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除夕夜

嘟嘟的老爹

我要说的是1965年的除夕，距今已经过去60年了，那是我少年时期度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个除夕。为啥呢？因为在10-18岁这个年龄段，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破四旧全让我们这拨人赶上了。到了1965年，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比较好的改善‌，春节也就增添了一些过年的气氛，所以最值得回忆。

那一年的除夕，从吃完年夜饭我就没歇闲，走马灯似地出来进去，一会儿拎着花5分钱从庙会买回来的纸灯笼去胡同里溜达一趟，一会儿攥着根细香跑出去放几个小炮。二姐在我身后笑骂道：“出去也不把门关好，怕夹着你的尾巴啊！”我没大没小地跟她顶嘴：“你才长尾巴了呢。”话音没落地，我早就跑出院门见不到人影了。

房东家的小瑞哥正在当街放耗子屎呲花，我站在边上看。点着的耗子屎冒着火花在地上四处乱窜，其中有一个弹起来掉到我的脚脖子上，又蹦到鞋上，我赶紧跺跺脚，它早就蹦跶走了。远处有大人在放二踢脚和麻雷子，“砰、砰、砰”的炸裂声响彻夜空。还有家境殷实的孩子在放旗火和炮打灯儿，我只有眼巴巴地瞧着他们放。

节前我帮助母亲扫房、糊墙，归置屋子，一通忙活，母亲非常大方地给了我5毛钱。我乐颠颠地跑到街口小杂货铺，买了一挂最便宜的100头的小花炮，花了两毛六分钱。我特想把它挑在竹竿上，点燃药稔，噼里啪啦地过把瘾，可是实在是舍不得啊。我撕开外面那层薄薄的红色包装纸，把整挂的炮仗拆零散了，装在衣兜里一个一个的慢慢放，这叫细水长流，一直能放到正月初五。

三十晚上还有一件顶要紧的事，就是能拿到压岁钱。老百姓家的孩子平时见不着钱，帮家里的大人去合作社打个酱油买个醋的，偶尔找个一分二分的零钱，大人一高兴，没准就赏给你了。

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我长这么大，除了二姐夫，包括父母、姐姐、叔叔、舅舅、姨以及另外几个姐夫在内，都没给过我压岁钱。倒不是说二姐夫最趁钱，而是因为他的三个孩子都是我妈从小给带大的，我这个当大舅的自然也没少照料这三个外甥。

当我从二姐夫的手里接过用旧报纸包裹着的一摞钢镚的时候，喜出望外，心跳加快，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赶紧跑到里间屋，趴在炕上急火火地把小纸包从中间掰开，一堆锃亮的的五分钱的大钢镚儿哗啦啦掉了出来。我数了两遍，一共20个，一块钱呀！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除了压岁钱，还有好吃的东西。二姐把她买回来的一斤蜜饯分给全家人吃。那些五颜六色的桃脯、杏脯、梨脯和苹果脯，馋得我直流哈喇子。我拿着分到手的果脯，咬下一小块，在嘴里来回倒窖，且舍不得往下咽呢。这么香甜的食品，一年也只能吃着这一回。

东屋张大叔家的房檐下吊着一盏走马灯，灯里面的木头底座上立着一根钉子，上面插着蜡烛。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仰着脑袋看着张大叔划着一根火柴，把蜡烛点燃。

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轮轴上的剪纸竟然开始慢慢地转动起来了，而且越转越快。那些剪纸是骑马打仗的古代武将，挥舞着刀枪剑戟正在拼命厮杀，但是谁也追不上谁，一根蜡烛点完了也没分出个胜负输赢。

二姐夫在临回自己家之前，在院子里放了一个泥制的烟花。烟花个头不大，大概也就一拃来高，应该是最便宜的那种，但在我们这个小院里还是独一份。邻居家的孩子们全都围拢了过来。

二姐夫把泥墩烟花在地上放稳当了，用改锥把顶上的封泥撬开，拽出药捻点着了。先是呲出一点火星，然后突然喷发出五颜六色的烟花，格外明亮耀眼，能呲一米多高。这个烟花太小了，顶多燃放了两分多钟就渐渐地暗淡下来，最终熄灭了。

我意犹未尽，把那个热乎乎的泥墩捧在手里端详了老半天，才不舍地把它扔进了脏土筐。我一直惦记着三十晚上熬一宿，可惜没有那个毅力。吃完辞旧迎新的更岁饺子，放完了泥墩烟花，我又出去在胡同里和玩伴儿疯跑了一阵儿。

折腾了大半宿，早已经人困马乏。我回到里屋，连衣裳都顾不上脱，一下子倒在炕上，脑袋刚一挨着枕头边就睡着了。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突然把我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睛，一缕阳光透过窗纸把屋里照亮，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