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之一

老陈

2025年11月15日星期六，晴。首都博物馆。

       首博有了新展，老陈自然是要来看的，特别是这个《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因为虽然金器在博物馆并非罕见，但像这样数量众多、造型精美、器型丰富的金器特展还是相当少见的。

序言。
       "自古黄金贵"，黄金因其稀有性和永恒性在古代是权力、地位、财富和宗教神圣性等的象征物。在数千年间的黄金生产、加工、使用和传播中产生的金器，既形制万千，光彩熠熠，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文明的纽带--黄金如缕，串联起和见证着不同族群和文明的交流与融汇。
       此次展览中的金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而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皆出自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交往的西北边地。随着人口迁徙、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黄金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构成了中国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尽黄金缕"，其所代表的文明交流更是不绝如缕。展览呈现了来自西部、北部草原、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170余组件金器，在概述过去三千多年中国黄金工艺的演变与成就中，探讨这些金器如何成为中原与周边域外地区--特别是通过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永恒见证。

       金是一种天然元素，通常呈现黄中透红是色泽。在自然界中，它多与银、少量铜、以及其他稀有金属共生，其含量因产地不同而变化较大，可以从低于1%到高达80%不等。金的含量能够反映来源、提炼、合金化和重用的情况。        中国早期的黄金主要取自冲积层，称为“砂金”，唐代中期八世纪末始发展开采技术。早期文献中的“金”泛指金属，特别是青铜和红铜。直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56年）才出现“黄金”一词，用来区别称为“白金”的银。金光泽明亮，柔软而极具延展性。

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欧亚草原的贵族与中原的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偏好装饰有动物纹的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族则主要使用青铜礼器和玉器。

       然而，在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期间，受到迁移、战争和贸易等多种交流方式的影响，中原贵族也开始将黄金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物品中。

       草原民族、部落黄金饰品各具其趣，异中有同，其中蕴含着草原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各地出土的喇叭形耳环线描图。境外草原地区，新疆地区及北方地区。

山戎饰物。

       山戎是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末、战国（公元前475-前256年）初活跃于河北北部与北京一带的草原部族，与燕国为邻。其部分饰物的形制可见于更早期西伯利亚南部草原贵族的遗存中，是当时物品、人员、工艺交流的物质见证。

       长城沿线出土的璜形项饰。欧亚草原地区出土的璜形项饰。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璜形项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项饰锤揲成璜形，中部宽，两端渐窄，素面抛光，两端有穿孔。类似的项饰还发现于北京、辽宁和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遗址中。与该地区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生活着北方草原部族，或与草原部族的密切交往相关，并可追溯至南俄罗斯的斯基泰葬俗。斯基泰人是同时期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著名的黄金项饰的纹饰描绘了神话场景和草纹。有学者指出，这类黄金质地的璜形项饰广布于欧亚大陆腹地，甚至远至希腊和爱尔兰地区，反映了共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念。

       境外出土的璜形项饰。英国多嘉特墙兰特山谷。乌克兰出土斯泰基文化。德国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国王2号墓出土。爱尔兰早期青铜时代。希腊克里特岛铁器时代。

公元前4-公元前2世纪兽面纹璜形项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此器物外形与北京地区所发现的项饰相似，唯表面刻划兽面纹，兽面纹长角卷曲延伸，与表现躯干的条带交缠，分别向两端延伸。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这种兽面纹饰被中原贵族广泛应用在玉壁上。

带有中原风格的饰物。

       这一组展品中的带钩、管饰多为中原风格与草原风格的杂糅。其中龙纹、人物纹、虎纹与出土于中原地区西境的文物上的纹饰相似。而斜格四瓣花纹、镶嵌的绿松石等则或为西方传入的草原风格产物，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域外频繁交流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欧亚草原浇铸与更常见的锤揲等黄金工艺是同时出现的。器物的制造方式与器类息息相关，其中带钩多用浇铸工艺。

       战国带钩的系法示意图。云鹿纹当卢。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与云鹿纹当卢有着相似纹饰的鹿形灯，江苏盱眙大云山出土。

黄金工艺铸·造。范铸工艺流程推测--制范、拓范、合范、浇筑、去范、修正。

       黄金铸造是指将黄金加热成液态后，注人范具的空心容器中，冷却凝固成形的加工方法。该方法又可以细分为以"失蜡法"为代表的"整范法"和用组装范具的"块范法"，后者在古代中国广泛用于铸造青铜礼器。部分金带饰背面留有纺织物印痕，过去学者认为是制作蜡模时以织物加固所留下，近年有学者认为是制作块范时加垫织物隔层方便陶模脱范所致。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云鹿纹当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组黄金当卢形似葫芦，从背面锤揲出纹饰。边缘有小孔，用于穿系。主要纹饰为一坐鹿，昂首上视，鹿角较短小，向上弯曲，腹部镶嵌一颗肉红石髓。江苏南京大云山出土的一件鹿形铜灯，鹿灯的造型与这组当卢的鹿纹十分相似。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鸟形带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此组钩首作鸟首形，有时带长耳作神鸟模样。战国时期为秦国（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221年）贵族和草原贵族所使用，其主体可能是以中原常用的块范法铸造而成。出土于甘肃天水马家塬的带钩同样为铸造而成。

       这枚鸟形金带钩，是一件用黄金与宝石谱写的古代艺术杰作。它通体以纯金打造，呈现出饱满浓郁的暖黄色泽，历经岁月仍闪耀着夺目光芒。表面采用了繁复的嵌宝工艺，绿松石的星点蓝绿与黄金的华贵交相辉映，宛如夜空中散落的星辰，在光影里漾开温柔的涟漪。

       带钩主体是一只神鸟的形象，虽被繁复的纹饰层层包裹，仍能清晰辨认出昂首挺胸的姿态。顶端的钩首微微昂起，表面同样嵌有绿松石，如同神鸟凝视远方的眼眸，带着神秘的威严感；器身布满细密的蟠螭、云纹等装饰，采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错金、嵌宝、浮雕等复合工艺，每一处凹凸都藏着工匠的巧思，让整枚带钩既显威严，又不失精巧华丽；底部的钩钮完好留存，是它作为古代贵族服饰配件的实用见证。

       它不仅是一件扣合腰带的实用器，更是春秋战国身份与财富的象征。黄金的贵重、宝石的璀璨、工艺的精湛，共同诉说着千年前贵族阶层的奢华审美与生活方式，仿佛能让人触摸到那个金戈铁马、礼乐交融的时代脉搏。

       这枚鸟形金带钩，以沉甸甸的黄金为骨，细密的纹路为魂，在千年之后依然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华贵气息。它整体呈暖金色，如熔金般的光泽在深紫色衬底上流淌，器身布满了蟠螭纹与云纹，层层叠叠、环环相扣，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每一道起伏都藏着春秋战国工匠的极致巧思。

       带钩的主体是神鸟造型，钩首为鸟首，微微昂起，表面布满细腻的卷云纹，仿佛正引颈欲鸣；宽阔的器身如同神鸟振翅的轮廓，繁复的纹饰勾勒出羽毛的层次，既显威严庄重，又不失灵动精巧；底部的钩钮完好如初，默默诉说着它作为贵族腰带扣的实用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立虎形管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此物为黄金铸造的管饰，正面铸成老虎立于金管之上，虎面朝向一方，圆眼圆耳，腿略向前曲，虎尾向后卷曲，通体有条状虎纹，虎背而有两攀、下承一管，似可穿系，此物可能缝缀于木或皮革之上。

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耳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金耳饰由圆柱形金丝锤打而成，上部保留细丝以便穿挂耳上，下半部则锤打成月牙形薄片尾部呈螺旋形，样式简洁。其中一件细丝上坠有绿松石珠。类似金耳饰见于陕西、山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是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器类之一，可能属于中国北方边境戎狄文化的遗物。李家崖文化（约公元前12-公元前10世纪）是分布在陕北、晋西北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文献中的"鬼方"或"土方"。

约公元前15-公元前13世纪鼻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类金饰由细丝打制而成，两端呈喇叭形，因大小不同可作耳饰、臂饰或鼻饰。此类喇叭口器物是位于中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反映了黄金制品由西至东在欧亚草原上传播。它们在匈奴墓中屡有发现，在阿富汗席巴尔干的"黄金之丘"古代墓葬（Tillya Tepe)、甘肃磨沟遗址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亦有发现，表明其流行年代较长，地域分布范围较广。据尺寸推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的喇叭口金饰，应为鼻饮。

卷曲动物形牌饰。

       东周时期，北部草原地区卷曲马形和兔形饰牌非常流行。它们与春秋末战国初期活跃于河北北部及北京地区的草原部族"山戎"有关。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虎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饰牌，呈镜像图像，以虎为主题，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虎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肩部和臀部饰有多重圆圈纹，前后足绘有网格纹。

公元前6-前5世纪虎柄金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羹匙，虎作为柄部装饰，侧身俯首，风格更趋几何化。它们可能是山戎文化的遗物。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虎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面部、肩部和臀部有圆形孔，圆形孔或镶绿松石，现已佚失。类似的饰牌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的斯基泰墓葬、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南西伯利的遗物中均有发现。

       卷体动物金饰牌，伊朗库德斯坦兹维耶镇出土。卷体动物铜饰牌，北黑海附近库拉科夫斯基二号墓出土。卷体动物金饰牌，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出土。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卷曲兔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件镂空铸造的饰牌，呈卷曲的兔形，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皮革等。兔身体前弓，足抱于胸前，嘴与前足相连。该圆形饰牌与山戎墓葬出土的铜饰件最为相近。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卷曲马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或皮革，马形动物的腿抱于腹部，眼、鼻、耳被夸张，周围加饰一圈尖嘴鸟头纹饰。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卷曲马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对饰牌以青铜为底座，表面包有一层金箔，造型为两马相对，接近心形，边缘沿着马背有一道联珠纹。类似的金属饰物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多有发现，近年在北京等地发现的这类器物被认为是山戎遗物。

战国时期-西汉（公元前474-公元25年）四瓣花野猪纹带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四瓣花野猪纹带钩满饰菱形，其中有错金而成的卷云纹，其余部位则镶嵌绿松石。带钩两侧，有两错金嵌绿松石的野猪纹饰。钩首呈兽首形，颈部未施错金，但用金质堆砌出了镂空浮雕龙纹。带钩的断面呈D字形，背面或附有银片，但现已铁失。

战国时期-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龙纹带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龙纹带钩装饰有金、银、玻璃、绿松石以及青金石等多种材质。从上方青石、三条蜿蜒的龙游走于金边鱼鳞之上。龙的身体勾银边，耳、爪和身体则是银制成。带钩的首和颈被一凸起的金边分隔开来，其上有两条卷体麒龙，其翼与背部则镶嵌青金石。两条龙之下有一鸮首，鸮和龙的眼睛皆有玻璃制成。带钩的背面满覆银片。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人物纹带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带钩钩首为一龙头，勾身为蜷曲盘旋的虺尾。此带钩上的人物纹饰与陕西西安北郊所发现、制作腰带饰的模具上的纹饰相似。该处同时发现草原常见的工具和中原风格的礼器，工匠身份目前尚未有定论，但这些器物是两区域之间人和物密切交流的生动见证。

西戎饰物。

       战国时期活跃于甘肃的草原部族出产的饰物，有学者认为其制作者即古文献中的西戎。西戎与秦人为邻，常以色彩缤纷的珠子等配衬金饰，展现浓烈草原风格的同时，亦富于当地特色。

       无系结功能的腰带带饰的系法示意图。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塞种王墓出土。

       这片鸟纹金带饰，以薄如蝉翼的金片为纸，以錾刻与镂空为笔，在方寸之间织就出一幅灵动飘逸的云鸟图景。它通体鎏金，暖黄的光泽在深紫色衬底上流淌，如同被阳光吻过的金箔，轻薄却带着千年沉淀的厚重感。金片边缘呈波浪形起伏，上下两端錾刻出细密的平行弦纹，如流动的云气、翻涌的水波，为整个画面铺垫出韵律感十足的底色。

       中心区域以镂空与浮雕结合的技法，勾勒出一只神鸟的剪影。鸟身卷曲成饱满的涡旋纹，层层叠叠的同心圆纹路如同振翅时泛起的涟漪，灵动又充满张力；周围环绕的云气纹与鸟身纹路浑然一体，仿佛神鸟正振翅穿行于云浪之间，每一道弧线都带着御风而行的轻盈感。那些错落的镂空孔洞，不仅减轻了金片的重量，更让纹样在光影里虚实相生，宛如将一段飞翔的瞬间凝固在了黄金之上。

       它不只是一件华贵的服饰构件，更是战国至汉代工匠浪漫想象力的体现。轻薄的金片、流畅的线条、灵动的纹样，共同诉说着古人对“羽化登仙”的向往，让人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浪漫奔放、充满奇思的时代脉搏。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鸟纹带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此长方形带饰一组四件，为鸟纹图案，双翼斜向上下伸展，皆为黄金锤揲而成。这类鸟纹带饰原是缀结于皮革之上，其功能类似于銙片，另外应有动物纹饰作为带扣或带钩。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璜形项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件璜形项饰是先浇铸成金片，再锤揲成U形。项饰正面刻划两只巨鸟，鸟头在项饰两端，眼睛嵌绿松石，绿松石嵌入在预留的凹槽中，而非通过包镶与器物相连，这与阿尔泰地区希力克提三号墓中的出土物工艺相似，希力克提墓地是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一处考古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的古冢。项饰两端有方形穿孔，可用于穿系。

       甘肃草原贵族马车上使用的大角羊形饰物复原图。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鹿形车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两件黄金锤揲焊接而成的鹿形车饰，从里侧可观察到焊接的痕痕迹。与先前的鹿形饰牌一样，呈跪卧姿。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几何纹S形青铜带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带饰从侧面看呈S形，是将铜片的两端朝相反方向卷曲而成。带饰上的几何纹饰，由涡纹、斜角涡纹、卷曲纹等组成，与山西侯马东周铸铜作坊出土的陶范残片的花纹十分相似。同时，这类S形带饰的镀锡、錾刻、错金银等装饰手法，都体现了它们融合了中原传统和草原民族的工艺。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大角羊形车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件由金箔剪出大角羊的形状的车舆饰，类似饰物在甘肃马家塬和内蒙古游牧民族墓葬中多有发现，用金、银、青铜等金属制作，装饰在马车构件和轮子上。此类羊形饰片类似甘肃草原贵族所乘坐马车的配饰，它们会来装饰车轮．，当车辆行驶时，动物在滚动的车轮上看来像在奔跑一样。

       任家咀秦墓中出土的S形带饰线描图。

匈奴饰物。

       有学者认为，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期活跃于内蒙古、陕西及宁夏北部的草原部族，为古文献所载草原上第一个部落联盟--"匈奴"的建立者，其饰物反映了该族的工艺与文化特征。尽管古代文献描述西汉和匈奴在衣饰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存世金饰却表明西汉贵族受到了匈奴的着和生活风尚的影响。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锥形耳坠。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件由三个锥形饰和近乎环状的金环相连组成的耳坠。锥饰由盘缠卷曲紧密的金线制成，而最大的金环则是先浇铸后锤揲而成。

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串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金串饰由几种不同形状的串珠组成，包括球形、圆柱形、卵形和菱柱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文物中亦有此类串饰。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或更晚羊形饰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组由一个稍大的卧羊饰牌和八个稍小的卷角羊头饰牌组成的带饰。其中卧羊饰牌四肢弯曲，蜷曲于身体下方。羊首后顾，羊尾下垂。这一组带饰或为连缀于皮革和织物上的无穿系功能的腰带饰，其装饰方法或与展览中的鸟纹带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