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七个马年

Sun

　我属马，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1954年（甲午马年）

农历四月，我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初啼，降生在青岛台西医院的产房里。父亲小心翼翼地将我抱回河北路64号那个狭小的家，安放在那张由木板搭起的炕上，我的人生，便在这方寸之地，伴着窗外的市井与远方的汽笛，悄然开启。

我上面已有两个哥哥，父母本盼着能添个贴心的闺女，谁知又迎来了一个儿子。家里那张木板搭起的炕，便成了我们兄弟三人挤挤挨挨的温床。墙外不远，便是铁路，离青岛火车站进站口不过五百米之遥。火车车头常常就停在窗外，“刺刺刺”地喷着滚烫的蒸汽，若久候不见那指引前行的绿灯，便如困兽般不耐烦地长吼几声。那声音震得窗棂轻颤，也常常将我这个刚来到世间的小生命吓得哇哇大哭。我懵懂的心里，曾无数次地不满：这些开火车的叔叔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刚出生的小家伙，正需要一片安宁来熟悉这个世界吗？

家里添了我这张嘴，便成了五口之家。父亲每月那51.5元的工资，要撑起一家五口的柴米油盐，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母亲生下我三天后，也和大家一起啃着粗糙的玉米饼子。好在她的奶水还算丰沛，才让我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子，没有在饥饿中度过最初的时光。那火车的汽笛声，仿佛成了我生命最初的背景音，既粗砺又真实，伴随着我，在那个物质匮乏却也充满烟火气的年代里，慢慢长大。

1966年（丙午马年）

农历四月，我满12岁，在莘县路小学上五年级。母亲已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顿中离世，那时她才48岁，留下我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我可怜的妈妈！柜子里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还在提醒我她曾在这世上受过的苦。

虽然妈妈不在了，可我在学校里却争气得很，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小学里的那点课程知识，我闭着眼睛都能融会贯通，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我拼命憧憬着未来的光亮，盼着能靠读书改变命运。

可过了几个月，社会上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工人叔叔们经常在马路上举着标语牌游行，街道平整的墙壁上被刷上鲜红的油漆，写满黄色的“语录”。偌大的白纸、红纸上，用黑墨汁或小字或大字，写满了“故事”和口号，像雪花一样贴得满大街都是。再后来，学校竟然停课了，老师被叫去参加“学习”，我们这些学生只好背着书包回家。社会的剧变让我这颗小小少年的心里充满了疑惑，看着一队队游行的队伍从眼前经过，抛洒在天空中五颜六色的传单，以及戴着红袖章、拿着扩音器呐喊的人们，我站在街角，完全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冬天，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在市场上偷偷买来矿石收音机的零件，又爬上房顶，在烟囱旁边拉上一根长长的铁丝做天线。当耳机里终于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时，我才知道，这叫“文化大革命”。

1978年（戊午马年）

我已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的车间里摸爬滚打了八个年头，双手早已熟练地掌握了那台大型摇臂钻床的脾性。每当钻头在工件上飞速旋转，甩岀两条长长的铁屑时，我便感到一种踏实的自豪——我正用这双手，为生产援助坦赞铁路的内燃机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中午时分，我常拿着一根筷子串起三个热腾腾的窝头，再打上一份五分或一毛钱的大锅菜。在师傅们下象棋时棋子“啪啪”落盘的声响中，我狼吞虎咽地将饭菜送进肚子，那简单却热乎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回味。

那时的我，不仅是车间里的骨干，还担任着共青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负责的那块黑板报，是我施展“才华”的小天地。我把车间里的好人好事用心编辑成小稿，一笔一划地誊写上去，再用彩色粉笔精心勾勒、美化。每当我完成一期新板报，总能看到许多师傅们驻足观看，那份成就感，比什么都甜。

我每月工资40.10元。手里有了点钱，人也难免“烧包”起来，竟学会了一个坏毛病——吸烟（后来戒掉）。记得那时我常常买三角钱一包的“蓝金鹿”牌香烟，那略带辛辣的味道，仿佛也成了我步入“大人”世界的一种标志。

就在这忙碌而充实的一年岁尾，一个划时代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我在车间里听到广播里传出的“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我知道，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机遇，来了。

1990年（庚午马年）

这是我从工厂团委转岗至信访接待室的第八个年头。彼时，“文革”虽已结束十余年，但遗留的冤假错案仍需甄别平反，加之多年累积的生活福利难题，信访室的工作量如山般压来。办公室里人声鼎沸，访客络绎不绝，活脱脱一个“早市”——时而上演唇枪舌剑的“大专辩论会”，时而爆发拍案而起的“惊奇”一幕，喧嚣中裹挟着无数家庭的期盼与焦灼。

作为信访干部，我始终铭记党的“实事求是”精神。面对师傅们反映的每一起诉求，无论是历史积案的复查，还是生活困境的求助，我都与同事们逐条梳理、逐项核实，力求给出明确答复。记得有位老工人因“文革”期间的错划问题反复上访，我们翻阅尘封档案、走访知情人，历时三个月还原真相，当平反通知书递到他手中时，老人颤抖的双手和含泪的笑容，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份工作的分量。

这一年，我还荣幸地被推选为四方区人民陪审员。身份的叠加，构成了我这一年厚重的记忆。

2002年（壬午马年）

时光流转，又逢马年。过去的十二年间，我的足迹如蜻蜓点水般掠过信访接待处、液力传动车间与宣传部，而在工厂公安处，已是第七个年头。每日踏入办公室，换上那身草绿色的制服，系紧风纪扣，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便如影随形，附着于身，提醒着我肩上的使命。

彼时工厂作为大型国企，员工逾万，治安与盗窃案件偶有发生。公安处受驻地公安机关指导，不仅配发了警服，部分干部还配备了枪械——夜间值班时，腰间佩一支手枪、五发子弹，既是威慑，也是守护。厂内一般治安案件，公安处可直接处置，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派出所的职能。

为筑牢安全防线，在分管领导与同事的支持下，我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人员优化：以训练有素的经济民警，替换物资出入门长期值守的老师傅，提升专业度；

技术升级：在工厂两大主要大门安装带云台的电子摄像头，实现动态监控；

流程严控：规定所有出厂物资单据必须加盖财务处公章，从源头杜绝漏洞；

双人核验：实行物资出厂“双人检查”制，确保单据与实物严丝合缝；

整合夜防：撤销各车间分散的“值夜火”人员，将夜间执勤权统一收归公安处，形成集中管控合力。

这一系列“人防+技防+制度防”的组合拳，让工厂治安状况焕然一新。我深知，这身制服承载的不仅是权力，更是对万余名工友安宁的承诺。

2014年（甲午马年）

六十载光阴如梭，转眼又逢马年。这一年，我迎来了六十周岁——整整一个甲子的圆满，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终点：光荣退休。站在工厂大门回望，四十四载春秋恍如昨日：从青涩学徒到鬓染霜华，兜兜转转历经八个岗位，见证了工厂从内燃机车的轰鸣，到地铁、动车、高铁乃至磁悬浮列车的飞驰，这里早已从“制造基地”升华为我生命中的“精神坐标”。

生活的馈赠也在这些年格外丰盈：儿子成家立业，孙儿的笑声让“爷爷”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退休后的日子，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责任，把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我和老伴开启了一场场说走就走的自由行：在西藏，仰望雪山之巅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驰骋内蒙，看草原如绿毯铺展至天际；漫步古镇，触摸斑驳城墙里的岁月痕迹；流连海南，听椰林深处的涛声与海风低语；探秘贵州，叹河山壮丽中藏着的天地匠心……

闲暇时，我还加入了崂山合唱团。站在舞台上，与新结识的朋友们放声歌唱——无论是悠扬的山歌、质朴的民歌，还是熟悉的流行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生活的热爱。退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活的起点。

2026年（丙午马年）

又逢马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巨大魅力和变化，时代的发展不容自己停下学习的脚步。一些诸如“马上发财、马上暴富”之类的喧嚣，我觉得都是无稽之谈。

我只期待，家庭安康，社会稳定，世界和平…

我还期待，下一个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