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爷，我想你了！

李晓豫

　　外爷走了快三十年了。

我一直想写写他，可每次提起笔，又放下。有些人的样子在脑子里刻得太深，反倒不知从哪儿开头。三十年，即便是家门的石阶都被时光磨平了，可外爷那模样，一闭眼，还清清楚楚地站在跟前。

　　外爷官名叫刘志忠，大宁县古乡村的人，是本地望族刘氏的后人。这名字取得好——志忠，一生忠厚，一世赤诚，心有志，行有忠。人如其名。我记忆里的他，走路带着风，一脸硬邦邦的络腮胡，眼睛又大又亮，说话干脆，干事利落，从来不拖泥带水。那精气神，浑身上下往外冒。

说起外爷这一辈子，得先从那个家说起。早先家里穷，九口人挤在坪底院一孔小石窑里。那窑窄得转个身都费劲，晚上睡觉，一条火炕挤得满满当当，翻个身都难。外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没等着谁来帮忙，带着一家人，趁着农闲，披星戴月，一镢头一镐子，硬是在村子半山腰上，堑出四孔土窑来。

那会儿没机械，没帮手，全靠一双手。石头硬，镐头下去火星子直冒，手上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茧上再磨出新血泡。一撅一撅的剜，一笼一笼的担，硬是把一家人从窄小的小石窑，搬进了敞亮的土窑。日子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

外爷是庄稼汉，也是生产队的带头人。当年古乡生产队，在他手里过得比别处都红火。社员们不缺吃，不缺穿，人人心里踏实。村里人还编了顺口溜传唱：“刘队长领导的好，七窑石灰八窑砖，三十亩西瓜不下川。”石灰烧得白，砖块码得齐，西瓜种得甜。他从不让队里的东西白白糟蹋，更不让乡亲们受委屈。重活累活，他冲在最前头；有苦有难，他自己先扛着。一窑窑石灰、一垛垛砖块顺着山路运出去，支援了县城建设。他那胸前的劳动模范奖状，是用汗水和力气换来的，实打实，不含一点水分。

外爷手巧，爱琢磨。在外乡干活时，一有空就跟当地农友请教务树的技艺，回家后一边学一边干，慢慢摸索出一身本事。他在坡上试种了一大片果园，大桃、蟠桃、苹果、巴梨、苹果梨、玉皇、金梨，还有早熟的端午杏、甜核大杏，品种多得数不清。修剪、嫁接、育苗，他样样精通，满坡的果树被他打理得枝繁叶茂，年年花果飘香。

他务置地更是一把好手，几亩地被他拾掇的利利洒洒。种的西瓜、甜瓜、红薯、南瓜，在县城集上更是出了名的抢手货。几乎集集必到，城里的家户都认准了外爷家的东西，张口就说“古乡家的东西就是好”。一挑进城，转眼就被抢光。起初是外爷和舅舅挑着担子徒步进城，后来昕义大桥建成，家里添了小平车，一次能拉得多些，路也好走些，家里的日子，就这样一点点殷实起来。

外爷这一辈子是奋斗的一辈子，回想起来，他就没真正停下过脚，活计就没离过手。早些年，大炼钢铁的号角一吹，水头镇（如今的交口县）成了土法炼铁的基地，上万农民、干部、学生齐上阵，外爷也是其中一个。土炉烧得通红，铁锹抡得飞快，他跟着大伙日夜苦战，烟熏火燎，从不说一个累字。

后来兴修水利，隰县上庄水库动工，他又扛着铺盖去了工地。那会儿没有大型机械，筑坝全靠人海战术，水中填土法在国内外都无先例可寻，全凭一股子狠劲硬干。最累的一次，他和十个工友，徒步从太原往工地担雷管。一路几百里，山高路远，风餐露宿，不敢有半点疏忽，硬是把那些危险的火工品平平安安担到了水库工地。担担子出了名，大伙纷纷竖起大拇指，叫他“硬汉”。

再后来，扩修大宁到吉县的公路，他二话不说，又跟着民工队伍出发了。我后来才晓得，那条路修得有多难。住的是废弃的张口的破土窑，四面漏风，冷得刺骨。冬天夜里，风从窑口往里灌，吹在脸上像刀子刮。几个人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还是冻得直打哆嗦。吃的是冻成冰蛋的窝窝，硬得咬不动，得放在怀里焐半天，才能啃下一口。喝的是山泉水，凉得透心，一碗下去，从嘴里凉到肚子里。

公路越修越远，从住地到工地也越来越远，上坡十里，下坡七八里，每天来回奔波。放炮开山时，石头满天飞，躲炮要跑出二里地，稍不留神就有危险。外爷就在那样的工地上，扛石头、打炮眼、推平车，凭着一把铁锹、一根扁担、一双铁肩膀，硬生生在义亭川里凿出了大宁出县的大路。他还去过吉县小船窝修路。哪里需要人，他就往哪里去，队里一抽民工，他不像别人躲着不去，从来就没有推辞过。

那些年，外爷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哪儿有活，就往哪儿去。他以为身子是铁打的，扛得住。可他忘了，铁也有磨薄的时候。长年累月的苦熬重干，病痛日积月累，把那个曾经魁梧高大的外爷，一点点拖垮了。

起初只是咳嗽，他不在意，说庄稼人谁还不咳几声。后来咳得越来越凶，喘得越来越重，他才觉出不对劲。可他还是不肯歇着，队里的事放不下，家里的活撂不开，果园还得照护，瓜果还得去卖。他是条硬汉子，纵是久病缠身，也不肯低头服软。可身子终究是撑不住了，他主动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像一头耕了一辈子田的老牛，卸下重担，却依旧放不下这片土地。

常常一个人坐在院畔，静静地望着他的果树，望着他的田地。风吹过枝叶，沙沙作响，他的眼睛依旧明亮，依旧藏着不肯弯折的刚毅。即便气喘得越来越重，他也不肯安安稳稳歇下来，总是拄着锄头，一步一喘，在院里、在田头慢慢劳作。

腰弯了，背驼了。当年走路带风的汉子，如今每走一步，胸口都像拉风箱一样，呼呼地喘着粗气，咳得弯下腰，半天直不起来。可就算这样，他也从没在儿女面前喊过一声苦，没抱怨过一句命。他的手，布满老茧，粗糙得像老树皮；他的脸，刻满皱纹，写满了岁月的风霜。那一身硬骨头，从年轻到老，从来没服过软。

我总记得，他喘着气坐在院畔的样子。不说话，只是望着树，望着田，望着远处的山。眼神沉静又刚毅，像在想着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他在想什么。现在想想，他大概是在看自己这一辈子吧——看那些年扛过的石头，走过的山路；看这满坡的果树，一茬一茬开花结果；看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他这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把力气献给了生产队，把汗水洒在了水库、公路、铁厂。用双手刨出了土窑，种出了满园果香。把一家人的日子从穷困拉扯到殷实，把安稳留给了儿女，把病痛和疲惫，全都自己扛了下来。

按说这个年纪，儿女都成了家，该坐下来享享清福了。可他没那福分——一辈子的苦累把身子压垮了，严重的肺气肿，是早年在山里、在工地上，一口灰一口汗，硬生生挣下的病根。

那年冬天，外爷走了。走的时候，气喘得说不出话来。他躺在炕上，眼睛还望着窗外，望着那片他侍弄了一辈子的果园。树枝光秃秃的，在寒风里晃。我站在炕边，看着他。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往常坐在院畔时一样，沉静又刚毅。然后，他闭上了眼。那年，他六十虚岁。

如今，水库还在蓄水，浇灌着黄土川的粮田。209国道的公路平坦通畅，车来车往。县城的集市依旧热闹，当年抢着买他瓜果的人家，早已搬了新居。半山腰的土窑塌了，果园里的果树早已撂荒。再也没有人，挑着担子、拉着平车，吆喝着进城卖果了。再也没有人，拄着锄头，喘着粗气，默默守在田边树下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过年了。那天我一个人去了半山腰。院落还在，山坡的石结路还在，外爷歇息的那块石头还在。我坐在那儿，望着曾经那片果园。老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风吹过来，干枯的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轻轻说话。

我坐了很久。忽然想起小时候过年，外爷从集上回来，筐里装着年画、鞭炮、还有给我的一包糖。他把糖塞进我手里，大手冰凉粗糙，糖却是热的。他说：“过年了，吃块甜的。”那糖我舍不得吃，攥在手心，攥化了，粘在手上，粘糊糊的。

那年清明，我去上坟。山坡上的果树正开花，白的粉的，热热闹闹。风吹过来，花瓣落在坟头上。我蹲在那儿，烧着纸钱，眼泪禁不住的流。想着小时候，外爷带我去赶集。他挑着担子，我跟在后面，走几步，回头看看我，说：“跟紧，别丢了。”

山路弯弯，他走得稳稳当当。担子一颤一颤的，筐里的瓜果也跟着晃。太阳晒着，他的背影又高又大。我喊了一声：“外爷，等等我。”他没回头。我跪在那儿，纸灰飞起来，落了一身。

外爷，您在那边，该不用再扛重活了，不用再喘着气走路了。您一辈子苦干实干，一辈子为家、为人、为生活拼尽全力，该歇歇了。可我还想再跟在您身后，走一走那条山路。想替您挑起担子。想您回头再跟我说：“跟紧，别丢了。”

外爷，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