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哥讲爷爷的故事

培友:培需仁礼，友得义智！

　　大哥属猪，今年67岁；我属兔，今年63岁。

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我从小就跟着大哥“打打杀杀”的，从来没在村里的同龄同伴中受半点委屈。大哥是我们姊妹四人小时候的崇拜偶像，也是我们一生生活的依靠！

大半辈子过去了，也从未听大哥讲爷爷的故事。

不知咋的，今年除夕中午祭祖回来的午饭上，酒过三巡的大哥不知因为什么由头，讲起了爷爷的故事。

一听大哥要讲故事，一桌子的老小都停下劝酒吃菜，竖起耳朵，聚精会神的听起来。因为过去的事情，大哥总是知道的最多，讲起来也是绘声绘色、风趣幽默、十分动听、津津有味。

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记录下来，以享后人！

扁担上的秋天

大哥讲了一段爷爷小时候去坡里担高粱的故事:

哥说，爷爷小时候的秋天是洗过的蓝，高粱地是望不到头的红。爷爷是家里的三代单传，是曾祖父捧在手心里的独苗。照理说，该是饭来张口、百般宠爱的年纪。

可旧社会的“穷”字，像一把锈蚀的锁，锁住了童真，也早早地压上了爷爷的肩。

十三四岁，别的半大孩子还在田野里追逐打闹，爷爷的秋天，却是一根磨得发亮的扁担，和两座需要翻越的“山”——去时一座，回时一座。

去时的路，是轻快的。怀里揣着刚捉来的“红靛颏”，小鸟在粗布褂子里扑腾，爷爷的心也跟着飞。扁担在肩头一颤一颤，打着拍子。爷爷吹着不成调的口哨，踩着田埂上的露水，觉得那条通往高粱地的路，短得就像一截快乐的尾巴。

变化是从捆好高粱开始的。沉甸甸的穗子被扎成两大捆，牢牢系在扁担两头。当爷爷弯下腰，将扁担扛上肩，试着直起身的那一刹那——

世界沉默了。鸟叫声远了，高粱的红变成了眼前发黑的眩晕。扁担不再是扁担，它变成了一根生硬嵌入骨肉的铁条，狠狠勒进爷爷尚未长成的肩膀。每走一步，那重量就往下坠一分，仿佛要把爷爷钉进泥土里。汗，不是流出来的，是榨出来的，咸涩地糊住眼睛。

回去的路，长得没有尽头。肩膀从火辣辣的痛，变成麻木的钝，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撑住，别倒下。扁担“吱呀吱呀”地呻吟，像爷爷快要喘不过气的胸膛。有时，看着前方似乎永远走不完的土路，一阵混合着疲惫、委屈和愤怒的酸楚会猛地冲上鼻尖。爷爷停下来，把扁担狠狠撂下，对着寂静的旷野，嚎啕大哭。

哭完了，用脏袖子抹一把脸。风一吹，脸上的泪痕绷得紧紧的。爷爷望望天，再看看地上的担子，沉默地走回去，弯腰，咬牙，又一次把那座“山”扛起来。

那副稚嫩的肩膀，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压下、挺起中，悄悄变了形状。童趣被压成了碎片，落在去时的路上；而生活全部的重量，就这样，一滴汗、一声哽咽地，锻进了爷爷回程的脚印里。

爷爷说，后来他什么都扛得动了。可爷爷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秋天，扁担两头，一头挑着夕阳，一头挑着一个男孩被迫提前结束的童年。

爷爷是“野吧”

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是大哥讲的爷爷当兵时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提起，还有爷爷当时说的那句“游击小组”的话，经常被我们重复，特别是每年过年祭祖跪在爷爷坟前时，更是永远不会忘记爷爷那段令家人骄傲的历史！

爷爷的肩膀，是被秋天的扁担压硬的。后来这副肩膀扛起了枪，在部队里，先是当了特务兵，后来成了炊事员。

炊事班的扁担，挑的是全连弟兄的饭碗和士气，担子不轻，但爷爷挑得稳当。直到遇见那口井。

那是部队驻扎村庄里唯一的一口吃水井，生命之源。可井口被一队国民党兵像铁箍一样封控了起来，明晃晃的刺刀守着，老乡们远远看着，不敢靠近。连里派了几波人去，都无功而返，水缸眼看就要见底。

“老刘，咋办？没水，晌午的饭可就抓瞎了。”炊事员小赵急得直搓手。

爷爷没说话，蹲在灶台边，卷了根旱烟，眯着眼嘬了两口。烟雾缭绕里，他盯着墙角那根熟悉的扁担和水桶。片刻，他把烟蒂在鞋底摁灭，站起身：“我去。”

“老刘！那可是枪口！”小赵想拦。

爷爷已经把扁担上了肩，水桶晃荡着，发出轻微的磕碰声。“咱是炊事兵，担水是本职。他们封他们的，我担我的。”话说的平淡，脚步却稳得很。

爷爷一个人，挑着空桶，朝着村口那口被重兵把守的井，不紧不慢地走去。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扁担在肩头微微颤动，像一种沉默的节奏。

离井还有十几步，果然就被拦下了。一个国民党兵横着枪，上下打量这个穿着旧军装、一脸憨厚相的汉子，厉声喝问：“干什么的！”

空气瞬间绷紧。所有目光都钉在爷爷身上。按常理，他该说“八路军”、“担水的”，或者干脆求个情。

爷爷停下脚，把扁担换了个肩，抬起脸，看着那兵，用一种近乎理所当然、甚至有点“愣”的语气，清晰地说道：“游击小组。”

那兵愣了一下，旁边的几个兵也面面相觑。“游击小组”？这算个什么番号？听着就不正规，不像个正经部队的名头。再瞅瞅眼前这人，表情实诚，眼神直愣，浑身冒着傻气，哪有点“游击”的机灵劲？倒像是……村里那种脑子缺根弦的“野吧”（方言，意为缺心眼、愣头青）。

问话的兵脸上绷紧的横肉松动了，嘴角甚至扯起一丝讥诮。跟个“野吧”较什么劲？晦气。他像是驱赶一只碍事的土狗，极其不耐烦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滚！”

爷爷像是没听懂那语气里的侮辱，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他点点头，挑起桶，继续不紧不慢地走向井边，打满两桶清亮的井水，然后稳稳地担上肩，沿着来路，一步一步，走了回来。

阳光照着他汗湿的后背，扁担因为满载而弯出优美的弧线，水桶里的井水晃荡着，映着天光。身后是国民党兵不再理会的目光和依稀的嘲笑。

爷爷担回的何止是两桶水。他担回的是全连那顿按时升起的炊烟，是弟兄们解渴后焕发的精神，更是一份流传在炊事班乃至全连的传奇。后来，每当提起这事，战友们都会拍着大腿笑：“咱老刘，那真是‘超霸’（野吧）！胆大心细，装傻充愣，把敌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爷爷通常只是嘿嘿一笑，继续揉他的面。只有那根扁担知道，那份临危不乱的“野”，底下垫着多少生活的重量和战场磨出来的胆色。那不是真傻，那是经历过无数个沉重秋天后，淬炼出的一种生存智慧——在最危险的关头，用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挑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然后，稳稳地，走回来。

怪病夺命

爷爷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被一种“怪病”缓缓侵蚀的。

1952年，爷爷转业回乡，带着战场和军旅的风尘，本该是建设家园的年纪。可不知怎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缠上了他。不是什么轰烈的大疾，而是小腹上持续地化脓，伤口总不见好，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他的精气神。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成了一个无解的谜题，一个拖着漫长苦痛的“怪”字。

他就这样，从壮年步入衰弱。病魔是一把迟钝的锉刀，用了五年时间，锉去了他所有的硬朗，最终，将四十七岁的他困在了病榻上。

那一年是1959年。就在他生命烛火最摇曳的时候，家里添了新丁——他的长孙，我的大哥，出生了。

婴儿的啼哭，像是穿透病室阴翳的一束光。爷爷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甚至用微弱却固执的声音，向家人提出一个请求：把孩子抱到他的炕上来。

家人起初犹豫，怕婴孩扰他清净，也怕他无力看顾。爷爷看出了家人的顾虑，他看着炕席，又仿佛透过屋顶看向遥远的过去，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是躺在炕上，也能拽住他一条腿，绝不会让他掉到地上去！”

这句话，用尽了他所剩无几的气力，却像他年轻时挑起高粱的扁担，沉甸甸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这不是病人的呓语，这是一个父亲、一个祖父，用生命本能发出的最后承诺——即便我的身躯已成废墟，我守护家人的意志，仍是完整的城墙。

于是，家人把襁褓中熟睡的婴儿，轻轻放在了他的枕边。

爷爷已无法抬手，只能微微侧过头。他浑浊的目光，落在那个与他血脉相连的、崭新的小生命上，看了很久，很久。阳光透过窗棂，照着一老一少安详的侧脸。那一刻，病痛带来的灰败似乎褪去了，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柔和的光晕。

他看足了，然后，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轻微，却无比清晰的——微笑。那笑容里，有初见孙儿的无限慈爱，更有那句“拽住一条腿”的承诺得到暂时心安的平静。

三天后，爷爷带着那个凝固在唇边的微笑，闭上了眼睛。

他见到了隔代的亲人，给出了他在这人世间最后、也是最沉重的诺言。然后，他才允许自己离开。

许多年后，当家人向医生描述起爷爷的症状，得到的往往是一声叹息：“哦，那用现在的医术，很可能就是……很好治的。”

“很好治的。”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最重的石头，砸在时间的空洞里。它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岁月之墙，告诉着我们：夺走他的，并非何等狰狞的不治之症，而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局限。他一生扛过了那么多重担，最终，却倒在了一处原本可以轻易迈过的小小沟坎前。

于是，爷爷那句“拽住一条腿”的誓言，便有了双重的回响。

它是一位祖父，用生命余温对孙儿最笨拙也最坚实的呵护。同时，在我们后人听来，它也像一句无心的谶语——他那双曾挑起生活、闯过战火的手，最终，没能拽住自己被病魔拖向深渊的命运。

他是在微笑中，用尽最后的力气，为我们“拽住”了一份关于责任与爱的记忆，然后，告别了这个还没来得及给他更好答案的世界。

注:图片与文章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由本人拍摄，后期为黑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