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釆的文章

九釆（不接受聊天）

9、插田抓鱼 

     ——双手插秧粉蒸肉慰饥肠

       故事梗概：出工读书两头忙，亚平总在课堂偷读《西游记》，寻得一份自在。四月农忙假，他按福叔插秧要求，琢磨出双手插秧的法子，成了队里插秧高手；闲暇下田抓鳝鱼，因儿时被蛇咬的阴影动作总慢半拍，不求比拼，只求乐在其中，福叔做的麸子肉，他一连吃了十三块，才解了插秧的满身饥乏。成长始于躬身实践，在叔叔婶婶的指点下，亚平花一周砌好土灶，灶膛的烟火气煮热了家常饭菜，一碗猪油加盐辣椒仔拌饭竟胜似珍馐，这烟火不仅填饱了家人的肚子，更煮出了少年的担当，让他真正扛起了照顾家人的责任。

       自从出工后，我的生活规律便定了下来：周一至周五加周六上午读书，周六下午和周日出工，日子就这般周而复始。

       向韶学校的初中班是新开班，我们是第一届初一学生。班主任周润均老师教数学，语文起初由南京路上好八连转业的刘老师任教，后来改由田书文老师接任。理化课因师资不足没能开设，冯碧群老师教我们唱歌，谭丙康老师负责体育，算下来，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总共才五人。

    周老师梳着一条李铁梅式的长辫子，长圆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意。她毕业于湘潭县第十二中学高中部，因高考停办才走上教师岗位。周老师常给我们讲高尔基、高玉宝的故事，是我打心底里崇拜的人。可她总给我们做理想教育，反倒惹来同学们的反驳，尤其是班上有名的“三满”。三人每每读完一段毛主席语录，便纷纷发难：“周老师，你为什么老讲天才？难道我们成绩差的就没用了吗？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吵得周老师根本插不上话。周老师只能无奈笑道：“我讲天才，不是说你们不行，是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本领的人。”

       我倒乐得清静，每当教室里唇枪舌剑，便埋头在抽屉里看我的《西游记》。

    周老师的文化课总闹哄哄的，可她带的劳动课，却是全班的最爱。

    学校后山那片黄土坡，是大炼钢铁时期留下的荒山。周老师带着我们在坡上种花生，男同学挖土，女同学点种。花生不用施肥，直接点进土里、浇点水便算完工。那时的初中生已是大半个劳动力，干这样的活不在话下，又没有课堂的拘束，大家自然满心欢喜。

    男同学最爱比力气，我也曾和田季冬在山坡上“交手”——并非真打，只是比试，还约好不准动真格。我们从山顶滚到山脚，最后我被他压在身下，这场比试才算结束。田季冬比我大两岁，个子和我差不多，身子却结实得多，我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邓雨泉，小名乔七，说了句“把我们当奴隶。”被学校知道后当成典型，要把此次话语记进档案。好在当武装部长的姐夫出面，这事才算了结。

    四月，到了插田的时节，学校放了一周农忙假，让我们回家帮忙。湘潭老话讲：“会插田的是根腊肉骨头。”过去去地主家插田，还能吃上腊肉、粉蒸肉呢。我的插田手艺是福叔教的，他教我：“莫学别人把手靠在腿杆子上，两手挨近些，腰弯下去点，这才像个插田的样子。”我学得快，后来竟成了队里的插秧高手，还琢磨出双手插秧的法子——分秧时双手各捏一撮，同步插进泥里。不过也只是图个新奇，未必真比单手插得快。

       插田的季节，也是捉鳝鱼的好时候。水田平整后，鳝鱼会留下两个出气洞，一前一后，像对小眼睛。田季冬、亚其他们，用食指顺着前洞探，指尖触到鳝鱼，猛地扣住鳝鱼中段往上提，一条黄鳝就到手了，一个早晨最多能捉二三十斤。我只能用中指去探，动作总慢半拍，鳝鱼一摆尾便溜回泥里不见了，一般也就捉个三五斤。他们总打趣我“亚平捉鳝鱼，只够塞牙缝”。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被蛇咬过留下了阴影，正应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老话。伸手探洞时，我总怕那是蛇洞，殊不知蛇本就不会在水里打洞。于我而言，捉鳝鱼本就不为比拼，不过是农忙间隙的一点乐趣。

    插田季里，湘潭家家户户都会做粉蒸肉，当地人也叫“麸子肉”。晚清《湘潭竹枝词》里那句“荷叶包开米粉肉，糊头岭外摘秧回”，说的就是这份插田季的滋味。

    福叔买了不少五花肉，切成筷子长的厚条，把糯米炒黄，再加桂皮、八角、盐、红曲粉拌匀，装在脸盆里腌制半个时辰。上蒸笼蒸一小时后，再打开盖翻动、淋上豆豉水，复蒸一小时。那麸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油香混着桂皮、红曲的香气漫开来，勾得我直咽口水。我在心里悄悄数着，一连吃了十三块，才解了插秧的饥乏，心满意足。如今想来，那滋味依旧清晰——那是插田季里，最实在的口腹慰藉。

    福叔的厨艺，实在让我至今想起还流口水。我也曾被他的手艺好好骗了一次：1962年祭祖时，福叔用冬瓜做了“红烧肉”，我竟毫无察觉，吃到嘴里才知上当。而今这十三块麸子肉，于我而言已是足足的补偿。

       插田过后，亚其从竹山里砍了些竹子，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竹毫。等天黑后，我俩一起到郭家屋场后面的水圳里，把竹毫装在圳口。守到半夜，终于捕到一尾足有七八两的大鲫鱼。第二天，婶婶还特意将鱼身中间最好的那截，清蒸给父亲吃，味道鲜美极了。

    但总依赖婶婶照料家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懂母亲的担心，她常拉着我问起生活琐事：“为什么总是沉默寡言，连以前喜欢唱的歌，也没听你哼过了？”“你画画得好，怎么也不见你动笔了？”我知道，母亲怕我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从此萎靡不振。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郑重地对母亲说：“妈，我们自己开伙做饭吧。总麻烦婶婶，我心里过意不去。往后，我来做饭，照顾爸爸和弟弟们。”母亲先是愣了一下，那双总盛满忧虑的眼睛里，第一次闪过一丝光亮。她知道，我长大了，能挑起家里的担子了，便郑重地点了点头。

    说干就干，首要的事，是在堂屋里砌一个新灶。在福叔的指点下，我花了整整一周，才摸清和泥砌灶的门道——土砖要码得齐整，灶膛的弧度要顺圆，内壁得抹得光滑，不然烧火时容易呛烟。福叔本就是个能人，泥匠、木匠的活计样样无师自通，谁家办红白喜事，摆上十桌八桌的海参羊肉席，他都能操持得妥妥帖帖。他手把手教我：“砌灶要坐西朝东，烧柴火要由下朝上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我拿着砌刀，在堂屋坐西朝东的方位忙活起来。新灶一边是煤灶，灶口留了十二公分；另一边是柴火灶，兼顾烧煤和烧柴的需求。抹灶面时，满满也过来搭手指导：“在石灰里掺些炉灰，灶面会更结实，还不容易开裂。”

    土灶砌成的那天，我在灶膛里燃起稻草引火，火苗顺着灶膛往上窜，旺得很。婶婶特意送了碗米过来，说新灶要煮第一锅饭，讨个开锅吉利。看着跳动的火苗，我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婶婶还手把手教我封煤火的法子，教我把剩饭晒干做成阴米仔，炒的时候加些南瓜籽，便是当时乡下最好吃的零食。在福叔、满满和婶婶的指点下，我的这个家，终于有了个完整的“家”模样。

       中午的饭，我还是麻烦婶婶帮忙做，毕竟要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实在抽不开身。也从这时起，我开始天天迟到，再也赶不上第一节课。每天早上，要先给父亲做好饭菜、倒好痰盂，再一路小跑赶往向韶学校，往往跑到教室时，已经是第二节课了。

       那时用土灶做饭，可不是件轻松事。板塘这地方缺柴火，稻草是最好的燃料，可稻草归生产队分配，我家根本分不到。所以多数时候，只能烧散煤。每天晚上，最要紧的事就是封煤火——得小心翼翼地把煤灰拢成小丘，中间留一个黄豆大小的通风口。火候大了，煤一夜就烧完了；火候小了，第二天一早准灭。要是封火失败，天不亮就得爬起来，用捡来的碎木片引火，浓烟滚滚，呛得人眼泪直流，常常把正平、少平都呛醒。

       婶婶心疼我，教了我一个省事的法子：晚上先把第二天的饭蒸好，早上只需热一热就能吃。她还特意叮嘱：“蒸好的饭，千万别放在铝锅里久放，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听了婶婶的话，每天晚上都把饭蒸好，再倒进蒸笼里放着。

       新蒸的米饭，夜晚的香气格外诱人。我常常盛上一碗，拌上一点盐辣椒仔，再加少许猪油，拌匀了吃，那滋味，实在是人间至味。这土灶里跳动的火苗，像极了福叔家蒸麸子肉的甑火，不仅煮熟了一锅锅饭菜，填饱了家人的肚子，更煮热了这个家。从课堂的《西游记》，到田埂的秧苗，再到堂屋的土灶，日子依旧是出工读书两头忙，可我的手，已从捧书的手，变成了能插秧、能砌灶、能撑起一家人烟火的手。也正是从这时起，年少的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份来自板塘的、最朴实的人间温暖。

       新蒸的米饭，夜晚的香气格外诱人。我常常盛上一碗，拌上盐辣椒仔和猪油，吃起来那滋味，实在是人间至味。  

       灶火轻晃，映着堂屋的土墙，也映着我十三岁不曾低头的模样：婶婶教我攥紧的金箍棒，可驱鬼魅；板塘田间磨硬的脚掌，可踏荆棘；乡土扎下的根脉，可抵万难。我未赴西天，却以板塘的田间、小河、冰封路为径，踏出了取经路的第一步。人生米“嘭”的脆响，便是我出征的号角。八十一难又何妨？九九考验又何惧？从板塘走出的少年，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坚韧与倔强。往后的风雨，尽管来；少年的征程，才刚刚开始。那些藏在风雨里的故事，都要从这碗人间至味的米饭，从这个十三岁的板塘少年，慢慢讲起。

那年那冬，那个板塘十三岁的少年的故事，才刚刚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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