀之后，仍然积极为国家美术馆效力：先任普通董事，1963年至1979年出任董事长，继而担任主席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成为荣誉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