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遇见西藏萨迦寺

落日熔金

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的《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实证中央与西藏的历史联结。展览通过“凉州会谈”相关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八思巴用印，以及明朝封授的诰书、圣旨等200余件珍贵文物，生动实证了西藏自元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作用关键。此次展览不仅讲述了历史上萨迦派为奠定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格局作出的贡献，在今天更是通过文物讲述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说这次展出的文物在当地都难得一见，而且所有佛像都装藏了，造像工艺更没得说，无论是否信佛都非常值得观赏。 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木漆描金 1269-1271年蒙古宫廷西藏博物馆藏“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为方形木印，雕花如意宝珠形钮，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大朝”是指元朝建立前的(1260-1271年)蒙古汗国，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沿用此称呼，至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大元”。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释教，此印应是根据原玉印形质和印文复制的一枚木印，供日常使用。此印也是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八思巴用印。 桑杰贝帝师印青玉元代(1271-1368年) 元宫廷西藏博物馆桑杰贝(1267-1314年)是元朝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的侄子，也是元朝第七任帝师。桑杰贝于大德七年(1303年) 前任萨迦寺堪布，后赴大都(今北京)，于大德九年(1305年)成为帝师，并于延祐二年(1314年)逝世。该印上刻龙钮，下为篆书阳刻八思巴文“桑杰贝帝师”，形制与文字上融合了蒙、汉、藏三种艺术风格与文字形式，体现了元代多元文化和民族交融中维系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 “萨” 字印象牙元代(1271-1368年) 西藏博物馆藏此印为元代西藏萨迦地方官员的印章。印面中心将“ས”(音“萨”)字置于龛形图案中，该字符既是藏文“萨迦”的首字母简写，又是藏文“大地” 的简语。龛外环绕云纹，云纹之中刻有三个圈符，从图像角度，象征着佛教意威严、财富和圆满的“三宝”。萨字印有多种样式，除了刻有“萨”字符号，有的带有蒙古新字，为署押印，有的刻有三个“萨”字。 白兰王印(复制件) 铜鎏金元代(1271-1368年) 元宫廷西藏博物馆藏白兰王印为元代册封吐蕃地区政教首领的重要实物见证。印体以铜鎏金铸造，采用象征高等级的驼钮形制，印文以八思巴文篆刻“白兰王印”四字。白兰部族初见于《新唐书·吐蕃传》，原为青藏高原白兰羌的一支，后并入吐蕃，元朝沿袭此名作为封号。恰那多吉为首任白兰王，《汉藏史集》戴“蒙古薛禅皇帝(忽必烈)封恰那多言为白兰王，赐给他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暮地区。”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白玉元代(127-1368年) 元宫廷西藏博物馆藏元代十四任帝师皆出自萨迦昆氏家族或与该派关系密切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教造“双龙盘纽白玉印”及五方佛冠赐帝师，此方印文为八思巴字篆体“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此印可能为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之印。据《红史》记载，扎巴俄色原为入思巴却本(司供官)，非昆氏血统，因帝师达玛巴拉圆寂后昆氏乏嗣，经忽必烈特授帝师，其后扎巴俄色促成达尼钦波桑波贝恢复昆氏宗嗣。 《永乐十一年封斡喃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诰书》。篆书“奉天诰命”四个字和双龙图案均是锦缎织造时应用提花技术以不同色彩的丝线织成。 诰书是我国古代朝廷封赠、任命官员的证明文书。明朝建立后，在治理西藏方面实行“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的特殊政策，对西藏地方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受封的政教首领会得到皇帝颁赐的印绶、命书、财物等，并允以世袭延续，定期朝贡。 《永乐十一年封斡喃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诰书》长600厘米、高33厘米，卷轴装，提花云龙纹五色锦，以汉、藏两种文字写成。汉文部分以正楷字体手书，字迹端庄秀美，文末钤盖“制诰之宝”印章；藏文同样为墨书，内容相同。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代天理物必先怀远之仁，锡德褒贤宜有推恩之举，所以广至仁而示崇奖之道也。朕恭膺天命，统绍鸿基，以六合而为家，视万方犹一体，博施广爱，无间迩遐。尔斡喃渴烈思巴，世居西土，久遵王化。自朕即位以来，尔能敬顺天道，恭事朝廷，效义摅（同抒）诚，久而弥笃，眷兹忠悃，良用褒嘉。今特封尔为思达藏辅教王。于戏，锡命颁恩，式弘敷于治化；恤民保众，尚益笃于忠勤。祗服朕言，世延福庆，钦哉！ 永乐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翻译现代汉语：奉行天命的皇帝昭告天下：治理天下万物，首先必须怀有安抚远方百姓的仁心；施恩于贤者，也应当有推恩奖赏之举。这样才能广施至仁之道，并彰显尊崇奖励的意义。朕恭敬地承受天命，继承宏大的基业，以天下为一家，视万方百姓如一体，广施恩泽、博爱众人，不分远近亲疏。你斡喃渴烈思巴，世代居住在国土的西部，早已归顺朝廷，接受王道教化。自从朕即位以来，你能够敬顺天道，忠诚侍奉朝廷，尽忠竭诚，始终如一，这份忠心实在难得，朕深感嘉许。因此，今特封你为“思达藏辅教王”。呜呼！赐予此命，颁发恩典，是为了推广教化与治国之道；你要体恤百姓，保国安民，更加勤勉忠贞。望你谨遵朕命，世代享受福禄吉祥。钦此！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五月二十三日 扎巴坚赞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扎巴坚赞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三祖，系萨钦之子，与其父萨钦、兄索南孜摩并称“白衣三祖”，为萨迦寺第五任法座持有者，其未曾出家，统领萨迦派政教事务，完善了萨迦教法与制度。此像面部泥金彩绘，须发皆白，神情威严，右手施无畏印。衣袍錾刻繁复花纹，领袖饰金刚杵纹样，莲座为仰覆莲样式，莲瓣饰卷云纹，尽显同期捶摸工艺的巅峰水准。 八思巴·罗追坚赞红铜鎏金 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八思巴(1235-1280年)为萨迦寺第八任法座持有者，亦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五位。他少年时随叔父赴凉州，后深得忽必烈器重，被封国师、帝师，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元代宫廷的尊崇地位。创制八思巴文，推动西藏与中央政权的联结，还主持管建了萨迦南寺。该造像呈青年高僧相，身着饰团花的格纹袈裟，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端坐宽扁覆莲座上，与组像莲座形制一致。 萨钦·贡噶宁波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萨钦·贡噶宁波(1092-1158年)为萨迦五祖之首，系萨迦寺创建者贡却杰布(1034-1102年)之子，第三任法座持有者，被尊为文殊化身。他从印藏高僧习得显密教法，传法予子嗣，奠定萨迦派教义与法脉根基。造像面相写实，泥金彩绘，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与说法印，衣袍刻繁复花纹，莲座为单层覆莲样式。 达玛茹巴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达玛茹巴为黑行者弟子，因常携达玛茹鼓得名，传其遍历诸多圣境，以神通感化外道君主使其皈依佛门，即后世著名的萨迦派传承上师阿瓦都帝巴。此造像面容写实，眉蹙鼻挺，肌肉线条分明，发束高绾，饰摩尼宝珠。右手上举，原持鼓已失，璎珞呈X状，腹带嵌青金石，帔帛捶精美纹样。坐姿接近转轮圣王坐，莲座莲瓣肥厚，尽显大成就者的睿智神韵。 那波巴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那波巴，亦称坎哈巴或黑行者，为8 世纪印度密教大成就者，系萨迦派道果传承重要上师，曾亲承呲卢巴传“道果”教法，并传予达玛茹巴以续密法脉络。该造像写实水平极高，面容威严，顶绾发髻，饰金刚杵，戴骷髅冠，帔帛饰繁复纹样，束嵌青金石腰带。施说法印、托嘎巴拉碗，结跏肤坐于覆兽皮莲台，莲座与组像造像一致，足证其为成套传承祖师像，极具艺术与历史价值。 毗卢巴红铜鎏金16世纪中叶西藏敏珠林寺藏毗卢巴为印度密教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亦是萨迦派道果传承重要祖师。此像属敏珠林寺藏16世纪中叶制作的道果传承祖师组像之一，敏珠林寺现存此组造像21尊，此次展出精选之6尊。其面容写实，具梵相特征，发饰经函，上身袒露，佩璎珞，结跏趺坐于覆兽皮莲座上。造像承袭西藏祖师造像写实传统，工艺精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是研究萨迦派道果传承的珍贵实物。 萨钦·贡噶宁波黄铜 16世纪 西藏萨迦寺藏此件造像为萨钦·贡噶宁波(1092-1158年)，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之上，左手施说法印、右手施与愿印，身着饰花纹的斜襟左衽束腰僧衣，上覆云肩。独特发际线为识别其身份的标志。他出身昆氏家族，是萨迦派创始人、第一任萨迦法王昆·贡却杰布(1034-1102 年)之子。自萨钦开始主持萨迦寺工作，萨迦派声势渐盛，他也被尊称为萨迦五祖之首。 祖师像黄铜，错银、错红铜 14世纪西藏中部萨迦寺藏此黄铜造像，祖师全跏趺坐，目光沉静，双眼呈豆英状，嵌银，唇部错红铜，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内着藏式坎肩、外着百衲衣样式袈裟，最外层另有披肩，赤足。台座两侧各有一卧狮，正面中央为一立放的金刚杵，上层有首尾相接的菱形立体装饰，底部涂红漆。因无题记且祖师无持物，故身份难以确认。 索南伦珠像黄铜16世纪初后藏萨迦寺藏此像全跏跌坐于仰覆莲台之上，于胸前施转法轮印，着藏式坎肩与披肩，头戴萨迦俄派祖师帽；莲台后生出乌巴拉花于祖师肩两侧，花上又分别承托金刚杵与金刚铃。 据莲座下方藏文题记可知此造像为木斯塘珞王朝国王安贡桑波第三子索南伦珠(1456-1532年)。他出生即皈依佛门，师从俄派多位祖师学法，在多地传法，对珞地俄派传承贡献卓著。 藏传佛教法盒铁鋄金19-20世纪西藏萨迦寺藏这件藏传佛教法盒，主要盛放白茶子、黑芝麻和松香等，用于举办忿怒尊密教仪轨中。盒身与盒盖饰骷髅纹，象征无常与超生死智慧；环绕的金色火焰纹寓意智慧之火，可焚无明烦恼；盒盖金刚杵钮代表佛法坚固与降魔之力。器物装饰采用藏地特色铁鋄金工艺，双层圆形造型兼具实用与宗教功能，属19-20 世纪卫藏晚期风格。 金刚撅木18世纪西藏 19-20世纪西藏萨迦寺藏金刚撅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代表性法器之一，形制为短小三棱橛状，最初或源起于一种实用器，后与普巴金刚仪轨结合，为萨迦派密法所尊崇。其结构合三面忿怒尊像、莲瓣、金刚杵饰件及三棱橛尖，材质多为铁、铜等。此件橛顶部护法呈忿怒相，头戴五骷髅冠，发丝刻画精细，橛身自摩羯口中伸出，工艺精湛，古朴生动，原彩绘保存完整。 净瓶红铜鎏金、嵌松石18-19世纪西藏萨迦寺藏这件鎏金铜宝瓶为藏传佛教法器，属吉祥八宝之一。此外，该器也与财富、健康、长寿等世俗愿望紧密相连。器物由莲瓣托盘与净瓶构成，瓶身短颈、宽肩、敛腹，肩缠尼泊尔风格卷须金龙；伞幢形瓶口饰花瓣纹，壶盖塑有无量寿佛坐像一尊，辅以卷草、莲花、摩尼宝纹样。此器整体雕刻工艺和纹饰呈现尼泊尔与西藏艺术相融合的特色。此瓶选用上等黄铜为原料，经反复锻打、錾刻塑形，胎体轻薄却坚固，能承载繁复的纹饰雕刻，采用高浮雕、浅浮雕、透雕结合的手法，像这件法器上的龙纹，鳞爪细节清晰，缠枝莲纹流畅婉转，工匠会先在胎体上勾勒纹样，再用不同錾具逐层雕刻，部分纹饰还会镶嵌绿松石等宝石，提升华贵感。‌鎏金工艺‌分为“火镀金”和“水镀金”，宫廷多用火镀金：先在器物表面涂抹金汞剂，加热使汞蒸发，金层牢固附着在胎体上，之后再用玛瑙等工具反复推光，让表面呈现出温润厚重的金色光泽，历经数百年仍不易脱落。完成鎏金后，工匠会对器物的缝隙、边缘等细节处进行精细打磨，确保整体质感统一，部分器物还会做“开脸”处理，像顶部的小佛像，面部神态需精准刻画，体现佛教造像的庄严感。 真实嘿噜噶黄铜 14世纪西藏中部萨迦寺藏真实嘿噜喝，又称"清净嘿噜喝” 或“真实意嘿噜喝”，是金刚萨捶的忿怒化身。是萨迦派昆氏家族在前弘期传承中最重要的旧密本尊之一。 此造像三面六臂，呈忿怒相。右侧手持嘎巴拉鼓、三叉戟、金刚杵，左侧持金刚铃、金刚索、嘎巴拉碗，与明妃共立莲台，脚踏两位人物形象，整体造型明显受到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 红阁魔锐莲花曼茶罗黄铜鎏金明永乐(14 03-14 24年) 南京或北京萨迦寺藏曼茶罗莲蕾打开可见中心莲台的主尊红阎魔锐像，一面二臂，拥抱明妃，形象威猛。花瓣内侧顺时针安置东方痴阎魔锐、南方悭阎魔锐、西方贪阁魔锐及北方炉阎魔锐，四隅花瓣内是宝瓶上托举嘎巴拉碗图案，花瓣外侧为具有供养功能的十六天女，均单足舞姿。此连花式费罗刻有“大明水乐年地”就现，样式源欢水乐宫廷喜爱，在形式上爸票了申度放罗时期的艺术特点，但接细节上富有的新，精益求精。 青花五彩满池娇图靶碗瓷明宣德(1426-1435年) 景德镇窑萨迦寺藏碗外以青花、青花五彩满绘纹饰。外口沿下绘宽带青花云龙纹，外腹壁及外足、内底满绘五彩“满池娇”图。内口沿书青花藏文六时吉祥咒一周。足内有青花“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满池娇”一词出现于元代柯九思《草堂雅集·宫词十五首其十二》中: “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这种纹饰常见于元青花瓷器中，明代则继续沿用此碗施釉工艺出现了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结合，拼凑成完整图案的技法，即斗彩工艺的雏形。 度母红铜鎏金，嵌宝石13-14世纪尼泊尔萨迦寺藏度母也称救度佛母，能够救助众生克服现实中的苦难与恐惧。因此度母常被看作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其在西藏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此度母头戴三叶宝冠，耳上戴花，面庞清秀俊美，双目细长呈豆英状，鼻梁挺直。长发梳成修行者发髻形式，双肩披发辫，发髻染青色。右手施与愿印，左手结说法印，双手各持鸟巴拉花。这尊造像线条流畅，腰肢柔软，是13、14世纪尼泊尔造像的风格。 青花“满池娇”图菱花口折沿盘明宣德(1426-1435年) 景德镇窑萨迦寺藏故宫博物院藏盘菱花口，折沿，弧壁，底心坦平，圈足。里外施亮青釉，素底。内外青花纹饰，折沿上饰菱形锦纹，内、外壁均饰六朵仰、覆相连的缠枝莲，盘心绘荷塘鸳鹜(文献称之为“满池娇”)主题纹样，不同部位纹饰带间均以弦纹相隔。盘心主题画面为一对鸳鸯在荷莲水草之间嬉水漫游，这种荷塘鸳鸯图是元青花瓷器中出现较多的一类绘画题材。 青花兰札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明宣德(1426-1435年) 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整体以青花书梵文种子字为主要装饰。盖面绘朵云纹及五个梵文种子字，盖里及内底均书写“大德古祥场”铭文，外围九个莲瓣形开光内书楚文种子字，盖侧面及肩部绘海水江崖纹。腹部中间一行为兰札体密咒真言，上下两层分别为入吉祥纹与兰札体梵文装饰，近底绘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浓重处有黑色结晶斑。从造型、纹饰上充满藏传佛教仪式感，为佛教道场所用的法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是一是二图》中绘有此罐图像。 火供勺方勺为铁圆勺为铜明永乐(14 03-14 24年) 北京或南京萨迦寺藏火供勺，又称护摩勺，是在护摩法仪式中将供物(如酥油、草木、香料、谷物等)投入火中的工具。该勺归属于“供具”范畴，与供盘、火盆、香炉等一起构成火供仪式工具组合。此套火供勺分为大小两件，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大勺勺头为方形，称为注勺，用于将供物注入护摩炉中；小勺勺头为圆形，称为泻勺、祭勺，舀酥油泻入注勺、或直接泻入炉中。 铁剑铁錢金明永乐(14 03-14 24年) 南京或北京萨迦寺藏剑身为铁金质地，中起脊，剑头微宽中腰弧线内收。护手为八宝之伞，剑柄两端各装饰莲瓣，柄身饰有种子字，柄头装饰为金刚杵样式。宝剑护手前正反两面分别施有藏汉文款识“大明永乐年施”。法剑是智慧的象征，也用来断灭愚痴和降蔽的觉识，所以宝剑是智慧之神文殊菩萨的标识之一，也是很多本尊神和怒相神手持的武器，羯磨部估主北方佛不空成就佛的标识即为宝剑或十字交杵，其作用是斩断、摧毁一切魔障和敌人。 铃杵黄铜明永乐(14 03-14 24年) 南京或北京萨迦寺藏铃和杵为一套，由明代宫廷制造，铃内壁铸有莲瓣纹、楷书款“大明永乐年制”，应是明代宫廷赏赐给西藏高僧的礼物。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杵，是藏传佛教密宗常使用之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作法等法事活动中使用。铃与杵常组合使用，使用时左手执铃，右手执杵。 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杵，是藏传佛教经常使用的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等法事活动中组合使用，通常左手持铃，右手持杵。铃杵匣便是盛装铃杵的用具，是特制的连体随形盒，为羊皮质地，工艺较为精湛。 青花兰札体梵文靶碗清乾隆(17 11-17 99年) 景德镇窑萨迦寺藏碗敞口，弧腹，高圈足中空。以青花为饰，外口沿一周及圈足外壁绘卷枝菊花纹，腹部书兰札体梵文“八大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除盖障菩萨) 的种子字。近足为拐枝纹一周。青花发色较深。 此类靶碗明清宫廷也有收藏，应是宫廷赏赐蒙藏地区活佛和贵族的物品，在中央王朝和蒙藏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 茄皮常釉靶碗明永乐(14 03-14 24年) 常德镇窑萨迦寺旅敞口外撇，弧腹，高圈足中空，外足内无釉，足心外凸。器内外施茄皮紫釉，釉面不匀。茄皮紫釉是以锰为着色剂烧造的低温频色釉品种，明代御窑厂出土有宣德时期茄皮紫釉靶碗残片，不见永乐器。此器从器型上更趋于永乐时期，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茄皮紫彻完整器的实物例证。 矾红彩双龙赶珠纹靶碗明宣德(1426-1435年) 景德镇窑萨迦寺藏此碗以矾红彩为饰，内外口沿绘弦纹二周，外壁绘双龙赶珠纹，近底一周为莲瓣纹，足边绘如意云头纹。碗内正中绘两道红彩同心圆，圆内绘兰札体梵文字母“阿”，“阿”是梵文字母体系中的第一个字母，是一切字母之母、众声之本，象征空性、无生、法界体性智。此碗应为宫廷赏赐之物。 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元代(1271-1368年) 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瓶通体施青白釉，口内涂施不均匀的釉下铜红斑纹，外壁肩及下腹刻划弦纹两道，上腹部以涂绘釉里红为地，留白处刻划折技花卉纹，形成红地白花的装饰效果。此器造型挺技，胎体坚致，圈足足边平削且不规整，露胎处呈火石红色并杂有黑斑，釉下铜红彩发色红艳而晕散，其造型、胎釉、底足处理、釉里红发色等均反映了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时代特征。 白釉靶碗瓷明永乐(14 03-14 24年) 景德镇窖萨伽寺藏碗敞口微外撇，深腹，下承以中空高圈足，足下部微阔。里外施白釉，釉面洁白细腻，胎薄质坚，为明代永乐时期的脱胎白瓷。永乐脱胎白瓷或光素或在薄胎上暗刻细浅纹饰。此器素面无纹饰，但造型、胎体、釉色显示出永乐时期瓷器制作的高超技术水平。 白釉僧帽壶(附盒) 瓷、木胎髹红漆明永乐(14 03-14 24年) 景德镇窑萨迦寺藏壶里外施白釉，釉下暗刻纹饰。向外口沿暗刻折枝花卉纹，颈部刻卷枝宝相花卉纹，肩部刻如意云头纹，腹部刻藏文六时吉祥偈。近底为莲瓣纹开光花卉纹，暗刻纹饰与萨迦寺藏品明永乐青花藏文僧帽壶纹饰相同。僧帽壶元代已有烧造，永乐皇帝为了融洽民族关系，在景德镇御器厂烧制了具有浓郁藏族风格的僧帽壶，用于藏传佛教法事活动。此件僧帽壶配制了木胎髹红漆外盒以便保护和收藏。 白釉僧帽壶明永乐(1403-1424年) 景德镇窑故宫博物院藏壶口对称出三阶梯形立沿，形如僧帽而得名。永乐白釉瓷器釉料加工精细，含铁量低，釉质洁自细腻，温润如玉，有“甜白釉”之称。瓷质僧帽壶不仅有白釉、红釉、黄釉、蓝釉、粉青釉等单色釉品种，还有青花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持续烧造僧帽壶。僧帽壶在西藏多用于藏传佛教法事活动，在清代宫廷中它却是重要的陈设器之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釉僧帽壶见有后配制铜内胆，胆口呈多孔花口形，可作插花花器使用。同类器物，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功用，是汉文化艺术交流的物证。 六字观音释迦年尼佛木胎，红漆，嵌宝石17世纪萨迦寺栽六字观音又称四臂观音菩萨，因其真言“嗡嘛呢叭咪哗”在梵文中是六个音节而得名。此观音周身施红漆，头戴五叶宝冠，面带微笑，神态祥静，正二手于胸前合十施礼敬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莲花，具有西藏标准的四臂观音图像特征，且带有明显汉地造像风格。 八相成道佛牌叶蜡石12世纪元至正元年(1341年)东北印度 萨迦寺藏东北印度或元大都(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此造像由黄色叶蜡石雕成，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八大圣迹，分别是降魔成道，涅槃，忉利天降下，舍卫城神变，猕猴献蜜，调伏醉象，初转法轮，右肋下生。这类表现佛传题材的石牌造像，大多以入相成道或十二相成道为主要题材，即从佛一生中选取主要的几个生平事迹，且多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选择。这类石牌造像在缅甸有大量的保存，而在印度则保存较少，斯里兰卡和西藏都有类似的作品保存至今，本件作品增加了佛观想七周的场景，应是缅甸在原基础上做了改动，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石牌藏品与这件十分相似。 释迦牟尼佛黄铜元代至元二年(1306年) 故宫博物院藏此尊释迦牟尼佛弯眉长目，眉问白毫凸起，小口，呈微笑的童子相。螺发高髻，顶饰宝珠，宽肩细腰，着袒右袈裟，衣褶平缓，自然流畅。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全跏跌坐。下承仰覆莲座，座前雕多层宽莲瓣，座后光素，铭文中有“丙子至元二年(1336年)八月望日谨题”等字样。此造像是14世纪内地所造，是一尊珍贵的有准确纪年的造像。 八相成道佛牌叶蜡石元至正元年(1341年)东北印度 萨迦寺藏这件八相成道石牌采用淡黄色叶蜡石雕刻，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八大圣迹:降魔成道，涅槃，忉利天降下，舍卫城神变，猕猴献蜜，调伏醉象，初转法轮，右胁下生。石牌呈尖楣方形背屏形式，这种造型流行于东北印度和缅句北部的蒲甘地区，并一直延续到13世纪，直到这两个地区佛教相继遭遇破坏后才消失。石牌的背面刻有“至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造”，确定此石牌为14世纪作品，结合造像的人物特点，推测可能是元大都仿做，可能与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进京有关。 文殊菩萨铜鎏金元大德九年(1336年) 故宫博物院藏此尊文殊菩萨方面广额，头戴五叶宝冠，双手持莲枝结说法印，腰下束长裙。下承仰覆莲座，座上下沿饰联珠纹。红铜底板上刻铭文:“奉佛高全信一家，舍财造文殊师利一尊，报答父母养育之思，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大德九年五月十五日记耳”。此造像是目前所发现的有可靠记录的年代最早的藏传金铜造像，是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所传梵式造像的珍贵实例。 吉祥天母黄铜鎏金明永乐(14 03-14 24年) 南京或北京萨迦寺藏这尊古祥天母为四臂忿怒相，前侧两臂右手托嘎巴拉碗，左手的法器已遗失(原应持三又戟)。后侧两臂右手持剑，左手持金刚索。莲座下方有汉文题款:“大明永乐年施”。吉祥天母是藏传佛教中重要的护法神之一。在格鲁派的造像中，古祥天母通常呈现为二臂形象，而这种四臂造型则更为常见于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传统中。 摧碎金刚黄铜鎏金明宣德时期(1426-1435年) 北京萨迦寺藏摧碎金刚是金刚手的变化身之一，在明代汉藏佛教造像中流行。摧碎金刚面相方圆，头戴精美的五叶宝冠，三目圆睁，表情微微含笑，右手于胸前持十字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全跏趺坐于双层仰覆莲座之上。莲座莲瓣长且鼓，莲瓣尖的卷草纹是永宜时期造像较常用的形式之一。莲座正中台面上刻有“大明宣德年施” 六字款。此像应为明宫廷赏赐萨迦寺高僧的作品。 不空成就佛黄铜鎏金明宣德时期(1426-1435年) 萨迦寺藏不空成就佛，为金刚界五佛之一，常见形态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身着僧衣的化身佛(涅身)，一类为头戴宝冠、佩饰珠璎的报身佛，此像属后者。永乐、宣德时期，中原与西藏之间的互动表现为较为频繁的往来与佛像贡赐活动。相关佛像的交流，成为双方展开交往与相互认知的重要途径，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促成了以宫廷工坊为中心、融合尼泊尔与西藏艺求因素的佛教造像风格体系。 宝帐护法黄铜鎏金明永乐(14 03-14 24年) 南京或北京萨迦寺藏宝帐护法为大黑天忿怒化身之一，面阔体壮，三日圆睁，蛇形火焰状发髻，顶饰化佛。此像虽为忿怒相，然体态敦厚、面带憨态。座前刻题记:“大明永乐年施”。宝帐护法在萨迦派和蒙古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家和军队的守护神。永乐时期官廷造像在继承相关传统的同时，以精湛工艺与规范造型形成独特风格，并对后世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佛教造像产生持续影响。 释迦年尼佛木胎，红漆， 嵌宝石黄铜鎏金明永乐(14 03-14 24年) 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置于左脚上方，表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请大地为证的场景。着袒右肩式袈裟，衣纹柔顺自然，胸前内衫呈束褶状。面相端严安详，双目半敛，神情寂静。双耳修长，垂于肩际。螺髻细密规整，肉髻圆隆。佛像的莲台上题刻六字楷书“大明永乐年施”款。 洪武八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给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的圣旨纸本墨书明洪武八年(1375年) 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道圣旨于洪武八年(1375年)颁发，明太祖得知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古在拉萨北部的卒尔善寺专心静修，特颁旨要求地方官民不要打扰。圣旨中语言风格具有元代白话的特点，反映出明朝立国之初就已经对西藏地方宗教势力有较为深入的接触。乳必多吉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元朝册封“持律兴教大元国师”，亦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早期上师之一。 不动金刚缂丝14世纪西藏布达拉宫藏不动金刚是藏传佛教本尊之一，亦为噶当派最重视的本尊之一，在萨迦派中也流行广泛。唐卡采用中心构图法，中间为主尊不动金刚，蓝色身，一面二臂，右手高举着一把有智慧火焰缠绕的利剑，左手执索，身绕一龙，下身着虎皮裙。右脚踩白色湿婆，左脚踩白色象鼻天，位于红色长方形双重仰覆莲座上。自宋元时期起，内地的丝工艺与西藏地方的唐卡艺术相互结合，这幅唐卡就是其中珍贵文物之一。 大殊胜嘿噜噶三种传承像布本设色14世纪画心:西藏；裱边:明内府布达拉官藏唐卡主尊为三尊大殊胜嘿嚼嚼像，其为普贤王如来所化，宁玛派北藏入大法行之一。唐卡上方绘制大殊胜嘿噜嚼本初佛及各传承类祖师像四十五尊，四周绘制众多该本尊传承及其相关春属神像，画面布局、色彩运用和画风均有早期尼泊尔风格。唐卡装裱用深蓝地织金锦，根据织锦工艺与风格推断，属于明代风格。根据布达拉宫档案文献记载，这幅唐卡由著各促师意知主新路家意保吉多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朵喜措。本唐卡应为14世纪的作品，于17世纪递藏到布达拉宫。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楷书《帝师胆巴碑》卷(复制件) 纸本墨笔元延祐三年(1316年) 故宫博物院藏《帝师胆巴碑》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顺奉元仁宗敕命，于延佑三年(1316年) 撰写，以记述元帝师胆巴的行状，作为赵孟顺的晚年成熟之作，堪称“赵体” 范本。胆巴(1230-1303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元世祖忽必烈尊其为国师，元仁宗追谥其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碑》反映了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现状，是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证据。 八思巴传布本设色18世纪西菜萨迦寺菜整套唐卡原为三十一轴，现存二十六轴。前三轴为世系唐卡，以无量寿佛居中，周围环列昆氏家族先贤与历代萨迦祖师，着力彰显家族辉煌历史与萨迦教法的正统传承。后二十三轴为八思巴传记唐卡，以无量寿佛、救入难度母及象鼻天等为主尊，叙事画面自唐卡左上角起、围绕主尊依顺时针方向展开，相邻场景间以云气、树木、山石、草地或建筑物进行分隔。 八思巴传记唐卡系统呈现了萨迦派第五祖、元朝帝师入思巴(1235-1280 年)的生平事迹，内容涵盖其诞生、出家、北上凉州、参加佛道辩论、创制文字、任元朝帝师、两次返藏、主持曲弥法会直至圆寂等重要历程。唐卡融历史叙事、宗教仪轨与艺术想象于一体，堪称八思巴的“形象史书”，更是记录八思巴以佛法为纽带沟通西藏与中原，推动元代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视觉材料，具有极高的史料、艺术和文物价值。 近年来，萨迦寺在系统整理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遗失的五轴传记唐卡进行了补绘。补绘作品以18世纪原作为参照，在题材内容、逻辑结构与视觉风格上力求与原有体系相衔接。本次展览特别展出这五轴唐卡，通过文物与新作并置，呈现萨迦文化在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中的生动互动。 黄财宝天王刺绣18世纪内地萨迦寺藏财宝天王又名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具有财神属性，统领夜又大将，兼具世俗权力拥有者与财富拥有者的双重角色。唐卡中黄财宝天王形象遍体金黄、身着华丽的铠甲，头戴五叶宝冠。其右手持胜幢，左手轻抓口吐珠宝的吐宝鼠，以威镇姿态坐于莲花宝座中央的白狮上。该幅作品为刺绣唐卡，即按照绘好的画稿，在布或丝绸上利用传统的刺绣工艺制成。 贡噶扎西，萨迦派高僧，是明成祖封授的“三大法王”之一，即大乘法王。画面中大乘法王安坐于宝座上，着红橙色相间的僧袍，双手持铃杵交持于胸前。面容写实，为慈和安然的智慧高僧形象。最为标志性的特征是头戴橙色与金色镶边装饰的红色法帽。此幅唐卡绘画精细，笔触细腻，设色浓淡相宜，晕染匀称，体现了钦孜画派的风格。 正觉大乘法王印木明代(1368-1644年) 西藏西藏博物馆藏大乘法王为明成祖册封萨迦派领袖贡噶扎西(明史作“昆泽思巴”)之封号，并赐诏书及金印，大乘法王是明初西藏“三大法王”之一。这方印章为木质，雕刻云钮，造型简洁，表面光滑，印面文字为汉字篆书“正觉大乘法王之印”，与明中央册封并流传后世的大乘法王玉印的印文、印制完全相同，是与其一同保存流传木印之一，应是王印的复制印。汉文史料多记载为“昆泽思巴”，大元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之孙，其父却吉坚赞被朝廷封为靖国公、国师。元末，在萨迦派与帕木竹巴争斗失势、却吉坚赞去世后，贡噶扎西成为萨迦派的代表人物。贡噶扎西从名师学法，精通各种显密经论，因而得到明中央的重视。曾受永乐皇帝之请，自萨迦至南京进行多次佛法讲论，深得永乐皇帝赏识，1413年被册封为“大乘法王”，赐诏书及金印，成为明初西藏“三大法王”之一，对萨迦派的复兴和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萨迦派多沿袭“大乘法王”名号。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萨迦寺藏画面中主尊贡噶扎西为年长智者相，内着红色僧袍，外披橙色僧衣，全跏趺坐于宝座上，作说法状。在其座前和背后分别绘一着黑帽的僧人，根据其黑色帽冠上的五方佛及正中冠叶绘十字交杵判断，两人应分别是大慈法王和大宝法王。此幅卡中并置三大法王形象，而以大乘法王贡噶扎西为主尊，该作品当出自萨迦派。主尊背景所绘景物显示此幅唐卡绘画明显吸收了汉地元素。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仿制品) 缂丝明宣德九年(1434年) 内地罗布林卡藏“大慈法王”是明朝赐封的三大法王之一，释迦也失是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曾奉永乐皇帝之召，到内地讲经传法。此幅唐卡采用丝工艺制作，以生蚕丝作经线，彩色熟丝作纬线，采用“通经断纬”巧夺天工之技法织成。画心为释迦也失肖像，头戴金边五佛宝冠，身披黄地云龙纹法衣，双手结转法轮印，双腿结物跌坐于龙头宝座上。此幅唐卡是释迦也失受封大慈法王后，弟子阿木葛和索南喜绕进献的成套礼品中的一幅，为内地制作。 不动金刚缂丝14世纪西藏布达拉宫藏不动金刚是藏传佛教本尊之一，亦为噶当派最重视的本尊之一，在萨迦派中也流行广泛。唐卡采用中心构图法，中间为主尊不动金刚，蓝色身，一面二臂，右手高举着一把有智慧火焰缠绕的利剑，左手执索，身绕一龙，下身着虎皮裙。右脚踩白色湿婆，左脚踩白色象鼻天，位于红色长方形双重仰覆莲座上。自宋元时期起，内地的丝工艺与西藏地方的唐卡艺术相互结合，这幅唐卡就是其中珍贵文物之一。 大殊胜嘿噜噶三种传承像布本设色14世纪画心:西藏；裱边:明内府布达拉官藏唐卡主尊为三尊大殊胜嘿嚼嚼像，其为普贤王如来所化，宁玛派北藏入大法行之一。唐卡上方绘制大殊胜嘿噜嚼本初佛及各传承类祖师像四十五尊，四周绘制众多该本尊传承及其相关春属神像，画面布局、色彩运用和画风均有早期尼泊尔风格。唐卡装裱用深蓝地织金锦，根据织锦工艺与风格推断，属于明代风格。根据布达拉宫档案文献记载，这幅唐卡由著各促师意知主新路家意保吉多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朵喜措。本唐卡应为14世纪的作品，于17世纪递藏到布达拉宫。 元文宗御容像布本设色14世纪西藏布达拉宫藏画面中为元朝第入位皇帝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 04-13 32年)。元文宗头戴五方佛宝冠，身着蒙古传统服饰辫线袄，双手持金刚铃、杵，在胸前呈十字交叉形，盘腿居于床榻式龙椅上。画像上方刻画了十五位萨迦派祖师传承像，最下方以红地缠枝纹为背景绘佛教七政宝图案。这是一幅14世纪左右，临摹元文宗御容画像唐卡的珍责作品，更是元代皇帝御容像在西藏地方供养习俗留传下来的珍贵遗物。 元代忽必烈颁拉杰僧格贝圣旨1277年或1289年元宫廷西藏博物馆藏忽必烈颁给拉杰僧格贝圣旨是元代官方文书遗存，写于牛年(公元1277年或1289年)。该圣旨来用八思巴文书写，内容涉及免除僧人差役赋税、禁止官员侵夺寺院田产等条款，体现了元代宗教优待政策。圣旨起首语、末尾和正文中各铃盖一枚大小相当的汉文朱印。 怀宁王海山颁夏鲁寺令旨纸 1305年内地民族文化宫藏该令旨(皇子和王公等所发即“今旨”)颁布的时间为1305年，内容是援引皇帝圣旨，宣布许诺给该寺的诸项特权，保护夏鲁寺财产不受侵害。元武宗字儿只斤·海山(1281年-1311年)是元朝第三位皇帝，蒙古汗国第七任大汗，元大德八年(1304年)被册封为怀宁王。 《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迦世系史》版本) 纸 1629年西藏博物馆藏此份文书收录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手抄本，由萨迦寺法台阿旺·贡噶索南所著。包括《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两部分。 1247年，萨迦班智达应成吉思汗之孙阔端邀请抵达凉州(今武威)，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并致信西藏僧俗首领，提出应当“救乱安民、护持佛法”，审时度势地指出归附蒙古乃大势所趋，详述了归附条件。此文献是说明后来西藏地方成为元代中央所辖行政区域的重要政治文献。 元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颁夏鲁寺法纸 1336年民族文化宫藏该法旨是元代第十二任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于至元二年(1336年)颁发给夏鲁寺的。元代设立帝师制度加强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帝师为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兼领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政教事务。该法旨起首为“奉皇帝圣旨贡噶坚赞贝桑波帝师法旨”，是元代西藏地区受中央政府管辖的见证。 《放光般经》卷第四纸1256年(蒙哥汗时期) 北京西藏博物馆藏经愿文题记记载，本经于蒙哥皇帝丙辰年(1256年)在燕京(元代改称大都，今北京)印造。原为一部大藏经中的残本。宿白先生认为，此类经卷系元初在燕京弘法寺补雕《金藏》经版后所印，经卷初供奉于京城大宝集寺。在入藏西藏博物馆之前，该经卷曾长期藏于萨迦寺。蒙哥汗时期对于萨迦寺的发展至关重要，1247年的“凉州会谈”就发生于此时期。 元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颁夏鲁寺法旨(复制件) 纸1336年内地西藏博物馆藏这份藏文文献是帝师贡噶坚赞贝桑波于1336年颁给夏鲁寺各拉德的法旨(帝师国师等所发公文即“法旨”)。拉德，指专门为佛教寺院和僧人提供供养和劳役的人口，不承担政府的赋税，与寺院的隶属关系得到元朝政府的保护。法旨的颁发者贡噶坚赞贝桑波曾在萨迦寺学习佛教，22岁前往元大都担任帝师，在任27年，49岁圆寂。 夏鲁寺位于西藏日喀则，是藏传佛教夏鲁派(又称布顿派)的主寺。 宝帐护法布本设色19世纪醒藏萨迦寺藏宝帐护法是喜金刚传承中的重要护法神，也是萨迦派的主要护法。在这幅唐卡中，宝帐护法一面二臂三目，身蓝黑色，头戴五骷髅冠，面呈忿怒相。胸前持旃檀杖、左右手各持嘎巴拉碗与金刚杵，眷属环侍其周。主尊上方依金书题记，可辨出梅译师、仁钦桑波等多位祖师和金刚杖空行母。唐卡色彩鲜明、运笔精细、构图规整，从蓝色的运用来看，应为18世纪后的成熟之作。 《大乘喜金刚各佛秘密脉相图》 纸明代前期(15世纪) 故宫博物院藏这是一部有关萨迦派瑜伽修行的古籍，长期以来深藏宫廷中，不为外人所知，仅在清乾隆时期的一条档案中提及此书。正文每页上部的三分之二绘瑜伽师修习图。瑜伽师于自然背景中呈不同的瑜伽动作，下部配汉藏双语解说。本书收录了萨迦五祖中的第三祖扎巴坚赞整理的先祖传法中喜金刚修法的内容。其汉藏文对照配彩图的形式罕见，对研究萨迦派密法实践及藏传佛教在宫廷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婆罗门大黑天布本设色19世纪西藏萨迦寺藏婆罗门大黑天是萨迦派主神之一，呈婆罗门老者相，蓝黑身、三目圆睁，持钺刀、嘎巴拉碗与三又戟，脚踏魔障。其上方是萨迦白衣三祖，周匝环侍四眷属女神。此神原型为印度教湿婆化身，公元8世纪，随着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大黑天信仰传入西藏。据说，婆罗门大黑天是随年译师来到西藏，并成为萨迦派最重要的护法之一。 萨迦道果传承祖师四尊像布本设色18世纪醒藏萨迦寺藏这幅唐卡描绘了萨迦道果传承四位祖师两两对坐的场景。画面右上角是色敦·贡日，他师从道果教法西藏首传者卓弥译师，得到全部教授；与其对坐的是弟子向敦·却巴。画面左下角为萨迦五祖中的初祖萨钦·贡噶宁波，曾师从向敦却巴。与萨钦对坐者是萨钦的次子索南孜摩，他是萨迦五祖中的第二祖。 此唐卡布局方正严谨，宗教性强，受到了来自钦孜画派的影响。 萨迦祖师三尊像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萨迦寺藏画面中心的主尊为印度大成就者那若巴，瑜伽士装扮，持嘎巴拉碗，半跏跌坐。其下方是来自尼泊尔的帕廷巴兄弟，二人推动了胜乐金刚密法传入西藏，周围环列四任萨迦法王。右上角胜乐大幻金刚拥抱明妃佛陀空行母，丁字舞姿立于莲座之上。唐卡用色淡雅，青绿山水与透明头光的画法，显示出汉地绘画风格影响。 慧海经山萨迦派一贾重视对佛数经典的整理，抄录和收藏。自13世纪萨邂南寺肇建以来，历辈萨迦法王，众学者系统地整理并写了公多的经典，以藏文《大藏经》《般带经》等为主，保存于萨迦南寺主殿内的后墙木质书架上，日积月累，经书收藏的规模不断扩充。经书墙高约10米，长达60余米，曲名矿物新科书写于狼毒纸上的经书拱有两万会平历经700余年仍完整如初，数得名“慧海经山"，收藏了元明清不同时代的藏文佛典抄本，其申有元朝皇帝糯资抄写物，也你萨迦寺出资抄写的。这些吉籍是研究萨意乐史:化、艺求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资源，因此被称为“雪域敦煌”。 弥勒菩萨黄铜，嵌宝石14世纪西藏萨迦寺藏 弥勒菩萨你勒原为释迦牟尼佛座下大弟子之一，作菩萨形象，住兜率天，故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尽其一生后在未来世降生娑婆世界，继释迦牟尼佛之后成佛，故也称未来佛。弥勒信仰以未来佛一弥勒菩萨为信仰对象，流行于亚洲佛教信仰地区。 弥勒菩萨面庞清秀，真梁挺直。发髻正中有一佛塔，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持净瓶，佛塔与净瓶是弥勒的最重要标志。上身袒裸，宽肩细腰，左肩斜披圣线，下身着贴体长裙，裙面阴刻线条、花纹。底座正面装饰有吉祥纹饰，底座錾刻藏文题记。造像背面下身裙摆阴刻有花纹，此为西藏地区工匠的铸造特点。这尊造像线条流畅，肌肉线条不明显，面庞圆润，有尼泊尔造像风格特点，但背部制作较粗糙，无鎏金，应是西藏地区仿尼泊尔造像制作。 度母红铜鎏金，嵌宝石12-13世纪尼泊尔萨迦寺藏该尊度母立像以红铜鎏金，铸造华丽，立于须弥座之上，整体姿态呈典型的“三曲式”结构。眉眼修长微垂，面部敷金，柔和宁静。耳垂悬大耳珰，颈胸佩连珠项饰。上身祖露，乳房丰满；下身着缠身长裙，腰间系垂带，并配以嵌宝石的绥带。右手下垂施与愿印，左手在胸前施说法印。通体鎏金光亮，工艺精细。造像佩戴三叶宝冠、瓔珞、臂钏与手镯等华丽饰物，并嵌饰绿松石等宝石，呈现出典型的尼泊尔工匠审美。 尼泊尔度母造像尼泊尔12-13世纪末罗王朝时期的度母造像被视为喜马拉雅金铜艺术的高峰，以优雅的造型与精湛的工艺著称，体现了纽瓦尔工匠的高度创造力。13世纪萨迦派曾邀请大量尼泊尔艺匠赴藏造像，元代宫廷亦延请尼治尔工艺家阿尼哥北上任职，由此促成尼泊尔风格在藏区及中原的广泛传播。12至13 世纪藏地度母造像深受尼泊1尔传统熏陶，其中许多作品实由尼泊尔匠师直接铸造，风格与尼泊尔本土造像一脉相承。传世精品尤为珍贵。 八相成道莲花式龛像黄铜错银、红铜嵌宝石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此件藏品以莲技和莲蕾为全形，表现了八相成道的主题。揭开顶盖，莲蕾随之开启，每一莲瓣内侧塑有佛传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对应外侧藏文数字分别为:1、右胁下生2、牧女献糜3、初转法轮4、舍卫城神变5、降兜率天6、调伏醉象7、猕猴献蜜8、涅槃。莲瓣上的尊神造型饱满圆润，尊神衣纹采用错红铜、错银工艺来表现，整体具有波罗时期的造像风格。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红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本像的基本形态表现了佛陀成道时的标准形象，全跏跌坐，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身着袒右肩袈裟，仅在衣缘处刻划衣缘线条。最显著特征为遍布像身和莲座的大量错银、红铜工艺，在本像的白毫、手足心、袈裟边缘、莲座装饰上均有体现。此造像表现形式与波罗风格唐卡中的莲瓣套色样式一致，面相、身体硕大，均有鲜明的东印度波罗艺术传统特点。 阿閦佛黄铜、红铜、错银12-13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尊像右手施触地印。造像以黄铜为基材，袈裟与指甲处用红铜装饰，白毫与眼珠以白银镶嵌，三色对比鲜明却和谐相融，工艺细节尤为精巧。台座主体为多重折角结构，其中间为一手持供物的女子及呈轮王坐姿的男子，两侧对称安置大象与狮子。大象是五方佛中阿佛台座上具有标识性的动物，台座前方的金刚杵是阿佛作为金刚部族的标识，因此判定此尊造像为阿閦佛。 菩提伽耶塔模型叶蜡石13世纪东北印度或缅甸萨迦寺藏此塔下部为长方形佛殿基座，正面设有拱形门洞，为佛殿入口。基座上部正中有高塔，四面布满浅浮雕式佛像龛，每格中塑有小佛坐像，塔顶呈覆钵状莲瓣冠部。这是一件具有典型印度风格特征的佛塔模型，源自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八大圣迹之一菩提伽耶大菩提寺塔的建筑形式，象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圣地。此类佛塔在公元10世纪后由印度北部经尼泊尔传入西藏。 观音与二胁侍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主尊为观音，身体微向右倾斜，作游戏坐，菩萨装束，发式呈典型印度波罗样式。右侧善财童子合掌致敬，左侧马头明王呈夜叉形。多层梯级的方形基座前方雕双跪供养人像，宝座最下层右侧刻有一跪拜供者，左侧细小身影为“针口饿鬼”，象征永无止境的饥渴。观音以施愿印赐甘露，体现大悲救苦之意。 黄瞻巴拉黄铜台座12世纪， 瞻巴拉像17世纪东北印度、西藏萨迦寺藏黄瞻巴拉双目圆睁，神情成严，左手捉持吐宝鼠，右手握持宝物。此主尊应为西藏地区制作，造型、技法均带有鲜明的藏地造像特色。特殊的是，造像的台座与光背并非原配，而是典型的印度波罗时期工艺作品，形成了主尊与附属构件跨地域、跨时期组合的独特现象。台座为印度女神拉克室咪的典型台座样式，两侧女性尊像为拉克室味的眷属，其面容、衣饰、姿态也属典型的波罗人物。 杜尔迦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杜尔迦(Durga),印度教最重要的女神之一，象征保护、力量、母性、毁灭与战争，代表善良战胜邪恶。此尊杜尔迦为四臂形象，游戏坐姿，右脚踏于老虎之上，老虎为其坐骑，右下方有一女性供养者跪拜。杜尔迦背光华丽，外圈饰火焰纹，头后光环为太阳纹饰。发髻高耸，身着珠宝，胸部丰满，女性特征显著。其四臂各持武器:右二臂分持剑与棒槌；左臂举盾，下臂手持三叉戟。 毗湿奴三尊黄铜11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吡湿奴与梵天、湿婆并称印度教三大主神，是宇宙创造和维护者，象征护持之力。毗湿奴一面四臂，戴宝冠，束高髻。四手分别持权杖、法轮、海螺、莲花，一条大花环绕身。左右侧为其妻子:知识与智慧女神辩才天女和美丽与幸运女神拉克室味。仰覆圆形三莲座下承六足折角高台底座，底座正前方相向跪坐两位女供养人。菊花纹头光，火焰纹拱门式大背光，均是印度波罗时期造像的典型特征。 三面湿婆黄铜乌特波罗王朝(9-10世纪) 克什米尔萨迦寺藏湿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祇之一，象征着创造与毁灭的双重力量。三面湿婆像是其经典造型之一，从左至右依次为微笑的女性形象、温和的男性形象与忿怒的男性形象，象征着其作为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的三重神力。这尊湿婆像造型圆润，肌肉线条有力细腻，展现了9至10世纪克什米尔地区乌特波罗王朝印度教造像的特点。 善趣示现观音黄铜10世纪克什米尔萨迦寺藏此像菩萨装，髻顶为阿弥陀佛，左手持莲花，依此确定其观音身份。左侧另两手持净瓶、杖，右上手持念珠，正手为思惟印，另一手施与愿印，《成就法鬉》中与此尊造像形象接近的是善趣示现观音。主尊游戏坐于覆莲座，左腿下垂，踏于方形须弥座上，莲台边缘各有一度母。主尊头光两侧为飞天、须弥座下有跪姿供养人，与其他同题材造像相比配置更为繁复。其舟形火焰背光及从巨大莲茎上生出莲台的式样等造型特征上，皆体现了克什米尔风格。 观音菩萨黄铜嵌松石，错银、红铜11世纪克什米尔或西藏西部萨迦寺藏这尊观音菩萨头戴三叶宝冠，耳戴大耳。身躯肌肉线条明显，斜披络脑，颈部悬挂一条及膝的粗大花。左手牵引莲枝，右手施与愿印。下身着裙，装饰华丽。观音立于极具层次感的仰覆莲台，下方承托方形底座，底座中夹饰有垂帘，两侧配置狮子，背光环绕一周植物纹样。此观音菩萨立像展现了克什米尔艺术晚期与西藏西部早期造像风格的典型融合特征。 吽作金刚黄铜错红铜17世纪西藏西部或克什米尔萨迦寺藏吽作金刚是胜乐金刚的变化身之一，属于无上瑜伽部母续的本尊，它的重要标志是正二手施金刚吽迦罗印。此尊三面六臂，头戴三叶宝冠，正二手于胸前结金刚吽迦罗印，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余右手持宝剑和法轮，左手持乌巴拉花和莲花。尊像造型复杂，衣饰华丽，色彩斑斓，充分体现了晚期克什米尔艺术精巧繁复的特点和多色铜镶嵌技术的创新。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红铜7-8世纪(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古尔吉特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衣褶台阶状密集排列。在乳头、衣领、下摆和托座夜叉缠头部错红铜，白毫、双眼虹膜错银。全跏趺坐于坐垫上。坐垫下承长方形镂空台座，正面正中为坐姿夜叉双手托座，左右各蹲一狮，侧身回首，座后正中有植物纹样。台座右前方有一跪姿供养人，双手合十，身着华丽外套，戴大耳环，具有克什米尔风格的特点。 释迦牟尼佛黄铜7世纪下半叶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萨迦寺藏释迦年尼佛着袒右肩袈裟，袈裟紧贴身体，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衣角置于膝头。全跏趺坐姿，下承坐垫，坐垫下承长方形台座。台座正面镂孔，正中为坐姿夜叉托座像，左右各有一蹲姿狮子，正面向前，台座四角及座后正中各树立柱。此像有克什米尔早期造像的风格特点。据古文字字体判断，此像时代在7世纪下半叶。根据台座下沿题记来看施造者应为女性。自印度佛教创立之始，女性施主扮演着重要角色。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红铜8世纪克什米尔萨迦寺藏此尊释迦牟尼佛，面容宁静祥和，眉弓、眼脸的线条柔和，鼻梁挺直，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式造像的典雅气质。主尊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双手施转法轮印。佛像眼睛、白毫、莲座、衣纹等细节都采用了错银、红铜工艺。主尊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姿态恭敬，头冠、璎珞装饰华丽。台座两侧各有一蹲狮，中央有地天呈托举状。台座前方一侧塑造了双膝跪地的供养人，似为僧人形象。 三面湿婆黄铜乌特波罗王朝(9-10世纪) 克计米尔萨迦寺藏湿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纸之一象征着创造与毁灭的双重力量。三面湿婆像是其经典造型之一，从左至右依次为微笑的女性形象，温和的男性形象与忿怒的男性形象，象征着其作为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的三重神力。这尊湿婆像造型圆润，肌肉线条有力细腻，展现了9至10世纪克什米尔地区乌特波罗王朝印度教造像的特点。 持宝菩萨、六字观音、 六字大明母组像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六字观音与二胁侍菩萨是波罗艺术中最常见的组合之一。主尊六字观音，正二手合十于胸前，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莲花，莲蕾上置般若经。其右侧为持宝菩萨，左上手持摩尼宝；左为六字大明母，形象、持物与主尊一样。三尊均戴三叶冠，全跏趺坐姿坐于仰覆莲座上，有卵形头光，主尊另具身光。莲座由主干及两侧分枝分别承托，莲茎饰有卷叶、莲苞及波状卷枝纹，其下长方台座则阴刻卷草与莲花纹。 狮吼观音黄铜错银、红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观音面部呈大眼圆脸之态，五官饱满，眉毛线条硬挺有力，展现出波罗时期造像风格。主尊以轮王坐姿安坐于狮子背上，髻顶嵌饰阿弥陀化佛，肩披仁兽皮，左手撑扶台座，指间生出一株莲花，花茎顶端承托宝剑。身后竖置三叉戟，戟身缠绕一条蛇。这种特定姿态与持物组合的观音，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狮吼观音，狮吼观音被认为具有治愈疾病的功能。 卡萨巴尼观音与二胁侍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卡萨巴尼观音站立在双层莲台之上，其下为方形台座。造像面部五官清晰，发髻高耸，身形挺拔俊美，并佩戴各种珠宝饰物，腰带随着腰臀肌肉的起伏束于脐下，右手结与愿印，左手持一朵盛开的莲花，风格为典型印度波罗样式。其左右有两尊年轻丰满的女神为胁侍，右胁侍为度母，左胁侍为顰眉佛母。 卡萨巴尼观音与四胁侍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主尊观音右手施与愿印，左手结说法印牵莲枝，游戏坐姿。四位眷属分列两旁，右下方立像为度母，手持青莲蕾，度母上方双手合十、转法轮坐姿者为善财童子；左下立姿者为顰眉佛母，颦眉佛母上方是马头明王，也称马头观音，是观音忿怒化身。底座前跪坐饿鬼，是观音救度的对象。根据《成就法鬉》中记述的观音样貌和从神特征，此像应为印度波罗时期较为常见的卡萨巴尼观音像。 智行佛母黄铜12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智行佛母发髻高挽，涂蓝，戴三叶冠，一面三目，微嗔相，大耳环垂肩。右上手持箭，下手施无畏印，左二手分持花枝弓和花枝。戴联珠项链，身体向左微微扭动。下身着裙，裙摆上以錾出细密小点组成的图案作为装饰。全跏跌坐姿，坐于仰覆莲座上。莲座下方正中有罗眼现身，双手各托日月，背负欲界男女相拥像。造像具有晚期波罗风格，且这种坐姿一面四臂的智行佛母多见于印度造像中。 宝冠释迦牟尼佛红铜错银、底座黄铜11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戴五叶宝冠，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衣角立于仰覆莲台莲台之上。佛脸型方圆，双目呈豆英状，宽鼻梁、厚嘴唇，眉间有白毫，下颌凸起，四肢粗壮，呈典型东北印度面相特征。佛螺发涂蓝，颈间项链有错银装饰。佛袈裟薄而贴体，腰间有线形腰带，袈裟尾部刻画出衣褶呈自然下垂状，明显具有东北印度比哈尔邦库尔基哈尔11至12 世纪造像的特点。 波罗艺术波罗王朝(Pala Dynasty,约750-1200年)领土包含今印度比哈尔邦与孟加拉地区，是金刚乘佛教盛行的时代。波罗艺术承续笈多艺术传统，发展出结构严整、装饰繁复的风格。造像多以青铜或黑石为材，人物体态修长匀称，造型夸张，衣纹轻薄贴体，饰物严整对称，表现出高度的线性节奏与形式统一。随着佛教经典与造像经僧侣东传，波罗艺术深刻影响了尼泊尔与西藏地区，成为藏传佛教造像传统的直接源头。波罗艺术不仅代表印度佛教艺术最后的高峰，也构筑了整个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图像体系的基础。 文殊菩萨黄铜17世纪东北印度萨迦寺藏文殊菩萨像的大规模出现，始于波罗王朝，本尊造像体现了印度波罗艺术风格在造像工艺上的成就。文殊菩萨神情燕悲庄严，左手持乌巴拉花，右手垂下施与愿印，游戏坐于圆形莲座上，右脚踏莲花。全身佩饰臂钏、手镯精雕细琢，身后椭圆形背光装饰呈同心圆状，配以上方精致的伞盖和下面双层方台座，显得精致庄严，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风貌。 “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650年左右(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萨迦寺藏佛螺发肉髻，白毫与眼睛错银，面庞丰满，身体健壮，头光已残缺。双手施转法轮印，左手持衣角，全跏跌坐于仰覆莲座上。莲座下承长方形台座，台座四面镂空，正面正中一夜又双手托座，左右各有立姿鹫狮，再外两侧为蹲立二狮，四角各有一立姿菩萨像。台座右侧跪供养人一名，左侧跪供养人两名，背后有繁茂植物纹样，体现出克什米尔风格的影响。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670或671年(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古尔吉特萨迦寺藏此尊释迦牟尼佛与前一尊特征相似，年代相近，不同之处有三点:1.佛全跏跌坐姿，双膝在单层覆莲座之内； 2.四角设柱而不是设守护者形象；3.长方形台座镂空，正面正中为双手托座坐姿夜又像，其左右两侧各有一蹲坐侧身狮子，左右背面正中为莲枝图案，具有明显的克什米尔风格。由台座下沿的前夏拉达字体题记可知，此像的施供者由一个家庭的四代人组成，这是古代勃律造像中极为罕见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黄铜错银、红铜698或699年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白毫与双目虹膜错银，着通肩式袈裟，衣领和下摆有明显的错红铜装饰。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施无畏印，全跏跃坐姿坐于长方形坐垫上，坐垫正面与左右两面均有去地阳纹联珠团花图案。坐垫下承长方形镂空台座，正面正中有垂慢，左右各一卧狮，侧身回头，狮身作支撑柱。座后两柱正中有柄，柄上方有日月形。 释迦牟尼佛黄铜7世纪(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着通肩式袈裟，衣褶细密，左手托钵，右手施与愿印，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颇有印度河上游本土造像的特点。莲座为束腰高台式。莲瓣尖锐，包裹有力。此像具有明显的斯瓦特造像的风格特点。古代印度河上游地区，佛陀常以左手持衣角，右手或施与愿印或无畏印，此尊左手托钵的形象较少，在斯瓦特与克什米尔造像中均可见到，流行于6至7世纪。 释迦牟尼佛黄铜8世纪斯瓦特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着通肩式袈裟，衣物紧贴全身，面庞丰满，白毫处错银，鼻梁粗扁，唇涂红色。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握衣角。全跏趺坐于厚垫之上，垫下为典型的斯瓦特风格双狮垂帘式方形台座，方台边缘饰璎珞，帘下两边各有一蹲狮，坐垫两侧为垂穗装饰。台座下方为仰覆莲瓣，莲瓣饱满，立体感强，莲瓣下方有托底。此像为斯瓦特风格成熟艺术的代表作品。 思惟观音黄铜错银、红铜约625-630年(勃律王朝，600-750年)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萨迦寺藏思惟观音出现于犍陀罗艺术，6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于印度河上游的斯瓦特、克什米尔早期艺术中。菩萨发髻前有小化佛无量光佛，这是观音的标志之一。右手曲臂，手指指向面颊，作思惟状；左手握持莲茎于身侧，挺身游戏坐姿。菩萨白毫与双目虹膜错银，目光凝聚。坐于圆柱形束腰坐具上，坐具下方有单层覆莲座。类似的造像多见于斯瓦特风格中。莲座正面刻划以悉县符号开头的前夏拉达字题记。 释迦牟尼佛黄铜8世纪斯瓦特萨迦寺藏释迦牟尼佛着通肩式袈裟，衣物紧贴全身，面庞丰满，白毫处错银，鼻梁粗扁，唇涂红色。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握衣角。全跏趺坐于厚垫之上，垫下为典型的斯瓦特风格双狮垂帘式方形台座，方台边缘饰璎珞，帘下两边各有一蹲狮，坐垫两侧为垂穗装饰。台座下方为仰覆莲瓣，莲瓣饱满，立体感强，莲瓣下方有托底。此像为斯瓦特风格成熟艺术的代表作品。 观音菩萨黄铜，错银、红铜7世纪斯瓦特萨迦寺藏观音头戴高耸宝冠，发髻高束，发辫施以蓝色。面部扁平，眉梢与眼角上扬，双耳佩戴长条状耳环。上身祖露，佩戴项链、臂钏与手镯，造型简约。斜披圣线，下着长裙，飘带和裙褶皆彰显出柔软质感。左手牵莲茎，右手施与愿印，呈游戏坐姿于台座之上，右足垂下轻踏莲花。此尊造像由黄铜制成，局部错银、红铜，肌肉表现自然，风格古朴，属于7世纪的斯瓦特风格。 佛塔银胎、黄铜胎、嵌松石16世纪西藏萨迦寺藏佛塔起源于印度，主要用于供奉诸佛菩萨、祖师及高僧的遗骨舍利，或安置佛经经典，象征佛之法身，以彰显其功德，并作供养与礼拜之用。此件为藏式佛塔，造型简洁而庄重，体型较小，应为置干佛前案桌之供奉用塔。塔座为四方委角须弥形，呈“工”字形结构。塔座上下两端各錾刻一圈兰礼体梵文，其下部饰双层覆莲莲瓣。两层莲瓣之间錾刻藏文，意为“精通工巧之人南赛扎西” 塔身饱满光洁，塔身正面开欢门形龛，龛内供有银质捶蝶尊胜佛母，龛门嵌有一圈蓝色松石。 胜乐金刚黄铜错银、背光红铜14世纪西藏萨迦寺藏胜乐金刚是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母续最重要的本尊之一。造像四面十二臂二足，右展立姿，眼中嵌银，正二手于胸前交持铃杵，拥抱明妃。次上二手共持象皮，其余右手持鼗鼓、斧、钺刀、三叉戟，其余左手持骷髅杖、嘎巴拉碗、索和四面梵天头，脚下踏二夜叉。明妃左手持嘎巴拉碗，右手上举持钱刀。身后马蹄形背光为火焰纹样式，背光下启仰覆莲座，莲瓣尖窄，台座题记表明此造像为“神匠堪布南喀扎巴造”。 忿怒金刚手黄铜，错红铜14世纪西藏萨迦寺藏金刚手右手上举，施期克印，持杵，左手施威慑印，左展立姿。面有三目，怒目圆睁，发髻及髭须涂橙色，为忿怒尊的特征。发髻前饰两条蛇，蛇身昂起，对称排列。复古式的层叠圆环式手镯及足钏、络腋皆以蛇装饰，暗示其作为龙神之主的身份。此像饱满有力的体态、传神的神态、复古简洁的装饰及造像材质，显示了印度波罗风格对西藏造像的影响，应为西藏14世纪的佳作。 释迦牟尼佛黄铜14世纪西藏萨迦寺藏佛像右手施触地印，左手于胸前托持钵盂，生动再现了佛陀道时降魔开悟、请地神作证的经典瞬间。佛陀面部呈宽圆之态，着袒右肩袈裟，衣物贴体，身躯厚实健壮，腰胸挺技端正，颈部略短，体态沉稳重。其端坐于扁圆形双重仰覆莲座之上，莲瓣造型规整。造像整体风貌与元明之际藏传佛教造像的流行范式高度契合。是这一时期造像的典型例证。 金刚萨埵黄铜14世纪尊金刚萨埵一面二臂，是藏传佛教中该题材最具普遍性的图像范式。其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面部微微向右下方俯视，五官轮廓立体生动。头戴三叶宝冠，两侧缯带线条流畅灵动。造像肩宽胸厚，体态饱满，气度雄浑。你覆式莲台莲瓣宽厚饱满，台座上沿环绕双重细密联珠纹，下沿则饰单重宽大联珠纹，强化了台座的轮廓感与装饰感。 西藏中部萨迦寺藏 婆罗门大黑天布本设色19世纪西藏萨迦寺藏这幅唐卡主尊为萨迦派护法婆罗门大黑天，呈褐色身婆罗门相，三目二臂，游戏坐于莲座上，左手持嘎巴拉碗，怀抱宝瓶、右手持钺刀、怀抱长剑，周身绕火焰纹，身骑异道者。其上方及两侧环列宝帐护法、伏魔金刚手、独髻母、吉祥天母等萨迦派典型护法组合，顶部绘萨迦派多名祖师，底部满绘护法神。唐卡画风属18世纪新勉唐画派，下方青绿山水融合汉地风格。 梵文般若八千颂抄本贝叶棕榈叶墨书彩绘约12世纪孟加拉地区萨迦寺藏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东北印度地区形成佛典多以梵文书写的传统，当地佛教手抄本多用贝叶棕榈叶制作，经页上下以木制护经板加以保护。这一传统工艺促成了梵文佛典在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地区的流行，并传播至更广泛的佛教地区。部分手稿的经页及护经板内侧绘有细密画插图，常以画框形式分布于整部经典之中，题材包括八相成道，八大菩萨或五方佛等。本函贝叶经抄本为印度波罗一那时期佛教消亡之前的遗存。 道果传承祖师色频贡日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萨迦寺藏色顿页日尊者斜面向侧，长发被肩。面容宁静，金刚跏趺坐于树下。双手交又前置于腿上，身披瑜伽士袈裟，色彩与线条流畅细腻。整体构图工整，没色清丽，头后的半透明头光深受喝玛噶赤画派影响。整幅唐卡通过对祖师神态与场景的细腻刻画，传递出色顿贡日作为萨迦派道果法重要祖师的内在精神境界，呈现出宗教神圣性与艺术表现力的高度统一。 色频贡日(Sestonkmng,1029-116) 是萨迦派道果法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上师。《青史》中提到教授帕木竹巴教法的玛姬夏玛曾随色顿责日系统性地学习道果法。色顿页日也被认为是卓弥译师('Bromilosaba,993-1077?)的亲传弟子，其推动道果法从口耳相传转向文本化，其参与整理的《道果金刚句偈》成为萨迦派根本经典。他为萨迦派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教法基础。 印度大成就者: 调伏足、帝洛巴、安达罗巴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中部萨迦寺藏此唐卡应为大成就者系列中的一幅，描绘了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中的三位大成就者:调伏足(Vijayapada)、帝洛巴(Tilopa)和安达罗巴(Antarapa)。背景融合了汉地山水画元素，体现了18世纪的汉藏艺术交流。中央身形最大的大成就者为调伏足，左下方为帝洛巴，右下方为安达罗巴。唐卡下方描绘了萨迦祖师，右手作说法状，左手持经卷，接受弟子礼拜。 密集文殊曼茶罗布本遗色了一万世纪主尊文殊金刚位于画面中央，其形象严格遵循仅轨记载，身色如藏红花。呈寂静相，结跏跌坐。唐卡完整呈现了秘密集会续中文殊金刚19尊曼茶罗诸尊圣像，同时绘有萨迦派高僧形象，兼具宗教仪轨意义与宗派传承价值。艺术风格属钦孜画派，以杨黄蓝色、绿色为主色调，采用大块面铺陈与低饱和度色影相映衬的方式，人物之外的装饰元素克制精简，构图舒是开朗。所有尊像身光均为正间形，我条规整流畅，既凸显尊你的神圣性，又强化画面的对称美感，尽显钦取画派的审美特色。 智行佛母布本正色萨迦寺藏画面中智行佛母为忿怒相，一面三目四臂，上二手持弓与箭，主臂持钩与莲花。背光是熊熊火焰，为身居火中之意。上界正中为萨迦初祖萨钦贡噶宁波，下界左为红色十二臂象异天，右为欲帝明王，与智行佛母合称“大红三尊”。据藏传密教传统，若按智行佛母仅轨修行，可祈求避除祸患、延寿并增长智慧，萨迦派教理体系中尤为重视此一修法及其相关仪轨。 智行佛母，又名“作明佛母”。因其咒中有Kurukuille，所以又名“沽噜沽咧”，梵文名作Kurukuilla。属莲花部，故又被视为无量老佛的化理，身色红，被视为红色度母，具有除障碍的能力，能赐予感患、智慧、财富和祥和的事神，极受萨迦派的推票。 十六罗汉八尊与布袋和尚布本设色18世纪清宫造办处萨迦寺藏此幅唐卡与前幅为一组，画面布局和风格一致。装裱边沿处有织物款识: “江南张德南本机自织”，表明该唐卡装裱用的丝织品产自江南地区，由张德南本人或其织坊采用自家织机织造而成。本幅绘有另外八位罗汉以及布袋和尚。每尊像都配有藏文题记，通过识读藏文并结合人物形象特征可辨识出每尊罗汉的名号。 无我母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萨迦寺藏主尊无我母身蓝色，一面二臂，面有三目，露獠牙，橙色眉发上扬，显忿怒相。右手举钺刀，左手持嘎巴拉碗于身前，左肘骷髅杖，游戏坐于人尸之上，符合无我母的典型图像学特征。此幅唐卡绘画极为精致，细节尽显笔触精细。整体画面主尊占据较大空间，设色较深，遵循了萨迦绘画的尼泊尔传统，主尊四周远景可见对当时西藏流行新勉唐画派风格的吸收。 无我母见于《喜金刚续》(HevajraTantra) 与《桑菩札续》(Samputa Tantra)等，为金刚乘中重要的女性形象，在萨迦、噶举、觉囊等派流行。无我母既可单独作为本尊修持，亦为喜金刚之明妃。作为单独本尊时，常见二臂、四臂等形象，并可作为曼茶罗之主真。根据萨迦派的“道果” 传承体系，无我母为“道果”法门的重要传承者之一。 强钦·热降巴·桑杰贝布本设色18世纪西藏萨迦寺藏画面中央主尊为强钦·热降巴·桑杰贝(14 12-14 85年)，仁布县萨迦派哲域杰擦寺创始人，跏跃坐于岩座之上，林泉环绕，鹿侍其侧，呈现出一种清静意象。右侧供案设净瓶、莲台与狮，寓法力与护法之义。画面上方绘道果传承上师，自卓弥译师、阿瓦都帝巴、伽耶达罗至色卡琼巴等，体现萨迦派法脉谱系。下方绘黑、黄瞻巴拉与财续母，构成典型萨迦派护法组合。 药师佛布本设色明代内地萨迦寺藏药师佛青蓝色身，袒右肩，右手于胸前捧宝瓶，左手施禅定印，身披红色袈裟，全跏趺坐莲花座，莲座下承须弥座，座正中垂帘中央有金黄色十字交杵图案。袈滚起伏飘逸，衣褶张弛有度，背光彩色光束环绕，顶部是巨大的彩色伞盖，盖四周飘带浮动，富于动感。织锦裱边纹饰相互交错，色彩素雅，与画心丰富、浓重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是一幅融合了汉藏艺术元素的内地织绣唐卡。 释迦牟尼佛绡本设色15世纪西藏萨迦寺藏此幅丝质唐卡描绘释迦牟尼佛与两位大弟子。主尊端坐于仰覆莲花台上，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象征降伏魔障与证悟菩提。两侧侍立弟子为智慧第一的舍利子与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下方绘有男女施主像及黄瞻巴拉，象征护法与福德增盛。根据题记可知本幅卡由画师勉拉顿珠绘制，勉拉顿珠署名的唐卡极其罕见，由此可窥见早期勉唐画派的特点。 《般若八千颂》 第pa函纸本墨书元代(1271-1368年) 西藏或内地萨迦寺藏萨迦寺经书墙上佛经抄本以《般若经》为主，有大，中，小三种不同尺寸，在元代，萨迦寺的抄经活动尤力突出，其类似尺寸和厚护经板的抄经数量之多，反映了萨迦寺鼎盛时期对抄经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以及对精工细作的热忱。经书扉页上有藏文偈颂提到: “语狮子法王为保存大娘舅的誓愿， 请一位叫蒋巴达抄写此经。" 根据僧人解读，其中的“语狮子法王”指的是萨迦第五祖八思巴。蒋巴达不见于记戴，但其应当是当时一位优秀的抄经手。

在故宫遇见 西藏萨迦寺

落日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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