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无年味，乡关失旧年

天地不言

　　

城里不是过年。

这话听着绝对，却是我此刻最真切的感受。去年刚搬新家，母亲按老规矩要我们在新房“暖灶”，一家人只得暂别乡下老屋，离开母亲一手张罗的团圆大家庭，在这座忽然变得陌生的城市里过年。

除夕夜静得反常。窗外没有鞭炮，楼下没有孩童嬉闹，电视里的春晚越是热闹，越衬得屋里冷清。我站在阳台望向万家灯火，整座城市安安静静——这哪里是过年，不过是一个被拉长的、平淡无奇的周末。

年味究竟是什么？细想下来，不过是声响、气味、人情，再加上一整套刻进岁月里的仪式。

先说声响。记忆里的年，从腊八就开始了。孩童们吟唱着童谣：“咚里个咚，过年还有二十二个工”，一天天数着、盼着。等到腊月二十四祭灶，鞭炮声零星响起，噼啪作响，像是年的先遣队，一响，年就真的近了。到了除夕，声响层层升级，入夜便连成一片，午夜时分更是震耳欲聋，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这声响从不是单纯的喧闹，而是驱邪纳吉的仪式，是年的魂魄。

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是人口密集、高楼林立之下的必然选择，消隐患、减污染、护安宁，无可厚非。可没有了鞭炮声，年的精气神先散了一半。静悄悄的除夕，像一出没有台词的戏，演的人尴尬，看的人茫然。

再说气味。乡下的年，是浓得化不开的复合香气，是满桌年菜熬煮烹炸出来的人间至味。灶头挂着的腊肉、腊肠，被烟火慢慢熏出醇厚的焦香；刚宰杀的年鸡年鸭，炖在砂锅里飘出鲜醇的肉香；大块的羊肉焖煮得软烂，暖香四溢；鲜鱼下锅，煎得金黄，透着河鲜海味的清鲜。还有油锅炸丸子、炸酥肉的荤香，蒸年糕、蒸糍粑时糯米混着粽叶的清香，卤牛肉、卤猪肚的卤香，各色荤素美食的香气交织在一起，从家家户户的灶台、门窗里飘出来，在巷弄里缠绕、交融，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年的网。备年货、杀猪宰鸡、洗鱼剁肉、煎炒蒸煮，厨房里从早到晚忙忙碌碌，这扑面而来、绕梁不散的烟火气，才是年最扎实的真味。

可城里的年，越来越多人懒得开火。年三十的团年饭，直奔餐馆包厢，不少包厢元旦前后就被订满，甚至催生出“年午饭”的新潮。有人约上“过年搭子”吃一顿精致料理，有人请私厨上门，图省事、讲体面，却丢了年夜饭最本真的意义——年饭是“做”出来的，不是“买”来的。灶台前的忙碌，端菜上桌的欢喜，一家人分工协作的热闹，关起门来吃一顿热热闹闹的年饭，才是团圆。

最珍贵的，是人情与仪式。

乡下的年，从来不是一天，而是一整套绵延的礼数：从腊八、祭灶、扫尘，到杀猪备菜、置办年货，祭祖团年；从“初一崽、初二郎”的拜年规矩，到耍龙灯、逛庙会，一直闹到元宵点灯、过完出宵，年才算真正落下帷幕。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村“熟人社会”，过年便是走亲访友、确认亲情、维系人情的时刻。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是老辈传下的规矩。除夕夜里，火塘要烧得旺、烧得久，秋天备好的柏树、栎树硬木树蔸，能从天黑燃到天亮。一家人围炉而坐，嗑瓜子、唠家常、煨汤、烤红薯，火光映着每张脸，暖意从脚底直抵心头。

可城里呢？高楼林立，没有火塘，空调吹出暖意，却烘不热人心。即便围坐一团，众人也多是各玩各的手机。禁燃无鞭炮，三十不开火，十五不掌灯，祭灶、祭祖、拜年的老规矩渐渐被人淡忘。仪式被抽掉骨架，年只剩下一副空壳，过年，竟成了一种应付。

有人说我厚古薄今，我承认这份偏爱，却并非无端执念。年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农闲时的慰劳，是丰收后的庆祝，几千年的浸润，早已在乡村扎下深根。而城市是工商社会，没有明显的淡旺季，随时可以相聚庆祝，“年”便不再稀缺，不再郑重，其所承载的团圆、祈愿、传承，也一点点被简化、被敷衍。

我从不反对年俗随时代而变。形式可变，内核不能丢——那内核是团圆，是亲情，是辞旧迎新的郑重，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怕的不是形式变了，而是心意先散了。

独坐城中新居，守着一窗寂寂夜色，心却早已飘回乡间老屋。如今乡关渐远，少年子弟多赴城中谋生，只余下白发老人守着空落的院落。再过几载春秋，怕是连故土乡间，也再寻不回那番热热闹闹、有滋有味的旧年了。

城里不是过年，乡下，也快要不是当年的年了。

那真正的年，其实从未远去，只是悄悄藏进了岁月深处——藏在爆竹声里的硝烟余温，藏在火塘跃动的暖红微光，藏在灶台蒸腾的烟火香气，藏在一代人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里。它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是融在烟火里的团圆，只要一念想起，便依旧鲜活。

只是，守着这些旧忆、念着这些旧俗的人，正一茬茬老去。

这一缕无处安放的乡愁，这一声对旧年的怅望，便是我心底，最深沉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