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二十九也是年三十

四周先生

红拱门立在街口，像一道被年味染透的界碑。“龙跃罗泉 马年闹春”八个字烫在正红底子上，不声不响，却把年三十的精气神全托住了。车停得随意，黑轿车、小货车，都静着，仿佛也怕惊扰了这股子热腾腾的喜气。几个路人走过拱门底下，没急着赶路，倒像被那红光轻轻一照，脚步就慢了下来，嘴角也松开了——年二十九，灶王爷还没上天，腊肉还挂在檐下滴油，可这红，这字，这笑，早把年三十的魂儿请进门了。

“罗泉古镇”四个大字刻在青石碑上，端端正正，不张扬，却压得住整条街的喧闹。碑旁立着个“限速15”的蓝牌子，车开得慢，人走得缓，连风都绕着石碑打了个弯。我站在碑前抬头，阳光斜斜地落下来，照见石缝里钻出的几茎青苔——这古镇不争不抢，可年味一来，它就自然成了年三十的主场。二十九的灯笼挂上了，二十九的豆腐乳摆出来了，二十九的人心，早就过了除夕的门槛。

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两旁铺子一家挨一家，红灯笼一串串垂下来，像没落完的鞭炮穗子。“六婆土特产”的招牌底下，竹筐里堆着油亮的腊肠、扎成把的香椿芽，还有刚出锅的椒盐花生，热气裹着椒麻香直往人鼻子里钻。几个游客蹲在摊前挑拣，老板娘一边称重一边笑：“买多点，二十九备齐了，三十才不慌！”——原来年二十九不是“差一天”，是“刚刚好”。

樱花开了。粉粉的一树，枝头还挂着红灯笼，风一吹，花瓣就往灯笼上扑，像在抢着贴春联。人从树下过，仰头看一眼，再低头笑一笑，手里拎的豆腐乳、糖葫芦、烤串，全都不重。二十九的春，来得比日历快；二十九的年，过得比三十还踏实。

“罗泉豆腐乳”横幅在风里轻轻晃，摊前围了三四个人，有本地老伯，也有戴耳机的年轻人。我挤进去买了两瓶，玻璃瓶身还带着晒过的暖意。老板擦着手说：“今儿最后一批酱，明儿初一歇工。”我拧开盖子闻了闻，咸香里透着酒香，像一口咬进了罗泉的旧时光——原来年二十九的滋味，是酿足了三百六十天，专等这一天开坛。

对联还没贴，灯笼已高悬；年夜饭还没上桌，街上的糖炒栗子香已飘了半条街。古街像一条被年味浸透的绸带，轻轻一抖，就落下满把红纸屑、笑声、油锅气、还有孩子攥着糖葫芦跑过时，糖壳在阳光下碎成金粉的光。二十九不是倒计时的秒针，是年这台老戏的开场锣——锣一响，满台生辉，谁还去数，是二十九，还是三十？

阳光真好。照在木门楣上，照在灯笼穗子上，也照在游客举起的手机屏幕上。有人拍灯笼，有人拍樱花，有人拍自己咬下第一口烤豆腐时眯起的眼睛。我站在街心，看人来人往，忽然明白：年二十九之所以是年三十，不是因为日子多了一天，而是心少了一分等——等团圆，等热闹，等那口热乎气儿。可这气儿，早在二十九的晨光里，就从罗泉的瓦缝、石缝、豆腐乳的坛沿儿上，汩汩地冒出来了。

冰淇淋摊前，绿衣摊主正给一位姑娘舀草莓味，她红蓝相间的羽绒服在红灯笼底下像一簇跳动的火苗。我买了一支抹茶的，冰凉甜润，舌尖一化，竟尝出点年味来——原来年不是非得大鱼大肉，它也可以是二十九午后一支冰淇淋的微凉与甜，是灯笼红映着笑脸的暖，是“还没到三十”，却“早已是新年”的笃定。

烤肉摊前排起小队，肉串在铁架上滋滋作响，油星子一跳，香气就撞进人怀里。穿红围裙的摊主翻串、撒料、递签，动作熟稔得像在写春联。我接过一串，烫得换手，咬一口，外焦里嫩，辣得人眯眼笑。旁边游客举着手机拍，镜头里，红灯笼、青瓦檐、烟火气，还有我嘴角没擦净的孜然——这哪是二十九？分明是年三十的灶台边，正热火朝天地翻炒着人间烟火。

粉色围裙的妈妈把糖葫芦递给孩子，小女孩踮脚咬下一颗山楂，酸得眯起眼，又咯咯笑出声。那串橙红的糖葫芦，在青瓦白墙间晃着，像一颗小小的、滚烫的年心。我站在几步外，没上前，只看着那抹粉、那点红、那声笑，在罗泉的午后静静铺开——原来年二十九的圆满，不在团圆饭的碗里，而在这一串糖葫芦的酸甜里，在这一瞬不设防的欢喜里。

年二十九，也是年三十。

不是日历写错了，是心，早把年，过成了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