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十二年前的旧文：回忆先父金中

王蔚（字茂之）

金中先生像

写在前面的话

王蔚

（202 6年2月17日，正月初一）

现在是2026年2月16日17日，正月初一。我是在山东大学第五宿舍写这段文字。

2014年8月，青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日本文学研究：历史交汇与想象空间》，里面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回忆先父金中》。这篇文章最早我发表于我的微博，李征先生看到了 ，就征求我的意见，问能不能收入他所编的书当中。我当然很高兴，就满口答应了。这本书后来顺利出版，李征先生把书给我寄来，我很感谢他。

后来青岛出版社，又联系我，问我手头有没有金中先生的遗作，我马上问姐姐章吾一女士，章吾一女士说有，这样青岛出版社就出版了金中先生译的的渡边淳一的《化身》。这是父亲去世以后出版的第一本遗作，也是唯一的一本。

再后来，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论语四十字诀》。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我与父亲两人与青岛出版社有缘。

今天我又翻开了这本书，又看了一遍我写的《回忆先父金中》一文， 觉得有必要把它做成美篇，介绍给诸位。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1月1日，我与我姐姐章吾一女士为父亲举办了金中先生追思会，算是我们的一点孝心。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颜回称赞孔子的话，看到父亲1,400万字的遗作，又读了父亲的若干日记与信件，我对父亲金中先生也有这种感觉。

3月8日，是父亲去世18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回忆先父金中

2014年3月8日,三时醒来。外面刮着风,似乎还有狗叫,载重卡车呼啸而过。在漆黑的夜中,我忽然意识到,是父亲金中先生去世六周年纪念日。2008年3月8日6时43分,父亲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辞世,享年84岁。

回想起来,父亲对于自己的死,早有预感。2007年10月1日,姐姐与我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神情严肃地说,我的生命还有200天,说完嘴角挤出微笑。姐姐与我莫名其妙,不知这话从何而来。我们就劝父亲不要胡思乱想,姐姐说,我们家族是长寿家族,父亲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说,西南大学的叶谦吉教授已经一百岁,现在还能读书看报呢,父亲也能这样。父亲只是听,并不再说什么。

父亲一去世,母亲便把父亲早已写好的遗嘱拿给我们看,说,就按着这个办吧。遗嘱是这样写的:我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告知亲友,不接受吊唁,不接受花圈。死后把骨灰埋在楼洞前的大树下。父亲办事极为仔细,在遗嘱的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名字的背后留下了身份证号码。

我们按父亲的遗嘱办了丧事,但最后一条没有执行。因为埋在楼洞前的大树下,一是没有先例,二也怕邻居们不乐意。这事就耽搁了下来。母亲说,等以后再说吧。在家里,一向母亲说了算,母亲既然说不入土,那就先不入土。现在,爸爸的骨灰在他的书房里,与他的书在一起。

　　一、苦学三语投笔从戎

父亲本姓章,名世菁,浙江宁波人,1926年1月1日生(阴历是1925年11月17日)。金中是其参加新四军时用名,其父在上海做买办,家境不错。父亲从小喜欢外语,小时学过英语、日语、俄语。13岁时,爷爷因中风去世,父亲边打工边继续学业。据父亲说,为了补贴家用,他曾在书店为别人抄稿子,还曾在夜总会唱过歌。父亲天资聪颖,刻苦用功,很快掌握了三门语言。父亲可流利地运用英语、日语、俄语与人交流。解放以后,父亲曾经教过六年俄语(在邹平一中),六年英语(在魏桥中学)和八年日语(在山东大学)。每一种语言,都有译著。如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最早就是由父亲翻译过来的。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学外语的诀窍,他说,学外语没有什么难的。诀窍是找一位好的老师把基础打牢,然后背诵一百篇范文。为了证明他的话不虚,也许是父亲那一天特别高兴,父亲为我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说实话,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想,人怎么会有那么强的记忆力。

父亲在17岁那年参加新四军,算是一位老革命。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父亲得到了以胡锦涛主席名义颁发的金质勋章(据说山东大学只有两枚)。父亲对那枚勋章极为珍惜,我去看他时,父亲专门拿给我看。父亲在中学时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父亲告诉我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差一点被学校开除。参加新四军后,父亲做过文化教员,后来到机关工作,做了谭启龙的秘书兼翻译。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父亲与谭启龙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父亲对谭启龙非常尊重,家里有《谭启龙回忆录》,上面有谭启龙的亲笔签名。

谭启龙是江西人,出身贫苦人家,个子不高,水平很高,脾气很犟,很得毛泽东及邓小平的信任,做过五个省的省委书记。一九七九年,父亲右派平反,是回北京工作(父亲原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呢,还是继续在山东大学工作,父亲拿不定主意,父亲为此咨询谭启龙。谭启龙建议父亲留在山东大学,父亲就留在了山东大学。

父亲担任翻译,审战俘是其最重要的工作,但战俘并不多。据父亲讲,战场上很少能抓到日本俘虏,日本兵一般不投降。但日军中也有日本共产党员,他们是反战的,他们会策反日本兵反战。爸爸在新四军机关工作时,其中一位日本共产党员趁机投奔了新四军。这人后来成了爸爸的朋友。

　　父亲在新四军最为辉煌的经历不是在部队中担任翻译,而是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新四军缴获了很多日本火炮,父亲有文化,便被任命为炮兵连长。那时炮兵连长的地位很高,直接归团长指挥。家里有一张陈旧的发黄的照片,是父亲在阵地上拍摄的。父亲站在一门加农炮前,双手叉腰,英姿勃勃。父亲说,他当炮兵连长最得意的事情是从望远镜中看到炮弹落地时敌人惊慌失措、人仰马翻。父亲说,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在炮弹面前一点也不威风。

父亲二十岁那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说,那天,他们的部队驻扎到一个小镇上,凡是能找到的酒都喝光了。我的印象中,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但他说,他不仅喝了酒,并且喝得大醉。父亲说,那天司令员告诉大家可以对天鸣枪。父亲说,那天他与他的战友们把手头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

1946年,内战爆发。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成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对象。同战友们一道,父亲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解放战争。据父亲讲,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父亲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还在一次的动员会上,见过陈毅司令员。父亲说那个时候很苦,每天除了急行军还是急行军,有时一天要跑一百多华里,最多一次跑了一百八十里,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更多的时候,听到就地休息的命令,背包还没有卸下来,人就已经睡着了。山东的战役结束后,父亲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在渡江战役负了伤,转到地方上休养。父亲说,他的一个脚趾少了一块,就是那次战斗留下的纪念。父亲说,这是他在战斗中唯一一次负伤,比起牺牲的战友来,父亲说他是万幸的。有一次父亲兴致特别高,甚至讲起了一位护士。他说,他在养伤过程中遇到一位南方护士,不仅美貌大方,而且勤快善良。父亲说开始时他们还有联系,后来就联系不上了。父亲说到这里时,似乎多少有些伤感。我疑心父亲曾爱上过那位护士。渡江战役结束以后,父亲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到了广州。他们部队在广州附近驻扎过几个月。他告诉我,到了南方不久,他们部队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经过十天甚至半个月的闷罐车旅行,他所在的部队到了鸭绿江边。由于后勤供应不上,好多战士连棉衣都没有,许多人被冻得瑟瑟发抖,甚至被冻伤、冻死。在抗美援朝前线,父亲被安排在炮兵司令部工作,干老本行翻译。不过这个时候他做的是英语翻译。

父亲曾多次给我讲过他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时志愿军 回忆先父金中

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就着雪吃炒面。而美军却吃压缩饼干,还吃牛肉干。我们的战士哪里见过这个。有一次,我们缴获了美军的压缩饼干和牛肉干,一个战士大吃一通,可喝水以后就麻烦了,那战士疼得躺在地上打滚,差点死掉。”父亲没有等到停战协定签署便回国了。他得了肺结核,回国休养。在病床上,他拿起笔,为报社写稿。这些发表在报纸上的稿子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幸福与灾难》。该书由上海文光出版社出版,是父亲最早的著作,那年,父亲27岁。

对父亲来说,在朝鲜的那段岁月意义重大。父亲与母亲都是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相识,后来,他们结了婚,再后来,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包括我。

二、一生坎坷教授三语

1952年以后,父亲转业到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工作。那个时候,阎明复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父亲与他同事,关系融洽。八十年代,阎明复成了大人物,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且任中共中央的统战部部长,还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阎明复被撤职,父亲得到消息后唏嘘良久。

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工作期间,父亲迷上了译书。1957年之前,父亲曾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工厂组织者》等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5月1日,姐姐出生。为了纪念姐姐出生,也为了表达父母对女儿的期望,姐姐被取名为吾一。由于工作关系,父亲给毛泽东主席当过翻译,也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父亲说,毛泽东主席的湖南口音重,读的书又多,出口成章,给毛泽东当翻译是件挑战性很强的工作,且主席脾气大,大家都有点害怕;而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则要轻松得多,周总理无论对客人还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非常客气,彬彬有礼,一般不会发脾气。家里有一张周总理与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握手的照片,父亲站在旁边。这也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与周总理的合影。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成了55万右派中的一员。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下放到河北唐山一个农场劳动三年。受父亲牵累,母亲也从上海被撵到宁夏银川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哥哥送给上海的奶奶带,姐姐送给成都的外婆带。这样,一家四口人生活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关于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我与父亲曾有这样一段对话。“什么言论让您被打成了右派?“当时给部门的头头提了点意见。”

“提了什么意见?”“一位支部书记多吃多占,我在会上说了。”“后悔吗?”“既后悔也不后悔。”“为什么这样讲?”“有话直说,这一点我不后悔。但因此影响了你妈,殃及了你姐,这我确实后悔。”我注意到,父亲没有提哥哥。

1960年,父亲与母亲被遣送到山东邹平一中继续进行劳动改造。那时,邹平一中缺俄语老师,父亲便被安排到一中教俄语。那时中苏关系尚好,俄语是高考课目。父亲教8个班的俄语,每周上40节课。上过课的人都知道,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上课,批改作业,还要参加体力劳动,父亲每天忙到很晚。父母在邹平一中时生下了我,为了使我有一个好的出身,父母决定把我送人,父母提出的条件是这家人成分必须好。所谓成分好,就是这家人家必须是贫农。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一点很重要。算我幸运,父母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家。我被一对生了五个女儿的贫农夫妇收养,他们成了我的养父养母。但是后来,历史跟我父母开了个玩笑。1964年,毛泽东搞四清运动,养父曾被日本人抓过壮丁,在日本人的据点里做过伙夫,便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这是父母始料未及的。“文革”开始后,父亲成了批斗的对象。他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右派分子”的牌子,在县城多次游街。那时,父亲吃了不少苦,既被人从后面踹过,也被人当面打过耳光。“文革”时父子成仇是常见的事,不想这一幕也在我们家里上演。哥哥受人蛊惑,揭发父亲。哥哥贴了28张大字报,除了说父亲如何如何反动以外,还说家里有枪。这可闯了大祸。为了找到所谓的枪,红卫兵抄了父母的家。据姐姐说,在那次抄家中,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荡然无存,包括爸爸最喜爱的书。

大约是在1967年,邹平一中已完全停课,作为教师的父亲在学校除了接受批斗以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上面决定把父亲一家迁到焦桥公社孟王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这是父亲第二次参加农业劳动。他在农村中是孤独的,没有朋友,也没有可说话的人。白天,父亲参加劳动,晚上,父亲则重操旧业-搞他的翻译。在昏暗的棉油灯下,父亲坐着小板凳,在一个纸箱上面放块案板,翻译石川达三的小说。个还保留着父亲坐过的那个小板凳,那个小板凳我见过,很矮,很窄,

是槐木做的。母亲说,这个小板凳是邻居的一个木匠做的,母亲买时花了三毛钱。三毛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钱不过九分钱。但那块案板早已不知去向。但译稿却被红卫兵搜出并当场付之一炬。我曾经问过父亲是什么感受,父亲淡然一笑。“我翻译那些东西是为了消磨时光,又不是为了出版。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发生什么不正常的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不是心里话,但我认为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有智慧的话。在孟王村待了三年之后,父母一家迁到了邻村朱涯。这个村比较小,阶级斗争也不那么激烈,父母同村民相处得也比较好。由于哥哥从小生活在上海,对农村的生活极不习惯,加上“文革”时他给父亲贴过大字报,伤了父亲的心,哥哥与父亲关系一直没有处好。终于在一天傍晚,父子大吵一场后,哥哥离家出走,把这里极少的钱全部带走。哥哥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激怒了父亲。据我所知,一直到死,父亲也没有原谅哥哥。这时母亲也因故离开了朱涯,陪伴父亲的只有姐姐。姐姐这时已十几岁,除了在生产队劳动,还要帮父亲做饭。姐姐还学会针线活,学会了用土机织布。我看过姐姐的一张照片,这时的装束已完全农村化,穿着厚厚的蓝碎花袄,略显稚嫩的脸上透露出坚强。正是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父女俩感情特别好。

在父亲的三个孩子中,只有姐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从事文学翻译。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父亲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1971年,父亲被调到魏桥中学担任英语老师,离开了已经生活七年的农村。在魏桥中学,父亲是双重身份,传达室门卫兼英语教师。既然是门卫,就应在传达室住。那传达室既小又暗,也就十几个平方。有课的时候父亲去上课,没课的时候,父亲就干传达,拿拿报纸,送送信,为老师与学生寄存东西。1976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太多大事。先是周恩来去世,后是朱德去世,再就是唐山大地震,最后是毛泽东去世,大事一个连着一个,让人应接不暇,心惊肉跳。那一年夏秋,我与父母住了两个多月,目睹了他们的真实生活。那个时候父亲正忙着翻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父亲边译我边看。我记得小说并不长,父亲很快就翻译完了。父亲除了翻译小说,还在编一部词典,每天在办公室里整理卡片。父亲还经常在办公室写写毛笔字,父亲练过颜体,字遒劲有力。那时,父亲写得最多的就是毛泽东诗词。除了毛泽东

诗词,那个时候也不能写别的。那个时候听短波逮住是要判刑的。父亲有个短波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父亲把门插死,蒙着被子听美国之音,听NHK,借此来了解世界。

1976年9月9日夜里,父亲由NHK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就把母亲叫醒。为了保险,他们用上海话交谈。毛泽东逝世是天大的事。他们虽然知道了,却直到中央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半个字也不敢透露。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对中国意义重大,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爸爸的生活也开始随之改善。1978年春天,通过谭启龙的帮助,父亲调山东大学工作,转教日语。那年冬天,上海《文汇报》开始连载父亲翻译的小说《金环蚀》。1979年,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戴帽子到摘帽子,整整22年。戴帽子时31岁,风华正茂;而摘帽子时,父亲已经53岁,步入老年。平反后的父亲珍惜时光,他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似苛刻。比如规定自己译书每天不能少于3000字,雷打不动。若因为上课或者别的事耽误,必定找时间补上。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一般他一两个月便可译完。我每次见到父亲,他都是在伏案工作。

1980年夏,由于拼命工作,父亲病了,在泰山疗养院疗养。按医嘱,在疗养期间是不能译书的,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背着大夫与护士,还翻译了10多万字。父亲勤奋,每年总有两三本书出版。每次我到山大,第一个事情就是向父亲要书,这也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父亲会从书架上取下书,写上“蔚儿留读”四个字送给我,而我则恭恭敬敬接过书,向父亲表示感谢。1986年元旦,父亲六十岁。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西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我给父亲买了根拐杖送给他作为纪念。我想,父亲年纪大了,可能用得着。谁知父亲见到我买的拐杖后很不高兴。“我才六十岁,就已经老了吗?我至少能活八十岁。这东西何用?把这东西放地下室吧。”那一年,父亲光荣退休。退休前创办了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现在这个中心还在,是山东大学对日交流的重要窗口。

三、退而不休笔耕不辍

退休后的父亲心无旁骛,专心译书。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四点起床,四点半开始工作。七时吃早饭,八点散步。

九时到十时之间看报,看书,记日记,从十点到十二点工作两小时。吃午饭后继续散步,然后午休。下午三时至五时工作。六时吃饭,然后散步。七时看新闻,十时半睡觉。即使是节假日,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一生就做了三件事:打仗教书搞翻译。他说,他的乐趣就是把外国字变成中国字。他跟我说,有人说他是翻译家,他说他不敢当。他说自己充其量就是个翻译匠而已。

除了石川达三,父亲也译其他作家的书,如松本清张、津村节子等。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砂器》,那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而那小说,是父亲跟他的弟子们一块译的。父亲还曾带着他的弟子们译过《源氏物语》。《源氏物语》被称作日本的《红楼梦》。我家里有一个书橱,专门摆放父亲的书。这些书都是父亲送我的,有其亲笔签名。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也是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1.父亲写的书:《幸福与灾难》。2.父亲编的书:《日汉成语谚语辞典》《现代日语形容词用法辞典》。3.父亲金中译的书:《小林多喜二选集》《工厂组织者》《蟹工船》《金环蚀》《破碎的山河》《人墙》《源氏物语》《风中芦苇》《活着的士兵》《青春的蹉跌》《骨肉至亲》《暴风雨前夕》《黯淡的季节》《沉重的翅膀》《歪斜的复印》《砂器》《季节》《敞开的门》《婚败》《恶女手记》《群魔》《化身》《他有七个敌人》《白衣的变态》《洒脱的关系》《生为女人》《女人活着为谁》《何妨更潇洒》《黑色环状线》《美发城杀人案》。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这些书大概有1000万字。如果没有热爱,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勤奋,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恒心,更做不到这一点。

除了这些书,父亲还留下几十本日记,在报刊杂志上写了近百篇文章。我多想找个时间把父亲的日记好好整理一下。日记记录了父亲的一生,也记录了父亲的真实情感。我想这些日记所反映的父亲,比我挂一漏万的回忆要丰富得多,准确得多。父亲,我敬仰您。

(写于201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