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大汉：001中阳里的伙伴

上善若水 陶光葆 水利天下

中阳里的伙伴

汉高祖刘邦出生地为泗水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徐州丰县中阳里街道办事处，位于县城文庙及城东北郊区一带），属秦代基层行政单位“里”，约五十户为一里。刘邦家境属小地主、殷实农户，父亲刘太公（名刘执嘉）务农持家，母亲刘媪（名王含始）生三子一女：刘伯、刘仲、刘季（即刘邦）、刘交。

秦朝末年（约公元前210–前206年），丰邑与沛邑平行，同为郡直辖的“邑”级单位。此时的中阳里是战国延续下来的基层聚落单位，属典型的楚地边缘农耕聚落。

丰邑得名于“丰水”，古丰水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中阳里西侧。当地水网密布，丰水萦绕，林木葱茏，梧桐成荫，低丘缓岗，地势微隆，适合粟、黍、菽种植，亦见野鹿、雉鸡等禽兽出没。中阳里地处乡野，民风剽悍，邻里熟络。

（一）

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刘媪在大泽之陂休息时梦与神遇，雷电晦冥中，其夫太公见“蛟龙於其上”，随后怀孕生刘邦。

这段描写的非常有意思，说刘媪一次在水塘边休息，当时睡着了，做梦与神仙相会。当时天气不好，风云突变，雷电晦冥，刘太公担心妻子，于是前去寻找。当刘太公看见妻子的时候，吓了一跳，发现一条蛟龙附在妻子的身上蠕动。之后刘媪怀孕了，生下一子，是为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明确采用此说，确立刘邦“赤帝子”身份。刘邦出生时左腿有七十二颗黑痣，高鼻龙颜。

“隆准龙颜”与“七十二黑子”是《史记》记载的刘邦标志性形象，但本质是汉初构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修辞，兼具神话渲染、相术包装与数理象征三重功能。它们真实反映了秦汉之际“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需求，而非纯粹的容貌实录。

刘邦七岁时召集孩童，以陶罐模拟军队列阵，指挥“攻防”。这一行为被视为军事天赋的早期萌芽。战国末期尚武风气盛行，儿童游戏常模仿战争（如“骑马打仗”），刘邦的举动符合时代背景，亦暗合其日后善用谋略（如垓下之战调度联军）的特质。他立于陶罐堆高呼“这片河滩，姓刘！”既是孩童霸气的戏言，也被解读为权力意识的觉醒，突显刘邦不甘平凡的童心与野心。

刘邦与发小卢绾不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乡，更是少年同窗。他俩的关系远超普通朋友，是根植于家族、地域与命运巧合的深度绑定。刘邦之父刘太公与卢绾之父卢太公交情深厚，两家“日常往来宛若一家人”。刘邦与卢绾出生之日，里中父老视为吉兆，纷纷携礼庆贺。乡亲们牵羊持酒、奔走相贺，“以为美事”。民间视作“前生有约，今生结义”。少年时，两人一同入读丰县马公书院，师从马维先生，“俱学书，又相爱也”，被称作“穿开裆裤的玩伴”。

这一经历是其早期教育的关键阶段，也为刘邦日后“识字、明理、结交、立志”打下基础。史料虽未留存其课业笔记或考试成绩，但多方记载一致指向：他接受了当时乡里所能提供的系统性启蒙教育，内容涵盖识字、书写、基础典籍及伦理规范。

七岁共读时，刘邦写字歪扭被罚抄书，卢绾主动陪同抄写；刘邦戏弄先生，卢绾主动顶罪，双双罚站至日落；两人在村头老槐树下“折柳枝为香、对枯树磕头拜把子”，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人自幼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但二人性格迥异——刘邦是乱世枭雄，卢绾则是忠厚依附型人物。这种互补又不对等的性格组合，既成就了卢绾的极致荣宠，也埋下了悲剧伏笔。

今日江苏丰县仍存“马公书院”遗址，相传为刘邦与卢绾跟随马维先生读书之处，后世视其为二人少年向学的象征。

刘邦家境优渥（祖父为楚国丰邑令），得以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他“尊师向学，读书识字”，言行符合家庭与社会规范，被期待通过读书入仕。这一阶段其性格中叛逆因子尚未显露，堪称“模范少年”。

少年刘邦在封闭的丰邑乡里社会中生活安定，“其乐融融”。他不仅勤学，且重视亲情友情，被描述为“亲情友爱，为父母所喜爱、为乡里所称誉嘉奖”。这种形象与其成年后“浪荡游侠”的转变形成鲜明对比。

战国末期乡镇教育资源有限，刘邦因家庭富裕得以读书识字，其“读写会算”的能力为日后入仕打下基础。

乡民因其向学与友爱，两度大规模庆贺（出生时与读书时），反映出社会对其“模范”身份的认可。

刘太公希望刘邦通过乡里推荐和官府选拔成为小吏，认为他具备“家境富裕”和“品德优良”两大条件。

尽管早年模范，但刘邦天性中的叛逆因子在成年后爆发（十七岁后）。他由“尊师向学”转为蔑视儒生（如当众解儒冠撒尿），这一转变被学者推测与少年时“家庭和社会压抑”相关，尤其是可能存在的严格管教。

（二）

十七岁后，刘邦步入青年时代。他拒学厌农，喜结朋党，常赊酒斗鸡，不愿读书，也不愿务农，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太公无奈，只得由他。所谓“无赖”，实为秦汉语境中对不拘小节、不守农本规范的豪侠式青年的称呼，并非贬义，反含对其胆识与号召力的默许。

刘邦早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远不如二哥刘仲（又名刘喜）勤勉治产。刘仲是家中顶梁柱，大哥刘伯早逝后，他承担起养家重任，“成天努力干活，想尽办法增加收入置办产业”，使全家基本“衣食无忧”，甚至能供刘邦游荡、刘交游学。而长嫂在刘伯去世后寡居持家，独自抚养儿子刘信，生活拮据。

此时的刘邦却频繁带“狐朋狗友”上门白吃白喝，“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宾客”并非正式门客，而是卢绾、樊哙等早年追随他的乡里伙伴。一次，嫂子忍无可忍，当众“详为羹尽，栎釜”——假装羹已吃完，用勺子猛刮铁锅发出刺耳声，意在逐客。宾客识趣散去，刘邦却偷偷掀锅盖，发现“釜中尚有羹”，顿觉羞辱。此事被他深埋心底，直至登基称帝后仍未释怀。

长嫂厌其“带狐朋狗友蹭饭”，刮锅佯装羹尽，招致刘邦记恨。后来，侄子刘信被封“羹颉侯”，以此羞辱长嫂。当时，在太上皇刘太公多次说情下，才勉强封其为“羹颉侯”，封号直指当年刮锅旧事，“羹颉”即“刮锅”之音，连封地舒城亦被称“羹颉城”，终身烙印。

长嫂刮锅并非单纯小气——秦汉时期寡妇持家极难，米缸见底，还要防外人议论“叔嫂共处”，其行为实为生存理性下的无奈之举。而刘仲的勤勉，则是传统农耕社会中“孝悌持家”的典范，契合刘邦称帝后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理念。

（三）

刘邦喜好结交豪杰，早年即显领袖气质。入仕前，他已是乡里游侠，云游结友、重诺轻财——这恰为其日后聚拢樊哙、卢绾、夏侯婴等草根豪杰奠定人格基础。

刘邦成年后因私放刑徒、避官府追捕而东躲西藏，“刘邦因吃了官司，整天东躲西藏的”，卢绾“不怕受牵连，不仅给他送吃食，而且还经常跟着他四处奔走”；刘邦亡命芒砀山时，卢绾“毫不犹豫地追随左右”，成为最早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段“钻山洞、睡破庙、确保刘邦不挨饿、不孤身面对黑暗”的经历，是二人信任关系的实战淬炼。

刘邦称帝后，卢绾获空前恩宠：“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连萧何、曹参见他都要“以礼相待”。史载“刘邦当上汉王的时候，身边能随便进他卧室的，也就卢绾一个”，这种私人空间的完全开放，在君臣关系中绝无仅有。

刘邦与樊哙同乡，年龄相仿、家境相近。刘邦游手好闲，却豪爽重义；樊哙则是市井屠狗者，身高八尺、孔武有力，靠卖狗肉养家糊口。两人还曾“一起逃匿于芒砀山中”，早年关系已极为密切。

樊哙在沛县河西设摊卖狗肉，刀法精准，肉香远播。刘邦常去“白吃”，美其名曰“赊账”，实则“常赊不还”。樊哙本小利薄，不堪其扰，又“不好意思计较”，但生意难以为继，被迫两次搬家——从河西迁至河东，再躲到夏阳镇。

刘邦闻不到狗肉香，急得“口水直淌”，竟跳上老鼋背渡河寻人。樊哙无奈，反将老鼋宰杀煮进狗肉——结果“狗肉更鲜”，生意爆满，刘邦吃得更欢。

后来，刘邦当亭长，以“脾气躁”为由没收樊哙的刀，逼他改用手撕狗肉，此法竟成樊家后世传统。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藏身芒砀山聚众，樊哙是第一个闻讯奔赴、当场投效的旧友。司马迁《史记》明确记载：“以屠狗为事……从高祖起丰沛”。

周勃是吹鼓手（丧礼乐工），地位卑微，与刘邦是同邑人，因“不善言辞但多才多艺、弓马娴熟”被刘邦接纳；夏侯婴是县衙车夫（“政府专用司机”），后来因“每次经过泗水亭都找刘邦聊天”，“越聊越志同道合，视为知己”；萧何是沛县主吏掾（主管人事考核的文吏），他并非中阳里人，但因刘邦“识字、见识广博”而赏识其潜力，后来主动举荐其任泗水亭长；曹参是沛县狱掾（典狱官），与萧何同为县吏，后来参与劝说县令迎刘邦回沛，与萧何共推刘邦为沛公。

（四）

中阳里是刘邦社交网络的“原点”，但严格意义上的“中阳里籍贯者”仅明确记载卢绾、刘邦本人及可能的周勃（丰县凤城镇周庙村人），樊哙、夏侯婴、萧何、曹参虽常被归为“沛县集团”，但活动范围覆盖丰、沛交界，且与刘邦在中阳里—沛县一线长期互动，构成不可分割的早期共同体。

刘邦在中阳里的交友逻辑并非随机，而是围绕“血缘邻近性（卢绾）、技能实用性（樊哙勇、夏侯婴熟路、周勃能战）、行政互补性（萧何、曹参掌文书与司法）”三大维度自然成型。这些伙伴后来成为汉帝国开国柱石——卢绾代表宗族纽带，樊哙/周勃/夏侯婴构成军事骨干，萧何/曹参奠定制度根基。他们从“中阳里混混”到“开国元勋”的跃迁，本质是乱世中底层精英通过实践淬炼出的能力爆发。

刘邦的中阳里伙伴并非天生将才，而是在“现实战场+顶级谋士导师（张良、韩信）+刘邦知人善任”三重催化下，将底层经验、潜在素质与实战机会充分转化，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

刘邦的这些伙伴既无显赫家世，也无军事教育背景，却在秦末乱世中迅速蜕变为汉初开国名将——这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正如史料所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刘邦正是那个把屠夫、车夫、吹鼓手推上统帅位的终极伯乐。

中阳里并非静态地理坐标，而是随行政建制、水患迁徙、文化重构不断演化的“记忆空间”：它起源于秦汉丰邑城内的真实居住单元，经五代政治借用、明清方志层累、当代行政复活，最终形成“古今中阳里一脉相承”的官方叙事。其变迁本质是历史事实、地方情感与治理需求三重逻辑交织的结果。

中阳里的伙伴，既是刘邦时代以血缘、地缘、业缘结成的创业天团、铁军，也是今天基层社区中由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共同组成的共建力量。当代“中阳里伙伴”已从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同盟，转变为以服务、互助、成长为目标的社区共同体。二者虽时空迥异，但共享“同里共生、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需注意的是，历史伙伴多具明确文献记载（如《史记》），而当代伙伴则体现于地方政务报道与社区实践，两者性质不同，不可简单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