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与重塑：二战结束80年来的国际秩序演进（五）

沈园幽径

第四篇章：后冷战时代——美国独大与全球化狂欢 (1991-2008)

核心问题： 单极世界是稳定的吗？

【第59集】 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全球普世法则？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个在冷战结束时提出的、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演化的终极形态的命题。福山的命题，是对冷战结局的哲学反思，是对西方意识形态胜利的欢呼。而就在福山提出这一命题的同一年——1989年，另一个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共识”在华盛顿诞生。它不是哲学思辨，而是一套具体的政策处方；它不讨论历史的终点，而是指导现实的改革。它就是“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会后，该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将与会者的共识归纳为十条政策主张，正式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十条主张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开放外资、私有化、低税收、财政纪律和放松管制。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华盛顿共识”从拉美的改革处方，演变为席卷全球的“普世法则”。它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成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内核，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纲领。它塑造了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秩序，也带来了深刻的争议和批评。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华盛顿共识如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法则，它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以及它为何在今天走向衰落。

一、诞生：拉美债务危机与“失去的十年”

1.1 拉美债务危机的背景

要理解“华盛顿共识”的诞生，我们必须先回到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

19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大量廉价资本涌入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借入巨额外债，用于工业化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引爆了席卷整个拉美的债务危机。随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相继陷入违约困境。

这场危机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整个19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收入下降，通货膨胀失控，失业率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介入救援，但救援的条件是：受援国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削减财政赤字、开放市场、私有化国有企业、放松政府管制。这些条件，成为后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原型。

1.2 约翰·威廉姆森的归纳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集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拉美国家的改革方向。与会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会后，该所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将与会者的共识归纳为十条政策主张。

威廉姆森将这十条主张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因为与会机构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他后来解释说，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并非意识形态宣言。但这个术语很快超越了原意，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代名词。

1.3 十条政策主张

“华盛顿共识”的十条政策主张包括：

1. 财政纪律：控制财政赤字，避免通货膨胀。这是为了防止政府过度支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2. 公共支出优先次序调整：将政府支出从补贴、行政开支转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

3. 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效率。

4. 利率自由化：由市场决定利率，消除政府对信贷的干预。

5. 汇率竞争性：实行统一的、有竞争力的汇率，消除多重汇率制度。

6. 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进口。

7. 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对外资的限制，为外资提供国民待遇。

8. 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部门。

9. 放松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竞争的障碍。

10. 产权保护：确保财产权安全，特别是非正式部门的产权。

这十条主张，被威廉姆森称为“所有明智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的政策。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问题不在于这些政策本身，而在于它们被当作“一刀切”的处方，强制推广到所有发展中国家。

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从哈耶克到华盛顿

2.1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体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这一学派的早期代表。他们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个人自由，与凯恩斯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计划经济的危险。1947年，他发起成立“朝圣山学社”，聚集了一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堡垒。但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新自由主义处于边缘地位。

2.2 撒切尔-里根革命

19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开始推行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等改革。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同样推行大规模减税、放松管制、打击工会的政策。

撒切尔和里根的革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边缘走向主流。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后来的“华盛顿共识”高度吻合。正如南京大学讲座综述所指出的，二战后至70年代是“嵌入式自由主义”阶段，70年代末开始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

2.3 从“新自由主义”到“华盛顿共识”

如果说撒切尔-里根革命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实践，那么“华盛顿共识”就是将新自由主义推向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债务危机，将这套政策作为贷款条件强加给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正如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曦所言，美国主导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结构调整计划的贷款附加条件推向“全球南方”，“新自由主义”进一步趋向范式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一旦偏离“新自由主义”这一“基本共识”，“全球南方”将无法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甚至丧失国际市场准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使“华盛顿共识”在1990年代迅速席卷全球。

三、全球化的黄金时代：1980-2020年的四十年

3.1 全球化的辉煌

从1980年到2020年，是“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黄金时代。这四十年里，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60%以上。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扩张，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困。

从数据看，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40%降至2022年的9%。如果不包括中国，这一比例也从28%降至11%。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3.2 东亚的“有自主权的全球化”

然而，同样是在这四十年里，不同地区的发展绩效却天差地别。拉丁美洲和非洲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而东亚却实现了持续增长。

问题的关键在于：东亚国家是以“有自主权的方式”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它们渐进式推进改革，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它们确保政策变革伴随着强大的制度建设；它们拥有政策自主权，而不是被外部强加。

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在保持政治体制稳定的同时，实施了市场改革，创造了全球竞争力的经济生态系统。但中国走的并不是纯粹的“华盛顿共识”道路——它保持了国家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坚持渐进式改革，将资本服务于国家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放任市场。

3.3 拉美与非洲的失败

相比之下，拉美和非洲的遭遇要悲惨得多。结构性调整计划摧毁了工业产能，贸易自由化使幼稚产业面临过早竞争，私有化侵蚀了公共服务，加重了不平等。

研究表明，尤其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剥削性结构加剧，在许多方面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相似。全球价值链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张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格局。绝对贫困虽然减少，但更高标准的贫困线（每天6.85美元）下仍有4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正如摩洛哥政策中心的分析所言，20世纪末强加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在“经济和道德上都失败了”。它承诺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财政紧缩带来繁荣，实际带来的却是经济停滞、不平等加剧和制度能力的系统性瓦解。

四、批判与争议：华盛顿共识的阴影

4.1 对全球南方的伤害

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最集中地指向它对“全球南方”的伤害。

从金融开放看，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这助长了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投机行为，导致生产性部门的投资被金融部门虹吸，劳动力在经济产出中的份额被侵蚀。秃鹫基金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转化为巨额收益，投机性投资推动资产价格泡沫，造成资本外逃、流动性枯竭。

从财政紧缩看，新自由主义要求削减公共支出，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取消补贴、减少社会保障、降低养老金。这导致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首当其冲，公共服务可用性和可负担性降低，私人投资者利益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

从税制改革看，新自由主义要求提高消费税、降低公司税、免征财产税，形成了累退性的税制结构。这导致税源流失，财政收入萎缩，政府更加依赖外部融资。为维持国际信贷市场准入，发展中国家被迫将偿还外债置于国内发展之前。

4.2 全球化的“垄断式”本质

北京日报的分析指出，英美主导的全球化是“经济垄断式全球化”。西方国家利用工业化优势攫取垄断利润，比如一枚控制汽车窗户升降的芯片一度售价100美元以上。这种全球化模式充满着不平等的掠夺性。

从本质上讲，新自由主义创造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金融殖民主义。“全球北方”通过对“全球南方”施加政策限制，替代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占领，继续完成价值掠夺和转移。研究表明，“全球北方”跨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平均每年从“全球南方”攫取2.2万亿美元，约十倍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4.3 没有主要国家靠新自由主义成功

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是靠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

美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过保护主义实现增长，二战期间增长最快时期是由政府投资主导。欧洲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并非依靠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和越南是同期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它们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

即使是增长较快的印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孟加拉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也与中国相似，而不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

4.4 金融危机的警示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每一次危机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脆弱性。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危机快速传染，金融监管放松导致投机泛滥，财政紧缩导致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泰国等国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痛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华尔街，却席卷全世界，暴露了金融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

五、衰落与转型：从华盛顿到“新华盛顿”

5.1 华盛顿共识的死亡

《经济时报》2025年的评论文章直言：“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了。”这个统治全球秩序四十多年的共识，最终被它起源国美国的政治右翼送上了断头台。

当J·D·万斯用“愚蠢”来形容这个曾经主导全球秩序的共识时，人们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终结。十项政策中的自由贸易、开放外资、私有化、低税率、财政纪律、放松管制——这些曾经被视为经济学101的内容，正在被美国自己抛弃。

为什么世界要放弃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答案在于：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制造赢家和输家。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去工业化，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美国中西部的工人阶级承受了痛苦。这一选民群体在美国大选中的决定性力量，最终颠覆了给美国带来繁荣的经济政策。

5.2 “新华盛顿共识”的浮现

2023年起，拜登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以“五大支柱”为支撑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套新共识的核心是：不再无条件相信自由贸易，而是强调产业政策、供应链安全、对华竞争。

具体措施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7亿美元支持半导体发展，推动制造业回流；《通胀削减法案》提供巨额补贴支持绿色产业；对华加征关税，推动“友岸外包”；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然而，由于其深刻影响，连美国的盟友都存在较大忧虑。“新华盛顿共识”是否存在，需要打一个问号。正如南京大学讲座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无共识时代”，这种混沌状态或持续较长时间。

5.3 无共识时代的来临

杜明教授的研究将战后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发展脉络概括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的“嵌入式自由主义”阶段，70年代末至特朗普执政前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以及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后至今“无共识的状态”。

旧秩序加速瓦解，新规则尚未成型，多元思潮相互碰撞。国际规则的塑造存在三对矛盾：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的矛盾、阶级矛盾、法律稳定性与国际局势的矛盾。三对矛盾互相作用，影响共识的形成。

或许只有当新的全球价值出现，且具备足够的实力以及治理经验时，新的共识才会诞生。

六、中国的道路：另类现代化

6.1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在“华盛顿共识”主导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而是在保持政治自主性的前提下，以渐进方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前30年的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1978年后，中国通过经济特区试验、渐进式开放、保持国家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40多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7%，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奇迹。

罗思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出约两岁，而美国的预期寿命则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两岁多。

6.2 劳动者权益中心化

新自由主义认为，刚性的劳动力市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发展主义则将注意力集中在GDP量的增长方面。两相结合，急于谋取发展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以实施弹性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建议。

但实践表明，劳动者权益边缘化的价值取向并未助力其发展，相反却带来了劳资冲突与政局动荡。反观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深化，劳动者权益中心化的价值取向始终贯穿其中，并成为中国式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和发展动因。

6.3 “经济平等式全球化”

北京日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但以改变全球化模式的方式进行的。如果说英国美国式全球化是追求垄断利益甚至以掠夺方式进行的“经济垄断式全球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经济平等式全球化”。

中国的“经济平等式全球化”的方式之一是“价格革命”。通过自主研发将世界主要工业制品搞成“白菜价”，有力“去垄断化”，从而以解放自己而普惠世界。中国的科技创新还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人、自然、科技的和谐发展。

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比的上升，以及中国在绿色技术、电动汽车、通信技术等领域的领先，正在改变全球化的基本格局。

七、未来的选择：全球南方的自主之路

7.1 从华盛顿到北京的选择

今天的“全球南方”面临的选择不再是华盛顿和北京作为地缘政治中心之间的选择。它更根本地，是在继续屈从与追求真正经济主权之间的选择。

中国崛起为“新自由主义”教条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反驳。中国没有接受国际金融机构长期推崇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一种以战略性国家干预、强制技术升级和长期基础设施规划为锚定的模式。结果是：全国高铁网、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8亿多人脱贫。这些成就并非市场自由化的副产品，而是将资本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产物——一种以主权、规划和务实主义为基础的战略性发展模式。

7.2 发展范式的重构

在“华盛顿共识”失效的今天，发展中国家需要拥抱新的政策框架：加强宏观经济韧性，利用技术促进生产率增长，促进增长和结构性转型。

结构性转型——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曾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在非洲，这一动力在2008年前曾占生产率增长的74%。但如今，不能再单纯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实现结构性转型，因为制造业已经变得更加技能和资本密集。

替代战略应关注：全面的绿色转型、提高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发展农工综合企业和服装生产等仍可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7.3 主权与发展

全球南方不需要新的霸权。它需要的是政治想象力、制度意志来规划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外部模式是可以普遍移植的。这意味着有勇气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国家作为发展设计师的角色、保持对关键部门的控制、战略性运用金融支持生产能力、不懈追求技术自主。

“每个国家只顾自己”的思维在全球蔓延，但华盛顿共识尽管效果参差不齐，毕竟强调国际参与与合作。国家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在当今全球环境中建设更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就必须拥抱伙伴关系、分享知识、推动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

【结语】

1989年，当约翰·威廉姆森归纳出那十条政策主张时，他可能没有想到，“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会超越原本的学术讨论，成为塑造全球秩序三十多年的思想力量。

这三十多年里，“华盛顿共识”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理论基石。它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资本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让数亿人摆脱贫困。但它也是“失去的十年”的罪魁祸首。它摧毁了拉美和非洲的工业基础，加剧了不平等，制造了赢家和输家，让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和依附中挣扎。

这三十多年里，世界见证了“华盛顿共识”的辉煌与衰落。从撒切尔-里根革命，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直至今天美国自己抛弃这套曾经奉为圭臬的政策。2025年的今天，我们处于“无共识时代”——旧秩序加速瓦解，新规则尚未成型。

这三十多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没有接受“休克疗法”，而是在保持政治自主性的前提下，以渐进方式融入全球化。中国用事实证明了：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现代性可以有多种形式。正如摩洛哥政策中心的评论所言，中国的发展经验提醒我们：“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一种能力——通过几代人建立、维护和捍卫的能力。”

“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问题和教训，仍在塑造着今天的世界。当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环境中探索自主发展之路时，它们需要记住：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真正的智慧在于从自身国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60集】 欧洲的深化与扩大：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欧元诞生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华盛顿共识”——那套在冷战结束时被奉为全球普世法则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塑造了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秩序。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巅峰。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另一端，另一场同样雄心勃勃的制度实验正在展开——欧洲国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界限，建立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

1992年2月7日，荷兰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马斯特里赫特，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欧共体12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聚集于此，正式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份条约不仅将“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更重要的是，它为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以及一个足以改变全球货币格局的宏大构想——单一货币“欧元”。

从1992年的《马约》签署，到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再到2002年欧元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欧洲走过了十年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这十年里，欧洲经历了丹麦公投否决的挫折、货币投机冲击的危机、趋同标准的严苛考验。但最终，11个创始国克服重重障碍，将欧洲一体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如何开启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欧元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以及这一进程对欧洲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一、历史的选择：为什么要走向“更紧密的联盟”？

1.1 从煤钢联营到统一大市场

要理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意义，我们必须先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漫长历程。

二战后，欧洲满目疮痍。为了避免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欧洲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构想：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战争变得“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实质上不可能”。1950年，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将法德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机构管理之下，这就是著名的“舒曼计划”。

1951年，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签署《巴黎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这六个创始国又签署《罗马条约》，将合作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

此后的三十年里，欧共体不断深化和扩大。1973年，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同年，欧共体各国签署《单一欧洲法令》，决心在1992年底前建成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实现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

1.2 德国统一的催化剂

然而，真正推动欧洲向政治联盟飞跃的，是1990年的德国统一。当柏林墙倒塌、科尔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两德统一时，整个欧洲都屏住了呼吸。一个统一的、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将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法国总统密特朗内心深处对德国统一充满疑虑，戴高乐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就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后来揭示了一个关键的交易：当德国总理科尔前往其他国家询问是否同意德国重新统一时，他做出的许诺是，如若德国统一，他将带领德国加入欧洲货币和政治同盟。这意味着德国必须放弃马克——这个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象征、欧洲最坚挺的货币——以换取邻国对统一的信任。

蒙代尔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很快，在荷兰签定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国家都同意实行欧洲共同货币，并对未来的欧洲政治联盟表示同意，这就是著名的1991《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实行欧洲共同货币）设定了最后期限——最早1997年，最迟不能超过1999年。”

1.3 浮动汇率时代的焦虑

除了地缘政治的考量，欧洲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动因。自从1971-1973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世界汇率制度主要朝着浮动汇率方向迈进。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相信，浮动汇率可以让汇率水平适应每个国家自身的经济状况，是促进增长、贸易和投资的最佳办法。

但法国和德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则有所不同。它们对浮动汇率持负面意见，认为完全浮动的汇率体系必然刺激投机性冲击和价格信号的扭曲，对良好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福利提升有害无益。欧洲大陆的主流观点认为，为避免浮动汇率的恶劣后果，政府和中央银行需要积极干预和管理汇率，只要条件合适，浮动汇率就应该被固定汇率所取代。

正是这种对汇率稳定的执着追求，推动欧洲国家不断探索货币一体化的道路。1979年，在法国和德国的倡导下，欧洲货币体系宣告建立，欧洲货币单位“埃居”诞生。但这只是一个“软”机制，并不能彻底消除汇率波动。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单一货币。

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的蓝图

2.1 三大支柱

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聚集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终于在月底达成协议。1992年2月7日，条约正式签署。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一体化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不仅将“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欧盟的“三大支柱”结构：

第一支柱：欧洲各共同体。这是原有的欧共体经济一体化框架，包括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单一市场等。这是欧盟的“超国家”核心。

第二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员国承诺在外交和安全领域采取共同立场，最终形成共同的防务政策。但这一领域仍以政府间合作为主，每个国家都保留否决权。

第三支柱：司法与内务合作。成员国在警务、司法、移民、庇护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犯罪和移民问题。

这种“三支柱”结构，体现了欧洲一体化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复杂平衡。在经济领域，成员国愿意让渡更多主权；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各国仍保持较大的自主权。

2.2 欧洲公民身份

《马约》还引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欧洲公民身份”。根据条约，凡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自动成为欧盟公民。欧盟公民享有在欧盟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可以在居住地参加欧洲议会和市政选举。

德国政府官网在回顾《马约》30周年时强调，条约赋予所有欧盟公民居留权，而不仅仅是此前主要赋予雇员、自由职业者、养老金领取者和学生，这是实现共同市场的重要一步，极大地促进了欧盟内部的商业交流和个人流动。

2.3 经济货币联盟的蓝图

《马约》最核心的内容，是规划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蓝图。条约规定，欧盟将分三个阶段实现单一货币：

第一阶段（1990年7月1日已开始）：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通，加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协调。

第二阶段（1994年1月1日开始）：成立欧洲货币局，为欧洲中央银行做准备；成员国努力满足趋同标准。

第三阶段（最早1997年1月、最迟1999年1月1日开始）：正式建立单一货币，锁定成员国之间的汇率，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执行货币政策。

2.4 趋同标准

为了确保单一货币的稳定，《马约》规定了严格的“趋同标准”——任何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价格稳定：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三个表现最好成员国平均水平的1.5个百分点；

•财政纪律：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

•汇率稳定：至少在两年内维持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正常波动幅度，未对其他成员国货币贬值；

•长期利率：长期利率不得超过三个价格最稳定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个百分点。

这些标准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是加入欧元区的“入场券”。它们体现了德国式的货币稳定哲学：只有先做好“家庭作业”，才能加入货币联盟。

三、艰难的孕育：从条约到欧元

3.1 丹麦的挫折

《马约》的批准过程并不顺利。1992年6月，丹麦举行全民公决，以50.7%的微弱多数否决了条约。这一结果震惊了欧洲。法国随后也以微弱优势通过公投，英国则获得了在单一货币问题上的“选择退出权”。

面对丹麦的否决，欧共体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允许丹麦在共同防务、司法合作、欧洲公民身份等问题上享有例外。1993年5月，丹麦第二次公投通过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

3.2 货币危机的考验

就在《马约》生效前后，欧洲货币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投机冲击。1992年9月，英镑和里拉在乔治·索罗斯等对冲基金的狙击下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1993年7月，法郎也遭到攻击，欧洲汇率机制的波动幅度被迫扩大到15%。

这场危机让欧洲政治家们意识到，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维持固定汇率机制是多么艰难。要么放弃单一货币的梦想，要么加快步伐，用单一货币彻底消除汇率波动。他们选择了后者。

3.3 欧元的命名

1995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会议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将未来单一货币正式命名为“欧元”（Euro），以取代此前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确定1999年1月1日为欧元启动日期，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进入流通。

蒙代尔回忆说，就在这个艰难时刻，他四处奔走，与很多领袖、金融界人士、央行人士进行交谈。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都预测欧元不会成功，但欧洲政治家们仍然决心推进这一计划。

3.4 《稳定与增长公约》

1996年12月，欧盟领导人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订立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的财政纪律确立了一整套执行机制。公约规定，如果成员国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将面临罚款等惩罚措施。

这套机制的设计，是为了回应德国的担忧。德国人担心，一旦加入货币联盟，那些财政松弛的国家会拖累欧元的稳定。没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德国就不敢放弃马克。

3.5 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

1998年5月2日，欧盟特别首脑会议确定了首批11个欧元创始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芬兰。英国、丹麦、瑞典选择暂不加入，希腊则因未能满足趋同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1998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正式成立，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出任首任行长。欧洲央行负责未来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其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

四、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

4.1 历史性的时刻

1999年1月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欧元正式诞生。在经历了30年的孕育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货币实验终于破茧而出。

首批11个欧元国正式锁定本国货币与欧元的汇率，从此各成员国货币只作为欧元的“非十进制替代物”存在。欧洲央行接管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各国央行成为其执行机构。

蒙代尔在意大利的城堡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这位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学家，见证了理论变成现实的时刻。

4.2 三年过渡期

从1999年到2001年，欧元以“账面货币”的形式存在。企业可以用欧元结算，政府可以发行欧元债券，股市可以用欧元报价。但普通民众仍然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日常交易。

这三年里，欧元兑美元的汇率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启动之初，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欧元合1.18美元的高位，但随后又大幅下跌，最低跌破0.82美元。批评者嘲笑说，欧元是个“病态的早产儿”。

4.3 2002年：欧元进入流通

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投入流通。3.04亿欧洲人开始使用同一种货币。在短短两个月内，各国货币被回收，欧元成为日常交易的唯一媒介。

这一刻，欧洲一体化从一个“政府项目”变成了“人民项目”。当一个德国人在法国超市用同一种货币购物时，当意大利学生在希腊使用同一种货币时，“欧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4.4 欧元的扩张

此后，欧元区不断扩张。2001年1月1日，希腊加入欧元区。2007年，斯洛文尼亚加入；2008年，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2009年，斯洛伐克加入；2011年，爱沙尼亚加入；2014年，拉脱维亚加入；2015年，立陶宛加入。到2026年，欧元区已有20个成员国，覆盖约3.5亿人口。

欧元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度接近30%，成为美元霸权的最强挑战者。

五、欧元的逻辑：政治与经济的交响

5.1 单一市场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欧洲需要单一货币？最直接的理由是：单一市场需要单一货币。

在1990年代，欧洲内部已经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货币的障碍仍然存在。企业在跨境交易时面临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消费者在跨国旅游时被汇率和手续费困扰。浮动汇率可能导致竞争条件的扭曲——一国货币贬值，就会获得不正当的贸易优势。

1992-1993年的货币危机证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汇率机制是极其脆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消除汇率。

5.2 政治的逻辑

但欧元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的逻辑。正如戴维·马什在《激荡的欧元史》中所言，欧元的诞生是“各国之间数十年异常复杂的政治较量和妥协”的结果。

对法国来说，欧元是约束德国的手段。通过将德国马克融入欧洲货币，法国希望消除马克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让德国成为欧洲的“正常国家”。

对德国来说，欧元是换取统一的代价。科尔以放弃马克换取邻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这笔交易在当时看来是值得的。德国联邦政府官网回顾说，作为传统出口大国，德国从欧元中获益良多：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依赖出口，而欧盟国家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对小国来说，欧元是进入欧洲核心的方式。加入欧元区，就意味着在经济和货币领域获得了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5.3 德法的分歧与妥协

《马约》所倡导的货币原则，彰显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分歧。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相信浮动汇率，而法国和德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则偏好固定汇率。

但即使在德法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分歧。德国坚持严格的价格稳定标准，要求欧洲央行独立、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法国则更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希望政治层面对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分歧在条约的设计中得到了妥协：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和价格稳定目标体现了德国的要求；而欧元集团的建立和欧盟理事会对汇率政策的指导，则照顾了法国的关切。

5.4 货币站到了最前线

马什写道：“货币不再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後備隊，它直接站到了最前線，充當了新歐洲的先鋒力量。”欧元和管理欧元的欧洲中央银行，本身就是促进欧洲变革的强大动力。

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煤钢联营是经济一体化的起点，关税同盟是贸易一体化的深化，那么货币联盟就是一体化的终极形态。货币是主权的核心象征，放弃本国货币，是对国家主权的最大让渡。

六、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

6.1 从15国到27国

《马约》签署后，欧盟进入了快速扩大的阶段。1995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欧盟成员国增至15个。

2004年5月1日，欧盟完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塞浦路斯、马耳他10个国家同时加入。这些国家大多是冷战时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加入标志着欧洲终于“回归欧洲”。

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成员国达到28个（英国脱欧前）。

6.2 深化的挑战

扩大的同时，深化也在推进。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进一步加强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2001年，《尼斯条约》签署，为欧盟扩大后的机构改革做准备。2007年，《里斯本条约》签署，废除了复杂的“三支柱”结构，加强了欧盟的国际法人地位。

但深化也带来了激烈的争论。在欧盟建设和决策机制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德国、意大利等国主张建设“联邦式”的欧洲，力主扩大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力；英国等则主张欧盟应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特性。

在部长理事会的决策机制上，德、法、意等国主张实行多数表决制；英国则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一票否决权。

关于建立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也存在分歧。德、法、意呼吁加强欧盟的防务力量，主张将西欧联盟建成欧洲联盟的军事臂膀；英国则主张加强北约，强调北约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优先作用。

6.3 多速欧洲的现实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欧盟不可能事事都做到同步前进。法国总理朱佩曾提出“双层欧洲”构想，德国总理科尔则说：“速度最慢的车辆不妨碍整个列车的行进。”

事实上，多速欧洲已经成为现实。在货币联盟领域，有的国家加入欧元区，有的国家选择暂留门外；在申根区，有的国家开放边界，有的国家保留边境检查；在防务合作上，有的国家愿意深化，有的国家满足于现状。

这种“核心欧洲”与“外围欧洲”的并存，既是欧盟灵活性的体现，也是其内部张力的反映。

七、欧元的遗产：成就与挑战

7.1 成就

欧元诞生25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它实现了欧洲的货币稳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2%左右，成为全球最稳定的货币区之一。德国联邦政府官网指出，消费者可以信赖所有成员国相同的最低质量标准、安全和健康标准，因为欧盟有统一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第二，它消除了汇率风险。企业可以在欧元区内进行长期投资和贸易，不必担心汇率波动。这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

第三，它创造了欧元区认同。当3.5亿欧洲人使用同一种货币时，“欧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第四，它成为美元霸权的挑战者。欧元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度接近30%。正如中国学者所言，欧洲政治家之所以有强烈愿望推出欧元，正是因为看到美元霸权对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影响。

7.2 挑战

但欧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随后蔓延到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欧元区缺乏财政联盟的弊端充分暴露：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适应各国的不同情况，财政纪律难以强制执行，没有最后贷款人机制。

第二，经济趋同的幻象。《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只是入盟时的“入场券”。加入后，各国经济差距仍然存在。德国等北方国家保持竞争力，南欧国家却失去了汇率调整的工具，只能通过内部贬值来调整，过程极为痛苦。

第三，民主赤字。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虽然保证了价格稳定，但也使其免受民主问责。欧元区的重大决策往往由少数几个大国主导，小国和民众感到被边缘化。

第四，英国的脱欧。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严重的挫折。虽然英国不是欧元区成员，但它的离开削弱了欧盟的整体实力。

7.3 未来的方向

2019年，欧元诞生20周年时，欧洲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发表宣言重申对欧洲一体化的承诺。但欧元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一方面，欧元区需要进一步深化一体化，建立真正的财政联盟、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另一方面，成员国的主权让渡意愿有限，民众对“欧洲”的认同仍然脆弱。

正如德国联邦政府官网所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标志着欧洲和平秩序的转折点。欧洲必须共同努力，通过基于互惠和国际法的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欧元区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其稳定和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结语】

1992年2月7日，当12国代表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签署条约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份文件将开启欧洲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制度实验。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欧元诞生，欧洲走了八年。这八年里，欧洲经历了丹麦否决的挫折，经历了货币危机的冲击，经历了趋同标准的严苛考验。但最终，11个创始国克服了重重障碍，将欧洲一体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欧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创举。它不是战争征服的结果，不是帝国扩张的产物，而是和平协商和妥协的结晶。它是政治意志对经济现实的胜利，是理性设计对历史惯性的超越。正如戴维·马什所言，货币不再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后备队，它直接站到了最前线，充当了新欧洲的先锋力量。

30多年后的今天，欧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20个国家、3.5亿人生活在欧元区。欧元经受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考验，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的挑战，面对了俄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它仍然屹立。

欧元区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深化与扩大的张力、南北经济的差距、财政纪律与增长需求的矛盾、民主问责与技术治理的冲突——这些问题都将长期存在。但欧洲一体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欧洲国家只能携手前行。

正如一位欧洲政治家所言：“我们不是要去建立什么帝国，我们只是要让战争变得不可想象。”欧元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第61集 北约东扩：冷战后胜利者的“越界”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欧元诞生，欧洲国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界限，建立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那是欧洲在冷战结束后的自我重塑。然而，就在欧洲推进内部一体化的同时，另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进程也在加速展开——那就是北约的东扩。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个曾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作为华沙条约组织对立面的北约，按理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当时许多战略分析家都预测，北约要么解散，要么彻底转型。然而，历史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从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动东扩开始，到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在冷战结束后进行了六轮扩张，成员国从16个增加到32个。它的边界向东推进了1000多公里，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形成了一道不间断的战略防线。它的军队驻扎到了曾经属于苏联的领土上，它的武器系统部署到了距离俄罗斯核心城市仅几百公里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北约东扩是如何发生的，西方当年对苏联领导人作出过什么承诺，为什么东扩被称为冷战后胜利者的“越界”，以及这一进程如何最终引爆了2022年的俄乌战争。

一、1990年的承诺：“不向东扩张一英寸”

1.1 2+4谈判中的保证

北约东扩的故事，必须从1990年开始讲起。那一年，两德统一的进程正在加速。德国问题涉及四个占领国的权利，必须由美、苏、英、法和两个德国共同解决。这就是所谓的“2+4谈判”。

1990年2月10日，西德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人有权实现统一，但统一后的德国地位问题尚未解决。苏联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应该中立，不能留在北约。

1990年5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贝克作出了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承诺。他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贝克解释说，如果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北约的管辖范围不会向东延伸，苏联的安全利益可以得到保障。

1990年7月15日至16日，科尔访问苏联。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科尔提出了一个让苏联难以拒绝的方案：西德同意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以补偿苏军在东德留驻和撤出的费用，以及30亿马克的直接财政援助。由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急需西德和西方的援助，戈尔巴乔夫最终同意：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的主权，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哪个联盟。

1990年9月12日，苏、美、英、法和两德外长在莫斯科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即“2+4条约”。条约规定：四大国停止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奥得-尼斯河线被确认为德国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条约没有提及北约东扩的问题，但贝克等人的口头承诺，成为后来争议的焦点。

1.2 口头承诺vs书面条约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当北约开始向中东欧扩张时，俄罗斯反复援引贝克1990年的承诺，指责西方“欺骗”和“背叛”。西方的回应是：贝克的口头承诺只针对东德领土，不涉及后来的东扩；而且口头承诺没有写入条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披露了1990年谈判的大量解密档案。报告证实，贝克、科尔等人确实对戈尔巴乔夫作过“不向东扩张”的保证。报告指出，这些保证虽然没有写入条约，但确实构成谈判的背景和前提。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他确实得到了北约不会东扩的承诺。他在2014年接受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采访时说：“北约东扩问题从未讨论过。我记得，在1990年谈判时，西方向我们保证北约不会超出其领土范围。但后来一切都变了。”

无论从法律角度如何评判，从政治和心理角度来说，北约东扩确实被俄罗斯视为西方违背承诺的行为。这种被欺骗的感觉，成为此后三十多年俄罗斯反西方情绪的重要来源。

二、克林顿的决断：从“伙伴关系”到“敞开大门”

2.1 北约的生存危机

1991年苏联解体后，北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手不存在了，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当时许多战略家预测，北约要么解散，要么转型为纯粹的政治组织。美国国会内甚至出现了要求削减北约预算、撤出驻欧美军的呼声。

1991年11月，北约罗马峰会通过了《北约战略概念》，首次提出“危机反应”的概念。北约宣称，虽然苏联威胁消失了，但欧洲仍面临新的挑战——民族冲突、地区不稳定、核扩散。北约需要从“集体防御”转向“危机管理”。但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约的存在理由问题。

2.2 东扩的决策过程

1993年，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开始认真考虑北约东扩的可能性。支持东扩的论点是：中东欧国家刚刚摆脱苏联的控制，急切希望加入西方机构；北约东扩可以巩固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防止俄罗斯重新控制这一地区；拒绝这些国家可能使它们陷入安全真空，引发新的不稳定。

反对东扩的论点同样有力：东扩会刺激俄罗斯，破坏刚刚建立的美俄伙伴关系；北约的承诺可能使其卷入新的冲突；应该先通过“和平伙伴关系”等渐进方式，给俄罗斯时间适应。

1993年10月，克林顿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北约最终应该东扩，但采取渐进方式。1994年1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正式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向所有前华约国家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开放。俄罗斯最初也加入了这一计划。

2.3 1994年布鲁塞尔峰会的“开门”

1994年1月，北约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我们期望并欢迎北约扩大到我们的民主邻国，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是北约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东扩的意图。

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此极为不满。他在1994年12月欧安会布达佩斯峰会上警告说：“欧洲正在陷入冷和平，而不是冷和平。”北约东扩“播下不信任的种子”。

但美国的决心已定。1996年，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时明确支持北约东扩。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峰会正式邀请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加入北约。

三、五轮东扩：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3.1 1999年第一轮：波、捷、匈

1999年3月12日，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正式加入北约。这是北约冷战后的第一次东扩，也是北约成立50周年的重要献礼。

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加入北约意味着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融入西方安全体系。对北约来说，这标志着其战略结束了过去防备前苏联势力扩张的阶段，并开始向原苏联的势力范围渗透。

1999年的东扩恰逢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轰炸，这是北约首次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主权国家动武。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

3.2 2004年第二轮：波罗的海三国等七国

2004年3月29日，北约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东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七国同时加入。

这次东扩的战略意义尤为深远。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它们的加入使北约的边界推进到了苏联的“故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拥有了一道不间断的战略防线。

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刺痛的一步。圣彼得堡距离北约新边界仅100多公里，加里宁格勒被北约国家完全包围。俄罗斯在黑海的出海口也面临北约的挤压。

3.3 2009年第三轮：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

2009年4月1日，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这是北约向巴尔干地区的进一步扩展。

3.4 2017-2020年第四轮：黑山、北马其顿

2017年6月5日，黑山正式加入北约。这是北约在亚得里亚海的又一次扩张。2020年3月27日，北马其顿加入北约。

这两次东扩虽然规模较小，但战略意义不容忽视。它们使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更加巩固，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的传统影响范围。

3.5 2023-2024年第五轮：芬兰、瑞典

2022年5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同时申请加入北约。2023年4月4日，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2024年3月7日，瑞典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2个成员国。

芬兰与俄罗斯有1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芬兰的加入，使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增加了一倍以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从保障其本国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一步”，因为在加入北约后，芬兰国界附件将会出现俄罗斯部队和打击系统。

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指出，瑞典和芬兰“放弃了舒适的中立国地位加入北约，却只换来了头疼问题——瞬间变成了前线国家”。

四、东扩的逻辑：地缘、民主与安全困境

4.1 美国的战略考量

北约东扩背后，是美国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第一，巩固冷战胜利成果。 美国不希望中东欧重新落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通过将这些国家纳入北约，美国可以确保它们走亲西方道路，防止俄罗斯恢复帝国野心。

第二，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如果北约不东扩，欧洲可能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美国可能被边缘化。东扩使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合法化、制度化。

第三，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这是最敏感但也是最真实的动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美国对俄政策始终带有遏制色彩。趁俄罗斯衰弱时将其战略前沿向西推进，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复兴后的威胁能力。

4.2 中东欧国家的选择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加入北约是“回归欧洲”的关键一步。

这些国家有深刻的历史记忆：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它们视俄罗斯为长期威胁，加入北约是寻求安全保障的自然选择。

1999年、2004年、2009年加入北约的国家，大多在加入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它们认为北约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更是与西方一体化的通道。

4.3 安全困境的逻辑

然而，从更大的视角看，北约东扩是经典“安全困境”的体现。

“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国家间始终存在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也许美国对俄罗斯根本没有伤害之意，但美国无法使俄罗斯真正相信自己的意图；美国也无法理解俄罗斯为何会如此神经质。

正是因为这个逻辑，美国反复向俄罗斯解释北约是热爱和平的、纯粹的防御性联盟，而俄罗斯则觉得自己“被骗了”。俄罗斯向西方表示愿意加入西方大家庭，而美国则认为有着帝国传统的俄罗斯必然酝酿着危险。

乔治·凯南1998年的警告精准地预见了这一点。他指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会带来五个消极后果：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促进反西方倾向；滋生俄罗斯军国主义；妨碍俄罗斯民主进程；可能造成东西方新冷战，造成欧洲新的分裂。

五、俄罗斯的反弹：从隐忍到反击

5.1 叶利钦时期的隐忍

1990年代，俄罗斯处于极度衰弱时期。经济崩溃，政局动荡，车臣战争消耗国力。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虽然口头抗议，但无力阻止。

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签署《基本法案》，成立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北约承诺不在新成员国部署“实质性战斗部队”。俄罗斯接受这一安排，换取与北约对话的渠道。

但这种隐忍，在国内被批评为屈辱。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俄美关系急剧恶化。叶利钦在卸任前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轻信了西方。”

5.2 普京的觉醒

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他最初仍试图与西方合作。2001年“9·11”事件后，普京是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坚定支持者之一，开放中亚基地供美军使用。

但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2007年美国宣布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步步让普京对西方彻底失望。

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著名演讲，猛烈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和北约东扩。他说：“北约扩张是对俄罗斯的严重挑衅。一个军事集团的边界逼近我们的边境，这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5.3 2008年俄格战争

2008年4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虽然没有给出时间表，但这标志着北约东扩开始触及原苏联核心地区。

2008年8月，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这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第一次武力反击。

5.4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

2014年2月，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3月，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迅速占领并举行公投“并入”俄罗斯。顿巴斯地区随后爆发战争。

普京在讲话中说，北约东扩是迫使俄罗斯采取行动的原因。他指出，西方“欺骗了”俄罗斯，北约的承诺是“谎言”。

5.5 2022年俄乌战争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说，行动的目的是应对乌克兰有意加入北约给俄罗斯带来的“明显上升的威胁”。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分析指出，从俄罗斯方面来说，两个条件是必备的：一个是乌克兰从四地全面撤军，另一个就是承诺不加入北约。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俄罗斯才会在停火、和谈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六、未竟的博弈：2026年的最新动态

6.1 北约东翼的扩军

进入2026年，北约东扩的后果仍在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2025年9月表示，目前北约所有所谓东翼成员国都在将营级战术群的人数扩大到旅级。俄方正评估与此相关的威胁，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6.2 北约亚太化的争议

除了欧洲方向的东扩，北约的“亚太化”也成为新的焦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25年9月在联大发言时指出，北约正试图将整个欧亚大陆纳入军事包围圈。它不仅严重渗透欧洲，现在正试图在太平洋、南海和台湾海峡重复这一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表示，北约作为冷战产物，一边宣称自己是防御性组织，一边不断越界扩权、挑动对抗，这才是威胁全球和平稳定的真正风险源。中方还指出，北约必须恪守其区域性定位，停止在亚太制造紧张局势，不要搞乱了欧洲，又试图搞乱亚太。

6.3 建立新安全体系的呼声

2025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再次提到北约扩张问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解读说，俄罗斯已经不愿意承认西方，特别是在欧亚地区的安全体系了，它希望重建一种对俄罗斯来说更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新的国际体系。

孙壮志指出，从俄罗斯方面来说，两个条件是必备的：一个是乌克兰从四地全面撤军，另一个就是承诺不加入北约。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俄罗斯才会在停火、和谈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结语】

1990年2月，当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时，冷战刚刚结束，世界满怀希望。没有人预料到，三十年后，这句话会成为无数争论的焦点，会成为地缘政治仇恨的源头。

1991年，当北约失去对手时，它本可以选择解散，本可以选择转型，本可以选择与俄罗斯建立新的安全架构。但它选择了东扩。每一次东扩，俄罗斯都抗议，但每一次东扩，北约都推进。到2024年瑞典加入时，北约的边界已经从1990年的易北河推进到了俄罗斯的科拉半岛。

北约东扩的逻辑，既是美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东欧国家的主动选择，更是安全困境的必然结果。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扩打破了冷战结束时的默契，侵蚀了俄罗斯的安全感，最终引爆了2022年的战争。

乔治·凯南1998年的警告，今天读来如同预言：“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促进反西方倾向；滋生俄罗斯军国主义；妨碍俄罗斯民主进程；可能造成东西方新冷战，造成欧洲新的分裂。”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当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当乌克兰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当芬兰瑞典放弃中立加入北约，当“北约亚太化”成为新的争议焦点——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否可以避免？如果1990年那个承诺被信守，如果东欧留出足够的缓冲地带，如果俄罗斯被真正纳入欧洲安全体系，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留下的教训是：胜利者的“越界”，往往会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大国对安全感的追求，不能被简单地斥为“帝国野心”；承诺一旦被打破，信任就再也无法重建。

正如澎湃新闻的评论所言：“国家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将这种政策引起的矛盾称为‘幻想的’，那就误解了问题的实质。”

北约东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胜利与傲慢、承诺与背叛、安全困境与地缘悲剧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在继续，远未结束。

【第62集】 巴尔干的火药桶：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欧盟的软弱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北约东扩的进程——冷战结束后，这个原本用来对抗苏联的军事同盟不仅没有解散，反而步步向东扩张，直抵俄罗斯的家门口。那是胜利者的“越界”，也是后来俄乌冲突的远因。而在北约东扩的同时，另一个更紧迫的危机正在欧洲的腹地燃烧——南斯拉夫的解体与随之而来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

1992年4月，当萨拉热窝的市民在街头排队买面包时，突然遭到狙击手的射杀。此后三年多里，这座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美丽城市，经历了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1425天。几十万发炮弹落下，1万多人丧生。在整个波黑战争中，超过1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更令人发指的是“种族清洗”的暴行——强奸营、集中营、大屠杀。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集体处决，这是二战以来欧洲土地上最严重的暴行。

1999年，战火再次点燃。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战争结束时，数十万科索沃难民流离失所，南联盟的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

在这两场战争中，一个行为体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也尤其令人失望——那就是欧洲联盟。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拥有28个成员国的政治合力、世界最大的经济规模、强大的外交资源，但它在巴尔干的危机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内部分裂、行动迟缓。波黑战争期间，欧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火燃烧，最后不得不依靠北约的炸弹来结束战争。科索沃战争期间，欧盟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充当美国的“配角”。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如何再次点燃巴尔干的火药桶，以及欧盟的“软弱”如何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层缺陷。

一、历史的幽灵：巴尔干为什么是“火药桶”？

1.1 奥斯曼与哈布斯堡的遗产

巴尔干半岛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绝非偶然。这个地区是多种文明、多种宗教、多种民族交汇的十字路口，也是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角逐的战场。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击败，从此开启了长达500年的奥斯曼统治。这段历史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叙事的核心——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是民族精神的摇篮。当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塞尔维亚人心中唤起的不仅是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煽动，更是1389年那个失败的记忆。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尔干的民族和宗教版图被重新塑造。大量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形成了今天的波什尼亚克族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下，保持了天主教信仰和与中欧的文化联系。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则主要信仰东正教，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宗教和文化纽带。

1.2 一战的导火索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间点——6月28日——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节日，是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刺客普林西普是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的枪声不仅杀死了斐迪南大公，也终结了奥匈帝国，开启了20世纪的战争世纪。

一战后，塞尔维亚主导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饱受民族矛盾的困扰——塞尔维亚人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克罗地亚人的自治诉求之间的矛盾，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

1.3 铁托的南斯拉夫

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铁托用他的个人威望和强硬的统治，压制了民族矛盾。他采取“弱塞尔维亚、强联邦”的政策，将塞尔维亚分割为三个部分——塞尔维亚本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赋予自治省与共和国几乎同等的权力。

铁托还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穆斯林族”，后来改称“波什尼亚克族”，试图通过宗教认同来淡化民族认同。在铁托时代，“兄弟团结与统一”是南斯拉夫的官方口号，民族主义被压制在地下。

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失去了唯一的凝聚力。经济危机、民族主义复兴、政治腐败——各种问题同时爆发。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率先宣布独立；1992年，波黑宣布独立；马其顿也和平分离。但波黑的独立，引爆了最惨烈的战争。

二、波黑战争：欧洲心脏的屠杀

2.1 三族鼎立的波黑

波黑是前南斯拉夫中最复杂的共和国。199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波黑430万人口中，穆斯林（波什尼亚克族）占43.5%，塞尔维亚族占31.2%，克罗地亚族占17.4%。三个民族信仰三种宗教——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塞族信仰东正教，克族信仰天主教。

1992年2月，波黑举行独立公投，穆斯林和克族投票支持，塞族抵制。3月，波黑宣布独立。塞族随即在波黑东部和北部建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在塞尔维亚的支持下，对穆斯林发动“种族清洗”。

2.2 萨拉热窝围城战

1992年4月5日，在波黑宣布独立的次日，塞族军队开始包围萨拉热窝。此后的1425天里，这座城市成为人间地狱。塞族武装占据了周围的群山，用大炮和狙击手封锁了城市的所有通道。

萨拉热窝市民在街头排队买面包时可能被狙击手射杀，儿童在玩足球时可能被炮弹击中。整个城市断水、断电、断粮。据估计，围城期间有超过1万人丧生，其中包括1500多名儿童。

1992年5月27日，萨拉热窝一条面包店前发生大屠杀，16名排队买面包的市民被炮弹炸死。电视画面传遍世界，国际舆论终于被激怒。但愤怒并没有转化为行动。

2.3 种族清洗的暴行

波黑战争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塞族武装实施的“种族清洗”。在塞族控制的地区，穆斯林平民被大规模驱逐、关押、强奸、处决。

最臭名昭著的是“奥马尔斯卡”等集中营。被关押的穆斯林男子遭受殴打、饥饿、酷刑，许多人被处决后埋入乱葬坑。据估计，战争期间建立了约300个这样的关押点。

强奸被用作“种族清洗”的系统性工具。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妇女和少女被塞族军人强奸，有的被关押在“强奸营”中反复遭蹂躏。战后统计，约2万至5万名妇女被强奸。直到2016年，一名塞族军官才因在福查地区指挥强奸行动被判终身监禁。

2.4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派驻约400名荷兰维和部队保护。1995年7月，塞族军队在姆拉迪奇将军指挥下进攻斯雷布雷尼察。荷兰维和部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眼睁睁看着塞族军队将穆斯林平民带走。

在随后几天里，超过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集体处决，尸体被推土机推入乱葬坑。这是二战以来欧洲土地上最严重的暴行。1999年，联合国正式承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为“种族灭绝”。

2.5 代顿协议的终结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终于让国际社会下决心干预。1995年8月，北约发动“慎重力量”行动，对塞族阵地进行空袭。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发动“风暴行动”，收复了克族地区。

1995年11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人开始和平谈判。经过21天的艰苦谈判，各方于11月21日草签《代顿和平协议》，12月14日在巴黎正式签署。

代顿协议保留了波黑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但将其划分为两个实体——塞尔维亚共和国（49%领土）和波黑联邦（51%领土）。这种安排冻结了战争的成果，但也固化了民族分裂。协议还设立了“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一职，拥有最终决策权。这个安排，至今仍在运作。

三、科索沃战争：北约的干预与欧盟的缺席

3.1 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但人口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对塞尔维亚人来说，科索沃是民族的摇篮——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遗址就在这里。对阿族人来说，科索沃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占人口的绝对多数。

1989年，米洛舍维奇废除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开始推行“塞尔维亚化”政策。阿族人被从公共部门清除，阿尔巴尼亚语学校被关闭，文化生活受到压制。阿族人的反抗逐渐从和平抗议演变为武装斗争。

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出现，开始对塞尔维亚警察和军队发动袭击。塞尔维亚的报复越来越残酷，村庄被焚毁，平民被杀。1998年，冲突急剧升级，数十万科索沃人流离失所。

3.2 朗布依埃谈判的失败

1999年2月，在法国朗布依埃，国际联络小组（美、英、法、德、意、俄）召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谈判要求塞尔维亚接受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保证阿族自治，同时要求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

阿族代表在美国压力下接受了协议，但塞尔维亚坚决拒绝北约部队进驻。米洛舍维奇认为，这是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也是对1995年波黑战败的“报复”。3月15日，朗布依埃谈判破裂。

3.3 北约78天轰炸

1999年3月24日，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代号“联盟力量”行动。北约声称，这是为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迫使塞尔维亚接受和平协议。

轰炸持续了78天。北约出动飞机3.8万架次，投下2.3万枚炸弹和导弹。南联盟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枢纽、电视台、桥梁、发电厂被摧毁。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也在5月7日被美军“误炸”，三名中国记者遇难。

轰炸期间，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反而加剧。数十万科索沃阿族人逃往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成为难民。直到6月3日，米洛舍维奇接受由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和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斡旋的和平协议，同意从科索沃撤军，轰炸才告结束。

3.4 欧盟的角色

在整个科索沃危机中，欧盟的表现可以用“软弱”来形容。

在战争前的外交斡旋中，欧盟各成员国意见不一。英国和法国最积极，德国犹豫不决，意大利和希腊反对动武。朗布依埃谈判的主导者是美国，欧盟只能充当配角。

在战争期间，欧盟根本没有军事能力进行干预。北约78天轰炸的飞机中，80%以上由美国提供，欧洲国家只提供了少量飞机和后勤支援。欧洲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差距暴露无遗——欧洲有250万军队，但只有极少数能快速部署；有7000架飞机，但只有一小部分能进行精确轰炸。

在战后重建中，欧盟承担了主要责任。1999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建立欧洲重建机构，帮助科索沃及周边国家恢复经济。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东南欧稳定公约》，承诺向巴尔干地区提供大规模援助。但这一切都是“事后补救”，而非“事先预防”。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标志着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战争促使欧盟意识到，仅有经济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独立的军事能力。2000年，欧盟决定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但直到今天，欧盟的防务能力仍然高度依赖北约和美国。

四、欧盟的“软弱”：根源与表现

4.1 决策机制的碎片化

欧盟在巴尔干危机中表现软弱的首要原因，是其决策机制的碎片化。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欧盟实行的是“政府间主义”——每个成员国都拥有否决权，重大决策必须“协商一致”。

在波黑战争中，法国倾向于支持塞尔维亚，德国倾向于支持克罗地亚，英国则犹豫不决。这种内部分歧使欧盟无法形成统一立场。1992年，欧盟承认波黑独立时，甚至没有就承认的条件达成一致，导致波黑在国际承认下陷入内战。

一位研究欧盟外交政策的学者指出，欧盟“在试图达成成员国内部共识时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源于各国对冲突的不同解读和对潜在解决方案的不同看法”。

4.2 军事能力的缺失

欧盟软弱的第二个原因，是军事能力的缺失。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然将“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确立为欧盟的第二支柱，但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成员国手中。欧盟本身没有军队，没有情报机构，没有军事指挥体系。

在波黑战争期间，欧盟只能依赖联合国维和部队（UNPROFOR）。但这支部队装备简陋、任务模糊、指挥混乱。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时，荷兰维和部队只有4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空中支援，只能眼睁睁看着塞族军队将穆斯林平民带走。

在科索沃战争中，欧洲国家的军事能力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欧洲国防开支为美国的60%，但军事行动能力只及美国的10%。欧洲战机依赖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命中目标，欧洲的后勤、指挥联络网和情报收集均存在漏洞。

4.3 战略文化的差异

欧盟软弱的第三个原因，是各成员国战略文化的差异。英国倾向于“海洋战略”，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法国主张“欧洲自主”，但内部矛盾重重；德国受二战历史影响，对军事干预极为谨慎；意大利和希腊与巴尔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对对塞尔维亚动武。

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欧盟无法形成共同的战略判断。对法国和英国来说，波黑战争是维护欧洲稳定的问题；对德国来说，是避免再次卷入战争的问题；对希腊来说，是保护东正教兄弟的问题。这种分歧使欧盟的干预行动总是“慢半拍”或“不到位”。

4.4 民事力量 vs 军事力量

欧盟自视为“民事力量”——依靠经济援助、外交谈判、制度吸引来推动和平，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在巴尔干，这种模式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经济援助只有在和平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外交谈判需要军事压力作为后盾。制度吸引力需要和平环境才能发挥作用。当战火燃烧、屠杀发生时，欧盟的“民事力量”显得苍白无力。

一位评论者尖锐地指出：“欧盟和联合国在巴尔干的记录参差不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一贯忽视历史在该地区的重要性。……欧盟已被证明无力进行认真的预防性外交。”

五、遗产与反思：欧盟学到了什么？

5.1 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诞生

巴尔干的失败，促使欧盟开始认真发展独立的防务能力。1999年6月，欧盟科隆首脑会议决定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欧盟拥有“执行彼得斯堡任务的能力”——包括人道主义救援、维和、危机管理。

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到2003年建立一支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在60天内完成部署，至少维持一年。这支部队不是常备军，而是从成员国军队中抽调、由欧盟统一指挥的部队。

2003年，欧盟首次独立开展军事行动——“协和”行动，接管北约在马其顿的维和任务。2004年，欧盟启动“木槿花”行动，在波黑执行维和任务。这些行动标志着欧盟开始具备独立的军事能力。

5.2 西巴尔干扩大进程

巴尔干战争也让欧盟意识到，将西巴尔干国家纳入一体化进程是维护地区稳定的根本途径。1999年，欧盟提出《稳定与联系进程》，为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开辟了道路。

2003年，欧盟萨洛尼卡首脑会议明确宣布，西巴尔干国家的未来在欧盟。此后，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黑山、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成为候选国；波黑、科索沃被视为“潜在候选国”。

但扩大进程并不顺利。法国在2019年否决了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谈判，被称为“历史性错误”。西巴尔干国家等待加入欧盟已数十年，但入盟前景仍然渺茫。

5.3 未愈合的伤口

今天的波黑，仍然活在代顿协议的阴影下。国家被分为两个实体，三个民族相互猜忌，中央政府形同虚设。2024年，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仍在行使最终决策权。2025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延长欧盟驻波黑稳定部队（EUFOR）的授权，因为“该国仍然难以克服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所固化的分裂”。

科索沃问题仍未解决。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100多个国家承认，但塞尔维亚拒绝承认，俄罗斯和中国也不承认。欧盟调解的“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持续多年，但进展有限。2023年的《奥赫里德协议》呼吁双方“关系正常化”，但协议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

5.4 今天的巴尔干

2026年的巴尔干，表面上平静，但暗流涌动。2025年5月，科索沃北部发生塞族抗议者袭击北约维和部队事件，90名士兵受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被批评为“欧洲最后的侵略性独裁者之一”。

欧盟被批评“未从巴尔干战争中吸取任何教训”。当德国总理朔尔茨2024年在贝尔格莱德与武契奇签署锂矿开采协议时，有评论者指出，欧盟“没有必要支持欧洲最后的侵略性独裁者之一”。

今天的欧洲，面临着乌克兰战争、加沙冲突、高加索危机等多重挑战。在这些危机中，欧盟仍然表现得犹豫不决、内部分裂、行动迟缓。有评论者认为，欧盟“正面临在国际舞台上日益边缘化的时期”，它“未能在乌克兰战争或加沙危机等关键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反映出其政治和外交领导力的严重缺失”。

【结语】

1992年4月到1995年11月，波黑战争持续了三年半。1999年3月到6月，科索沃战争持续了78天。在这两场战争中，欧洲的土地上再次燃起战火，再次发生屠杀，再次出现难民潮。而欧洲联盟，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表现得犹豫不决、内部分裂、行动迟缓。

欧盟的“软弱”，根源在于其决策机制的碎片化、军事能力的缺失、战略文化的差异、以及“民事力量”的局限性。波黑战争期间，欧盟只能眼睁睁看着战火燃烧，最后不得不依靠北约的炸弹来结束战争。科索沃战争期间，欧盟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充当美国的“配角”。

但巴尔干战争也促使欧盟反思和改革。1999年后，欧盟开始认真发展独立的防务能力，提出了《稳定与联系进程》，为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开辟了道路。今天的欧盟，虽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至少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军事行动能力。

然而，巴尔干的伤口远未愈合。代顿协议固化的分裂、科索沃未决的地位、塞族与阿族的仇恨、大国干预的阴影——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这片土地。2025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延长EUFOR授权的辩论中，俄罗斯和中国批评国际社会对波黑的干预，英国和丹麦则支持继续干预。大国在巴尔干的博弈，仍在继续。

巴尔干战争留给欧洲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诉欧洲：一体化不能代替安全，经济力量不能代替军事力量，和平不能理所当然。它也告诉世界：在民族仇恨面前，任何外部干预都是有限的；只有真正的和解，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

三十多年过去了，萨拉热窝街头的弹痕仍然清晰可见，斯雷布雷尼察的遇难者仍在被每年纪念，科索沃的塞族修道院仍有军警保护。巴尔干的火药桶没有消失，它只是暂时冷却。如何确保它不再爆炸，是欧洲必须面对的永恒课题。

【第63集】 亚洲金融风暴：从“四小龙”奇迹到对全球化的反思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巴尔干半岛的硝烟——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暴露了欧盟的软弱，也让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完成了冷战后角色的转型。那是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而就在同一时期，世界的另一端，另一场更具震撼力的风暴正在酝酿——它不是传统的战争，却比战争更迅速地摧毁财富；它没有坦克和导弹，却让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在短短几周内灰飞烟灭。

1997年7月2日，泰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宣布放弃实行了13年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消息一出，曼谷外汇市场泰铢汇率应声下跌15%-20%，创下有史以来最低记录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金融危机如野火般蔓延：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卢比相继失守，新加坡、韩国、日本乃至香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曾经被誉为“亚洲奇迹”的经济体，在短短几周内就“兵败如山倒” 。

这场危机持续了两年多，给亚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1万亿美元的贷款变为呆账，2万亿美元的股票化为乌有，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消失 。危机也迫使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此前被国际舆论捧上神坛的“亚洲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全球化这趟快车，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从“四小龙”奇迹到对全球化的反思。

一、奇迹的诞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1.1 战后亚洲的经济起飞

亚洲经济腾飞的故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日本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出口导向型战略，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

70年代，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促使经济迅猛发展。这四大经济体被国际社会冠以“亚洲四小龙”的美誉 。

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也开始高速发展，被称为“亚洲四小虎” 。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里，亚洲经济年均增长约8%，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30多年前亚洲经济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10%，到90年代中期已升至25%左右 。

1.2 东亚模式的独特性

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把东亚后发经济体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归结为“东亚模式”。这也是第一次，“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承认了“政府主导经济转型”的优势 。

东亚模式的核心特征包括：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重视教育和技术引进。在1997年之前，这套模式被视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样板。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本以为是东亚走向崭新未来的开始，却没想到仅在4年后，就遭遇现实的当头一棒 。

1.3 保罗·克鲁格曼的质疑

1994年，就在亚洲经济如日中天之时，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给当时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

克鲁格曼分析亚洲“四小龙”的增长因素后发现，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就是高劳动参与、高储蓄、高投资，而非技术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有限度，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克鲁格曼作出了“亚洲无奇迹”的著名论断，并预言“亚洲奇迹”难以持续 。

他还将亚洲“四小龙”与前苏联类比，指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增长中都缺乏技术进步。在克鲁格曼眼里，这些经济体和前苏联一样是“纸老虎”，无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形成真正威胁 。

当时，这篇文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沉浸在高速增长喜悦中的亚洲各国，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这个悲观的预言。然而，历史却以戏剧性的方式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警示。

二、风暴来临：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2.1 泰国的引爆

1997年初，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联手向泰国银行借贷泰铢，然后向泰国外汇市场抛售泰铢、购入美元，泰国金融市场开始剧烈震荡。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稳定泰铢汇率 。

5月，索罗斯集巨资继续炒作泰铢，点燃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尽管泰国政府出手救市，但未能阻止泰铢下跌。7月2日，泰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实行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曼谷外汇市场泰铢汇率应声下跌15%-20%，创下有史以来最低记录 。

当时，泰国的外债余额已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9%，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更致命的是，在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时，泰国没有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大量短期“热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出 。

2.2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

继泰铢失守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货币和股市相继暴跌。印尼最终放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马来西亚则采取了外汇管制措施 。

从1997年7月1日至1998年2月18日，印尼卢比贬值74%，泰铢贬值43%，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33%，菲律宾比索贬值13%。同一时期，印尼股市暴跌81%，马来西亚跌59%，泰国跌48%，新加坡跌45% 。

风暴随后北上，横扫东北亚。韩国也放弃保护韩元措施，韩元在六个月内大幅贬值48%，股市下跌32%。韩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以缓解债务危机，最终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

日本也未能幸免。日本的银行和证券公司接二连三倒闭，其中包括百年老店北海道拓殖银行和第四大证券公司三一证券。1998年5月起，日元开始持续贬值，日本宣告进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

2.3 香港保卫战

1997年10月下旬，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开始做空港币，矛头直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台湾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香港恒生指数接连大跌上千点 。

彼时，香港刚刚回归祖国不久。面对国际空头的猛烈攻击，我国政府兑现“不惜代价支持香港”的承诺，动用1400亿美元资金“护盘”。有了强大的祖国做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不改变现行汇率制度，选择正面“硬刚” 。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最终，香港守住了股市和汇率。据估算，香港一役，入场的做空资本亏损可能达到10亿美元，索罗斯一人就亏损了8亿美元之多 。

2.4 惨重的代价

亚洲金融危机给受灾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1万亿美元的贷款变为呆账，2万亿美元的股票化为乌有，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消失 。1997年6月时价值100美元的资产，到1998年9月平均只值25美元。

经济衰退随之而来。随着币值和股市的崩溃，资本大规模外流，大量企业、商店、银行倒闭，失业率快速上升。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间，印尼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下降83%，泰国降40%，马来西亚降39%，菲律宾降37%，韩国降34% 。

民生遭到严重破坏。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印尼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1997年6月的1000美元降到1998年年中的260美元，相当于1965年的工资水平。世界银行估计，亚洲地区1亿多的中产阶级又重新沦为贫困阶层 。

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随之而来。1997年底，泰国和韩国政府更迭。1998年5月至7月，印尼发生多次大规模社会动乱，8月，担任总统30多年的苏哈托被迫下台。同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被迫辞职 。

三、深层病因：繁荣背后的脆弱性

亚洲金融危机看似由国际游资的狙击引爆，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内部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3.1 泡沫经济

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贷款投向房地产和证券等高回报投资领域，使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膨胀的资产价格又作为抵押，使贷款进一步膨胀，房地产和股市过度繁荣，泡沫越鼓越大 。

1996年，泰国外债总额为930亿美元，其中730亿由私人企业借入，三分之一用于房地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出现滞销、价格下跌，无钱还债，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当时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 。

3.2 金融开放过快

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前已经开放了资本账户，尤其是大量使用短期资本融资，以填补外贸逆差和资金缺口。1997年6月底，除中国和日本外的东南亚和东北亚经济体总共向国际性银行借款3700亿美元，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外债分别在300亿至1300亿美元之间，短期外债占19%-41%不等 。

北京日报的分析指出，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承认，在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之前开放资本账户具有风险，在开放长期资本流之前选择开放短期资本流更是提高了脆弱性 。

3.3 金融监管缺失

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然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没有及时跟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对国际资本和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健全，出现监管真空 。

具体表现在：对金融行业的准入缺乏管理，导致实力小、能力差、风险高的金融机构遍地开花；对银行信贷政策缺乏制约，导致银行贷款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等领域；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缺乏监督，银行可以随意借用大量外债，向无偿还能力的企业发放贷款，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大量呆账坏账 。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许多东盟国家的央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5%减到1.5% 。这样的金融体系，安全系数极低。

3.4 裙带资本主义

丁学良教授的研究指出，亚洲金融风暴同时也暴露了亚洲政商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猫腻关系盖过透明度并且压倒法治，令金融体系里埋藏着太多的溃烂和隐患。它们就像连环地雷，遇上一个有力的撞击，便可能引发止不住的爆炸 。

“裙带资本主义”是导致危机的重要深层原因。政府过度干预企业和经济的运行，往往造成政企不分，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竞争力低下等问题，也导致资金使用不当，并使经济过度膨胀 。印尼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速度增长，却经不起金融市场上的一波撞击，正是这种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 。

四、中国的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4.1 中国受到的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造成冲击，并造成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经济增速放缓。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经济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 。

由于企业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银行放贷更加谨慎，企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同时失业增加，农民工返乡，社会消费疲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 。

4.2 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惊涛拍岸的当口，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坚定的声音。中国明确表示：不采取竞争性汇率贬值措施，不以邻为壑；将用外汇支援有关国家稳定外汇市场，与各国共渡难关 。

当时，东南亚各国货币的急剧贬值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巨大压力。中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国际市场普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但中国顶住压力，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利用外资等措施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但没有下降，稳定在了8.28左右，而且还出现了稳中略升的走势 。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评价说：“人人都担心亚洲危机升级，但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做法成为地区的巨大稳定之源。” 东盟各国领导人对中国作出的贡献纷纷表示赞叹。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曾表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东盟成员国克服金融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给予了很大帮助，“对此，东盟永远不会忘记” 。

4.3 国内改革的深化

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同时，中国抓住危机带来的改革窗口期，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房等投资。1998—2004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推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迈上大台阶 。

在货币政策方面，连续下调各项基准利率，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3月将维持10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一次性下调5个百分点至8%，1999年再次下调2个百分点至6% 。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将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并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改革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 。

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推行商品房制度，引入住房按揭制度，发展房地产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加快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 。

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有效应对了危机冲击，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五、对全球化的深刻反思

5.1 克鲁格曼预言的争议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成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人 。他的论断——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抹去了东亚奇迹论的最后一点荣光与神秘 。

然而，将近二十年后再回头看，克鲁格曼的批评值得商榷之处颇多。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2010年，东亚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大约有4.8％，而世界平均只有2.7％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经济体的科技进步也在提升。韩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迅速恢复，十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5.16%，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在电子、汽车等产业的技术进步有目共睹 。

北京大学徐建国教授指出，东亚经济体是后发国家，主要利用、改进现有技术，在短时间内通过购买现成的设备，提升基础设施来吸收、利用现有技术，并且和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结合。各国发展路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也是自然的 。

5.2 东亚模式的韧性

尽管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东亚经济体在危机后表现出强劲的恢复能力。1999年，亚洲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恢复到6.2%，2000年达到6.9% 。

二战以后很少有国家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除去富有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国家，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从这个角度讲，“四小龙”无愧于“奇迹”一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多国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很难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防范危机的有效途径。2000年，第9届东盟—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各国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新时代的开始 。

5.3 对全球化的辩证认识

亚洲金融危机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引发的第一波大危机，它以活生生的实例告诉世人：全球化并不像这之前人们所憧憬的那样，是个“均质过程”，不可能让参与的各方均等得益 。

北方网的分析文章指出，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提供发展机遇，又会带来风险。亚洲经济能在过去30多年里实现腾飞和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开放政策，与世界经济融合，从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资金。但是，亚洲国家也尝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苦果。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自由化 。

5.4 亚洲价值观的再审视

亚洲金融危机也激起了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的辩论。韩国的女士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首饰捐给国家银行偿还外债，周边国家政界人士以此大肆为“亚洲价值观”鼓吹，说这样的民风民气，只有在深受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浸染的社会方能见到 。

但也有学者尖锐指出，这场金融风暴同时也暴露了亚洲政商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猫腻关系盖过透明度并且压倒法治。丁学良教授认为，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角度看，那场金融风暴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贪污腐败一类问题引进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而在这之前，此类问题都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相干的因素 。

六、历史的启示：危机留下的教训

6.1 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

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 。

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

6.2 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度难以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还可能造成资本过度流入和助推经济泡沫。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向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

我们要坚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

6.3 深化改革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

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在危机时期往往会“水落石出”，这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窗口期。此时推动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共识 。

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推进国企、金融、外贸、房地产、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不仅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效率，增强了增长内生动力，为走出危机和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 。

6.4 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抵御外部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影响较小，但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明显改善，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国积极推进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

6.5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这种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

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

【结语】

1997年7月2日，当泰铢开始暴跌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这场危机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整个东亚，摧毁数万亿美元的财富，让一亿多人重新陷入贫困。

2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只是一场金融危机，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它打破了“亚洲奇迹”的神话，暴露了东亚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它让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不仅仅是机遇；它催生了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创新，如《清迈协议》的签署和亚洲货币合作的探索。

这场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转变。在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向受灾国提供外汇支援，成为地区的“稳定之源”。这标志着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开始成长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地区大国。

丁学良教授在回顾这场危机时写道，受它打击的国家和地区绝不会忘却这个二战后亚洲最广泛的危机带来的有泪有血的后果。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记住教训的时段平均只有7年 。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重温历史的原因——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的伤痛，而是为了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从“四小龙”奇迹到金融危机，从东亚模式的辉煌到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繁荣不能掩盖结构的脆弱，全球化既需要拥抱的勇气，也需要管控风险的智慧。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言：“我们不能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一定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可靠的多边体系。”

【第64集】 WTO的诞生与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亚洲金融风暴——那场席卷东亚的危机，让曾经被誉为“奇迹”的经济体在短短几个月内灰飞烟灭，也让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全球化的风险和东亚模式的脆弱性。那是危机与反思的一页。而就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同时，另一个更具历史意义的进程正在悄然加速——那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长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当地时间18时39分，随着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木槌轻落，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这一锤，中国等了整整15年。从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走过了起伏跌宕、山重水复的15年谈判历程。这15年里，中国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贸易谈判代表。这15年里，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者走向核心参与者。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世界贸易组织如何从关贸总协定演变而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一、WTO的诞生：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1.1 关贸总协定的历史遗产

世界贸易组织的故事，要从1947年说起。那一年，23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

关贸总协定有一个尴尬的身份：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而只是一个“协定”。原本计划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因为美国国会反对而夭折，GATT只能临时承担起管理国际贸易的职责。这种“临时”状态，一维持就是近半个世纪。

在1948年到1994年的47年里，GATT主持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成功地将全球关税水平大幅降低，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但它始终面临着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它没有正式的国际法人地位，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强制力，对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议题覆盖不足。

1.2 乌拉圭回合的突破

1986年9月，GATT第八轮谈判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启动，这就是著名的“乌拉圭回合”。这轮谈判的议题空前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还首次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等新领域。

随着谈判的深入，一个根本性问题逐渐浮现：如何有效执行乌拉圭回合形成的各项协议？原有的GATT体制已经难以胜任这个任务。1990年初，时任欧共体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首先提出建立多边贸易组织的倡议。同年7月，欧共体以12个成员国的名义向乌拉圭回合体制职能谈判小组正式提出这一倡议，随后得到加拿大、美国的支持。

起初，美国对这个提议持怀疑态度。但考虑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协议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机制——美国当年坚持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缺乏执法权力，想依靠GATT的有效解决争端机制。最终，美国改变了态度。

1993年11月，谈判形成了“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议”。根据美国的动议，这一组织被命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部长会议上，104个参加方政府代表签署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

1.3 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运作。1月31日，世贸组织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取代了运行近半个世纪的关贸总协定。

与GATT相比，WTO具有更完整的制度框架。它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为章程，将货物贸易（GATT 1994）、服务贸易（GATS）、知识产权（TRIPS）三大领域纳入统一框架，建立了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这套“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使WTO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

此后30年间，世贸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通过提供开放、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加强成员间经贸合作，推动了全球贸易总体平稳有序发展。同时，世贸组织不断吸纳新成员，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推动更多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二、中国复关入世谈判：15年的艰难历程

2.1 复关申请的提出（1986年）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1947年10月，中国参与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关贸总协定之间的正式关系长期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中央决定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开始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考察，逐渐认识到这一组织对中国有用且重要。

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申请“复关”。经过三年多的充分准备，1986年7月1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正式提出中国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15年的漫漫谈判历程。

2.2 谈判的四个阶段

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后来将15年的谈判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从1986年到1992年，解决“市场经济”四个字；从1993年到2000年，解决“开放市场”四个字；最后用一年时间，起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

第一阶段（1986-1992）：解决“市场经济”问题

1986年7月到1989年5月，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进行了十几次双边磋商，并就中国复关的一些核心问题基本形成了谅解。中国工作组通过连续召开7次会议，基本结束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答疑和综合评估工作。

然而，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经济制裁，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复关谈判涉及的双边磋商和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于停顿。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成为谈判的转折点。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个多月后，中国在日内瓦宣布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第二阶段（1993-2000）：解决“开放市场”问题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成立。同年，中国决定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并根据要求，与世贸组织的37个成员开始了双边谈判。

从1997年5月与匈牙利最先达成协议，到2001年9月13日与最后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这期间起伏跌宕，山重水复。每个国家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与冰岛的谈判只花了一个多小时，但与美国谈了整整6年。美国希望中国的关税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只能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第三阶段（2000-2001）：起草法律文件

1999年后，谈判进入最后攻坚阶段。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美方坚持不切实际的要价，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1999年11月，中美在北京展开最后冲刺。双方围绕农产品关税、服务业开放、贸易权等问题激烈交锋，谈判原计划两天，结果延长到六天六夜。在僵持、拍案、离席、重回谈判桌等一系列波折之后，11月15日，当中美签署双边协议的消息传出时，全场掌声雷动。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结果，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也正式达成双边协议。

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15年的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中美谈判：最艰难的战役

3.1 为什么美国是关键？

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美国始终是最关键的对手。世贸组织虽由全体成员协商决策，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世贸组织中最具话语权的成员，其态度直接决定着谈判的走向。

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的关税水平、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权开放、透明度要求等。美国希望中国的开放水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家，而中国坚持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这种根本分歧，使中美谈判成为整个入世进程中最艰难的战役。

3.2 1999年11月：六天六夜的鏖战

1999年11月10日，中美新一轮谈判在北京拉开序幕。美方代表团由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中方由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领衔。谈判原计划举行两天，但由于几个关键问题一直谈而不决，谈判一再延长。

这六天六夜是怎样的煎熬？龙永图后来回忆，谈判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几乎到了“谈崩”的边缘。中方在一些核心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如电讯的关口局必须由中国控制以确保国家安全，A股市场不放开，人寿保险合资外方股比不能超过50%。美方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坚持要价。

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等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精神，经过6个昼夜的艰苦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彼此的分歧。

11月15日下午，当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在协议上签字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会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指出，这一谈判不仅具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中美协议的达成，扫清了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正如后来签署仪式上石广生所言，这一结果是“双赢”的。

3.3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权利和义务必须平衡；永久解决中美相互最惠国待遇问题。

谈判方针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中国不能接受的要价坚决不同意，应该得到的必须得到，否则宁可不加入世贸组织。例如，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解决美国长期拒绝给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问题。

在确保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尽可能照顾谈判方的关切。谈判中的相互妥协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在纺织品条款、特保条款、反倾销条款上，中国做了让步，但坚持了“日落条款”——即到期自动作废（纺织品条款2008年到期，反倾销条款入世后15年、特保条款入世后12年失效），拒绝了谈判方使其永久化的无理要求。

这种“双赢”的结果，使中国入世协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10年的实践证明，协议内容是合适的，权利义务是平衡的。

四、多哈时刻：历史性的一声槌响

4.1 2001年11月10日

当地时间2001年11月9日下午，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开幕，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特别指出，本次会议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接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这也是中国最后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贸组织会议。11月10日，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入世所有法律文件，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新成员。

当地时间11月10日18时15分，在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就座，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贸组织会议中坐到第一排的位置。龙永图特意打了一条红色领带，迎接历史性的一刻。

18时30分，卡迈勒宣布大会转入第二项议题“部长行动”，并开始该议题下第一个分议题，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时任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瑞士驻世贸组织大使吉拉德向大会报告了工作组的工作。亲历了中国复关和入世整个谈判进程的吉拉德，向大会提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草案）和工作组代拟的部长级会议《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和通过。接着，卡迈勒请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由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无需表决。

18时39分，卡迈勒宣布本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并敲响木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祝贺。

4.2 石广生的发言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石广生应会议主席卡迈勒之邀，走上讲台发言。石广生说，中国为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有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它必将对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11月11日晚，石广生向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递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根据规定，递交批准书30日后，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我们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有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机遇，迎接挑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入世挑战。”石广生在签字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五、入世后的成就：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5.1 全面履行承诺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被公认为“优等生”。

在货物贸易领域，到2010年，中国就全部履行完货物降税承诺，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此后继续自主扩大开放，目前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3%，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承诺开放的9大类100个分部门全部履行，目前已开放超过120个分部门，远高于一般发展中成员。

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修改、废止了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政策、规章，中央层面将近2000件，地方层面19万件。WTO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多次指出，中国开放承诺超出一般发展中成员。

5.2 经济的腾飞

入世后的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融入全球化程度最深的时期。

从贸易看，中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长22%，规模扩大近5倍，占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目前，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从外资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入世不到10年就突破1000亿美元，目前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已超过100万家。

从经济增长看，中国GDP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超过13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比重约18%。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

5.3 造福世界

中国入世，不仅发展了自身，也造福了世界。

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福利，抑制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提升了民生福祉。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通过进口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稳定器。

在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拉动自身经济恢复的同时，也给世界提供了发展机会；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有序复工复产，为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抗疫物资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克勒曾盛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不仅十分有利于中国和亚洲地区，也十分有利于包括愿意实行开放型国际贸易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

5.4 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2025年，中国政府宣布，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是一个蕴含战略自信的重要宣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可以继续享受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但中国选择“不寻求新的特殊待遇”，是基于对自身发展阶段的清醒判断和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担当。24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远低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业开放程度高于一般发展中成员。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这展现了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身份的改变，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决心和原则没有改变。

六、历史的启示：开放带来进步

6.1 入世成功的原因

中国入世谈判历经15年终获成功，石广生后来总结了几点原因：

一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从1971年不申请复关，到1983年决定申请，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到1999年加快谈判步伐——中央对形势的分析、科学的判断、时机的把握，决定了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二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谈判的进展，入世谈判又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开放。1992年前谈判审查发现的问题——汇率双轨制、外贸国家统一经营、国家定价为主、出口补贴——通过国内改革逐步解决，又反过来促进了谈判进展。

三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冷战后大国注意力转向经济利益，都为中国入世创造了条件。

四是中国可以办大事的政治体制。从部级协调机制到中央WTO领导小组，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指挥谈判，各部门、各地方认真贯彻执行。这种体制保证了决策果断、贯彻有力、说话算数。

五是始终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既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也在确保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照顾谈判方的关切。中国入世协议和承诺，被世界普遍认为是双赢的。

6.2 入世的精神遗产

回望入世20多年，龙永图认为有三个重要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加快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

石广生指出，入世最大的利是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最大的弊是国家要让市场、企业要拼竞争、政府要改管理。但这些“弊”也可以理解为挑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经之路。

徐洪才总结说，入世过程是中国逐渐跟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回首过去20多年，中国履行了承诺，问心无愧。

6.3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2025年1月1日，世贸组织迎来成立30周年。当前，国际贸易环境遭受保护主义冲击，世贸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运转等方面遭遇诸多挑战。

个别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损害了世贸组织的有效性、权威性。但正如经济日报评论所言，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的基石，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增长的支柱，需要的是维护，而不是破坏。

中国将继续秉持入世初心，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结语】

2001年11月10日18时39分，当卡迈勒手中的木槌在多哈落下时，中国等了整整15年。

这15年，中国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贸易谈判代表。这15年，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这1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

那一声槌响，宣告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性跨越。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时的谨慎起步，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时的关键转折，到1999年中美达成协议时的艰难突破，再到2001年多哈会议的一锤定音——每一步都凝聚着几代谈判人的心血和智慧，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化和开放步伐的加快。

入世后的2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者成长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中国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7.3%，服务业开放远超一般发展中成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用事实证明：开放带来进步，融入世界体系是正确选择。

2025年，中国政府宣布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宣示，既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自信，也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正如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姜学斌所言，这不意味着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和身份的改变，中国永远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决心和原则没有改变。

回望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开放不是单方面的让步，而是互利共赢的选择；融入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主动的拥抱；规则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共同的遵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

正如龙永图所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30年前，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付出了15年的艰苦努力；今天，中国将继续秉持入世初心，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从1986年到2026年，40年过去了。中国入世谈判的这段历史，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但它的精神遗产——开放、改革、规则意识、互利共赢——仍在激励着今天的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未来。

【第65集】 俄美蜜月期：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与北约首次东扩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谈判——那场历时15年的博弈，最终使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那是开放与融入的故事。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个大国在冷战结束后也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融入西方体系，但它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1999年12月31日，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莫斯科时间中午12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过电视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新年贺词，但他的讲话内容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用疲惫的声音说：“今天，我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致辞。我已经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职。”

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中，叶利钦向俄罗斯人民道歉。他说：“我曾经希望通过一次跳跃就能彻底摆脱停滞、专制时代而走向繁荣、文明的将来，而这一跳跃没有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过于天真幼稚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而许多人在这个复杂的年代里经历了磨难和失落。”

叶利钦的道歉，浓缩了1990年代俄罗斯的全部悲剧。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蜜月期”——俄罗斯天真地以为，只要拥抱西方、推行改革、放弃帝国野心，就能被接纳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但八年之后，迎接它的是经济崩溃、社会撕裂、北约东扩、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叶利钦的支持率降到了难以置信的2%。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如何摧毁了俄罗斯经济，北约首次东扩如何背叛了俄罗斯的信任，以及这个“蜜月期”如何为后来的俄乌冲突埋下了伏笔。

一、融入的幻想：俄罗斯的“自由国际主义”时刻

1.1 新俄罗斯的身份定位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身份选择：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新领导层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俄罗斯要彻底告别苏联的过去，拥抱西方的“文明世界”。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接受自由民主制，否定共产主义；在经济上，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在外交上，他们希望融入西方，告别帝国野心。

时任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是这种“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利益是天然和谐共通的，既然俄罗斯已经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即使它与北约国家间有局部分歧，也可通过国际机制化解。1993年，科济列夫在北约官方杂志《北约评论》上撰文，宣称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今天是天然朋友，未来是盟友”。

1.2 加入北约的试探

在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罗斯甚至尝试过加入北约。早在苏联解体前，时任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就向美国和北约表示，“与欧洲唯一的军事联盟合作将是俄罗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将加入北约视为“长期政治目标”。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多次表示，只要俄罗斯完成相应的改革，当然也能加入北约。1993年，时任俄联邦安全部副部长斯捷帕申也表示，加入北约是“早就确定的目标”，新俄罗斯在欧洲没有外敌，主要威胁来自内部政治动荡。

在当时俄罗斯精英的想象中，一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西方安全共同体是可以实现的。叶利钦后来在联合国发言时甚至提出，要么北约接纳俄罗斯加入，要么把北约置于一个由联合国主导建立的扩大版欧安组织的权威下，且俄罗斯在该组织拥有否决权。这个主张，正是如今俄方“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理念的早期来源。

1.3 对西方的浪漫想象

为什么俄罗斯精英会有这种“浪漫想象”？原因在于，他们把冷战的结束理解为“自由民主对共产主义的胜利”，而不是“美国对俄罗斯的胜利”。在他们看来，既然俄罗斯已经选择了民主和市场，它就应该被接纳为西方的平等伙伴。

这种浪漫想象很快就会被现实击碎。但当叶利钦在1992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他与老布什宣布美俄关系进入“新的伙伴关系时代”，双方互称“比尔”和“鲍里斯”。那时的气氛，确实像一场“蜜月”。

二、休克疗法：经济转型的灾难性代价

2.1 激进改革的设计

与政治上的“融入西方”相配套，俄罗斯在经济上选择了最激进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这个方案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担任顾问，俄罗斯副总理盖达尔主导实施，主要内容包括：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实行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摧毁计划经济基础。

“休克疗法”的初衷，是以短期的经济下降为代价，迅速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设计者相信，只要快速摧毁旧体制，市场就会自发地创造繁荣。但他们严重低估了“休克”的持续时间，也严重高估了俄罗斯经济对新体制的适应能力。

2.2 灾难性的后果

1992年，“休克疗法”开始实施。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俄罗斯的GDP就下降了14.5％，物价飞涨2508.8％，卢布大幅贬值。紧缩银根加剧了企业的艰难处境，导致全面的支付危机。从此，俄罗斯陷入了经济、财政、金融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

整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0%，内外债增至2250亿美元。这种衰退的深度和时间长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普京后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

2.3 私有化与寡头的诞生

“休克疗法”的第二条支柱是私有化。1992-1994年，俄罗斯推行“证券私有化”——向每个公民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民公平地分享国有资产。

但实际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恶性通胀，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很快变得一文不值。绝大多数老百姓在绝望中把证券低价卖给了投机者。1995年，政府又推行“贷款换股份”计划——以国有企业股份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如果政府无法还款，银行就获得企业控股权。

这一制度设计，让少数私人银行以极低的价格吞噬了俄罗斯最优质的国有资产。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波塔宁、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一夜之间成为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石油、金属、传媒的核心产业。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私有化使俄罗斯形成了金融寡头阶层，但也造成了腐败现象泛滥，大量资产被非法转移海外。

2.4 社会创伤与叶利钦的道歉

私有化十年后，俄罗斯共有13.78万家国有和地方企业改变了所有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66%。但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千百万俄罗斯民众的贫困化。退休老人失去了储蓄，工人失去了工厂，知识分子失去了尊严。

1999年，当叶利钦辞职时，他的民众支持率降到了难以置信的2%。他在辞职讲话中说：“我请求你们的原谅。因为我们很多共同的希望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曾经以为很容易就能跨越的难关，结果却令人痛苦地难以克服。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没有实现你们某些人的期望。”

叶利钦承认：“我曾经希望通过一次跳跃就能彻底摆脱停滞、专制时代而走向繁荣、文明的将来，而这一跳跃没有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过于天真幼稚了。”

三、北约首次东扩：蜜月的终结

3.1 1990年的承诺

就在俄罗斯内部经历“休克疗法”痛苦的同时，外部世界的形势也在悄然变化。1990年，在两德统一的“2+4谈判”中，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对戈尔巴乔夫作出口头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

这份承诺没有写入条约，但它是谈判的背景和前提。在俄罗斯看来，这是西方不会利用苏联解体制弱俄罗斯的保证。但在美国看来，这个承诺只针对东德领土，不涉及后来的东欧。

3.2 克林顿的决定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他的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北约东扩的可能性。支持东扩的论点包括：中东欧国家希望加入北约以巩固民主转型；北约东扩可以防止俄罗斯重新控制这一地区；拒绝这些国家可能使它们陷入安全真空。

1994年1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正式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邀请所有前华约国家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参加。同年，克林顿访问波兰时宣布，波兰将是第一批扩员对象之一。

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峰会正式邀请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加入北约。1999年3月12日，三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这是北约冷战后第一次东扩，也将北约的防线向东推进了约700至900公里。

3.3 乔治·凯南的警告

1998年5月2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东扩。当时，提出遏制苏联思路的94岁的乔治·凯南立刻做出评论：“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我认为俄罗斯将慢慢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

凯南认为，这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最灾难性的错误，不但会助推俄罗斯反西方和军事化的舆论，对俄罗斯“民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还会重回冷战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我们不想要的方向。

凯南的警告，一语成谶。

3.4 科索沃战争的裂痕

1999年3月24日，就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一个月，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对南联盟发动长达78天的空袭。这是北约首次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

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南联盟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也是东正教兄弟。北约的轰炸彻底打破了俄罗斯对西方的浪漫幻想——原来“人道主义干预”可以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原来北约可以无视俄罗斯的反复警告。

作为回应，俄罗斯立即冻结与北约的一切关系，并举行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部99”，演习场景包括应对“未指明的军事联盟”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导弹攻击。

3.5 蜜月的终结

1999年4月，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了《联盟的战略概念》文件，将北约的任务由“集体防御”转变为“保卫缔约国的共同利益”，为未来的域外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时，距离苏联解体还不到八年，距离叶利钦上台不到八年，距离那场短暂的“蜜月”也仅仅过了八年。俄罗斯从“加入北约”的幻想，跌落到“与北约对抗”的现实。1999年底，当普京接任总统时，华盛顿对他充满戒备。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普京为“强硬派，意志坚定、行动果决”。

四、双重打击的遗产：俄罗斯的觉醒

4.1 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创伤

叶利钦时代的八年，给俄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创伤。

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0%，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陷入贫困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下，俄罗斯经济跌至谷底，外债高达2250亿美元。私有化造就了寡头，却摧毁了中产阶级。

政治上，国家权威严重削弱，政府更迭频繁。叶利钦在8年里撤换了7个总理、9个财长、6个内务部长和3个外交部长。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社会失去安全感。

4.2 民意的转变

1991年苏联解体时，大多数俄罗斯人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到1999年叶利钦辞职时，支持率仅剩2%。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八一九事件只是“国家高层领导人权力之争的一个插曲”，只有9%的人认为那是“民主革命的胜利”。

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曾经被奉为榜样的“西方模式”，在休克疗法和北约东扩的双重打击下失去了吸引力。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萨塔罗夫等人写道，对一部分人而言，叶利钦是希望和确保永远告别过去的象征；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他是民族灾难的化身。

4.3 普京的登场

1999年8月，普京被任命为总理。同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职，普京成为代总统。在叶利钦辞职讲话中，他特意对普京说：“请珍惜俄罗斯。”

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写道：“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们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但普京同样清楚，90年代的“康庄大道”也没有带来繁荣。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崩溃、社会撕裂、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俄罗斯。

4.4 历史的分水岭

1999年，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一年，北约完成了第一次东扩，也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一年，叶利钦辞职，普京上台。这一年，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彻底终结，开启了此后20多年的对抗与博弈。

2000年，普京与克林顿首次会晤时，克林顿公开赞扬普京有能力建设“繁荣强大，同时保障自由与法治”的俄罗斯。但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不再相信西方会平等地对待它。普京后来多次强调北约背弃了“不东扩承诺”，认为西方的承诺是“谎言”。

五、历史的镜鉴：俄罗斯悲剧的启示

5.1 融入不是单向的

俄罗斯90年代的悲剧，第一个启示是：融入不是单向的。俄罗斯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了市场经济，甚至主动提出加入北约。但西方的反应是：利用俄罗斯的弱势推进东扩，挤压其战略空间。

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他曾经希望通过一次跳跃就能彻底摆脱停滞、专制时代而走向繁荣，但这个跳跃没有成功。问题可能不在于跳跃本身，而在于落地时发现，原来的跑道上已经没有了位置。

5.2 战略空间的不可压缩

俄罗斯悲剧的第二个启示是：大国的战略空间是不可无限压缩的。1990年贝克作出“不向东扩张一英寸”的承诺时，北约的边界在易北河。1999年北约第一次东扩后，边界推进到了波兰。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后，边界推进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历任总统都低估苏联解体后的反弹力量，自我破坏了当年北约不东扩的诺言，结果创造了一个与美国对着干的敌人。

5.3 承诺的政治分量

俄罗斯悲剧的第三个启示是：承诺的分量不在于是否写进条约，而在于是否被信任。1990年的口头承诺，虽然未写入“2+4条约”，但它是谈判的前提。当这个承诺被打破时，俄罗斯感受到的不是法律上的违约，而是政治上的背叛。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国家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将这种政策引起的矛盾称为“幻想的”，那就误解了问题的实质。

5.4 历史并未终结

1992年，当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他相信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演化的终点。但俄罗斯90年代的悲剧证明，历史远未终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如此痛苦，从敌人到伙伴的转变可以如此脆弱，从蜜月到对抗的周期可以如此短暂。

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著名演讲，猛烈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和北约东扩。他说：“北约扩张是对俄罗斯的严重挑衅。一个军事集团的边界逼近我们的边境，这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句话，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彻底转向。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2022年俄乌战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那个被辜负的“蜜月期”。乔治·凯南1998年的警告，在二十多年后成为现实。

【结语】

1991年12月25日，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时，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挥手，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庆祝。所有人都相信，一个繁荣、自由、与西方友好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八年后的1999年12月31日，当叶利钦在电视上向俄罗斯人民道歉时，这个“新时代”已经面目全非。GDP下降了一半，物价上涨了数千倍，民众陷入贫困，寡头控制着国家，北约打到了家门口。叶利钦的支持率只剩2%。

在这八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休克疗法”的经济灾难，经历了北约东扩的政治背叛，经历了科索沃战争的羞辱。俄罗斯对西方的浪漫幻想彻底破灭，而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和防范日益加深。

这八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1993年，当科济列夫在北约杂志上高呼“俄罗斯与北约是天然朋友”时，西方主流媒体充满赞誉。1999年，当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同样的媒体却一片叫好。2000年，当普京上台时，《纽约时报》评论说，俄罗斯需要一个“强硬派”来恢复秩序。

历史没有给俄罗斯第二次选择的机会。1990年代那个“融入西方”的窗口期，在西方决策者的一再误判中，永远关闭了。当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很多人问：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或许就藏在1990年代的这段历史里。

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但他没有说，向前迈进的路有多艰难，被辜负的信任有多难重建。

【第66集】 非洲的失落：卢旺达大屠杀与国际社会的冷漠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那场充满希望的“蜜月”如何在经济崩溃和北约东扩的双重打击下，演变为一场国家悲剧。那是大国转型的阵痛。而就在同一时期，世界的另一端，另一个更惨烈的悲剧正在上演——它发生在非洲腹地一个叫卢旺达的小国，100天之内，约100万人被屠杀，杀人者用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最原始的砍刀和棍棒。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成为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导火索。在随后的100天里，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展开了系统性的屠杀。男人、女人、老人、儿童，甚至孕妇腹中的胎儿，无一幸免。遇难者被砍死、烧死、打死，尸体堵塞了河流，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当时就驻扎在卢旺达，但他们接到命令——只负责保护外国人撤离，不要介入当地冲突。美国、比利时、法国等西方国家完全清楚事态的发展，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当时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达莱尔将军后来愤怒地说：“在国际社会的架构中，并非所有的人种都被认为是人类。如果有人想清除卢旺达境内的300只山地大猩猩，也许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可能会更大些。”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卢旺达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国际社会为何如此冷漠，以及这场悲剧给世界留下了怎样的教训。

一、仇恨的种子：殖民者种下的孽债

1.1 一个没有种族区分的社会

今天的卢旺达被称为“千丘之国”，风景秀丽，湖光山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两个主要族群——胡图族和图西族。在殖民者到来之前，这两个族群的关系并非后来那样水火不容。

胡图族以务农为生，占人口多数；图西族以放牧为生，人数相对较少。但两个族群讲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种宗教，世代混居，相互通婚。族群的界限是流动的——胡图人可以因为获得大量牲畜而被视为图西人，图西人失去财富也会被视为胡图人。正如一位卢旺达老人所说：“在殖民者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等部族和睦相处，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1.2 殖民者的“种族科学”

19世纪末，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卢旺达沦为德国殖民地。一战结束后，比利时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接管了卢旺达 。

西方“文明人”不仅带来了残暴统治，也带来了“种族科学”。当时的欧洲流行一种荒谬的理论——“含米特假说”，宣称肤色浅、相貌好看的外来移民是“优等种族”，对非洲原住民进行了“文明开化”。按照这套理论，比利时殖民者把长相更接近欧洲人的图西人视为“优等种族”，将他们作为代理人统治卢旺达 。

为了“科学”地区分两个族群，比利时科学家带着秤、卷尺和卡尺来到卢旺达，测量当地人的头颅、面部和体形。他们由此获得“重大发现”：图西人鼻子长度的中位数比胡图人多2.5毫米，宽度则少约5毫米 。以这些微小的差异为依据，比利时殖民当局自1933年起在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强制标记“胡图族”或“图西族”的种族身份 。

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至今展出一张殖民时期的老照片——一双白人的手正在用卡尺测量当地人的鼻子长度。这把尺子造成的割裂，最终演化为一把把滴血的砍刀 。

1.3 “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

比利时殖民当局推行“亲图西政策”，图西人在军政系统中占据重要职位，胡图人则受到压制。胡图酋长被替换为图西人，胡图学生在学校中的比例受到严格限制，胡图毕业生也更难找到体面工作 。

比利时殖民者为修建公路、种植咖啡等作物，在卢旺达实行强迫劳役。据记载，当时一个卢旺达男子一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要被迫从事各种劳役，如果反抗就会遭到毒打和折磨。而征召的主要对象就是胡图人 。

美国作家古雷维奇在《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一书中写道，比利时殖民者命令图西人：“要么你拿鞭子抽胡图人，要么我抽你。”在胡图人眼中，图西人变成另一群“殖民者”，仇恨的种子由此在心中生根发芽 。

乌干达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深刻揭示了殖民者的统治之术：殖民者不仅捏造了种族差异，而且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差异。“在卢旺达，殖民者不是‘加剧’了分裂，他们‘创造’了分裂。殖民者很难掌控一个团结、统一和和平的国家。因此，他们分裂非洲国家，削弱我们的力量，夺走我们的矿产和黄金。”

1.4 独立后的恶性循环

二战后，反殖民思潮席卷世界。比利时殖民当局逐渐意识到形势不妙，转而支持力量逐渐壮大的胡图人，试图以此挽救殖民统治。正如法国作家法农所说：“被殖民者反对殖民者的最后斗争，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间的斗争。”

1959年，卢旺达爆发“社会革命”，胡图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图西人。冲突随之而来，数十万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寻求庇护，其中包括年仅2岁的后来成为总统的保罗·卡加梅 。

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人格雷瓜尔·卡伊班达成为第一任总统。新政府在政治领域驱逐图西人，禁止图西人上高中和大学，并在就业上针对这个族群设置障碍。一位图西族幸存者回忆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是图西人，直到我开始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所有政策都偏向胡图儿童。”由于歧视政策，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被迫辍学 。

数十万流亡在周边国家的图西难民始终怀揣着重回祖国的希望。1990年10月，由流亡乌干达的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卢旺达政府军发生冲突，他们要求返回故土并享有作为卢旺达人的权利 。

西方的干预令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法国为与“盎格鲁-撒克逊阵营”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向亲法的卢旺达胡图人政权提供武器和训练指导，支持其打击与乌干达等前英国殖民地有密切联系的图西武装 。

1993年8月，在国际压力下，卢旺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阿鲁沙和平协议》，旨在解决权力分享、难民回国等关键问题，以结束长达三年的内战。正当人们为和平的到来而松一口气时，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

二、百日屠杀：1994年的至暗时刻

2.1 导火索：总统座机被击落

1994年4月6日晚21时许，一架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爆炸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机上的乘客是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及随行人员 。

谁发射了导弹，至今仍无定论。但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两位总统坠机身亡后几个小时，针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就开始了 。胡图族极端势力迅速组建临时政府，指责这次恐怖袭击是图西族爱国阵线所为，以此作为进行种族屠杀的借口 。

2.2 屠杀的机器

4月7日凌晨，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阿加特·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 。

军队和胡图民兵在基加利四处筑起路障，严密检查人们身份证上的种族信息。臭名昭著的“千山自由广播电台”宣称“图西蟑螂”杀害了总统，煽动所有胡图人去“砍掉高树木” 。

杀人者并非都是军人，而是大量平民百姓。他们拿起砍刀、棍棒、锄头，残杀无辜的图西人。昔日的友邻也变为仇敌，胡图平民举起武器砍向图西邻居，抢掠、烧毁他们的房屋 。

一位名叫吉特拉·哈姆兹的胡图族参与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想，如果他们（图西族）设法杀死了总统，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生还呢？在1994年4月15日早晨，我们每个人醒来后都知道该做什么，去哪里，因为一切在前一天晚上都已制定了计划。早上醒来后我们开始步行前往教堂……如果你没有任何理由就开始屠杀人，你一定会不同于往常。我们受到了魔鬼的攻击。我梦见我的身体以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人都是我的邻居。”

2.3 教堂内的屠杀

许多图西族人相信，他们能够得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能够在教堂内获得安全。布格塞拉省的尼亚马塔教堂是当年大屠杀的主要场地之一。该省当年居住着约5.9万图西族人，其中5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1万人就死于尼亚马塔教堂内 。

屠杀者的手段极其残忍。妇女当着自己家人的面遭到强奸、虐待，最后被杀害。孩子们眼睁睁看着父母被虐杀，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 。短短一周内，仅基加利就有2万人丧生 。

从4月7日到7月中旬的100天里，全国共有约100万人遭到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图西族人 。遇难者人数超过了卢旺达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自二战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 。

2.4 屠杀的终结

直至同年7月，由流亡乌干达的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反攻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了胡图族政府，屠杀才停止 。

许多胡图族人在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获得军事胜利后，纷纷逃到了邻国刚果。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梦初醒的国际社会此时却开始对人道灾难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援助物资径直送入由大屠杀制造者们建立和躲藏的胡图族难民营内，而不是送入劫后余生的图西族难民手中 。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在刚果建立的是那些进行过种族屠杀的残余政府的营地，在联合国发起下，在难民营地内被建立起来的前胡图族政权的复制品。全世界的金钱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如潮水般涌来。但是这个世界的溺爱却几乎全部给了那些由凶手们主持的难民营。”

三、国际社会的冷漠：有选择的正义

3.1 维和部队的撤退

在大屠杀发生前，联合国在卢旺达驻有维和部队。当时负责指挥卢旺达境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拿大将军罗密欧·达莱尔曾恳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他所需的维和力量，但他最终没能成功。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时只要有几千名武装维和人员就可制止这场屠杀 。

1994年4月7日，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在护送女总理时遭杀害。比利时维和部队不顾联合国的挽留，坚决从卢旺达撤军，并带走全部重型武器 。

达莱尔将军后来回忆当年的遗憾和惨剧，表达了他对国际社会冷漠的愤怒：“在国际社会的架构中，并非所有的人种都被认为是人类。……我相信，如果有人想清除卢旺达境内的300只山地大猩猩，也许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可能会更大些。”

3.2 美国的知情与不作为

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完全清楚卢旺达事态的发展，却无视种族屠杀的暴行，至少对这些暴行的反应过于迟钝 。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4年4月曾经简要地向克林顿汇报，指出图西族爱国阵线正试图“制止正在向南蔓延的种族屠杀”。而当时美国某部门正向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建议“清除所有图西族反政府武装的最后解决方案” 。

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帮办伍兹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列出世界上可能爆发危机的地方，以供白宫决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把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但他很快接到了上司的指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3.3 迟来的道歉

1998年，克林顿前往卢旺达做了道歉。但他坚持说，他和国际社会的错误在于对卢旺达悲剧情报的缺失，并非拒绝制止种族屠杀。克林顿在卢旺达说：“也许你们，尤其是那些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在此会感到不适应，但是在世界各地，那些像我一样日复一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们，过去并没有认识到你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怖灾难卷入的深度和速度。”

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mother Jones指出，克林顿的道歉搀杂了“不知羞耻的谎言”，事实是克林顿政府完全知情 。

2004年，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纪念日，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缺席。除了比利时首相盖伊·万霍夫斯塔德，所有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都避开了这一纪念日 。2000年4月，比利时首相曾就比利时当年没能阻止卢旺达大屠杀向卢旺达人民道歉。在纪念活动上，比利时副首相重申了道歉的三个理由，指出比利时以国家的名义道歉，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 。

3.4 法国的角色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曾对美国、法国、比利时、英国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他在纪念讲话中说，西方国家本来有能力制止屠杀，但是它们却袖手旁观 。

卡加梅指出，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并非不可避免，西方国家对大屠杀的蔓延负有责任。大屠杀是卢旺达的悲剧，更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失败 。

四、正义与和解：漫长的疗伤之路

4.1 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

在卢旺达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此类悲剧重演，联合国成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 。这是继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国际社会又一次尝试用法律手段追究大规模暴行的责任。

联合国国际犯罪法庭在该法庭网站上夸耀道：“对（卢旺达大屠杀）几名被捕要犯，包括卢旺达前总理让·坎邦达，让－保罗·阿卡耶素和其他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审判已经结束。坎邦达，首位被证实犯有如此罪行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对阿卡耶素和坎邦达的审判是国际犯罪法庭有史以来首次宣判的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的犯罪行为。”

1998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

4.2 国内的司法难题

然而，国际法庭的审判无法解决国内司法面临的巨大压力。数以万计的大屠杀罪犯中，许多人由于缺乏证据将被释放。如果所有的罪犯嫌疑人都以联合国国际法庭的方式进行判决，卢旺达政府将无法负担沉重的监狱负担，因为胡图族民众参与大屠杀的程度极为广泛 。

据估计，大约有500名罪犯被判处死刑，但是75000人还在监狱之中。在未来的数周内，大约有40000人有可能被释放。这些刚刚被释放的罪犯将会回到那些大屠杀和强奸受害者的群体身边，重新面对由基层民众为基础组成的、被称为“加卡卡”的民间司法系统的审判 。

4.3 卡加梅的统治

1994年大屠杀后，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保罗·卡加梅成为国家实际领导人，2000年正式出任总统。在他的领导下，卢旺达成为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一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部族和解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

《经济学家》指出，卢旺达目前的稳定局面也许部分归功于卡加梅的“独裁主义统治”。在这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极度贫穷的国家，卡加梅对国际上关于卢旺达监狱内人权问题的批评进行了反击，并且对于联合国国际犯罪法庭表示怀疑 。

2019年，卢旺达政府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联合国相关机制。卢旺达官方媒体文章指出，将卢旺达的司法系统置于欧盟的控制之下是不可接受的 。

4.4 和解的漫长道路

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场所，以教育和警示下一代 。每年4月7日，卢旺达举行为期三天的大会，纪念大屠杀周年，当天也被该国定为国家纪念日 。

2024年4月7日，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之际，总统卡加梅与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政要在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向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圈，随后共同点燃纪念火炬。火炬将燃烧100天，以纪念30年前那场百日惨剧 。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公开信中表示，卢旺达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之一。面对身处危机的人们，世界有责任阻止一切悲剧的发生，不要因为视而不见或不采取行动而让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

五、历史的镜鉴：冷漠的代价

5.1 保护责任原则的确立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和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成为国际社会汲取深刻教训的转折点。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确立了“保护责任”原则——当一个国家未能保护自己的人民时，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集体行动提供这种保护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保护责任原则确立后，再也不能将暴行当作国家内部事务而置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之外 。

5.2 选择的正义

然而，正如mother jone杂志所分析的，美国的军队和支持更多涉及中东等具有更大“战略”重要性的某些地区。而非洲那些充满饥荒、内战和艾滋病危机的地区，在近期的任何时候，都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海外政策优先考虑的选择 。

这种“选择的正义”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当1994年卢旺达血流成河时，国际社会无动于衷；而当卢旺达爱国阵线取得胜利、大屠杀制造者逃入刚果后，国际社会却开始迅速而有力地提供援助，将物资送入由凶手主持的难民营 。

5.3 冷漠的根源

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冷漠的根源，既有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有人类良知的缺失。正如达莱尔将军所言，在国际社会的架构中，并非所有的人种都被认为是人类 。

伍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决策者的天平上，卢旺达的分量不如中东，不如朝鲜，甚至不如300只山地大猩猩。这种利益导向的国际政治，注定了边陲国家的悲剧只能靠边陲国家自己承担。

5.4 历史的未竟事业

2025年9月，卢旺达媒体发表文章指出，所谓“三十年的战争”，实际上是三十年的逃避——国际体系中强大的行为体拒绝面对释放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的种族灭绝势力，这些势力此后一直被庇护、重新武装、改头换面 。

文章认为，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完全了解大屠杀的准备情况。地面上的维和部队报告警告了不断升级的仇恨言论、煽动和迫在眉睫的暴力。然而果断的行动从未到来 。

2014年，当叙利亚和中非共和国再次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潘基文秘书长质问国际社会：“这是弃之不顾的充足理由吗？这难道不像二十年前我们所听到的那种说法吗？”

【结语】

1994年4月7日到7月中旬，整整100天。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丘之国”的美丽国度，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屠杀之一。约100万图西族人——从襁褓中的婴儿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砍刀和棍棒下丧生。

这100天里，国际社会在做什么？联合国维和部队就在卢旺达，但他们奉命撤离。美国中情局完全知情，但白宫认为这无关美国利益。比利时撤走了自己的部队，带走了所有重型武器。法国在背后支持着胡图族政权。全世界都在旁观。

这100天里，杀人者的效率超过了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位幸存者回忆说：“我失去了65名家庭成员。最后，我们设法找到并埋葬了其中21人。” 一位屠杀参与者说：“我们受到了魔鬼的攻击。我梦见我的身体以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这100天里，有一个数字特别触目惊心：如果有人想清除卢旺达境内的300只山地大猩猩，也许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可能会更大些 。

卢旺达大屠杀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国际社会从中学到了什么？保护责任原则确立起来了，国际刑事法庭建立起来了，“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设立起来了。但当叙利亚危机爆发时，国际社会同样犹豫不决；当加沙冲突持续时，大国同样难以达成一致；当刚果东部的平民再次被屠杀时，世界同样选择了旁观 。

也许，卢旺达大屠杀留给世界的最深刻教训，不是关于种族仇恨的起源，不是关于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是关于人类良知的冷漠。达莱尔将军的愤怒，不仅仅针对国际社会的无所作为，更针对那种将不同人种划分为不同价值的潜意识。正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所言，面对身处危机的人们，世界有责任阻止一切悲剧的发生，不要因为视而不见或不采取行动而让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课堂上、在书籍中、在电影里（如《卢旺达饭店》）重温那段历史时，我们应当记住：种族屠杀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社会的冷漠是可以改变的，正义虽然迟到但必须到来。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责任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因为“发生在远方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第67集】 中东和平进程：奥斯陆协议的光荣与幻灭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非洲的失落——卢旺达大屠杀中，国际社会的冷漠让100万人在100天内惨遭杀戮。那是人类良知的至暗时刻。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同一时期，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和平进程正在展开——它承载着终结阿以冲突的希望，承载着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梦想，也承载着整个中东走出战争循环的期待。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阳光明媚，数千名宾客聚集于此，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手，在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见证下，握在了一起。拉宾说：“我们要对流血和眼泪说‘够了’。”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人民相信和平是他们的选择。”

这一刻，世界为之动容。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阿以冲突持续了45年，历经五次中东战争，无数生命逝去。而此刻，和平似乎触手可及。拉宾、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因此共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这份光荣如此短暂。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此后，和平进程屡遭挫折，巴以谈判陷入僵局，流血冲突周而复始。2000年，沙龙强行进入圣殿山，点燃了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烈火。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加沙地带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下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

三十多年过去了，《奥斯陆协议》的光荣早已褪去，留下的是无尽的幻灭与追问：和平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理想主义的蓝图为何敌不过残酷的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奥斯陆协议》的光荣与幻灭。

一、白宫南草坪：1993年9月13日的握手

1.1 和平的序曲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开启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直接谈判的进程。但由于以色列利库德领导人沙米尔态度强硬，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1992年，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位在1948年战争中指挥作战的将军，这位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担任总参谋长的军事强人，却做出了一个让世界惊讶的决定——寻求和平。拉宾明白，军事胜利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

1993年初，拉宾解除了禁止与巴解组织接触的命令。这一决定打破了以色列长期坚持的禁忌——此前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视其为“恐怖组织”。

1.2 奥斯陆的秘密谈判

在挪威政府的外交官拉尔森夫妇的撮合下，巴以双方开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秘密谈判。谈判的高度保密，甚至连美国都不知情。在历时数月的14轮秘密谈判中，双方代表逐渐建立信任，最终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

1993年8月，当协议达成时，世界为之震惊。谁能想到，这个困扰国际社会数十年的难题，竟在挪威的森林小屋中找到了突破口？

1.3 9月9日的相互承认函

1993年9月9日和10日，拉宾和阿拉法特互致函件，宣布双方相互承认。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并承诺放弃恐怖主义。

这一相互承认，为几天后的正式签署铺平了道路。

1.4 白宫的握手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数千名宾客聚集于此，其中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务卿贝克等政要。克林顿总统站在中间，拉宾和阿拉法特分别站在两侧。

当拉宾伸出手时，阿拉法特有些犹豫。克林顿轻轻推了他一下，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全场掌声雷动。拉宾说：“我们要对流血和眼泪说‘够了’。”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人民相信和平是他们的选择。”

这个画面传遍世界。人们相信，中东和平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1.5 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以表彰他们“为实现中东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在颁奖典礼上，拉宾说：“我是一个军人，我曾为和平而战。但现在我相信，和平不是通过战争获得的，而是通过谈判获得的。”

然而，这份荣誉也成为拉宾生命的最后赞歌。

二、《奥斯陆协议》的核心内容

2.1 《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

《奥斯陆协议》的正式名称是《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它并非一个最终的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关于过渡期安排的框架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巴以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人民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机构，过渡期不超过5年，最终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永久性解决。

2.2 五年过渡期

协议规定，在五年的过渡期内，巴勒斯坦人将逐步扩大自治范围，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和杰里科等地区撤离。过渡期第三年初，双方开始就被占领土最终地位举行谈判，谈判将包括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定居点问题、安全安排、边界问题和与邻国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2.3 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奥斯陆协议》的核心是“土地换和平”原则——以色列归还其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换取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这一原则也是“两国方案”实现的重要条件。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条通向和平的可行路径。以色列放弃部分占领土地，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双方和平共处。

2.4 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然而，协议也有一个致命的先天缺陷：它将最难解决的问题——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最终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等——推迟到五年后的最终地位谈判中解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赵伟明指出，《奥斯陆协议》说的是“原则宣言”，它具体问题只摆出来，有这么多问题，实际上它没有触及到很细的部分，就是在五年的过渡期以后，慢慢地解决，所以它实际上这些根本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及。

这种“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策略，本意是建立信任后再解决核心争议。但它也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协议的先天缺陷：为何注定脆弱？

3.1 渐进式策略的隐患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王晋分析说，《奥斯陆协议》双方在开始谈的时候，首先谈的不是说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谈的是如果我们和平了，我们未来这个地区大家都受益。先把这个美好的愿景画出来，然后再由易而难，逐渐推动巴以和谈。所以说它从开始上，从这个根上，《奥斯陆协议》就埋下了隐患，很不幸这几个关键性议题未来一直存在，结果导致《奥斯陆协议》最终没有达成，也就是没有能持续。

当双方在最核心的主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时，渐进式的信任建设往往无法弥合最终的分歧。

3.2 主权问题被降格为安全问题

北京日报的锐评尖锐地指出，《奥斯陆协议》回避了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及最终边界划分等“终极地位”问题，转而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渐进式的模糊策略。这本质上是将一个关乎“主权与生存”的政治问题，降格为可以“管控”的“安全与经济”问题。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所谓的“和平进程”逐渐演变为一种“进程本身”。国际社会沉迷于维持“谈判”这一形式，而对和平的“实质”——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合法民族权利——漠不关心。

3.3 权力不对等下的和平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指出，《奥斯陆协议》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偏袒性的调解、以及关键问题的推迟，这些都导致协议失败。尽管最初抱有乐观情绪，但协议固化了大国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推迟了耶路撒冷和难民等关键问题，且缺乏可强制执行的机制，破坏了信任和可持续性。

在一场不对等的谈判中，强者可以通过拖延获得更多利益，弱者则只能在等待中失去更多。

3.4 和平进程变成占领的“合法外衣”

协议签署后的现实，更是对“和平”二字的讽刺。一方面，巴勒斯坦的自治权力被严格限制，其领土被不断蚕食和分割；另一方面，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加速扩张。和平，对于以色列中的强硬派而言，成了强化占领的“合法外衣”；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则成了“画饼充饥”的代名词。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塔提尔指出，奥斯陆框架使巴勒斯坦经济依赖以色列，造成巴勒斯坦人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强化了个人化的治理模式，滋生腐败，未能建立有效的问责和透明机制。这些结构性缺陷并非意外，而是奥斯陆协议设计的组成部分。

四、和平的幻灭：从拉宾遇刺到加沙战火

4.1 拉宾遇刺（1995年11月4日）

1995年11月4日，星期六，特拉维夫国王广场。大约10万人聚集于此，参加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拉宾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和平需要勇气，比战争更需要勇气。”

演讲结束后，拉宾走向自己的座车。就在这时，一名犹太极端分子伊加尔·阿米尔从人群中冲出，向拉宾连开三枪。拉宾倒在血泊中，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因失血过多身亡。

拉宾的遇刺，是对《奥斯陆协议》的致命一击。凶手是一位反对和平进程的犹太极端分子，他认为拉宾“背叛”了以色列的土地和人民。拉宾死后，和平进程失去了最坚定的推动者。

《人民日报》在拉宾遇刺十周年时写道：拉宾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弹之下。这一事件给巴以局势带来的转折，至今仍在延续。

4.2 后续协议的停滞

拉宾遇刺后，巴以双方又签署了多项协议，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逐步形成。但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核心争议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1996年，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上台，巴以局势出现波折，中东和平进程步履蹒跚。

4.3 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失败

2000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下，巴以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谈判。克林顿试图在任期结束前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

双方对破裂原因各执一词。巴方认为以色列没有提供足够的土地和主权；以方则认为巴方拒绝了历史上最慷慨的方案。但无论怎样，这次失败宣告了奥斯陆模式的破产。

4.4 沙龙的挑衅与第二次“因提法达”

2000年9月，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这一挑衅行为点燃了巴勒斯坦人的怒火，第二次“因提法达”（起义）爆发。巴以大规模武装冲突持续多年，数千人丧生。

此后，巴以和谈时断时续，地区暴力冲突不断，奥斯陆和平进程名存实亡。

4.5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的爆发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00多人被扣押为人质。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截至2025年，《奥斯陆协议》签署32周年之际，加沙地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以色列持续的军事行动与封锁，正在逐渐将协议承诺的“两国方案”掩埋在废墟之下，和平未能走进现实，希望被血泪淹没。

五、深刻的批判：奥斯陆协议为何失败？

5.1 从“两国方案”到“两国幻灭”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穆斯塔法·易卜拉欣尖锐地指出，以色列犯下了所有破坏《奥斯陆协议》的罪行。即使内塔尼亚胡此前声称支持《奥斯陆协议》，但实际上他一直在削弱这项协议。

加沙民众艾曼·哈姆丹说：“以色列人没有履行任何《奥斯陆协议》的承诺。”

三十年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巴勒斯坦领土被分割成零散的“班图斯坦”。所谓的“两国方案”，在许多观察者眼中已变成“两国幻灭”。

5.2 美国的偏袒

作为《奥斯陆协议》所谓的见证者，美国却长期单方面偏袒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的诉求，导致中东和平进程偏离正轨，《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

北京日报的评论指出，几十年来，美国作为巴以“和平”的“首席赞助商”，其外交实践却充满了“双重标准”和“阵营对抗”的思维。其在口头上支持“两国方案”，却在联合国安理会屡屡动用否决权，阻挠谴责非法定居点扩张、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使用武力的决议。它向冲突的一方提供源源不断的、无条件的先进军事援助，却对另一方所遭受的系统性压迫视而不见。

当“调停者”本身成为冲突的“利益攸关方”，甚至“拱火者”时，和平协议就异化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5.3 安全协调的悖论

根据学术研究，奥斯陆框架的安全协调机制，本质上是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成为以色列占领的“分包商”。巴权力机构有近一半的公务员在安全部门工作，安全支出占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但并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的安全。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曾在2014年宣称“安全协调是神圣的”，无论是否同意以色列的政策，都会继续坚持。这种安全协调的核心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5.4 和平进程变成“进程本身”

有学者指出，奥斯陆框架创造了一个专注于“进程”而非“结果”的和平谈判模式。谈判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是达成公正协议的手段。这种“和平进程”成功地让巴勒斯坦领导层沉迷于“建国”的幻觉，而忽视了建立真正的问责机制和包容性治理结构。

塔提尔总结说，奥斯陆框架让巴勒斯坦人更弱、更分裂，离建国更远——更不用说平等、正义和自由了。

六、历史的镜鉴：和平为何如此脆弱？

6.1 需要勇气，更需要公正

拉宾曾说：“和平需要勇气，比战争更需要勇气。”但历史的教训表明，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公正。

当和平协议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当一方的权利被系统性忽视，当强者的安全感建立在对弱者的剥夺之上，这样的和平注定无法持久。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和平，根基从不稳固。

6.2 核心问题无法回避

《奥斯陆协议》的失败告诉我们，核心问题无法无限期推迟。耶路撒冷、难民、边界、定居点——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渐进式的信任建设自动消失。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上的变化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巴以冲突的症结，始终在于“占领”与“反占领”。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自决权和回归权等合法民族权利没有得到恢复，任何“和平协议”都只是暴力循环的短暂休止符。

6.3 国际社会的责任

卢旺达大屠杀教会我们国际社会冷漠的代价，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同样暴露了国际调停机制的失灵。健康的调停，本应是中立的、公正的，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为准绳。然而，在巴以问题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长期“拉偏架”的调停者。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这不应是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路线图”。国际社会必须摒弃地缘政治的算计和双重标准，拿出真正的政治勇气，推动巴以双方重回正确谈判轨道，全面落实联合国有关决议。

6.4 从奥斯陆到加沙

1993年9月13日，当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南草坪握手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他们以为，长达数十年的苦难即将结束，他们可以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2025年9月13日，《奥斯陆协议》签署32周年之际，加沙地带却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下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数万人丧生，大部分建筑被摧毁，民众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威胁。

这32年，是从希望到绝望的32年，是从光荣到幻灭的32年。

【结语】

1993年9月13日，当拉宾和阿拉法特的手握在一起时，世界为之动容。那一刻，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似乎战胜了战争和仇恨。拉宾说：“我们要对流血和眼泪说‘够了’。”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人民相信和平是他们的选择。”

1995年11月4日，当拉宾倒在刺客的枪下时，和平的希望也随之倒下。凶手是一名犹太极端分子，他认为拉宾“背叛”了以色列。但他的子弹不仅杀死了拉宾，也杀死了《奥斯陆协议》最坚定的推动者。

2000年9月，当沙龙强行进入圣殿山时，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和平进程彻底走入死胡同。此后二十多年，暴力循环周而复始，谈判屡次重启又屡次中断。

2023年10月7日，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报复性打击时，《奥斯陆协议》的废墟上，燃起了新一轮的战火。截至2025年，加沙地带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数万平民丧生，整个地区被摧毁。

《奥斯陆协议》的光荣，在于它为世界上最棘手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和平的出路。它的幻灭，在于它暴露了和平的脆弱、权力的不公、国际社会的冷漠。它告诉我们：和平协议的签署只是开始，真正的和平需要双方的诚意、国际社会的公正、以及最根本的——对公正的追求。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和平不是停火，不是暂时的宁静，不是高压锅上的阀门。和平是正义的体现，是权利的恢复，是尊严的实现。没有这些，任何和平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

三十多年过去了，拉宾和阿拉法特已经离世。他们共同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证书，也许已经在某个博物馆里落满灰尘。但“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两国方案”的愿景，仍然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可行出路。问题是，还有多少生命要被消耗，才能让这条路重新开启？

【第68集】 “9·11”事件：新世纪的转折点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兴衰——《奥斯陆协议》曾经带给世人和平的希望，却在拉宾遇刺、定居点扩张和冲突循环中走向幻灭。那是巴以问题的悲歌。而就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八年之后，另一场更具冲击力的事件发生了——它不仅彻底改变了美国，也深刻重塑了整个21世纪的国际格局。

2001年9月11日，一个原本平凡的星期二早晨，美国东海岸的天空晴朗无云。8时46分40秒，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以大约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塔。撞击位置位于94层至98层之间，摩天大楼瞬间被撞出一个巨大的窟窿，飞机当场爆炸。机上全部92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以及该楼层人员顷刻间遇难。

17分钟后，9时03分11秒，第二架被劫持的美联航175号航班以每小时870公里的速度撞向世贸中心南塔。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入大楼的骇人画面。10时左右，两座110层的摩天大楼相继轰然倒塌，化为废墟。这一天，共有2977名平民丧生，是美国本土遭遇的历史上最大规模攻击。

“9·11”事件为号称“美国世纪”的20世纪画上休止符，开启了21世纪的大门。此后20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花费了约8万亿美元，导致数十万人丧生，最终却以狼狈撤军告终。反恐战争重塑了中东格局，催生了“伊斯兰国”等新的极端组织，也让美国陷入了长期的战略迷失。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9·11”事件如何发生，美国如何以反恐为名发动两场战争，这场战争给美国、中东和世界带来了什么，以及20多年后我们如何审视这个新世纪的转折点。

一、2001年9月11日：改变世界的一天

1.1 四架飞机，两座楼，2996名遇难者

2001年9月11日早晨，19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在美国境内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

第一架飞机——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于8时46分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第二架——美联航175号航班，于9时03分撞向南塔。第三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于9时37分撞向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造成机上64人和大楼内125人丧生。第四架——美联航93号航班，在乘客和机组人员与劫机者搏斗后，于10时02分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避免了可能针对美国国会或白宫的更大灾难。

短短一个多小时，近3000条生命逝去。这是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致命袭击。联合国报告称，此次恐怖袭击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生产总值的2%；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损害甚至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1.2 小布什的瞬间

飞机撞上世贸双子塔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一所小学和孩子们念儿童读物。白宫办公厅主任走到他身边，附耳私语：“美国正在遭受攻击。”小布什表情凝固，被敏锐的摄影记者抓拍，成为定格于历史的一帧经典画面。

随即，小布什及其幕僚紧急进入“空军一号”和地下掩体。几天后，小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美国的“反恐战争从‘基地’组织开始”，并发出著名的世纪之问：“美国人在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他自问自答说：“他们憎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然而，正如奥巴马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后来所说，美国被憎恨的不是民选政府，而是它的外交政策。

1.3 全球的同情与疑虑

袭击发生后，全世界都对美国表达了同情和支持。法国《世界报》发表标题《我们都是美国人》，德国总理施罗德承诺“无条件团结”，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第一个给小布什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

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明确表示：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不等于支持美国政府即将采取的军事反应。这种微妙的保留，预示着后来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分歧。

二、“反恐战争”的启动：从《爱国者法案》到阿富汗

2.1 《爱国者法案》的通过

“9·11”事件发生后仅8天，小布什总统就签署了《爱国者法案》。这部法案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执法部门更多的侦查和搜查权，包括：无需法院许可即可获取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加强对移民和外国留学生的跟踪和控制；允许无限期拘留外籍人士。

《爱国者法案》成为日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听监控的法律依据，也开启了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长期争论。

2.2 阿富汗战争：从复仇到泥潭

2001年10月7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美国以庇护“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为由，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军事打击，阿富汗战争正式打响。

战争初期，美国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看似取得了胜利。但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美军会在阿富汗深陷20年。阿富汗战争跨越了4名美国总统的任期——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20年间，超过2400名美军在阿富汗丧生，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数以万计。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计，全球反恐战争最终花费了美国大约8万亿美元，在阿富汗至少花费了2万亿美元。

2.3 伊拉克战争：错误的战争

2003年3月，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与本·拉登相勾结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但令美国尴尬的是，在消灭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至今仍未找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丝毫线索。这一指控后来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伊拉克战争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美国逮捕和殴打无辜的伊拉克人，制造了阿布格里卜监狱虐囚丑闻，激起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正是伊拉克战争制造的动荡和权力真空，催生了新一代极端分子，为“伊斯兰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三、两场战争的代价：从“反恐”到“越反越恐”

3.1 美军的伤亡

20年反恐战争，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代价。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2400名美军丧生，伊拉克战争导致近4500名美军丧生。另有数万名美军士兵受伤，其中许多人终身残疾。

3.2 阿富汗人的苦难

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在美国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期间，约有17万人丧生。平民伤亡、家园被毁、流离失所——阿富汗成为21世纪初人道主义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21年8月，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国重演了1975年“西贡时刻”的狼狈。美国前政府高官大卫·罗斯科普夫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评论说：“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场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20年来错误决策的顶峰。”

3.3 “越反越恐”的悖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年反恐战争的结果，被广泛认为是“越反越恐”。

伊拉克战争后，“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演变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伊斯兰国”（ISIS）。这个比“基地”组织更极端、更残暴的恐怖组织，在2014年一度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领土，对全球构成新的恐怖主义威胁。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厄尔·安东尼·韦恩回顾说：“我们的部分错误在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硬实力做太多事情。”

3.4 美国国际形象的损害

两场战争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的战争，在许多人眼中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囚照片、关塔那摩监狱的无限期拘留、中情局的“黑狱”和酷刑——这些都与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民主”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2021年从阿富汗的狼狈撤军，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力不从心。拜登政府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降，欧洲盟友感到被背叛，美国的国际信誉遭受重创。

四、中东格局的重塑：从阿富汗到“阿拉伯之春”

4.1 地区力量平衡的改变

“9·11”事件和随后的反恐战争，彻底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伊朗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战略赢家。美国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这两个都是伊朗的宿敌。伊朗的势力范围随之扩大，通过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构建起“什叶派之弧”。

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则与伊朗的对抗日益激烈，这种对抗最明显地体现在也门内战和叙利亚战争中。

4.2 “伊斯兰国”的崛起

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异军突起，一度控制约900万人口的地区。这个极端组织的残忍——斩首人质、奴役妇女、摧毁历史遗迹——震惊世界。

“伊斯兰国”正是从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废墟中诞生的。2011年美国撤出伊拉克后，马利基政府的教派主义政策激化了逊尼派的不满，为“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4.3 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后续动荡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多个长期执政的威权政权被推翻。

然而，“阿拉伯之春”的结果却复杂而惨痛。埃及经历了民主选举、军方政变，最终回到威权统治。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内战，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叙利亚内战持续至今，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

4.4 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新一轮冲突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00多人被扣押。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截至2025年，加沙地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数万平民丧生，大部分建筑被摧毁。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将整个地区推向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正如地缘政治分析所指出的，以色列如今面临着由伊朗支持的力量——哈马斯、真主党等——构成的战略包围。美国的中东政策仍以支持以色列为核心，却引发更大争议，特别是在2023年加沙冲突后，以色列在美国的纵容下将战火扩散至周边国家。

五、美国的内伤：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

5.1 从团结到分裂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曾表现出高度的团结。2001年10月的民调显示，当时六成美国成年人表示信任联邦政府。国会两党一致授权发动战争，全国上下弥漫着爱国主义的情绪。

但20年后，情况已完全不同。2021年4月的民调中，只有24%的人表示他们几乎总是或大部分时间信任政府。

多名学者指出，美国衰弱和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地来自国内而非国际。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加深了美国的内部分歧。美国社会和政治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的全球地位直接构成挑战。

5.2 “失落的一代”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米·泽加特说，2019年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课时发现，她的学生们阅读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演讲，“就好像它来自另一个星球”。学生们列举的美国当前最紧迫问题中，气候变化高居榜首，其次是经济不平等、学生债务、结构性种族主义。没有一个学生提到恐怖主义。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超过7000万美国人出生在“9·11”事件之后，另有数百万人当时过于年幼，无法理解随之而来的破坏和蜕变。

曾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的詹姆斯·多宾斯用“失落”来形容“9·11”后的20年。他认为，入侵伊拉克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一个决定，但美国过去20年“失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国内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国民共识的瓦解”。

5.3 政治极端化的加剧

2024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遭枪击，虽然逃过一劫仅受轻伤，但此事件被视作政治极端化的象征。事隔一年后，就在“9·11”前夕，特朗普盟友、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大学演讲时遭枪击身亡。特朗普形容事件是“美国的黑暗时刻”。

这些事件反映出美国国内极端化趋势：左翼与右翼互指对方煽动暴力，导致社会不穩加劇。分析人士指出，这与“9·11”后的“团结反恐”精神相悖，内部分裂已成为美国安全的“隐形炸弹”，若不解决，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六、战略转折：从反恐到大国竞争

6.1 小布什时代：反恐优先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反恐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200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学说，标志着美国战略从冷战时期的遏制转向主动干预。

这一战略转变导致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中东，而忽视了其他地区的挑战。

6.2 奥巴马时代：试图转向亚太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意识到战略重心需要调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试图将美国的战略资源从中东转向亚洲，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但中东的烂摊子让美国难以脱身。奥巴马虽然大幅压缩驻阿美军并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但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反恐战争的阴影。

6.3 特朗普时代：“美国优先”

特朗普上台后，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他对盟友要求分担更多防务负担，对竞争对手则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政府加速从阿富汗撤军，设定了明确的最后期限。

6.4 拜登时代：仓皇撤离后的战略聚焦

2021年8月，拜登政府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但整个过程异常狼狈，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形象。此后，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试图将战略资源聚焦于大国竞争。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向阳指出，美国急于摆脱阿富汗战争，企图将战略重点转向围堵中国和俄罗斯，这或将导致大国竞争更趋激烈，地区稳定面临挑战。

七、历史的镜鉴：“9·11”的教训与未竟的问题

7.1 小布什之问的答案

20年后，小布什当年那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小布什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但这个答案过于简单，也过于自恋。

更接近真相的解释是：美国被憎恨的不是民选政府，而是它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对伊拉克实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的制裁、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政权——积攒了深刻的怨恨。

2017年，牧师理查德·格雷厄姆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说，“9·11”事件是对美国的一个警示，那就是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并不像美国人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美国需要更加了解世界各国民众怎么看待美国。”

7.2 硬实力的局限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厄尔·安东尼·韦恩的反思切中要害：“我们的部分错误在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硬实力做太多事情。”

20年反恐战争证明，军事力量可以推翻政权，但不能赢得人心；可以摧毁国家，但不能建设民主。美军在阿富汗20年，最终只能狼狈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这再次印证了“帝国坟场”的诅咒。

7.3 全球化的双刃剑

“9·11”事件也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恐怖分子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民航客机、国际金融、互联网——发动了对超级大国的袭击。非国家行为体成为能够挑战主权国家的新的威胁来源。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繁荣和机遇，也有风险和挑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跨国犯罪——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应对，而不是单边主义的军事干预。

7.4 历史的未竟事业

2025年9月11日，“9·11”事件24周年之际，香港中通社发表反思文章问道：美国是否真正吸取教训？

答案是令人忧虑的。24年后，美国不仅在中东树敌，还卷入俄烏冲突、南海及台海争端，全球对抗态势更为严峻。美国的中东政策仍以支持以色列为核心，却在2023年加沙冲突后引发更大争议，导致加沙地带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间地狱”。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9·11”对后世的意义，不取决于那天实际发生什么抑或过去20年的应对，而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等国从今天开始采取的行动。

【结语】

2001年9月11日，当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塔、当双子塔在全世界面前轰然倒塌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那个结束的时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的“单极时刻”。在那十年里，美国享受着“历史终结”的幻觉，相信自己的制度无可匹敌，相信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个开始的時代，是“反恐战争”的二十年。美国以复仇的名义入侵阿富汗，以莫须有的理由入侵伊拉克，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二十年里，美国花费了8万亿美元，损失了7000名士兵，最终却以狼狈撤军告终。阿富汗重新回到塔利班手中，伊拉克成为伊朗影响力的舞台，“伊斯兰国”从美国的废墟中崛起。

更重要的是，那个开始的時代，也是美国从内部走向分裂的二十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2021年国会山骚乱、2024年政治暗杀事件——这些内伤比恐怖袭击更具破坏性。从60%信任政府到24%，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触目惊心。

而对世界而言，“9·11”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同样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格局。中东的动荡持续至今，恐怖主义仍然是全球威胁，大国竞争卷土重来。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加沙战争，再次提醒我们：中东问题的根源——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仍未解决。20年前小布什的那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9·11”事件已经过去24年。对于经历过那个早晨的人来说，电视屏幕上飞机撞入大楼的画面将永远刻在记忆中。但对于“9·11”后出生的7000万美国人来说，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时间的流逝会冲淡记忆，但历史的教训需要被记住。

这些教训是什么？是硬实力的局限，是单边主义的代价，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对世界的真实理解，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幻象。是美国牧师格雷厄姆的那句话：“美国需要更加了解世界各国民众怎么看待美国。”是世界需要对美国的提醒：这个超级大国会吸取教训，还是会重蹈覆辙？

哈佛教授沃尔特说得对：“未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或将决定百年后人们如何纪念‘9·11’。”在核时代，战争不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9·11”的遗产，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学会——用谈判取代对抗，用合作取代仇恨，用理解取代偏见。

【第69集】 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美国的“帝国坟场”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9·11”事件——那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成为新世纪的转折点，开启了美国长达二十年的“反恐战争”。而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就在一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国度——阿富汗。

2001年10月7日，就在“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阿富汗战争正式打响。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场战争会持续整整20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20年间，超过2400名美军士兵丧生，2万多人受伤，战争耗费高达2万亿美元。阿富汗平民的伤亡更是触目惊心——据统计，美军入侵阿富汗20年间，夺去了包括3万多平民在内的17.4万阿富汗人的生命，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民。

2021年8月，当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仓皇起飞，塔利班重新掌权时，世界目睹了“喀布尔时刻”的狼狈与耻辱。英国《卫报》评论说，这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以如此之快和如此彻底的失败告终。俄罗斯《独立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富汗常被称为“帝国的坟墓”——19世纪的英军、20世纪的苏军都在此落败，现在轮到美国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阿富汗战争如何从“反恐”的初衷演变为“灾难”的结局，美国为何会在“帝国坟场”折戟沉沙，以及这场战争给阿富汗、给美国、给世界留下了什么。

一、战争的开端：从“复仇”到“反恐”

1.1 战争的导火索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近3000人丧生。美国认定藏匿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是幕后元凶，而当时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被指控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

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二楼书房正式宣布发动阿富汗战争。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空袭塔利班军事基地，英军协助作战，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提供后勤支持。第一波美军地面部队在12天后抵达阿富汗战场。

小布什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无论耗时多久，胜利终将属于美国”。

1.2 摧枯拉朽的初战

战争初期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美军与阿富汗当地反塔利班力量“北方联盟”联手，势如破竹。2001年11月12日，塔利班从首都喀布尔逃离，喀布尔被攻陷。12月9日，塔利班在最后一个据点坎大哈宣布投降，宣告其政权正式终结。

2001年12月22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卡尔扎伊任临时政府主席。2002年，阿富汗全国上下对和平重建充满期待。2004年10月9日，卡尔扎伊成为阿富汗首位民选总统，此后连任十年。

当时，美军来势汹汹、兵强马壮，对于赢得阿富汗战争普遍信心满满。阿富汗安全局势总体趋稳，首都喀布尔城内除了美国使馆外，几乎没有美军驻守。阿富汗人似乎真的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1.3 焦点的转移

然而，好景不长。2003年3月，美国将战略重心突然转向伊拉克，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大量作战资源和兵力被抽调到伊拉克，在阿富汗的驻军一度削减到8000人。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溃败中的塔利班赢得了喘息之机，死里逃生。之后，塔利班重建作战力量，开始争夺此前失去的领地。2006年7月，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在南部爆发激烈战斗，并从北约手中夺回阿富汗南部地区。

从那时起，战争的天平开始逆转。

二、漫长的二十年：从“增兵”到“撤军”

2.1 奥巴马的“增兵以撤兵”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他在3月宣布“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全面新战略”，试图通过增加军事和民事投入为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增兵以撤兵”的策略——先把兵力增上去，稳住局势后再撤下来。到2010年，驻阿富汗美军人数一度超过10万。

但事与愿违。增兵并未能有效控制阿富汗内部冲突。2011年5月1日，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本·拉登。这标志着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得以实现，但阿富汗的战火并未熄灭。

2011年6月，奥巴马宣布分三阶段让美军在2014年之前全部撤离。然而，塔利班的势力依然强大。2018年，BBC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美军和北约盟军控制着阿富汗主要城市，但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

2.2 特朗普的和平协议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曾表示要从阿富汗全面撤离，但随后又改变立场，称美军必须“为胜利而战”，同时增兵3500人。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

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美国承诺在14个月内（即2021年5月1日前）全部撤出驻阿外国军队；塔利班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但这份协议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阿富汗政府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2.3 拜登的最终撤离

2021年4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将于9月11日（即“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前从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塔利班随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塔利班势如破竹，而耗资数百亿美元训练、号称30万人的阿富汗政府军几乎未作抵抗便望风披靡。8月15日，塔利班兵不血刃进入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离境。8月30日，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国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就此画上句号。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损失：约2300名美军丧生、2万多人受伤、总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更为惨重——17.4万人丧生，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民。

三、“帝国坟场”的诅咒：美国为何失败？

3.1 战略目标的漂移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首先源于战略目标的模糊与漂移。最初的目标是明确的——打击“基地”组织，抓获本·拉登，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但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美国的目标逐渐膨胀为“国家建设”——试图在阿富汗复制西方民主模式。

意大利《晚邮报》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拜登说“国家建设”从来都不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目标时，他在撒谎。“国家建设”正是西方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并以此作为长期军事占领阿富汗的理由。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指出，20年来阿富汗战争中平民伤亡的一半左右和美军有关。这些平民伤亡，极大地激化了当地民众的反美情绪，为塔利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3.2 对阿富汗的误读

美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对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根本误读。阿富汗是多山地形、部落林立、经济极度落后的国家，强行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无异于缘木求鱼。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试图将西方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作为最佳解决方案输出到各国，而不考虑其历史、经济、社会、种族和宗教特点等情况，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伤害。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当地并没有被视作提供帮助的“朋友”，而是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的“侵略者”。

一位旅美学者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分析说，一支遵循现代战争规则的军队，无论如何强大，在以平民为盾牌、隐身于平民之中的抵抗运动面前，都会束手无策。当在一方的认知中，任何无辜平民都可以成为攻击对象，而在另一方的认知中，对平民的任何伤害都可能面临审判时，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上被道德规则的差距所抵消。

3.3 阿富汗政府军的脆弱

美国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阿富汗政府军的极度脆弱。20年来，美国花费数百亿美元训练、装备了号称30万之众的阿富汗政府军。但在塔利班的进攻面前，这支军队几乎未作任何实质性抵抗，非降即逃。

巴基斯坦智库的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一再拒绝接受阿富汗政治高度复杂性这一现实”。政府军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军官腐败无能——这些根本问题，靠美元和装备是解决不了的。

3.4 美国的信誉危机

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总成本超过2万亿美元，巨大的金钱浪费并没有为该国的真正稳定作出贡献。这一失败“有可能成为北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更让欧洲盟友愤怒的是，美国单方面作出撤军决定，根本没有与盟国协商。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主席马索洛质问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能不让人质疑美国保护其盟友的承诺，以及到底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联盟”。意大利《Limes》杂志直言，美国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整个西方和大西洋联盟。美国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厌倦承担大国责任，越发不可靠和难以预测。

四、战争的创伤：阿富汗的悲剧

4.1 生命的逝去

20年战争，阿富汗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统计，美军入侵阿富汗20年间，夺去了包括3万多平民在内的17.4万阿富汗人的生命。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赛义德说，阿富汗有30万到40万没有胳膊或腿的残疾人。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更为惊人——在阿富汗，有超过10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肢体残疾。

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官员表示，阿富汗有一半人面临严重的精神压力，20%的公民患有精神疾病。赛义德感慨道：“在阿富汗，从精神和心理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出生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都受到了伤害。”

4.2 难民的命运

战争导致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民。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在异国他乡艰难度日。即便有人历经考验抵达美国，仍难有体面的工作、正常的生活。

阿富汗妇女舒克里亚·塞迪奇的话令人心碎：“我的孩子们会怎样？我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和她一样的数万阿富汗人，仍在苦苦等待美国的签证，很多人担心“承诺过很多的”美国已经忘记了他们。

赴美的阿富汗人莫日甘·恩塔扎里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找不到工作，孩子没法上学。她告诉美联社，在美国生活，“一切都依赖于住房”，没有具体地址，她和丈夫都无法找到工作。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阿富汗女孩拉姆哈·纳比萨达，在试图延长工作签证的过程中频频碰壁。

4.3 经济与人道主义危机

战争结束后，美国还持续对阿富汗施加单边制裁，并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2022年5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阿富汗近20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同年6月阿富汗发生强烈地震时，美国仍拒不解除制裁。

政治分析人士赛义德说，战争后，美国带着和平与民主的口号来到阿富汗，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改变和建设阿富汗，而是让阿富汗成为北约的基地。

五、历史的镜鉴：阿富汗战争留给世界的教训

5.1 硬实力的局限

20年反恐战争证明，军事力量可以推翻政权，但不能赢得人心；可以摧毁国家，但不能建设民主。阿富汗战争再次印证了“帝国坟场”的诅咒——无论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苏联，还是21世纪的美国，都未能征服这个多山之国。

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当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任何外来力量试图按自己的模式改造它时，最终都会发现，胜利只是幻象，失败才是现实。

5.2 文明移植的徒劳

阿富汗战争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西方民主制度不能通过武力强行移植。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出，西方国家试图将西方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作为最佳解决方案输出到各个国家，而不考虑其历史、经济、社会、种族和宗教特点等情况，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伤害。

旅美学者周农建的分析更为透彻：文明的发展不能揠苗助长，不可能省略和跳过中间环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一种古老的文明，只有经过某个中间阶段的文明熟化过程，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5.3 战略收缩与大国竞争

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离，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Limes》分析认为，阿富汗现在对美国来说几乎一文不值，因为它不是一个战略国家，也失去了一段时间以来享有的战术重要性。美国早就想把阿富汗周边所有大国拖入泥潭，特别是中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牛新春指出，美国一些舆论鼓吹美国撤军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主要还是想“借坡下驴”，为美国的狼狈撤退找个体面借口。但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认为，美国撤离后，或将把阿富汗拖入“代理人战争”阶段，各种极端恐怖势力将会在阿富汗寻找“乐土”。

5.4 北约的信任危机

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还引发了北约内部的深刻反思。德国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坦言这是“北约自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意大利外长迪马约承认，“为了理解西方所犯的错误，人们必须扪心自问”。

葡萄牙前欧洲事务部长马塞斯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单方面作出决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本不考虑盟国。欧洲将承受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部分后果，包括难民和安全问题。失望至极的欧洲开始反思，未来是准备继续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倡议，还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结语】

2001年10月7日，当小布什在白宫宣布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没有人能预料到，20年后，这场战争会以如此狼狈的方式收场。2021年8月，当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塔利班重新掌权时，世界目睹的不仅是一场军事撤退，更是美国霸权的象征性挫败。

20年战争，美国花费了2万亿美元，损失了2400多名士兵，最终回到了原点。20年战争，阿富汗付出了17.4万人丧生、近三分之一人口沦为难民的惨重代价。20年战争，北约遭遇了成立以来的最大失败，美欧互信遭受重创。20年战争，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并未消除，反而在中东其他地区滋生蔓延。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诉世界：硬实力不是万能的，军事胜利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成果；西方民主制度不能通过武力强行移植，无视当地历史文化条件的改造注定失败；大国战略收缩的背后，是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大国竞争的加剧。

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但它的影响远未消散。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仍在等待美国签证，成千上万的美军老兵仍在承受心理创伤，北约盟友仍在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正如英国《卫报》所言，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其在现代史上地位的质疑，而最大的问题或许是，这些场景是否标志着“美国世纪”的最后阵痛。

20年战争，留给世界的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沉重的反思。阿富汗人民渴望的和平与发展，何时才能真正到来？美国能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调整其外交政策？北约盟友如何应对一个愈发不可预测的美国？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第70集】 伊拉克战争：基于谎言的战争与单边主义的破产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阿富汗战争——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的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20年，最终以狼狈撤离告终，阿富汗也因此被称为“帝国坟场”。那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第一章。而就在阿富汗战争尚未结束之时，美国又发动了另一场更具争议的战争——伊拉克战争。

2003年3月20日，巴格达时间凌晨5时30分，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划破巴格达的夜空，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美军占领伊拉克后，为落实布什的“有罪推定”，花大力气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一无所获。不久，美国武器检查团承认，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一刻起，这场战争在道义上已彻底破产。人们明白，这是石油战争，或是霸权战争，但绝不是布什口中的“解放”战争。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伊拉克战争如何基于谎言发动，美国如何绕过联合国奉行单边主义，这场战争给伊拉克、给美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以及“先发制人”战略如何宣告破产。

一、谎言的建构：“洗衣粉”与“情报失败”

1.1 鲍威尔的“世纪谎言”

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带着一管白色粉末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台。他宣称，这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伊拉克正在秘密制造大量炭疽杆菌和其他生化武器。

鲍威尔强调，他所说的完全是“基于可靠的情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拿着一小瓶不明物质，向与会人员阐述这一小瓶炭疽的威力有多大。这一幕成为美国栽赃陷害的经典案例，后来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狠狠嘲讽“里面可能是洗衣粉”。

2002年9月12日，就在“9·11”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日刚过，小布什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指控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布什挥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棒，对伊拉克步步紧逼，对国内外瞒天过海。

1.2 情报部门的真实判断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的真实判断，与白宫的宣传截然不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后来披露，在2002年10月关于伊拉克非常规武器计划的情报判断报告出炉之前，白宫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关活动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如果小布什阅读了情报部门的这份报告，他就会发现，白宫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完全错了”。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是：萨达姆不可能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情报部门也不相信布什声称的伊拉克政权是“基地组织”的盟友。

情报还准确地预见了战后局势：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建立民主社会是一个“艰难而混乱”的难题。情报部门在一份“战前评估”的独立报告中指出，伊拉克重建是“长期而艰难的，并可能引发骚乱”，报告补充说，后萨达姆时代的任何政府将会面对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不同派别将会陷入暴力冲突。

1.3 真实的意图

BBC的最新纪录片《伊拉克战后20年》通过对一系列知情人士的专访，还原了战前情报工作一连串的重大误差。报道称，2001年年末，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专程赴英，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同僚进行了一次密会，首次提出美国对伊开战的计划。

相比寻找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人的真实意图就是推翻萨达姆。时任CIA“伊拉克行动组”负责人卢埃达直言不讳地说：“就算萨达姆手上只有一根橡皮筋或者别针，我们也依然会侵略伊拉克。”

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伊拉克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很简单，“所有人知道”。实际上，当小布什刚刚入主白宫时，情报部门并没有关于伊拉克杀伤性武器的任何警告。2001年有关全球威胁情报综合报告甚至没有提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或其他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1.4 “冰激凌车”与“乌龙情报”

美英情报部门制造了一连串的“乌龙事件”。2002年9月12日，英国军情六处处长迪尔洛夫声称发现了“重要线报”，他在未得到专家审核的情况下径直前往唐宁街，对首相汇报了这一情况。但所谓的“情报来源”一连数月都未能产出有效成果。据推测，这很可能是投机分子为了发财或推倒萨达姆而有意制造的“烟幕弹”。

之后，一位叛逃到约旦的原伊拉克情报人员声称萨达姆拥有“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鲍威尔在联合国上的“洗衣粉”世纪谎言正是基于此。但事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找到所谓的“移动实验室”时，发现只是一辆蛛网密布的冰激凌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拉克战争完全是基于欲加之罪的战争，是基于谎言的战争，是美国霸权肆意横行的最鲜明表现，也是美国霸权行径终将失道寡助的最佳例证。”

二、单边主义的巅峰：绕过联合国的战争

2.1 联合国安理会的困境

从国际法角度看，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伊拉克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而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指出，美国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如果美国能在伊拉克搜出这些武器，并经联合国证实，人们将会用这种正当性替代合法性而忽略美国对国际法有关原则的破坏。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正当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2.2 对自卫权的扩大解释

美国对伊拉克行使武力的合法性依据，关键要看美国对自卫权的解释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关于国家自卫权的规定：“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可见，行使自卫权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制的，即它必须是一国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方可行使。

而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是在受到伊拉克武力攻击时所作出的回应，而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其对自卫权扩大解释的结果。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今后对拥有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在国际法学界引起很大震动，关于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措施在国际法上有多大的合理性成分，值得置疑。显然，自卫权的扩大解释会导致采取武力的随意性，将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不稳定性。

2.3 联合国权威的削弱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的影响最显著表现在联合国的作用上。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文奇教授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对联合国权威的考验。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作用只有在关于维护或恢复世界和平的问题在安理会提出讨论和大多数国家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来。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国和俄罗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用武力，美国放弃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通过授权决议的努力。

有学者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与联合国关系时指出，美国绕过联合国调解的多边职能，片面追求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单边主义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运作和独立性。伊拉克战争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世界治理机构之间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2.4 取消中立地位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还采取了另一项挑战国际法的举措——取消中立国地位和中立法理论。传统国际法上的宣战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行为，而美国在“9·11”事件后伊拉克战争开始前，表示对恐怖分子宣战，在对象上是针对某一行为而不是国家，并且布什表示在这场对恐怖分子的战争中，是正义和邪恶的战争，他国如果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方。

这就取消了国际法中的中立国地位和中立法理论。战争开始后，在伊拉克政府还未更迭、萨达姆政权还在联合国中代表伊拉克的情况下，美国要求世界各国驱逐伊拉克外交官，并且英国、意大利已经如此办理，这在国际法上也没有先例。

三、潘多拉之盒：伊拉克的灾难

3.1 平民的牺牲

这场基于谎言的战争代价惨重。研究报告指出，自2003年到2019年11月，美国在伊拉克发起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19万平民丧生。据估计，有18.5万至20.8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这场战争。

2003年4月10日，一名美军士兵在巴格达al-Durra高速公路上命令一名部落居民解开长袍，以防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张照片成为伊拉克战争无数悲剧的缩影。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说：“无论如何这都是美国的失败，玩文字游戏，拒不承认失败的举动于事无补，因为美国人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造成的破坏，中东人对美国人的仇恨达到了历史新高。”

3.2 教派冲突的激化

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不仅没有带来和平与民主，反而打开了教派冲突的“潘多拉之盒”。2006年2月，什叶派圣地金顶清真寺遇袭，伊拉克教派之间血腥冲突乍起，“民主”成泡影。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各地权力真空频现，武装组织林立。美国完全解散了萨达姆时期以逊尼派为主导的伊拉克军队，大肆吸纳来自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的民兵、壮大民兵组织力量，大大恶化了伊拉克安全环境，导致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向澎湃新闻表示，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民主植入是希望作为其“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试验样本。但相比德国跟日本在美军占领之前已有过长时间的民主实践，伊拉克则缺乏民主实践的基础，且伊拉克历史上长期存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冲突，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冲突，而教派冲突、民族冲突的问题很难用民主投票去解决。鉴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颇有水土不服之感。

3.3 “伊斯兰国”的崛起

美军留下的反恐烂摊子直接导致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崛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活跃地带。《今日美国》曾有文章评论称，“9·11”之后，在美国发起军事干预的地区中，很难找出一个民主蓬勃发展或恐怖主义明显减少的地方。

刘中民教授分析称，萨达姆在任期间的威权统治尽管饱受诟病，但确实曾经从强调阿拉伯民族文化符号、民族主义动员、强化中央集权等方面，构建出了较强的国家认同。但萨达姆的高压政权垮台后，加上美国在重建伊拉克过程中的“去复兴党化”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把伊拉克前任政府高官全部不再任用，导致很多逊尼派官员后期成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骨干。

因此可以说“伊斯兰国”的形成也部分是教派矛盾的产物，其背后逊尼派激进分子选择以极端的方式宣泄不满，并诉诸极端暴力。而“伊斯兰国”则以维护逊尼派利益为名进行人员招募和政治动员。

3.4 阿布格里卜的耻辱

没有什么比伪善更脆弱。2004年4月，阿布格里卜监狱美军虐囚丑闻曝光，“自由”成谎言。美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的照片传遍世界，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形象遭受重创。

国际人道法专家指出，根据日内瓦四公约与两个附加议定书有关对战俘待遇的规定，战斗员一旦被俘获就应享有战俘待遇，其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通信自由均应受到尊重与保护。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囚行为，是对国际人道法的公然践踏。

四、美国的代价：从盛极而衰到战略转向

4.1 人员与经济的巨大损耗

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数据显示，驻伊美军死亡总数为4572人，美国在伊拉克的各项开支高达1万亿美元。连同阿富汗战争，两场战争和次贷危机诱发了殃及全球的经济危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陈向阳指出，伊战成为美国霸权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伊战以及所谓的“反恐战争”导致美国军费开支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尾大不掉、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并最终于2008年9月间接引爆了金融危机。美国“新保守派”战争狂人的单极迷梦灰飞烟灭，而极为烧钱的伊拉克战争无底洞也与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债务危机息息相关。

4.2 国际信誉的坍塌

伊战使美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标题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吗”的文章，认为美国几十年来渲染外国威胁、制造恐慌，屡屡用充当世界警察的做法来掩盖自身问题。

文章指出，美国国内糟糕的医疗体系、破旧的基础设施、频发的枪支暴力、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国会僵局等，才是真正伤害美国人的东西。

4.3 战略转向的催化剂

伊战及“反恐战争”严重牵制与消耗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和精力，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被削弱。以奥巴马上台与连任为标志，美国对外战略被迫大调整，“反恐战争”被终结，美军撤出伊拉克并加快撤离阿富汗。

美国从中东很是受伤，以至心生倦意、萌生去意，遂加紧转向前途无量的亚太。美国也从中学乖了不少，对外干涉不再单干、蛮干，而是利用矛盾、投机取巧、量力而行。

4.4 伊朗成为最大赢家

伊战打破了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原有的平衡，特别是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均势。战争严重削弱了伊拉克，间接帮助美国的“敌人”伊朗坐大。

连同阿富汗战争，美国先后帮助伊朗消灭了他的两大敌人——萨达姆和塔利班政权，使之成为两场战争最大的赢家。十年内，伊朗不仅发展了核力量，还成功地将势力渗透到阿富汗、伊拉克以及阿拉伯的心脏地带，成为中东唯一挑战美国秩序的国家。

对伊朗有利的结局应该不是美国当年发动伊战的初衷，对美国政客而言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五、历史的镜鉴：伊战的教训

5.1 霸权主义的破产

美国发动伊战的根源是其霸权主义恶性膨胀。在“9·11”后美国凭借超强实力，滥用国际社会的同情，于2001年底发动阿富汗战争并打垮塔利班政权，但美国没有也不懂得见好就收，反而一发而不可收，大肆对外扩张。

美国制造所谓“文明的冲突”，针对伊斯兰世界搞“反恐”扩大化与“民主化”改造，炮制“邪恶轴心”，奉行单边主义，实施“先发制人”，穷兵黩武，谋求所谓单极霸权。最终物极必反，美国被自己一手发动的“反恐战”与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所绑架、给拖垮。

5.2 国际授权的必要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必不可少。当年战争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独大，外部对其制约有限，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社会包括其盟友的反对，擅自发动侵略战争。

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力量对比转趋相对均衡，“金砖国家”对西方大国形成了一定的制衡，西方难再肆意对外扩张。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授权是国际干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不然就会“失道寡助”，最终成为孤家寡人。

5.3 民主不能武力输出

伊拉克战争的历史再次证明，中东地区各国的命运和前途必须由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越俎代庖和动用武力不仅给这一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必定会使谋霸者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西方国家试图将西方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作为最佳解决方案输出到各国，而不考虑其历史、经济、社会、种族和宗教特点等情况，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伤害。伊拉克的经验表明，民主制度不能通过武力强行移植，无视当地历史文化条件的改造注定失败。

5.4 后萨达姆时代的延续

20年后，伊拉克仍然在战争的阴影中挣扎。虽然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宣布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还声称美国留下了一个不完美但“主权独立、稳定、自力更生”和“拥有民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但时至今日，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族的教派分权、非国家行为体坐大，以及恐怖主义猖獗和外来力量干预等国家治理难题，仍是笼罩在伊拉克两河流域国土上近20年不散的阴霾。

美国与伊朗成为对伊拉克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势力。不过，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伊拉克“民主植入”渐失民心，伊朗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影响力遇挫，伊拉克作为中东地区为数不多同时与美国和伊朗存在密切关系的国家，似乎找到了平衡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方式。尽管主权独立、稳定和自主的口号未曾真正在伊拉克实现，但伊拉克也并未沦为美国和伊朗博弈角力的跑马场，其仍在夹缝中寻找自主的外交空间，逐渐在中东局势中扮演起斡旋者的角色。

【结语】

2003年3月20日，当“战斧”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场战争将给伊拉克、给美国、给世界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18年后，2021年12月，美国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而此时，距离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19年。19年间，超过20万伊拉克平民丧生，近5000名美军士兵阵亡，美国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

然而，比这些数字更沉重的是历史的教训。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

谎言不能长久。当那管白色粉末被揭穿为“洗衣粉”时，这场战争的道义基础就彻底坍塌了。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战争，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最终都会失去合法性。

单边主义注定失败。没有联合国授权，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仅凭一己之私发动战争，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也为后来一系列外交困境埋下了伏笔。

霸权终将衰落。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是霸权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两场战争耗尽了美国的元气，加速了其从巅峰滑落的进程。正如中国学者所言，“多行不义必自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侵略战争，不管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都是不得人心与终将失败的。

伊拉克战争还留下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悖论：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最终却让它的敌人伊朗成为最大赢家。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朗的核计划加速推进，其地区影响力空前增强。对美国政客而言，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2023年，伊拉克战争20周年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访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会面。奥斯汀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美军“将在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下继续留驻伊拉克”。但伊拉克政府发布的声明则谨慎地表示，伊拉克“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加强与巩固伊美关系”，并未直接证实是否邀请美军继续留驻。

这种微妙的外交辞令，恰恰反映了伊拉克的困境——它既需要美国的力量制衡伊朗，又渴望摆脱美国的控制；既想保持与伊朗的关系，又不想成为美伊博弈的棋子。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正是伊拉克战争留下的最沉重的遗产。

恺撒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美国说：我来了，我征服，我走了。美国人挥挥手的身影背后，是绞刑架下的萨达姆，是4000多条美军生命，是10多万伊拉克平民尸骨，是一个失格的美国，是一个乱象丛生的中东。

这就是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一部关于谎言、霸权与灾难的悲歌。

【第71集】 颜色革命：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浪潮与俄罗斯的反弹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伊拉克战争——那场基于谎言发动的战争，不仅让美国陷入泥潭，更让单边主义宣告破产。那是美国霸权的转折点。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个被美国深度介入的地缘政治博弈正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上演——这就是席卷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

2003年11月22日下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当76岁的前苏联外长、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正在新议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手持玫瑰花冲入会场，发动“逼宫”。28小时后，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由于萨卡什维利冲入议会时手举玫瑰，这场政权更迭被称为“玫瑰革命”。

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获胜，但反对派尤先科的支持者以橙色为标志，发动大规模街头抗议，指责选举舞弊。在国内外压力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三次总统选举，尤先科顺利当选，这就是“橙色革命”。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引发剧烈政治震荡，总统阿卡耶夫在骚乱中流亡俄罗斯。因为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而革命正好发生在迎春花开的季节，这场政权更迭被称为“黄色革命”或“郁金香革命”。

三年之内，三个独联体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亲西方势力上台，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对普京来说，这是最无法容忍的挑战。他称颜色革命为“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并誓言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及其邻国重演。此后二十年，俄罗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反击，展开了一场与西方争夺“后苏联空间”的持久博弈。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颜色革命为何在独联体国家爆发，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俄罗斯如何从最初的措手不及到后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反制体系，以及这场博弈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欧亚格局。

一、颜色革命的爆发：2003-2005年的独联体“地震”

1.1 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格鲁吉亚是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2003年11月，格鲁吉亚举行议会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亲政府的“为了新格鲁吉亚”联盟获胜，但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指责选举存在舞弊，发动大规模街头抗议。

11月22日，当谢瓦尔德纳泽在新议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萨卡什维利率领支持者手持玫瑰花冲入会场，谢瓦尔德纳泽在保镖护卫下匆忙撤离。28小时后，这位曾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政治人物宣布辞职。随后，萨卡什维利在重新举行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

谢瓦尔德纳泽的悲剧在于，他本人是极其亲西方的政治家——无论是担任苏联外长期间，还是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期间。但西方抛弃了他，因为他尽管亲西方，却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的标准来塑造本国，尤其是试图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破坏”了西方所定的规矩。

1.2 乌克兰“橙色革命”

2004年10月，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11月21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亲俄的总理亚努科维奇以49.5%的得票率领先，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获得46.6%。

尤先科拒绝承认结果，指责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数十万支持者身着橙色服装，在基辅独立广场安营扎寨，持续抗议。12月3日，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第二轮投票结果无效，重新进行第二轮投票。12月26日，尤先科以52%的得票率获胜，当选总统。

橙色革命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库奇马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员，指责亚努科维奇犯有盗窃和袭击罪，并与攫取了乌克兰许多国有财产的腐败商人有密切联系。他们暗中给反对派提供支持，成为政权更迭的关键推手。

1.3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2005年2月至3月，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在第一轮选举后，反对派指责当局操纵选举，在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抗议。3月24日，抗议浪潮蔓延到首都比什凯克，总统阿卡耶夫被迫逃离祖国，流亡俄罗斯。3月28日，新议会选举巴基耶夫为新总理，后出任代总统。

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更多是社会经济矛盾的爆发。吉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仅为30-40美元。许多最盈利的大企业和行业被阿卡耶夫家族和亲信控制。参与游行的很大一部分是失业人群以及农民群体，很多人承认自己受到食物和资金的诱惑。

1.4 独联体国家的共同特征

为什么这三场革命都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学者们归纳出几个共同原因：

第一，经济困难。 苏联解体后，原有经济联系被人为中断，这些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危机。格鲁吉亚外债达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样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

第二，政治弊端。 原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保留下来，各种弊端也同样保持着自身的惯性，包括个人集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领导人都在谋求更长时段的总统任期，引发民众不满。

第三，贫富悬殊。 在涌现出大批富翁的同时，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贫困人口比例高，社会矛盾尖锐。

第四，选举成为导火索。 三国政局动荡都由选举引发。选举中的操纵和不公正，如贿选、来自官方的种种限制以及官方对媒体进行控制，成为政局突变的直接导火索。

二、美国的角色：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

2.1 公开的介入

美国在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5年公开宣称：“无论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美国都支持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大规模经济援助，造成依附关系，同时争取民心。 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的重点援助对象。

第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通过文化手段扩大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 美国通过建立大学、设立奖学金等途径，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人文交流，在青年人中培养西方的“价值观”。

第三，推动独联体国家的“民主建设”，敦促这些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改革方案。 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的援助中规定相当一部分用于所谓的“民主改革”。

第四，在安全领域建立合作机制，在各国的强力部门和军队中培养亲美人员。 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安全方面的各种帮助，资助军官和警官到美国学习，建立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基金。

第五，公开支持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为反对派的活动提供帮助。 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是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很多的独联体国家，许多反政府的党派和著名反对派人物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2.2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在独联体国家积极活动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国家民主研究所（美民主党资助）、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共和党资助）、自由之家、索罗斯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与美国大使馆密切合作，帮助独联体国家成立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美国人称其为选民政治积极分子小组），从事各种反政府、反总统、反对亲总统政治派别的活动。

这些组织在颜色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培训反对派成员，提供资金支持，帮助组织抗议活动，通过出口民调等方式质疑选举结果。2005年春天，俄罗斯司法部就发现，俄罗斯的一些人权组织从别列佐夫斯基的“自由俄罗斯”基金会获得资金，而西方或亲西方基金会的煽动是促使颜色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

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渗透，有其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通过支持“革命”，造成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双重依赖，彻底瓦解独联体，削弱俄罗斯，同时牵制中国和伊朗，为控制里海能源创造条件。

格鲁吉亚、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后，两国相继建立了亲西方政权。格、乌加上实现了所谓“自我革命”的摩尔多瓦积极致力于复活“古阿姆”集团（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形成抗衡俄罗斯的同盟。

三、俄罗斯的震动：从措手不及到全面反弹

3.1 克里姆林宫的震惊

颜色革命震动了俄罗斯社会。据俄舆论基金2005年4月所做的社会调查，对于俄罗斯是否会发生颜色革命的问题，回答“是”的占38%，回答“否”的占41%，两者相当。这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政府更迭之后，突然间，俄罗斯所有人都在谈论革命。克里姆林宫及其政治对手似乎都感觉到了爆发一场革命的可能性。数以千计的退休人员拥上街头抗议削减他们的津贴，各反对党派下属的青年组织也加入其中。

普京在2005年的采访中明确指出：“我个人最关心的不是那里正在发生某种混乱的事件，而是它们超出了现行的法律和宪法。我们都需要了解民主意味着什么，包括适当、良好的法律以及遵守该法律的能力。”

3.2 对原因的分析

俄罗斯领导层对颜色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普京将2005年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归因于政府的软弱和长久积累下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哀叹政治问题被非法解决。

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对吉尔吉斯第二次革命的评价更加深入。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该国的经济形式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原因。新领导层基本上重建了以前基于宗族联系和不受约束的无效政府制度，因此无法解决现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普京还指出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革命来推进民主的逻辑引发了一系列概念问题：“如果民主在后苏联国家不起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在那里引入民主呢？如果我们在那里实施这些民主原则，那为什么要革命呢？”

3.3 谢瓦尔德纳泽的教训

谢瓦尔德纳泽的命运给俄罗斯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本人是极其亲西方的政治家，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使俄罗斯领导层得出一个结论：对西方来说，根本没有忠诚这一概念，因为即使做出让步的领导人也会因为“革命”而被推翻。支持西方的立场并不能为特定领导人提供任何防止政权更迭的保证。

这个认知，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后来的政策取向。

四、俄罗斯的反击：构建反颜色革命体系

4.1 政治层面的应对

从2005年开始，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颜色革命蔓延。

第一，取缔非法组织，对社会团体赞助人实施监督。 俄罗斯破获了一个被称作“声音”的非法反俄组织，它与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十分活跃的组织“波拉”有密切接触。俄罗斯当局修改了法律，限制赞助人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且规定国家有权监督赞助人能否资助社会团体。

第二，修改选举制度。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法律草案，强化对非政府、非商业性社会组织的国家注册程序。普京本人在与强力部门人员的一次会议上说：“就算我们选举失利，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对选举舞弊的怀疑使邻国发生的事情在俄罗斯重演。”

第三，组织“青年近卫军”。 为了防止俄罗斯成为颜色革命的下一个受害者，名为“我们”和“欧亚青年联盟”等亲政府青年组织在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的支持下建立起来。“我们”组织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民主体制和爱国主义，将主要以18到22岁的年轻人作为发展对象，重点是大学生等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保卫俄罗斯的一支青年近卫军。

4.2 制度层面的建构

俄罗斯在制度层面也进行了重要调整。

第一，总统办公厅增设新机构。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增设了“对外地区及文化合作局”，凭借它可以对邻国的文化、人文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运用，文化和教育是俄罗斯能够有效影响独联体国家的有效工具之一，不会招人嫌怨，也不会被指责为帝国复辟野心。该局实际上真正的任务是打击颜色革命，帮助亲莫斯科的势力参加并赢得竞选。

第二，强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为了显示独联体的集体力量，2005年4月，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边界—2005”联合军事演习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举行。演习方案临时增加了武力对抗颜色革命的科目，主要目的是吸取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教训，提高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对抗颜色革命的水平。

4.3 外交层面的调整

在颜色革命的冲击下，俄罗斯调整了独联体政策。

第一，俄白重新牵手。 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各国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伙伴，但普京就任总统后，侧重于同西方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白俄罗斯在俄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下降。颜色革命改变了这一局面。2005年4月4日，普京在索契会见了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2005年8月，普京宣布下一届独联体首脑峰会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

第二，运用经济杠杆。 俄罗斯准备运用“经济杠杆”在独联体内建立“新规则”。那些愿意保留在俄罗斯影响力轨道之内的将得到大笔财政奖励，具体说就是石油、天然气和武器系统。而那些向西方看齐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则将面对“不怎么样的结局”——没有天然气，没有石油，也没有武器。

五、后续影响：颜色革命的遗产

5.1 独联体的松散化

颜色革命后，独联体更加松散。格鲁吉亚、乌克兰加上摩尔多瓦积极致力于复活“古阿姆”集团，形成抗衡俄罗斯的同盟。2005年4月，“古阿姆”联盟召开峰会，会议通过的声明宣布，与会成员国愿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包括在维和行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坚决要求俄罗斯尽快从该组织成员国撤出其军事基地。俄媒体称，亲西方的“古阿姆”峰会的召开意味着独联体将“一分为二”。

5.2 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稳定

尽管面临颜色革命的威胁，俄罗斯国内总体上保持了政治稳定。普京将颜色革命的威胁转化为凝聚国内支持的工具。莫斯科政治军事分析学会分析家认为，俄罗斯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在1991年8月苏联解体时已经发生，这场俄罗斯人民自主的、以民主政治为诉求的运动，今天已经在国内政治过程中耗尽了体力。

5.3 白俄罗斯的例外

白俄罗斯成为颜色革命的例外。卢卡申科总统多次指责外国势力正帮助该国反对派，预谋实施类似颜色革命的政变。但凭借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和强力部门的高度忠诚，白俄罗斯在2000年代顶住了颜色革命的冲击。当然，这一情况在2020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白俄罗斯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但这是后话了。

5.4 对俄美关系的深远影响

颜色革命成为俄美关系恶化的关键转折点。普京将2011-2012年俄罗斯国内的大规模抗议归咎于美国。2022年哈萨克斯坦爆发骚乱后，普京再次强调，“颜色革命”是西方颠覆合法政权的工具。2025年的分析文章指出，对普京来说，没有什么比“颜色革命”更令人厌恶和反感，他将其定义为“西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混合战争”。

六、历史的镜鉴：颜色革命的启示

6.1 民主不能靠外部强加

颜色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不能靠外部势力强加。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尤先科上台后，治国表现乏善可陈。格鲁吉亚在2008年与俄罗斯爆发战争，损失惨重；乌克兰则在橙色革命后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直到2014年再次爆发革命。必须把他们当选后乏善可陈的政治表现，和当初的政治承诺以及民主政治中含有的正义因素区别开来。

6.2 内部原因是根本原因

尽管西方在颜色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内部原因是根本原因。俄罗斯领导人自己也承认，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首要原因是政府的系统性错误，尤其是当局“未能建立起保证民主程序和稳定的强有力体制”。这些系统性错误导致政府与社会疏远、失去信任，从而使反对派得以取而代之。

6.3 街头民主的局限性

颜色革命暴露了“街头民主”的局限性。当政治问题不是通过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而是通过“革命”和“街头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时，结果往往是无休止的冲突和持续的动荡。

6.4 俄罗斯的战略转向

颜色革命是俄罗斯对西方态度转变的关键节点。如果说1990年代俄罗斯还抱有融入西方的幻想，那么颜色革命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普京后来多次强调，西方不可信，必须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此后的外交政策，也成为2022年俄乌冲突的深层背景之一。

【结语】

2003年到2005年，短短三年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个独联体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美国用“玫瑰”“橙色”“郁金香”这些美丽的词汇，包装了一场场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

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它让俄罗斯认识到：西方承诺不可信，战略空间不可让，内部稳定不可失。它也让俄罗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反颜色革命体系——从修改法律、监督非政府组织，到组建亲政府青年团体、运用经济杠杆区分对待独联体伙伴。

二十年后的今天，颜色革命的遗产仍在延续。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中，集安组织首次动用维和部队出兵平乱。2024年格鲁吉亚通过“外国代理人法”，引发大规模抗议。2025年塞尔维亚的长期抗议中，武契奇政府也将之定性为“颜色革命”。这些事件表明，颜色革命与反颜色革命的博弈，远未结束。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颜色革命也留下深刻的思考：民主不能靠外部强加，发展必须基于本国实际，稳定是改革的前提。谢瓦尔德纳泽被西方抛弃的悲剧提醒我们：在强权政治的棋局中，小国往往只是棋子。真正的发展，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第72集】 欧盟东扩：如何吸纳前华约国家？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颜色革命——那场席卷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浪潮”，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急剧压缩，也促使莫斯科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反制体系。那是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博弈。而就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另一场历史性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它不像颜色革命那样充满戏剧性的街头对抗，却以制度化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

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8个中东欧国家，连同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两个地中海国家，共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三年后的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2013年7月，克罗地亚正式入盟。

至此，曾经作为华沙条约组织核心成员的东欧国家，几乎全部被吸纳进了这个诞生于西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8个，人口从3.75亿增至5.05亿，面积扩大了近百万平方公里。更重要的是，这些曾经被“铁幕”分隔的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华约成员”到“欧盟成员”的身份转变。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欧盟为何要东扩，中东欧国家为何渴望“回归欧洲”，东扩的谈判与改革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以及这场史无前例的扩大给欧洲带来了什么。

一、回归欧洲：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抉择

1.1 从“被虏获”到“回归”

1989年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提出“回归欧洲”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承载着多重意涵。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部分中东欧国家属于欧洲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具有“回归”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割，这些国家与西欧的联系被人为切断。东欧剧变后，它们渴望重新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对中东欧国家而言，欧盟几乎是经济繁荣的同义词。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加入欧盟来赋能自身经济发展，开启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加入欧盟意味着能够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获得结构基金的援助，吸引西欧的投资，最终缩小与西欧的经济差距。

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加入欧盟意味着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并借此逃离介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夹缝窘境。这些国家还通过加入欧盟和北约为自身安全提供双重保障。正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研究所指出，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加入欧盟与加入北约是其政权更迭后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它们坚持全面成员资格的前景，以避免留在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

1.2 欧盟的战略考量

欧盟愿意东扩，首先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华约解散后，中东欧地区一度出现安全真空，加之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剧烈民族武装冲突和后续的科索沃危机，使得欧盟将扩大视为维护稳定和加强安全的手段。同时，让中东欧国家入盟更有助于巩固冷战后出现的有利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形势。

其次，欧盟自感负有道义责任。虽然近代史上东西欧在历史和地理起源方面保持着各种联系，但冷战期间，因意识形态大分流，欧共体和东欧之间几乎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东欧剧变后，欧共体出现一种“特殊责任”论，宣称东欧“曾是我们的一部分，冷战期间被苏联虏获，现在必须回归”。

第三是经济考量。欧盟东扩自然会扩大欧洲市场，增加消费人口，从而推动成员国经济发展。同时，欧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能够为其对外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当欧盟从15国扩大到25国后，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GDP达到14万多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而潜力十足的大市场。

二、入盟的门槛：哥本哈根标准

2.1 哥本哈根标准的提出

1993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发表声明，欧共体准备接纳中东欧国家为成员国，但接纳入盟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这次会议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哥本哈根标准”的入盟条件。

哥本哈根标准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上，要求申请国必须有稳定的制度，确保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经济上，要求申请国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能够应对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法律上，要求申请国能够承担成员国义务，包括赞同政治、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并能够将欧盟法律纳入国内法律体系。

这些标准成为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指挥棒。申请国必须在入盟前完成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并证明自己有能力执行欧盟的既有法规。

2.2 漫长的入盟谈判

欧盟与每个申请国的谈判涉及31个领域。1998年，欧盟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6个申请国开始了正式部长级入盟谈判。

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敲响了警钟。为了欧洲地区的稳定，欧盟决定采取措施为扩大进程提速：一方面加快与上述6国的谈判，将其中最成熟国家的入盟时间提前到2003年；另一方面立刻与其他申请国谈判，参加第二批入盟谈判的国家也是6个。

2000年，欧盟与条件最成熟候选国的谈判在内部大市场和环保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2002年，首批入盟国家的谈判基本完成。2003年4月，欧盟与10个候选国签署入盟条约。2004年5月1日，10国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2.3 哥本哈根标准的意义

哥本哈根标准的确立，为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明确了方向。正如中国社科院学者所指出的，欧盟1993年出台的“哥本哈根标准”明确了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方向，1997年出台的《2000年议程：为了更强大和更广阔的联盟》又成为鞭策中东欧转轨进度的推进剂。

如果将入盟视为评价中东欧国家转轨是否完成的标准之一，那么2004年开启的欧盟三次东扩表明，中东欧国家大约在一代人的光景中便完成了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变革，从转轨国家进化为正常国家。与历史上历次社会制度转型相比，1990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社会制度转型用时之少、过程相对和平，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

三、艰难的博弈：三大改革

欧盟东扩并非简单地将新成员“收编”进来，而是需要对欧盟自身的制度、政策和财政进行深刻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挑战集中在三个方面。

3.1 决策机制的改革

东扩后，欧盟从15国扩大到25国，成员国数量大幅增加，决策机制必须改革，否则欧盟将陷于议而不决的境地。

2000年12月，欧盟尼斯首脑会议重新分配了扩大后各成员国的票数。原本，凡涉及司法与警務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两根支柱的问题，以及某些财政和内部大市场问题、成员国认为关系到其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都被列为需要全票通过的重大问题。这种一票否决机制若不加改革，待欧盟成员国扩大到27个时，理事会工作就可能陷于瘫痪。

尼斯会议大大缩小了需全票通过的议题范围，使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随后，欧盟启动“制宪”进程，最终在2007年签署《里斯本条约》，进一步改革决策机制，扩大“特定多数”的表决范围。

3.2 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

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支出最大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欧洲层面实行统一的高价扶持，以保证农产品内部流通和农产者收入。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也日趋暴露，如刺激生产过剩，加剧财政负担。

东扩使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变得刻不容缓。中东欧10国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高于欧盟老成员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22%，达到950万人，远超后者的820万人。东扩后，欧盟农业用地与可耕地将分别猛增43%和55%。如不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势必使扩大后的欧盟财政不堪重负。

欧盟为此痛下决心进行改革。主要改革内容包括：大幅削减奶制品、谷物、牛肉等农产品价格，使之与“世界价格保持一致”；确立单一农场支付制度，以完善对农产者的直接收入补贴机制；自2004年起直至2013年，将中东欧国家逐步纳入单一支付体制。

3.3 结构基金的调整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结构基金支出始终居欧盟财政第二位。其目标主要是向落后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以求抑制发展不平衡，维护内部市场统一。

中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远低于老成员国，对结构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中东欧10国人均GDP平均仅为欧盟的32%。若按原定标准实施结构政策，则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将有资格接受基金援助，受援人口可能从9400万激增至2亿，占欧盟总人口的60%。这会导致基金不能集中使用，从而影响援助的有效性。

欧盟为此进行了调整。首先，改革政策实施标准，将以往受援的6类目标减少至3类，只保留地区发展与结构调整，经济与社会转型，教育培训和就业。其次，根据东扩需要与政策目标，做出中期财政框架安排，确定结构政策基金总额为2130亿欧元。这些调整旨在尽可能平衡新老成员国利益，有效抑制发展不平衡。

四、东扩的成果：双赢的20年

4.1 对新成员国的收益

欧盟东扩20年间，在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及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的共同推动下，中东欧成员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相当于西欧水平的30%达到如今的70%以上。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两国2022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的90%，接近欧盟发达国家水准。近十年来，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欧元区国家，已经成为欧盟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到2024年，所有入盟的中东欧国家都已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入盟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提升了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助于它们的民主巩固。

4.2 对欧盟整体的贡献

中东欧国家也对欧盟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华沙、克鲁日、维尔纽斯、里加和塔林等城市在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爱沙尼亚的数字实力已经获得国际认可。西方科技巨头谷歌、微软和IBM等公司已在该地区建立研发中心，这有助于提升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

随着中东欧成员国民众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该地区成为西欧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德国汽车制造商、法国奢侈品牌和意大利时装公司都将中东欧视为关键增长区域。零售业巨头家乐福、特易购和宜家等大型连锁店都在该地区扩大业务。

由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欧盟经济在过去20年间增长了27%，内部货物流动增长了40%，创造了2600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600万个在中东欧成员国内。

4.3 地缘政治的成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欧盟东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它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疆界。东扩的逻辑已发生变化，虽然扩大单一市场和巩固整个欧洲的民主基础仍是欧盟的关键目标，但欢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家庭”，表明欧盟已经克服了过去的战争和分裂状态。

正如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2004年5月欧盟东扩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迄今为止，已有11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欧洲彻底告别了雅尔塔遗产，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统一。

五、东扩的挑战：新的问题与争议

5.1 内部的不平衡与“二等公民”感

东扩也给欧盟自身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成员国平均经济水平下降，欧盟集体决策过程迟滞，组织凝聚力不足，现有机制较难应对内外挑战。

中东欧成员国也多有抱怨。他们批评欧盟的食品卫生标准等级化，自感为欧盟的“二等公民”；认为欧盟机构中担任高等级职位的中东欧成员国人数偏少，反感“多速欧洲”的提法，担心再次被边缘化。中东欧国家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他们的反抗会更强烈。

5.2 民主与法治的“跑偏”

由于不满欧盟的某些政策和规则，个别中东欧国家在民主和法治方面还出现“跑偏”现象，甚至将民族国家的利益“凌驾”于欧盟整体的意愿之上。匈牙利案例表明，欧盟对成员国的政治影响有限。

近年来，波兰和匈牙利与欧盟在法治、司法独立、媒体自由等问题上屡屡发生冲突，成为欧盟内部治理的新难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提醒人们东扩并非一帆风顺的“同化”过程，而是需要持续磨合的双向适应。

5.3 人口流动的争议

东扩实现前，老成员国对中东欧廉价劳动力的流入充满担忧。德国、奥地利地处东西欧交界点，接壤的东欧移民占整个欧盟的76.5%，故坚持要对新成员国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建议在其入盟7年后才对之开放劳动力市场。

即使在东扩20年后，人口流动问题仍是敏感话题。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东欧移民涌入的担忧。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在实践中引发了复杂的政治反应。

六、未来的东扩：西巴尔干与乌克兰

6.1 西巴尔干的漫漫入盟路

东扩的步伐并未停止。目前，西巴尔干五国已在入盟途中。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塞尔维亚等国都已获得候选国地位，但与欧盟的谈判进展缓慢。

西巴尔干国家面临的问题比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更为复杂。这些国家内部存在民族冲突、领土争议、腐败问题等，欧盟的“扩大疲劳症”也使得入盟进程更加曲折。

6.2 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历史性选择”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同年6月，欧盟迅速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候选国。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标志着欧盟东扩的战略逻辑再次发生变化——从“稳定欧洲”转向“重塑欧洲地缘政治”。

然而，乌克兰入盟面临的挑战远比2004年的东欧国家更为严峻。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如何满足哥本哈根标准？欧盟如何吸收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

受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驱动，欧盟正在克服“扩大疲劳症”，加快向西巴尔干国家和乌克兰的扩员步伐。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尽管2004年欧盟的“大爆炸式”东扩取得了成功，但它并不足以成为未来欧盟扩大的典范，每一次扩容与深化都会带来新的挑战。

【结语】

2004年5月1日，当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8个前华约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时，欧洲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天，标志着二战后欧洲分裂状态的正式结束。从1945年雅尔塔会议划分势力范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再到2004年欧盟东扩，欧洲用了近60年时间，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统一”。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或许是自康德以来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欧洲的“统一”。

这一天，也标志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梦想成真。在经历了一代人的社会制度转型后，这些国家从转轨国家进化到正常国家，从华约成员变成欧盟成员。入盟20年后，它们已经成为欧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均GDP从相当于西欧的30%增长到70%以上。

当然，东扩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决策机制需要改革，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需要调整，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需要平衡。波兰的法治争议、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回潮、“二等公民”的心理阴影——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欧盟。

但无论如何，2004年的欧盟东扩，是冷战后欧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为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和平、稳定与繁荣，也为欧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多样性。

东扩的故事告诉我们：和平的统一是可能的，历史的裂痕可以弥合，制度的变革能够成功。但它也提醒我们：统一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差异不会自动消失，挑战将长期存在。正如欧盟东扩10年时学者们的共识：欧盟在分享扩大红利的同时，亦能够应对扩大带来的挑战。

【第73集】 金砖国家的雏形：高盛报告与新兴市场的崛起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欧盟东扩——那场史无前例的制度扩展，让11个前华约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回归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那是欧洲一体化的高潮。而就在同一时期，世界的另一端，另一场同样深刻的力量正在崛起——它不是通过制度扩展，而是通过经济增长；它不依赖条约和机构，而是依赖市场和人口；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总部，却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权力格局。

2001年11月30日，高盛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响彻全球的缩写词——BRIC，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奥尼尔预测，到2050年，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当时，这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预测，一个投资银行的概念。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缩写词会从一个“文字游戏”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合作机制。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峰会；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2014年，五国签署协议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从概念到机制，从预测到现实，金砖国家的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金砖”概念如何诞生，四国何以成为“金砖”，从概念到机制的演进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以及新兴市场的崛起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

一、概念的诞生：2001年那份改变世界的报告

1.1 吉姆·奥尼尔的“灵光一闪”

2001年，当吉姆·奥尼尔坐在高盛伦敦办公室撰写那份研究报告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作为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是为投资者提供关于全球经济走势的分析和预测。但在那篇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中，他做了一件经济学家很少做的事情——创造了一个新词。

奥尼尔将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组合在一起，构成了“BRIC”。这个缩写词恰好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发音相近，于是后来被中文巧妙地翻译为“金砖”。

在报告中，奥尼尔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大胆的预测：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到2050年，它们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1.2 为何是这四个国家？

为什么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分散、文化传统各异、政治制度不同，但它们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 四国人口总和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中国和印度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资源。

第二，国土面积广阔。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巴西分列第三和第五位，印度也是面积大国。广阔的国土意味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经济增长迅速。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印度经济也开始加速，俄罗斯在经历了转型阵痛后开始复苏，巴西经济稳步发展。这四个国家成为新兴市场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第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四国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工业化进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

1.3 最初的质疑与争议

“金砖”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人称赞这是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局的敏锐洞察；也有人批评这不过是高盛为讨好这四个国家而制造的“噱头”，目的是从其快速成长的资本市场中分得好处。

质疑者指出，高盛作为国际知名投行，在这四个国家都有重要商业利益。“金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为高盛的业务拓展创造机会。对于这种批评，奥尼尔后来回应说，他的初衷只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至于这个概念后来演变成一种政治合作机制，确实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

当时，许多人对奥尼尔的预测持怀疑态度。毕竟，这四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地理位置天各一方。它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怎么可能主导世界经济？

二、“金砖”成色：四国崛起的现实基础

2.1 中国经济奇迹

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更是迎来了长达十年的“黄金增长期”。2000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0.35%。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是“金砖”概念得以成立的最重要支撑。庞大的人口、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快速的城市化、持续的技术追赶——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不仅自身快速增长，还通过贸易和投资带动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

2.2 印度软件与服务业的崛起

印度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当中国以制造业立国时，印度选择了以服务业为先导的发展模式。凭借英语优势和人才储备，印度在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迅速崛起。

2000年至2009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89%。塔塔、印孚瑟斯等印度企业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印度的崛起证明，后发国家可以在不经过传统工业化的情况下，通过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3 俄罗斯的资源复苏

俄罗斯的崛起，主要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普京上台后，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稳定政治局势、理顺产权关系，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2000年至2008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约7%。能源价格的上涨，为俄罗斯带来了巨额财富。

到2007年，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莫斯科成为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之一。俄罗斯的复兴，证明了资源禀赋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4 巴西的稳定增长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和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后，巴西经济进入稳定增长轨道。2000年代，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约4%，虽然不及中印的速度，但远高于拉美平均水平。

巴西的农业、矿业、航空制造业等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2007年，巴西在里约热内卢成功申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标志着这个南美大国重新站上了世界舞台。

2.5 十年之后的惊人成就

2001年奥尼尔提出“金砖”概念时，曾预测十年后这四个国家的GDP将占世界的15%。事实证明，这个预测太过保守了。

2011年，在“金砖”概念提出十周年之际，奥尼尔专门撰文纪念。他坦陈，自己当初的估计实在太保守了——十年后，金砖国家的GDP由2001年的3.1万亿美元增加到1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份额也达到了20%。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印度的软件出口持续增长；巴西的农业和矿业蓬勃发展。

这四个国家的表现，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

三、从概念到机制：金砖国家的制度化进程

3.1 偶然的聚合

“金砖”最初只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投资分析框架。这四个国家之所以被放在一起讨论，只是因为英文首字母恰好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的缩写词。它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中国和印度是竞争对手，俄罗斯和巴西在资源出口上存在竞争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在能源和原材料贸易上虽然互补，但远谈不上战略同盟。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这四个国家从概念走向机制？答案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3.2 2008年金融危机的催化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发达国家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严重波及。

正是在这场危机中，金砖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命运是相连的。刘贵今大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在金融危机面前，所有金砖国家都受到了西方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这就促使金砖国家更紧密地走到一起，借助集体的力量和平台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朝着有利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

金融危机暴露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元贬值蚕食了金砖国家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出路在哪儿？金砖国家认识到，它们必须对当今金融秩序和全球治理有更多的发言权，必须推动由西方制定的国际经济体系朝着有利于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

3.3 2009年叶卡捷琳堡首次峰会

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正式峰会。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这次峰会标志着“金砖”从一个经济概念正式演变为一个政治机制。四国领导人同意，将定期举行会晤，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与合作。

3.4 南非的加入与“金砖五国”

2010年12月，四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四国”（BRIC）变成了“金砖五国”（BRICS）。南非的加入，使金砖国家的代表性更加完整——不仅涵盖了亚洲、欧洲、美洲，还扩展到了非洲。

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它的加入，意味着金砖国家开始从“四个国家的组合”向“一个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平台”转变。南非前大使刘贵今指出，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有助于促进非洲的整体发展，也有助于金砖国家更好地理解非洲的诉求。

3.5 2014年新开发银行的成立

2014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第六次峰会，签署了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首任行长由印度提名。2015年7月，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

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金砖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对话平台，而是开始具备实际的行动能力。银行的宗旨是“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由美国和欧洲控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尝试。

四、金砖国家的全球意义

4.1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1年至2025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约25%上升到约45%，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大经济体的强劲集体增长。

自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年均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是1990年代的两倍。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当发达国家陷入衰退时，金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如果没有金砖国家的增长，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将更加严重。

4.2 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

金砖国家的崛起，还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逐步增加；在二十国集团这个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张桌子前平等对话。

刘贵今大使指出，金砖国家之间应该对当今金融秩序和全球治理有更多的发言权，应该推动当今的由西方制定的一系列的体系朝着有利于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这一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4.3 南南合作的平台

金砖国家不仅是五个国家的组合，更是南南合作的平台。五国之间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通过“金砖+”模式，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将合作的成果惠及更广大的南方国家。

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言：“当今世界舞台，上演的不再是西方国家自导自演的独角戏，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与合作的协奏曲。”金砖国家，正是这首协奏曲中最响亮的音符。

五、争议与挑战：“金砖褪色”还是“金砖转型”？

5.1 2011年前后的撤资潮

金砖国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前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砖国家也遭遇了严峻挑战。路透社当时的报道指出，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怀疑“金砖四国”不过是一个“噱头”，专门投资于金砖四国的基金损失惨重。

数据显示，2007年投资于金砖四国的基金资产规模最高时曾经达到1300亿美元，到2011年已经缩水到不足280亿美元。从2010年3月到2011年8月，已经有超过95亿美元资金从金砖四国市场流出。

5.2 “金砖褪色”论的兴起

2012年至2015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巴西陷入经济衰退、印度改革步伐放缓，“金砖褪色”论开始流行。一些评论者认为，金砖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们无法再像过去十年那样快速增长。

摩根士丹利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破碎的砖”（BROKEN BRIC），用来形容金砖国家面临的困境。一些对冲基金开始撤出金砖市场，转而投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钻十一国”。

5.3 结构性挑战

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压力：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印度面临就业和基础设施短板：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印度的就业创造能力不足，基础设施依然落后，贫困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俄罗斯经济影响巨大。西方制裁也限制了俄罗斯的长期发展潜力。

巴西面临财政赤字和政治动荡：巴西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治腐败问题严重，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

南非面临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南非的失业率长期在25%以上，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种族问题依然敏感。

5.4 从“增长”到“治理”

面对这些挑战，金砖国家需要转型——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治理质量。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推进，都是这种转型的体现。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果阿会晤期间指出：“金砖国家就像五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拳头。”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金砖合作的意义——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共同的挑战。

5.5 韧性与潜力

尽管面临挑战，金砖国家的潜力依然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的报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仍在上升，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集体增长继续推动这一趋势。

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正在加深。如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近一半的商品出口是销往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四分之一。南南贸易的扩大，为金砖国家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

六、历史的启示：新兴市场的崛起与全球格局的变革

6.1 从“西方中心”到“多极世界”

“金砖”概念的提出和演进，折射出21世纪全球格局的根本变化。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的重心一直在西方——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但进入21世纪，这个重心开始向东方和南方转移。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教授汉斯·罗斯林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地球有识别码的话，那会是“1114”，即全球70亿人口中，大约10亿居住在欧洲，10亿居住在美洲，10亿居住在非洲，40亿居住在亚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很可能达到90亿，地球的识别码将变成“1125”，非洲和亚洲将各增加10亿人口。更多的人口，更快的增速，都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显示，都将是使世界格局的天平趋向平衡的重要砝码。

6.2 金砖的“自我实现预言”

奥尼尔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也许只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注意。但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效应。

“金砖”让这四个国家的投资者和决策者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这种认同感，推动他们从概念走向机制，从分散走向联合。2009年首次峰会、2010年吸收南非、2014年成立新开发银行——这些都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剧本，而是“金砖”概念在现实中不断演化的结果。

6.3 西方主导秩序的终结

金砖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这不是说西方即将衰落，而是说世界不再由西方单独定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扩大；在二十国集团这个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张桌子前平等对话。

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言，解决全球热点问题，越来越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促进全球增长，越来越要看发展中国家的动力足不足。

6.4 中国的角色

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角色最为特殊。中国不仅是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需求带动了巴西和俄罗斯的资源出口，中国的投资惠及南非和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但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他金砖国家既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这种矛盾心态，在金砖合作中始终存在。

【结语】

2001年11月30日，当吉姆·奥尼尔在高盛办公室敲下“BRIC”这个缩写词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金砖”从一个投资概念演变为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从一个缩写词发展为一个拥有新开发银行的实体平台。金砖国家经济总量从占全球的7%跃升至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50%。这四分之一世纪，见证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见证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

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的撤资潮、2013年的“缩减恐慌”、2015年的经济放缓、2020年的疫情冲击——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金砖褪色”的论调。但每一次，金砖国家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它们学会了对“金砖”概念的追捧保持警惕，学会了用自身的调整和改革来应对挑战。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金砖”的崛起并非偶然。它是两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走向终结的缩影，是“全球南方”集体觉醒的标志。瑞典教授罗斯林的比喻提醒我们：更多的人口，更快的增速，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显示，将是使世界格局的天平趋向平衡的重要砝码。

金砖合作已经走过近二十年的历程。新开发银行开始运作，应急储备安排逐步完善，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但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何协调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如何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保持开放合作的势头。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金砖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终结论”的有力反驳。它证明，世界的发展道路不止一条，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不止一个。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金砖国家携手，被誉为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变革中的“现象级事件”，展示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锐不可当之势。

【第74集】 中国的崛起：从世界工厂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金砖国家的雏形——高盛报告如何创造了“BRIC”这个缩写词，以及新兴市场的集体崛起如何改变全球经济版图。而在“金砖四国”中，最耀眼、最具分量的无疑是那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中国。

2010年，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悄然到来。这一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首次重回这一位置。同一年，中国GDP总量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连年稳居第二。从1978年到2026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拥有14亿人口、GDP突破140万亿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过程被经济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进程”。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中国如何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世界工厂”，如何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这一崛起背后的动力、逻辑与全球意义。

一、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工业化奇迹的奠基

1.1 前三十年的积累

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叙事，都不能跳过1949年到1978年这前三十年的积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自行车年产量仅1.5万辆，手表、缝纫机等工业品几乎为零。用当时的话说，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156个重要工业项目，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此后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中国已经拥有了包括钢铁、机械、化工、纺织在内的基础工业，为后来的起飞奠定了物质基础。

正如权衡研究员所言，将新中国史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脉络中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前三十年的积累，为后四十年的腾飞提供了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和制度准备。

1.2 1980年代：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承接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国开始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转折恰逢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195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转移，全球制造业中心从美国转向日本；196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转移，制造业中心转向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中国恰好在这一时期打开国门，凭借“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承接了全球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为什么全球产业会在1980年代转到中国？权衡解释，当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时，中国恰好处于“婴儿潮”人口的“黄金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从1978年开始，中国大力引进外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广东东莞等靠近港澳的城市，“三来一补”合作模式开始兴起——“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这种模式本质是利用国内的低成本优势，通过原料在外、市场在外的业务模式，为国际企业代工，赚取基本加工费。

1.3 2001年入世：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如果说198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那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中国腾飞的关键转折。

入世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大市场。中国制造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的成本、性价比等诸多优势充分显现。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22%，规模扩大近5倍，占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

到2010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重新取得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从火柴到国产大飞机，从面粉到嫦娥探月，中国一步步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1.4 世界工厂的内涵

“世界工厂”这个称号，绝非虚名。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波动中保持了“链主”地位。

从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中国的领先优势极为突出。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的产量占世界90%以上；汽车产量全球第一，2016年达2800多万辆；造船、钢铁、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2023年，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8.5%，汽车出口522万辆，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正如徐远教授所言，“说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种地位，是几代人奋斗的成果，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底气。

二、经济总量的跃升：从世界第11到世界第2

2.1 数字见证的奇迹

1978年，中国GDP为3679亿元，居全球第11位。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坐标。此后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可以用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字来标记：

1986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

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6至2019年，连续跨越70万亿、80万亿、90万亿大关；

2024年，GDP突破130万亿元；

2025年，有望突破140万亿元。

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看，1978年中国GDP仅占全球1.8%，2018年提升至15.86%，如今已接近18%。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9-2018年的年均17%左右，提升到2013-2018年的年均28.7%，稳居世界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价说，“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器’”。

2.2 增速的奇迹

比总量增长更惊人的，是增长速度。1979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从未有过，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

权衡指出，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特征，是在近40年时间里保持9.6%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这种“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被概括为新中国70年创造的“世所罕见”的成就。

2.3 人均收入的跨越

经济总量的增长，最终要体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3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此后，中国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从贫困人口看，根据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2018年末减少至1660万人，减少约7.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97.5%降至1.7%。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贫奇迹。

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第四位。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到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再到汽车、智能手机、智能家电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崛起的动力：四个核心驱动因素

3.1 制度优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中国崛起最根本的动力，是制度优势。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博士分析认为，中国取得发展成就的关键在于四大核心驱动力：经济改革政策、政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融入全球经济的坚定步伐，以及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王一鸣将中国的制度性优势概括为：战略规划（年度规划）和短期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种“两手结合”的体制，既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又能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面对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2022年的全球通胀压力、2023年的地缘政治冲突，党中央始终坚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通过减税降费、稳链保供、扩大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实现了经济运行的总体平稳。

3.2 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坚定步伐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从建立经济特区、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与世界共同发展。

1980年代承接全球产业转移，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每一次融入世界的重大举措，都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项目已经实施。

正如外媒分析所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坚定步伐，是其取得发展成就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3.3 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升级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本质上是14亿多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动力转化。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升级，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持久动能。

1980年代，中国凭借“婴儿潮”人口的“黄金年代”，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研发人员总量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提升至26%。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3.4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经济增长范式。

科技创新进入“井喷式”突破期：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三号”实现算力全球领先，嫦娥六号完成月球背面采样返回，5G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8%，国家创新指数全球排名升至第10位。

数字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占GDP比重41.5%；5G用户普及率达75.9%，建成超3万家智能工厂。新能源产业全球瞩目，光伏组件、锂电池出口大幅增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达60%。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拉动投资的主要力量。

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新角色的转型

4.1 转型的逻辑

2026年，当中国宣布继续组织开展“购在中国”系列活动时，这一举措传递出的信号远超零售或旅游消费的范畴。巴西经济学家玛丽亚·路易莎·法尔康·席尔瓦指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将中国从全球生产枢纽逐步转型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市场。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崛起遵循了快速工业化、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拥有超强出口能力的路径，这一模式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已准备好超越这一角色，推出各种举措吸引外国消费者、鼓励全球品牌在华首发新品，并将一线城市打造成国际购物目的地。

4.2 “生产+市场”的双轮驱动

从经济学视角看，强化国内消费、主动吸引外国消费者，预示着中国增长模式正发生深刻转型。中国持续将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广阔的市场相结合，这种“生产+市场”的双轮驱动力，正是那些历史上能在国际体系中真正占据中心地位的经济体所具备的特征。

中国战略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并未在工业生产与拉动消费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长期协调的框架下，将两者深度融合。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超过30%，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接近95%；另一方面，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

4.3 对全球格局的影响

如果这一轨迹得以巩固发展，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贸易领域。全球投资流向、企业战略布局、创新模式演进，都会随着市场分布的变化而调整。当需求重心转移时，国家的影响力亦随之提升。

LVMH和爱马仕等顶奢品牌都将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视作新的增长引擎；进博会每年吸引三千多家国际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市场机遇。英伟达CEO黄仁勋曾说：“中国约占据了美国科技产业三分之一的市场，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市场不可替代。”

在消费品领域，全球品牌看到了中国市场巨大的商业机遇；在能源领域，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对中东、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全球意义：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

5.1 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8.7%，稳居世界第一，远超美国的18%。即便在近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2024年中国仍以5%的增速“逆势突围”，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评价的，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器”。

5.2 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器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超强的制造能力，使其在全球供应链波动中保持了“链主”地位。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约30%，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接近95%。在疫情期间，中国有序复工复产，为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抗疫物资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一场场全球贸易的洪流中，中国制造业正变得不可或缺，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坚实支撑。

5.3 发展模式的启示

中国的崛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认为，中国遵循市场规律，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国内资源开发、和平生产建设等路径消除贫困，在农业、工业、交通、水利等领域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发展资金与技能培训，推动各行业技术升级。

中国的经验表明，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现代化可以有多种形式。在“华盛顿共识”主导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保持政治自主性的前提下，以渐进方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条道路的成就，成为对“历史终结论”最有力的反驳。

5.4 全球治理的参与者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更深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从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类进步担当、为全球发展尽责”的承诺。

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六、挑战与未来：迈向高收入国家

6.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仍面临严峻挑战。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出，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拉美等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重点是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权衡指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既面临如何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大蛋糕的问题，又面临如何保持充分的社会流动性、收入流动性以及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分好蛋糕的挑战。

6.2 新优势的形成

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低成本优势在减弱，但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与新能源的优势正在逐步形成，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于能够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投资、物流、营销、采购等成本，形成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创新空间；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可以形成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成本优势；科技创新活跃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迭代升级；数字经济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新能源优势则体现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0%。

6.3 “十五五”的前景

展望“十五五”时期，要保持经济主要指标持续向好，最重要的是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王一鸣指出，未来需要：

第一，继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形成更多的原创成果、原创技术；

第二，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四，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使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站在2026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不是偶然的“增长奇迹”，而是历史逻辑、现实基础、动能转换、战略定力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结语】

从1978年到2026年，从GDP 3679亿元到140万亿元，从世界第11位到稳居世界第2位，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世界市场”——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这一崛起，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依托于亿万人民的勤劳奋斗和聪明才智，得益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和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这一崛起，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正如权衡所言，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但崛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这场转型中，中国不仅要做全球领先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之一。这种“生产+市场”的双轮驱动，将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

当然，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充满挑战。外部环境的严峻复杂、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的瓶颈突破、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正如王一鸣所言，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硬道理。

2026年的今天，当巴西学者感叹“世界正见证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加速转型”时，当全球投资者瞩目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新动向时，中国已经准备好，在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续写新的发展篇章。

【第75集】 全球化的阵痛：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那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那是全球化红利的巅峰展示。然而，全球化从来不是只有赢家的盛宴。当资本和技术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时，当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时，当华尔街和硅谷享受着全球化的最大红利时，另一群人却在承受着全球化带来的阵痛。

1999年11月30日，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原计划启动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推动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然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万名抗议者聚集在会议中心外，他们挥舞着标语，高喊着口号，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西雅图陷入一片混乱，会议被迫中断，谈判无果而终。这场被后世称为“西雅图风暴”的事件，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正式登上世界舞台。

从西雅图到热那亚，从达沃斯到布拉格，反全球化运动成为21世纪最初十年国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2001年意大利热那亚八国峰会期间，一名年轻的反全球化示威者被枪杀身亡。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事后感叹：“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反全球化运动为何兴起，它的参与者是谁，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以及这场运动如何从街头抗议演变为影响全球治理格局的思潮。

一、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的“滑铁卢”

1.1 西雅图风暴

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这座美国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迎来了一场它从未经历过的风暴。

这一天，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会议中心召开。来自135个成员国的代表计划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然而，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约5万名抗议者从世界各地汇聚西雅图，包围了会议中心。

抗议者的成分极其复杂：有穿着工装、戴着工会徽章的劳工组织成员，有举着绿色旗帜的环保主义者，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学生，有主张债务减免的宗教团体，有捍卫本土文化的传统主义者，有反对血汗工厂的人权活动家。他们虽然诉求各异，但共同的目标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它所代表的全球化模式。

抗议者封锁了街道，阻止代表进入会场。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商店橱窗被砸碎，汽车被掀翻，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会议被迫推迟开幕，谈判在混乱中进行，最终无果而终。

“西雅图风暴”震惊了世界。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第一次以如此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亮相。《纽约时报》评论说，西雅图的抗议者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全球化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福音，它的弊端正在引发广泛的反弹。

1.2 运动的前夜

尽管“西雅图风暴”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的起点，但这场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指出，反全球化运动最初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主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拉美制定的经济调整计划。

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但附加了严苛的条件：削减公共支出、私有化国有企业、开放市场、放松管制。这些被称为“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摧毁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基础，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民间社会对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抵制，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早期萌芽。

此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种抵制迅速扩散到美国、欧洲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每当大型国际组织召开会议，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就跟到哪里。1999年“西雅图风暴”的爆发，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由一个区域性的、零星的抗议运动转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抗议运动。

二、运动的多重面孔：谁是反全球化者？

2.1 复杂的联盟

反全球化运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是其参与者的多元和复杂性。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相当复杂，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中包括青年、老年、妇女、学生、劳工、生态主义者、人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

在这个松散的联盟中，可以找到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立场：左翼和激进分子批评跨国公司剥削工人、破坏环境；保守人士担忧全球化侵蚀本土文化和传统价值；贸易保护主义者要求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就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机构；宗教团体呼吁减免穷国债务；农民抗议转基因种子和廉价进口农产品对本地农业的冲击。

这种多元性既是运动的力量来源，也是其内在局限。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只要是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或国家政策抱有不满和反抗态度的人都有理由加入这一运动。左翼、激进分子、保守人士、穷人、富人都可以在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2 年轻人的面孔

尽管参与群体多元，但反全球化运动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年轻人是运动的主体。据调查，在2002年第一次欧洲社会论坛召开期间，参与反全球化抗议运动的约76.4%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

年轻人站在运动的第一线，因为他们承受着全球化的最大冲击。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导致青年失业率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社会被摧毁，年轻人被迫进入血汗工厂。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教育成本上升，就业机会减少，住房价格飙升，社会保障削弱。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参与者的年龄结构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特征。据运动网站统计，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抗议者占24.4%，年龄在24-34岁之间的抗议者占37.9%。约64.2%的抗议者是年龄在34岁以下的年轻人。

2.3 知识分子与思想资源

除了街头抗议者，反全球化运动还有另一支重要的力量——批判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左翼学术界持续产出一批又一批著作，谴责消费主义对“本土”文化的侵蚀，批判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社会后果，揭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穷国贷款的苛刻条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在2003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中尖锐地指出，反全球化运动的本质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模式的不满。他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一刀切”政策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最终伤害了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是反全球化的重要声音。他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就曾警告：“由于其生存的自然条件迅速不断地消失，一个重要的生物物种——人——有灭绝的危险。”他在著作中系统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贫困、不平等和环境破坏。

2.4 互联网的催化剂

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还得益于一个重要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正如百科词条所言，“正如现代科技进步催生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一样，现代科技手段，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互联网使运动的组织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抗议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网站、论坛迅速协调行动，分享信息，动员支持者。1999年西雅图风暴的组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平台。各种非政府组织也为抗议者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掌握非暴力抗议的技巧。

这种“网络化的社会运动”模式，成为21世纪社会抗议的典型特征。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华尔街”，从“阿拉伯之春”到各种环保运动，互联网始终扮演着组织平台和动员工具的角色。

三、反对什么？反全球化运动的诉求

3.1 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反对全球化。但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场运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地反对代表社会历史规律与历史发展潮流的全球化，而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与社会问题”。

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寻求“更好的全球化”——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更加民主的全球化模式。抗议者希望变革国际经济秩序，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纠正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就指出，运动反对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失衡，涉及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机遇等问题。

3.2 贫富分化：最核心的指控

在反全球化运动的诸多指控中，贫富分化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趋向不是使发展全球化而是使贫穷全球化”。

数据支持了这一指控。据世界银行2003年发展报告，20个最富国家平均收入目前已达到20个最穷国家平均收入的37倍，这一比率在过去40年中翻了两番。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披露的联合国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口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而最贫穷的20%仅消费1.3%。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哥伦比亚总统内斯托·桑佩尔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这种不平等：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蛋糕是做大了，“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

3.3 富裕中的贫困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贫困是“富裕中的贫困”。21世纪人类一天生产的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远超历史上任何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科技潜力和创造财富的非凡能力。然而，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等和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公正。

在通讯和距离方面使世界变得更小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与贫富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同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悲剧。卡斯特罗痛心地说：“此时此刻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

3.4 环境破坏：全球化的生态代价

除了社会不平等，环境问题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核心议题。抗议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精英们及其控制的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民主，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破坏。

1998年墨西哥《至上报》的一篇文章谴责道：“工业化国家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源头。但是，最终为污染和滥用土地、森林、河流以及海洋而付出代价的却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的人民。”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文发展指数报告的结论，每年大量死于空气和河水污染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此外，他们深受土壤贫瘠之苦，未来还可能因为地球气温上升而遭水灾、地震和歉收之害。而工业化国家是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是世界原料最大的消费者。

3.5 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批评

反全球化运动还将矛头指向主导全球化的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抗议者指责这些组织缺乏民主透明度，被发达国家和大公司操控，推行的政策服务于资本利益而非人民福祉。

1999年西雅图风暴后，这种批评愈演愈烈。2000年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2001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会场外到处是情绪激昂的抗议人群。一名示威者在热那亚被枪杀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论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

四、运动的形式：从街头抗议到社会论坛

4.1 “峰会越轨”模式

反全球化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是针对国际会议的街头抗议。1999年西雅图风暴之后，这种模式迅速扩散。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开到哪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就跟到哪里。

2000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00年2月，泰国曼谷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0年9月，捷克布拉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2000年12月，法国尼斯欧盟首脑会议；2001年4月，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2001年6月，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2001年7月，意大利热那亚八国峰会——每一次会议的会场外，都是抗议的人群。

这种“峰会越轨”模式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成功地将反全球化的声音传递给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暴力与和平抗议边界的争论。热那亚事件中抗议者被杀的悲剧，促使运动反思其策略。

4.2 世界社会论坛：另一种全球化

除了街头抗议，反全球化运动还发展出了另一种形式——社会论坛。2001年，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同期召开，形成对垒之势。

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它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不发表共同宣言，而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各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组织和运动交流经验、协调立场。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工会、环保组织、女权团体、农民运动、学生组织、宗教团体等广泛参与。

世界社会论坛的成功，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从单纯的“反对”走向积极的“替代”。它不再只是批评现有秩序，而是开始构想另一种全球化模式——更公平、更民主、更可持续的全球化。

五、运动的演变：从反全球化到反全球主义

5.1 2008年金融危机的转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反全球化运动演变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时，普通民众却承受着失业、减薪、房产被收回的痛苦。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爆发，迅速蔓延至全球。抗议者喊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将矛头直指1%的最富阶层。这场运动虽然与反全球化运动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更聚焦于国内的经济不平等，而不是国际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5.2 右翼的崛起与“反全球主义”

进入2010年代，反全球化运动出现了新的转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说反全球化运动寻求的是“更好的全球化”，那么右翼民粹主义倡导的则是“更少的全球化”。

社科院学者李向阳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全球主义”。它与反全球化运动有关，但又不同。反全球主义针对经济全球化，倡导保护主义与本国优先；针对政治与法律的全球化，倡导单边主义、退出国际组织；针对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倡导限制移民和抵制多元文化；针对技术与环境的全球化，倡导技术民族主义和抵制国际气候协定。

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为标志，反全球主义正式步入政治主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世贸组织的攻击、对移民的限制、对多边协议的退出，都是反全球主义的具体体现。

5.3 文明冲突论的阴影

反全球主义的兴起，还伴随着文明冲突论的回归。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预言，冷战后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让位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把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

在文明冲突论的视野中，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如果任由全球主义发展，将会产生“世界政府”与“世界公民”。更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年非白人世界的崛起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打破了西方文明模式具有普适性的认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方世界，反全球主义与反移民几乎可以画等号的原因。

六、历史的镜鉴：全球化阵痛的启示

6.1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揭示了全球化的一个根本悖论：全球化的收益不是均匀分配的。自由贸易创造了财富，但也摧毁了某些产业和就业；资本流动带来了投资，但也加剧了波动和风险；技术传播提升了效率，但也扩大了技能差距。

以美国为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高技术产业（硅谷）和金融业（华尔街），而传统制造业（“铁锈地带”）则是相对受损者。当政府无法有效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收益分配时，寻找外部“替罪羊”就成了民众的自然选择。

6.2 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的纠缠

反全球化运动还揭示了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的深刻纠缠。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失业、不平等、文化焦虑——最终都会在国内政治中反映出来。当民众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忽视、自己的身份被威胁时，他们会转向反建制的政治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反全球化运动最终演变为反全球主义的国内政治。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欧洲极右翼的崛起，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6.3 “氛围衰退”的警示

全球化还催生了一种更为微妙的社会心理现象——“氛围衰退”（vibecession）。这个词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经济数字亮丽，但生活萎缩；GDP成长，但幸福倒退；国家富裕，但人民感觉不到富裕。

在美国，科技巨头市值爆炸式成长，但全国家庭所得中位数几乎停滞不前。在英国，金融业仍是欧洲中心，但一般英国人面临高昂的能源、医疗费、房价。在日本，GDP缓慢成长，但薪资几乎30年没动。

“氛围衰退”之所以让全球政府、企业与学者深感不安，是因为它不只反映生活困难，而是心理困难；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希望消失。在许多社会，人们面对的困境不是收入下降，而是看不见通往更好生活的路。

6.4 全球化的未来

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还是可以逆转的政策选择？

南非学者尼古拉斯·洛里默认为，尽管批评全球化的人常常谈论它如何是一种政策选择，但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更为根本，更具技术性——集装箱船、电报、电话、卫星、互联网使商品和思想的流动变得如此便捷，以至于试图阻止全球化就像试图阻止潮汐。即便是一个像朝鲜这样在纸面上与全球信息和贸易隔绝的国家，也在从事国际犯罪、影子投资、美元伪造和加密货币盗窃。

但另一方面，反全球主义的兴起也表明，全球化需要被管理，需要被改革，需要变得更加公平。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早在1996年就警告的那样：“随着全球化继续发挥作用，现在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抑制反全球化呼声的创新政策。”

【结语】

1999年11月，当数万名抗议者涌向西雅图街头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这场风暴会演变为一个持续二十多年的全球性运动。

从西雅图到热那亚，从布拉格到魁北克，从达沃斯到阿雷格里港，反全球化运动成为21世纪最初十年国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它用街头抗议的方式，向世界传递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息：全球化不是理所当然的福音，它的弊端需要被正视，被纠正。

这场运动告诉我们：全球化的受益者不只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阶层、地区和产业。当一部分人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时，另一部分人却在承受着全球化的代价。当政府的再分配机制失效，当政治体制无法回应民众的诉求，当社会安全的网络被撕裂，反全球化的呼声就会从边缘走向主流。

2001年热那亚事件后，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这句话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2016年以后，反全球化运动演变为更激进的“反全球主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英国的脱欧、欧洲极右翼的崛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这些现象都根植于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不满。

全球化没有终结，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无共识时代”——旧的规则加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这个混沌的时代，如何管理全球化的阵痛，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正如施瓦布所说，我们需要能够抑制反全球化呼声的创新政策。而这种政策，不能只是修补旧秩序，而必须重新构想一种“更好的全球化”。

【第76集】 《京都议定书》：气候治理的首次全球努力与挫折

在上一集中，我们讲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那些被全球化浪潮抛在身后的人们，用街头抗议的方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是经济全球化的社会阵痛。而就在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同时，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全球性挑战也进入了国际议程的中心——气候变化。

1997年12月11日，日本古都京都。经过长达11天的紧张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社会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设定了量化的减排指标。

然而，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与妥协。它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减排义务完全压在发达国家身上，发展中国家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它引入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等灵活机制，试图以市场手段降低减排成本。它历经八年波折才得以生效，又在美国退出、加拿大反悔、日本摇摆中举步维艰。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段历史——《京都议定书》如何成为气候治理的首次全球努力，它的设计为何如此复杂，它遭遇了怎样的挫折，以及它给后来者留下了什么启示。

一、京都的序曲：从科学共识到政治议程

1.1 气候科学的奠基

气候变化从科学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就提出，燃烧煤炭可能改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地球温度升高。但这一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个汇聚了全球顶尖科学家的机构，负责对气候变化科学进行系统评估。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确认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在导致全球变暖，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气候谈判奠定了科学基础。

1.2 1992年里约峰会：框架公约的诞生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框架。

公约的核心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它承认，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都有责任应对；但同时也承认，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累积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公约要求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迄今已有197个缔约方，几乎实现了全球全覆盖。 但公约本身只是一个框架，它没有设定具体的减排指标，也没有规定时间表。它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硬骨头还在后面。

1.3 京都的使命

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决定启动一项新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在1997年底前为发达国家设定量化的减排指标。

谈判的焦点问题有三个：第一，减排的幅度多大？第二，哪些国家需要承担减排义务？第三，能否引入排放贸易等灵活机制？这三个问题，贯穿了京都谈判的全过程。

1997年12月1日至11日，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代表、2000多名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和3000多名记者齐聚这座千年古都，见证历史。会议原定于12月10日结束，但由于分歧严重，不得不延长一天，最终在11日凌晨达成协议。

二、京都议定书的核心设计

2.1 量化的减排目标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是为39个工业化国家（被称为“附件一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 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5%。具体到各国：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匈牙利、波兰等国削减6%，克罗地亚削减5%，新西兰、俄罗斯、乌克兰可维持1990年水平，挪威可增加1%，澳大利亚可增加8%，冰岛可增加10%。

议定书涵盖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这是第一次，国际条约将如此广泛的温室气体纳入管控范围。

2.2 三大灵活机制

议定书还引入了三种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境外减排完成部分义务：

第一，排放贸易。 发达国家之间可以相互买卖排放配额。如果一个国家的排放配额有富余，可以卖给超额排放的国家。俄罗斯就是这种机制的潜在受益者——由于90年代经济衰退，其排放量远低于1990年水平，可以出售大量“热空气”配额。

第二，联合履约。 发达国家可以向另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经济转型国家）的减排项目投资，获得相应的减排信用。

第三，清洁发展机制（CDM）。 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投资，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用于抵消本国的减排义务。 这是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机制，旨在帮助发达国家降低履约成本，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2.3 碳汇的争议

议定书允许将森林和农田吸收二氧化碳的“碳汇”计入减排量。这意味着，只要一个国家的森林长得足够好，就可以用它来抵减工业排放。

这一条款受到环保组织的猛烈批评。他们认为，允许碳汇抵减排放，实质上是允许发达国家逃避真正的减排义务。欧盟起初也反对这一条款，但在美国的坚持下最终让步。

三、艰难的生效之路

3.1 批准门槛的设计

议定书规定，生效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至少55个缔约方批准；第二，批准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占全部附件一国家1990年排放总量的55%以上。 这意味着，即使有100个国家批准，如果排放大国不加入，议定书也无法生效。

1998年11月，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了议定书，但参议院已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明确反对任何不包括发展中国家量化减排义务的条约。克林顿政府始终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参议院审议。

3.2 美国的退出

2001年3月，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宣布，美国决定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布什给出的理由是：第一，议定书存在“致命缺陷”，将损害美国经济，导致失业和物价上涨；第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对美国不公。

美国退出对议定书是致命打击。美国一国温室气体排放就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它的退出意味着议定书失去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在退出议定书的同时，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对气候变化科学进行调查。国家科学院提交的报告明确确认：人类活动使全球变暖是现实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布什被迫承认这一科学事实，但仍以经济代价为由拒绝履约。

3.3 波恩妥协

美国的退出使议定书面临夭折危险。要满足55%的生效门槛，剩下的附件一国家必须全部批准，特别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2001年7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续会上，欧盟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基本接受了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此前坚持的所有条件：

第一，大幅放宽碳汇计算规则，允许各国通过森林和农田吸收二氧化碳抵减排放；第二，明确排放贸易可以自由进行，俄罗斯等国可以出售大量“热空气”；第三，将“法律约束”一词改为“政治约束”，削弱议定书的强制力。

这一系列让步，被批评者称为“将议定书掏空”。但无论如何，波恩会议保住了议定书。

3.4 俄罗斯的关键一票

波恩协议后，议定书的命运掌握在俄罗斯手中。俄罗斯当时对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认为气候变暖对寒冷地区可能还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可以通过出售“热空气”获利。

2004年，欧盟将俄罗斯批准议定书与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挂钩。 在政治和经济双重诱惑下，2004年11月，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议定书。至此，55%的门槛被突破。

2005年2月16日，在签署八年之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四、主要国家的立场演变

4.1 美国：从签署到退出

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摇摆和矛盾的。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从未提交参议院。小布什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推动减排，但未能成功。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虽然重返《巴黎协定》，但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公信力已严重受损。

美国的反对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经济成本，认为减排会损害美国经济；二是发展中国家参与不足，认为中国和印度等排放大国也应承担同等义务。 这两个理由在国际法层面都站不住脚——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和主要义务；根据风险预防原则，不能以科学不确定性为由推迟行动。

4.2 欧盟：积极的推动者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在京都谈判中，欧盟坚持设定较高减排目标；在美国退出后，欧盟主导了波恩妥协，保住了议定书；在后京都谈判中，欧盟推动“德班平台”进程，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

欧盟之所以积极，有多重原因：一是对海外能源进口依赖导致的危机感；二是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凝聚力而对气候外交荣誉的追求；三是对未来低碳发展竞争力的预期。 早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欧盟就开始低碳转型，在低碳理念、立法、规则标准、产业结构、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全球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有助于欧盟发挥政治领导力并获得经济利益。

4.3 伞形集团：摇摆的跟随者

除美国外，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被称为“伞形集团”的国家，立场也经历了复杂演变。

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的东道国，曾以此为荣。但在2010年坎昆会议上，日本突然宣布拒绝第二承诺期，要求建立“统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法律框架”。 日本转向的原因，包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福岛核事故后能源政策调整，以及在外交上追随美国。

加拿大在2011年正式宣布退出议定书。环境部长肯特称，京都目标“不可行”，因为美国和中国从未加入，需要新的协议。 加拿大退出的深层原因，是其排放持续增长，履约成本过高，加之能源利益集团的游说。

俄罗斯的立场可以用“实用主义”概括。它曾对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但为了换取欧盟对其加入WTO的支持，在2004年批准了议定书。在第二承诺期谈判中，俄罗斯因担心其“热空气”被限制，最终拒绝接受。

澳大利亚立场几度反转。最初不批准，2007年陆克文工党政府上台后批准，后来又再次摇摆。最终出于维护国际碳市场的考虑，接受了第二承诺期。

4.4 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立场与内部分化

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

但随着新兴经济体排放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开始分化。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威胁最大，要求所有排放大国都采取行动。石油输出国则担心减排影响其经济利益。

五、京都的遗产：从议定书到巴黎协定

5.1 第一个承诺期的结果

2008年至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根据联合国数据，在此期间，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下降了约20%。 但这一下降很大程度上是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经济崩溃的“红利”，而非主动减排的结果。许多国家的实际排放仍在增长。

美国未能履约。加拿大退出了议定书。日本、俄罗斯等拒绝接受第二承诺期。

5.2 第二承诺期的尴尬

2012年底，多哈气候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确立了第二承诺期（2013-2020）。但此时，接受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已寥寥无几——主要是欧盟、澳大利亚和几个小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主要排放国都已退出或拒绝。

第二承诺期无论从减排力度还是参与范围来看，都已大打折扣。它更像是对京都进程的体面收尾，而非实质性的气候行动。

5.3 巴黎协定的新模式

2015年，《巴黎协定》在气候谈判中诞生。与京都自上而下为发达国家设定强制减排目标不同，巴黎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各国自主提出贡献目标，每五年更新一次，国际社会进行透明度审查。

这种模式吸收了京都失败的教训：强制性太强会导致大国退出，约束力太弱又难以有效。巴黎模式试图在普遍参与和实际效果之间找到平衡。202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完成工作，议定书的使命正式终结。

六、京都的教训：气候治理的困境

6.1 公平与效率的张力

京都议定书最大的困境，是公平与效率的张力。从公平角度看，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率先减排。从效率角度看，全球减排必须包括所有排放大国，否则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参与”是不公平的。但发展中国家反问：你们200多年的工业排放累积了那么多温室气体，现在却要求我们承担同等义务，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这种张力贯穿了整个气候谈判史。

6.2 国内政治的制约

国际协议最终要靠国内政治落实。美国之所以无法履约，根本原因在于参议院不支持。小布什政府利用这一点，轻松甩掉国际义务。加拿大、日本等国的摇摆，同样与国内政治有关。

这提示我们：国际环境治理需要解决“国际义务如何内化为国内行动”的问题。没有国内政治的支持，再漂亮的协议也只是一纸空文。

6.3 经济与环境的权衡

京都议定书始终面临一个核心争议：减排的成本是否值得？美国以经济代价为由拒绝履约，批评者称这是短视的——气候变化的长期成本远高于减排成本。

但这种长远眼光，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很难维持。四五年一次的选举周期，与气候变化数十年的尺度完全不匹配。如何让政治周期匹配自然周期，是气候治理的深层难题。

6.4 市场机制的局限

京都议定书引入排放贸易等市场机制，是一大创新。但在实践中，市场机制也暴露了问题。俄罗斯可以出售大量“热空气”——实质是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虚余额度，与真正的减排无关。碳市场价格波动剧烈，投机行为泛滥，对实际减排效果存疑。

市场是工具，不是目的。将减排目标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七、历史的镜鉴：京都的未竟事业

7.1 里程碑式的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其里程碑意义不容否认。

它第一次将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诺。它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后续谈判奠定了道义基础。它引入了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等创新制度，开启了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先河。它凝聚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展现了多边主义的可能性。

7.2 一个时代的终结

202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完成其最后工作，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机制正式落下帷幕。 议定书没有完成它设定的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气温仍在升高，极端天气仍在频发。但它的贡献，不在于“完成”，而在于“开启”。它开启了一个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

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新闻所言，2025年是《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合规机制的关键一年，旧机制完成了工作，新机制进入了支持缔约方履行义务的新阶段。

7.3 气候治理的未来

2026年1月，就在我们录制这一集的同一个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是对多边气候治理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如果美国退出，将成为全球首个退出该公约的国家，未来要重返将面临更高的制度门槛。

但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正在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中国承诺提高自主贡献力度，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欧洲继续推进绿色新政。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仍在呼吁采取更强行动。

气候变化的脚步不会等待政治博弈。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升高1.5摄氏度左右，极端天气频发，冰川融化加速，海平面上升威胁着沿海城市和小岛国的生存。科学警告，留给人类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

【结语】

1997年12月11日，当各国代表在京都达成协议时，许多人欢呼雀跃。他们认为，人类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气候变化这个威胁。24年后的2015年，当《巴黎协定》签署时，人们再次欢呼。2025年，当《京都议定书》的机制正式终结时，世界已大不相同。

从京都到巴黎，从1997到2015，从第一个承诺期到第二个承诺期，从美国的退出到俄罗斯的批准，从波恩的妥协到多哈的收尾——《京都议定书》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国际气候治理史。它告诉我们：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共识，也需要政治意愿；需要制度设计，也需要执行能力；需要国际协调，也需要国内支持。

它最深刻的教训或许是：气候变化的威胁是长远的、渐进的和不可逆的，而人类的政治决策却是短视的、碎片化和可逆的。如何让政治周期匹配自然周期，如何让国家利益兼容全球利益，如何让当前行动对得起未来世代——这些问题，京都议定书没有回答，但它让后人看清了问题所在。

2026年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千年古都的冬天，看到的不只是一份法律文件，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类面对共同挑战时的合作与分歧、进取与退缩、理想与现实。在这面镜子里，我们既能看见自己的成就，也能看见自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