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淳斋行文讹词矫正》

何文雍

何玉珠 民国十八年（己巳）撰于新袁庐江堂

第一章 总叙：文之大本与讹弊之源

夫文者，载道之器，明理之枢，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由来，肇自苍颉，沮诵诵法，鸟迹代绳，文字兴而大道著，简策立而彝伦叙。自《尚书》肇典谟之体，《春秋》立褒贬之例，《诗》正风雅之音，《礼》定尊卑之序，《乐》和性情之正，五经为文之渊薮，诸子为文之支流，历汉魏六朝，迄唐宋明清，代有作者，体式虽殊，宗趣不二，皆以明道为心，以立诚为本，以雅洁为尚，以典则为归。故扬子云曰：“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韩退之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文之大本，在于存真、守正、体道、合义，舍此四者，皆为讹弊。

逮乎晚清，海禁大开，西学东渐，士大夫喜新厌旧，轻弃故常，始则参用西词，继则蔑弃文言，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狂飙骤起，雷霆震荡，倡“文学革命”，主“废除汉字”，斥文言为“死文字”，目儒术为“吃人礼教”，一时之间，群盲影从，举世风靡。青年学子，未窥经史之藩，未明训诂之旨，辄以白话为万能，以俚语为新奇，以妄改为通达，以蔑古为开通。于是行文讹误，层见叠出：或训诂乖方，误解经典；或用字舛互，窜易形声；或典故错用，颠倒本末；或文白杂糅，不伦不类；或西词直译，淆乱国语；或俚语入文，鄙俚不经。此风既长，流弊日深，上则淆乱学术，下则坏人心术，文运之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余尝泛览周秦故书，遍校汉魏旧典，考文字之流变，究行文之法度，知古之立文，必有准绳：一字之训，必宗《说文》《尔雅》；一句之法，必准《左》《国》《史》《汉》；一典之用，必稽诸子百家；一义之申，必合圣贤微旨。故《说文》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文字不正，则经艺不明；经艺不明，则王政不立；王政不立，则天下大乱。今之讹词，非独文字之失，乃道统之失，文统之失，心术之失也。

今之行文讹弊，其源有六：一曰蔑古，谓圣贤之书不足法，故训之旨不足遵，率尔改易，妄生穿凿；二曰骛新，以西词俚语为新奇，以白话鄙言为通俗，弃雅从俗，舍本逐末；三曰不学，未通小学，未明训诂，未谙典故，凭臆妄作，动成纰缪；四曰苟简，行文潦草，用字轻率，不究形声，不辨义训，以讹传讹，积非成是；五曰杂糅，文白不分，中西不辨，俚语雅言，错杂并用，如衣锦绣而被毡裘，如奏雅乐而杂俚曲；六曰妄改，轻改古书，妄易旧文，以今律古，以浅测深，使先哲微言，晦而不明，圣贤大典，残而不备。此六源者，互为表里，相因而生，遂使行文讹词，充斥简编，流布坊间，贻误后学，可胜叹哉！

夫矫正讹词，必先正本清源。本者何？文字之本原，行文之法度，圣贤之遗训，经史之典则也。源者何？小学之训诂，声韵之部居，典故之出处，文体之规矩也。《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者，正文字之名，正行文之名也。《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矫正讹词，亦当循此五者：博学以广其识，审问以穷其理，慎思以析其微，明辨以正其误，笃行以守其法。

今之学者，动曰“文言难通，白话易行”，殊不知白话之兴，非自今日，古之乐府、歌谣、语录、话本，皆白话之滥觞，然未尝废文言，未尝乱典则。《世说新语》简隽，《梦溪笔谈》平实，皆文质彬彬，雅俗共赏，未闻以俚语淆雅言，以妄改乱旧章也。西学之入，固可资借鉴，然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张之洞所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今之文士，弃中学之根柢，逐西学之皮毛，以字母代形声，以译语代故训，甚至“德先生”“赛先生”，充斥文辞，“普罗”“布尔乔亚”，滥觞简册，使中国之文，非中非西，不古不今，文之丧亡，可立而待也。

余观汉之董生、扬雄，唐之韩、柳，宋之欧、苏，皆博通经史，精研小学，故其文辞雅洁，义理精深，垂之千古，不刊之论。今之学者，读书未破万卷，识字未究形声，辄欲凌驾古人，诋斥先儒，其亦不量之甚矣！《礼记·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未有不识字而能行文，不训诂而能明道者也。

行文讹词之害，小则贻误一人，大则淆乱天下。一字之误，或乖经义；一句之谬，或悖典章；一篇之讹，或坏文统。故刘向校书，必辨异同；郑康成注经，必正讹谬；颜之推《家训》，专设《书证》《音辞》之篇；顾亭林《日知录》，深究文字声韵之旨。古之大儒，未尝以文字为小技，未尝以训诂为末务，盖知文字者，文之基也，道之舆也，国之魂也。

今兹第一章，总叙文之大本，析讹弊之根源，明矫正之要义，立行文之准绳。自第二章以下，分条析理，博稽载籍，详辨讹词：或辨形声之舛，或正训诂之误，或析典故之错，或厘文白之杂，或纠西词之滥，或戒俚语之鄙，或正妄改之非，或明体裁之制，或定行文之法。凡九章，章各有旨，旨各有归，非敢云尽善，冀以补偏救弊，存我中华文化于不坠耳。

《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此文运衰微之日，讹词横行之时，余以一介儒生，守此残编，抱此遗志，虽力微任重，不敢告劳。愿天下文士，共挽狂澜，共扶文统，正文字以明道，矫讹词以立诚，使我中华文运，复归于淳，复归于正，复归于雅，则斯文之幸，天下之幸也。

第二章 形声舛误：文字之本原与点画之厘正

盖文字之生，肇于苍颉，本乎天地自然之理，合乎人情物理之宜，象形、指事以立其体，会意、形声以广其用，转注、假借以通其变，此六书之旨，万古不易之经也。《说文解字·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三代以降，篆隶递变，楷行迭兴，字形屡迁而本义不泯，点画屡改而声符犹存。古之学者，必先通小学，明六书，辨形声，识音训，而后可以读经，可以治史，可以行文。未有形声不辨、音训不明，而能下笔不苟、辞章典雅者也。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世风轻古，士心骛新，废篆籀而轻隶楷，弃《说文》而鄙《尔雅》，青年学子，未尝识偏旁之旨，未尝究声符之义，以简体为便，以俗写为通，以讹传讹，积非成是。于是行文之间，形声舛误，触目皆是：或偏旁互易，或点画乖违，或声符错写，或形旁妄更，或同音而乱字，或近形而混文。一字之讹，音义俱失；一句之误，文义全乖。此非独文字之失，实乃文化之衰，国粹之坠，不可不深辨而力矫之也。

夫形声之字，居汉字十之八九，左形右声、上形下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各有定规，不容稍紊。形旁以定其类，声旁以定其音，类明则义显，音正则字通。如“江”“河”二字，水为形旁，以定其水类；“工”“可”为声旁，以定其音读。如“松”“柏”二字，木为形旁，以定其木类；“公”“白”为声旁，以定其音读。形旁不滥，则物类不紊；声旁不讹，则音读不差。此乃古人制字之精意，垂宪万世，不可改易。

今之行文，形声舛误，其弊有五：一曰形旁妄易，以非类之旁加于本字，使物类混淆，义训乖离；二曰声旁错写，以近音之字易其声符，使音读讹变，本义湮没；三曰形近相乱，因点画略同而互用，使形虽近而义悬殊；四曰同音互讹，因音读相近而混用，使音虽同而字迥别；五曰俗体乱真，以坊间简体、市井俗书代替正字，使古体消亡，正字废弃。五弊交作，文辞芜杂，典籍淆乱，后生小子，目迷五色，口习讹音，欲求文辞之雅正，不亦难乎？

先言形旁妄易之弊。古之制字，形旁所以区分类别，草木必从草从木，鸟兽必从犬从鸟，水居必从水从宀，金玉必从金从玉，丝帛必从糸从巾，饮食必从食从米，各有攸归，不容僭越。今之文士，不究类例，妄加偏旁，或草木互混，或水火相易，或犬鸟无别，或金玉不分。如以“桃”作“挑”，以“李”作“里”，以“梅”作“枚”，草木之旁，误为手木之旁；以“江”作“冮”，以“河”作“何”，以“湖”作“胡”，水形之旁，弃而不用；以“狼”作“郎”，以“雀”作“鹊”，鸟兽之旁，任意删改；以“锦”作“金”，以“珠”作“朱”，金玉之旁，轻于改易。《尔雅·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区分类别，厘然不紊，今乃一扫而空，使万物失其类，文字失其宗，可胜叹哉！

更有甚者，以“心”旁易“言”旁，以“手”旁易“足”旁，以“日”旁易“月”旁，以“山”旁易“石”旁，颠倒错乱，不可究诘。如“情”从心，青声，乃心之所发，今或作“请”，从言，误为言语之事；“行”从彳，象人行，今或作“形”，从彡，误为形象之谓；“明”从日月，以示光明，今或作“眀”，从目，误为目见之明。一字形旁之误，其义迥然相异，行文用之，非但贻笑方家，亦且贻误后学。《说文》云：“旁有橐它，可明类例。”类例不明，则文字无统纪，无统纪则文辞无准绳，此形旁妄易之大害也。

次言声旁错写之弊。形声之字，声旁主音，亦兼主义，古人制字，声近义通，音同义近，故声旁不独记音，亦以明义。如“戋”声之字，多有小义：浅为水小，贱为价小，笺为纸小，盏为器小，皆从戋声而兼其义。如“青”声之字，多有明义：清为水清，晴为日明，精为米精，情为心明，皆从青声而兼其义。今之学者，不究声旁之义，唯务简便，任意改写，使声符讹变，音义两失。如“聞”从耳，門声，今作“闻”，门声尚存，而俗写竟作“问”，声旁全非；“國”从囗，或声，今作“国”，或易为王，声义俱失；“寧”从宀，寍声，今作“宁”，声旁简化，古义全泯。

更有同音异声之字，贸然互代：以“才”代“材”，以“代”代“待”，以“反”代“返”，以“公”代“功”。声旁一误，音读随之讹变，音读既变，本义随之消亡。古之韵书，《切韵》《广韵》《集韵》，辨析毫厘，今乃弃之不顾，以市井之音为正音，以讹变之字为正字，使声韵之学，扫地无余。刘勰《文心雕龙·练字》曰：“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声韵不协，字形不正，文辞虽多，终为芜累，此声旁错写之大害也。

三曰形近相乱之弊。汉字点画，结构森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士”与“土”，上横长为士，下横长为土；如“曰”与“日”，开口为曰，合口为日；如“己”“已”“巳”，全开为己，半开为已，全合为巳；如“戊”“戌”“戍”，中空为戊，中横为戌，中撇为戍。点画之间，辨析至严，不容稍混。今之行文，此类讹误，比比皆是：以“士”作“土”，以“曰”作“日”，以“己”代“已”，以“戍”代“戌”，甚至“天”与“夭”、“文”与“丈”、“头”与“实”、“是”与“足”，任意混用，不加辨别。

昔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记当时文字之讹，深以为戒；顾炎武《日知录·形讹》详考经典舛误，力正其非。古之大儒，于一字点画之微，未尝轻忽，盖以点画者，文字之筋骨，经籍之钤键也。点画不正，则筋骨不立；筋骨不立，则文字不明；文字不明，则经籍不通。今之学者，视点画为细故，轻于改易，乐于简化，使汉字结构之美，荡然无存，古圣制字之精意，湮没不彰，此形近相乱之大害也。

四曰同音互讹之弊。汉字之中，同音异字者至多，音同义殊者极众，古人行文，谨于用字，虽音读相同，必择本字，不用假借。如“后”与“後”，后为君后，後为先后，音同而义异，不容混用；如“才”与“材”，才为才能，材为材木，音同而用别，不容互代；如“章”与“彰”，章为篇章，彰为彰显，音同而义殊，不容淆乱；如“权”与“全”，权为权衡，全为完备，音同而旨别，不容混淆。

自白话盛行，假借滥行，不问本义，不究字源，唯音是从，同音之字，随手乱写。以“後”作“后”，以“裡”作“里”，以“髮”作“发”，以“鬥”作“斗”，本字既废，假借横行，使文义晦涩，读者茫然。《礼记·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文字之理，在于密察区别，今乃混而同之，略而不辨，使行文失其精严，辞章失其典雅，此同音互讹之大害也。

五曰俗体乱真之弊。古之文字，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皆有递变之迹，非率尔为之。坊间俗体、市井简体，多出于胥吏之潦草、市井之简便，非古之正体。如“禮”作“礼”，“義”作“义”，“學”作“学”，“體”作“体”，皆为俗写，非《说文》之正字。五四以来，倡简体，废正字，以俗为雅，以讹为正，使青年学子，唯识俗体，不识正字；唯知简化，不知本原。

观夫孔壁古文、汲冢竹书、石鼓铭文、泰山刻石，皆古圣先贤之遗墨，文字正体之渊薮。汉之碑刻，唐之法书，点画谨严，结构完美，为后世文字之准则。今乃弃之如敝屣，逐俗如刍狗，使数千年文字之精华，毁于一旦。许慎《说文解字》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文字不正，经艺何存？经艺不存，王政何寄？此俗体乱真之大害也。

以上五弊，皆形声舛误之由，行文讹词之本。欲正行文，必先正文字；欲正文字，必先正形声；欲正形声，必先明六书、通小学、稽《说文》、究音训。古之学者，自童蒙之日，即习六书，诵《说文》，辨偏旁，识声韵，故下笔无讹，行文有法。汉之许慎，穷毕生之力，作《说文解字》，以正文字；唐之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以音训匡谬；宋之朱熹，重定《大学》《中庸》章句，以文字明道；清之段玉裁、王念孙，精研小学，以训诂通经。大儒先哲，无不以文字形声为第一要务，盖知文字为文辞之基，文辞为载道之器也。

今之矫正形声讹误，其要有四：一曰必宗《说文》，以小篆为宗，以六书为法，明形旁声旁之旨，识制字本义之原；二曰必遵正体，不用俗体，不写讹字，点画不苟，偏旁不滥，一以《康熙字典》为归；三曰必辨音义，同音者辨其义，形近者别其形，毋以音近而混用，毋以形近而互讹；四曰必习小学，童蒙必先识字，士子必先通训诂，使文字之学，复明于天下，庶几行文讹弊，可以渐除。

《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文字形声之则，具在六书，具在《说文》，具在古贤之遗训，非有他术也。世之学者，若能捐弃俗见，屏除妄念，沉心于小学，潜心于形声，辨一点一画之非，正一偏旁一声之误，则文字可正，文辞可雅，国粹可存，大道可明。若仍执迷不悟，苟简自恣，以俗为美，以讹为通，则数千年文字之统，将自此斩；数千年文化之基，将自此倾。斯文之丧，可立而待也。

夫文字者，民族之魂，文化之根，圣贤之道之所寄也。形声者，文字之骨，文辞之脉，典籍之实之所凭也。骨不立则身不存，脉不通则文不行。余为此章，详辨形声之舛误，力正行文之讹词，非好为苛论，实欲保我文字之真，存我文化之脉，使后之学者，知文字不可轻，形声不可乱，点画不可苟，庶几不负古圣制字之心，不负先贤传道之旨。

苟天下之士，皆重文字，皆正形声，皆遵正体，皆明本义，则行文之讹弊自消，文辞之雅正自复，文运之复兴，可计日而待也。余虽不敏，愿执简以从，守此正字，至死不渝。

第三章 训诂乖方：古义之湮没与文义之厘定

训诂之学，为文字之钥、经义之梯、行文之矩也。《尔雅》为训诂之祖，《说文》乃字学之宗，上以通圣贤之微言，下以释典籍之奥义，前以明古今之异语，后以正文字之音读。训诂明而后六经可读，六经可解而后文义可通，文义可通而后行文可正。古之学者，未有不精训诂、究音义，而能下笔成章、辞理俱当者也。

盖语言文字，代有递变，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古之所谓雅言者，今或以为僻；古之所谓常语者，今或以为奇。非训诂无以通其变，非故训无以明其原。是以汉有毛、郑之传注，唐有孔、贾之正义，宋有程、朱之集注，清有顾、段、钱、王之精研，皆以训诂为门户，以故训为准绳，使千载之下，犹可窥古人之心迹，明经典之旨归。训诂之于文事，譬犹规矩之于方圆，准绳之于平直，不可一日废也。

自五四新说既兴，学者轻弃旧籍，鄙弃故训，束《尔雅》《说文》而不观，掷注疏笺解而不视，目训诂为支离，视故训为陈腐。为文之士，不究字义之源，不考文辞之始，望文生义，凭臆解经，以今律古，以浅测深，遂使训诂乖方，文义舛谬，经典蒙尘，文辞失据。其弊也，或曲解古义，妄立新说；或窜改旧文，强词夺理；或混同字义，漫不加察；或割裂文句，断章取义；或袭用西词，附会异说。讹谬相仍，歧路百出，行文之失，莫大于训诂之不明；文辞之病，莫深于故训之不守。此余所以三致意焉。

夫训诂之要，首在明古义，次在辨字义，次在通假借，次在审辞气，四者阙一，则训诂必乖，文义必谬。今之学者，于此四者，懵然罔觉，率尔操觚，故讹误层出，不可究诘。余不敏，博稽旧典，详参故训，摘其乖谬之大者，逐条厘正，以告当世之文士。

一曰望文生义，曲解古义。古字古义，有其本原，有其递变，非可以今日字面之常义，强解古人之文也。如“走”字，古义为“奔”，今之“走”乃古之“行”，《尔雅》：“行，徏也。奔，走也。”《论语·微子》：“孔子趋而进”，趋者，疾行也；“走而不趋”，走者，疾奔也。今人为文，以古之“走”作今之漫步，失之远矣。又如“兵”字，古义为“兵器”，引申为“兵士”，《说文》：“兵，械也。”《左传》“缮甲兵”，谓整治兵器也。今之文士，以古之“兵”专指士卒，昧其本义矣。又如“牺牲”，古义为祭祀用之纯色牛羊，《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今乃以之为捐弃生命，古义全失。若此之类，触目皆是，以今人之浅见，测古人之深心，其不谬者鲜矣。

古人用字，有本义，有引申义，有假借义，必以《说文》明其本，以《尔雅》通其变，以注疏证其的，未可执一义而概全体。如“诚”字，本义为“信”，引申为“真”，为“敬”，《中庸》“诚者，天之道也”，乃真实无妄之谓，非仅言语不欺之小信也。今人为文，解“诚”为不妄语，浅之乎视诚矣。“仁”字，本义为“爱人”，乃统摄诸德之全德，《论语》“仁者爱人”，非仅慈悲恻隐之小情也。今之解者，以仁为温情软语，失其宏旨矣。训诂之失，莫先于古义之不明；古义不明，则经典之义，皆为浮说所乱。

二曰混同字义，漫不加察。汉字之中，义近而用别、形近而旨殊者，不可胜数，古人辨析至严，不容稍混。今之为文者，不辨字义之微，混用无别，遂使文辞乖戾，意旨乖违。如“辨”与“辩”，辨为剖分、辨别，辩为言语、争辩，一从刀，一从言，义判若霄壤。《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也”，用“辨”不用“辩”，谓穷理分辨也，今多误作“辩”，以为辩论，失其义矣。“查”与“察”，查为检阅、寻检，察为审察、精究，《大学》“察其所安”，必用“察”，今多混用为“查”，文义浅陋矣。“须”与“需”，须为应当、必要，需为待需、需求，古训截然，今则任意互代，莫可究诘。

又如“甚”与“最”，甚为程度之深，最为至极之极，古人行文，分寸谨严；“暂”与“忽”，暂为时间之短，忽为动作之速，不容相混。清儒戴震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字义不辨，则道不可明；道不可明，则文无所载。今世文士，以字义辨析为琐细，以漫不经心为通达，文辞芜杂，义理模糊，皆训诂不明之过也。

三曰不明假借，妄改古书。古人文辞，多有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此六书之一，行文之通例也。《说文》序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诗经》《尚书》，假借至多；《左传》《国语》，通假尤众。必通假借，而后可读古书；必明通假，而后可正讹文。今之学者，未习假借之例，见古书用字与今不同，辄以为讹误，妄加窜改，强作解人，致使古人文义，愈改愈晦，愈解愈谬。

如《诗经》“于嗟麟兮”，“于”为“吁”之假借，叹美之辞，非介词也。今或改“于”为“吁”，虽字通而失古意。《尚书》“播弃黎老”，“黎”为“耆”之假借，谓老人也，非黎民也。学者不达假借，解为黎民老者，文义滞碍。又如“匪”字，古多假借为“非”，《诗经》“匪汝之为美”，即“非汝之为美”，绝非盗匪之义。五四以来，浅学之士，见“匪”即解为盗匪，穿凿附会，贻笑大方。古之大儒，如郑玄、王肃、孔颖达，皆精于假借，故能通释群经；今之学者，弃置不讲，以妄改为能事，典籍之真，由此而丧。

四曰割裂文句，断章取义。古人行文，文气贯通，义理联属，章有章旨，句有句位，一字一句，皆承上而启下，不可割裂而独用。今之为文者，不究全篇之旨，不审上下文之气，采摘一二语句，割裂文义，断章取义，以就己说，此训诂之大乖也。

如《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为圣王教化、顺道而行之旨，非谓愚民也。必合《论语》全部仁政爱民之义而观之，其义自明。今之学者，割裂此句，诋为专制愚民之说，厚诬古人，莫此为甚。《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乃指《尚书》叙事之文，有所夸张，非谓废弃典籍也。今之学者，引此句以作轻弃古书之借口，断章取义，违失本旨。古人云：“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必通观全篇，而后可明一言之义；必熟玩上下文，而后可定一句之指。今则不然，摘句以求异，离文以立新说，训诂乖方，莫此为烈。

五曰附会西说，淆乱国故。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译词日兴，学者不察，以西文之义，强解中文之字，以异域之理，妄附中土之文，致使国故淆乱，文义乖离。如“经济”二字，古义为“经世济民”，乃治国安邦之大业，今则以之代西文“economy”，专指货财生产，古义全失。“共和”二字，古义为“相与和协、共辅政事”，出自《史记》周召共和，今则专指西国政体，古义湮没。“革命”二字，出自《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乃革故鼎新、应天顺人之谓，今则专以西义解之，割裂本原。

更有甚者，以西文语法强解古文，以逻辑名词妄配中文，谓古人无逻辑、无系统，谓经典多模糊、多笼统，诋中国文字为不精密，讥圣贤义理为不科学。此等议论，皆由不通训诂、不明国故之故。夫中国文字，言简而意赅，辞约而旨远，微言大义，寄于字里行间，非训诂无以明，非沉潜无以悟。一旦以西义附会，如削足适履，如刻舟求剑，其不流于乖谬者，未之有也。

以上五者，皆训诂乖方之大弊，行文讹词之根源。欲正行文，必先正训诂；欲正训诂，必先明古义、辨字义、通假借、审文句、守国故。舍此五者，无由得也。

古之善为文者，未有不精训诂者。左丘明作《传》，训诂精严；司马迁著《史》，用字谨严；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本在于通经识字；欧阳修文备一代之制，其要在于明义知故。降及清代，方苞、姚鼐之古文，以义法为宗；戴震、段玉裁之考据，以训诂为本。文与训诂，相须而成，不可偏废。未有训诂不明而能文者，亦未有文辞乖戾而能明道者。

余观今世之文，训诂乖舛，触目皆是：解经则望文生义，用字则漫不加察，引典则割裂文句，述古则附会西说。文辞日浅，义理日薄，国粹日衰，斯文日丧。推原其故，皆由小学不讲、训诂不明、故训不守、古义不究所致。

矫正之道，其途有四：一曰宗故训，凡解文字，必以《尔雅》《说文》为宗，以汉魏注疏为据，不可以今律古，不可以臆解经；二曰辨字义，一字有一字之旨，一义有一义之分，辨析毫厘，不苟下笔；三曰通假借，明古人依声托事之例，不妄改古书，不穿凿文义；四曰通上下文，必合全篇之旨、全章之义、全句之气，而后定字之义，不割裂，不断章。

《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必以训诂为基；絜静精微，必以文字为本。训诂明，则六艺之教可明；六艺明，则圣贤之道可明。

余为此章，非敢苛责当世，实痛心于训诂之湮没、文义之乖违、经典之蒙尘、国粹之将坠。愿天下学者，暂息新说之浮议，稍究故训之精微，沉心于《说文》《尔雅》之篇，留意于注疏文字之学，使训诂复明，古义复显，文义复正，辞章复雅。则斯文之幸，亦千古学术之幸也。

训诂明，而后文字正；文字正，而后文辞雅；文辞雅，而后大道彰。此千古不易之理，亦余矫讹扶正之至意也。

第四章 典故错用：文辞之藻饰与史事之征信

文之为道，非独辞达而已，亦贵典核；非独义正而已，亦贵事征。典者，古之嘉言懿行、载在典籍者也；故者，前之史事旧闻、垂于简策者也。古人行文，引经以证其道，据史以明其义，援古以况今，借彼以喻此，故辞不徒设，意必有归，一言而有据，一语而有本，气骨峻整，意蕴渊深。《文心雕龙·事类》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曰：“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信哉斯言！典故之于文，犹玉饰之于舆，锦绣之于衣，无之则质野，用之则文华，用之而当则典雅，用之乖则纰缪。

夫典故之用，其要有三：一曰明其出处，不使无稽；二曰核其本事，不使失真；三曰合其文义，不使牵强。明出处则来源有自，核本事则史事不诬，合文义则辞意相契。三代两汉之文，多直引经史，浑融无迹；魏晋以降，渐尚骈俪，隶事益精；唐宋之文，化典入神，不露圭角。要之，皆以征信为本，以切题为要，未尝以讹传讹，妄加援据也。

洎乎晚清，新学骤兴，旧学渐废，士不读经，人不通史，束典籍而高阁，置史传于罔闻。逮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蔑古益甚，弃典籍如敝屣，薄史事为迂谈，为文之士，未尝窥四部之藩，未尝涉三史之域，耳不习《诗》《书》之语，目不睹《左》《国》之文，徒拾坊间稗贩之唾余，剽窃报章浅俗之成语，妄用典故，错引史事，颠倒年代，混淆人物，张冠而李戴，指鹿以为马，遂使典故错用，触目皆是，文辞芜杂，义理乖违，大雅君子，为之齿冷。

其弊有六，条列而详正之：

一曰不明出处，妄引成辞。古人成辞，皆有本原，或出《诗》《书》，或出诸子，或出史传，一字一句，皆有定位。今之为文者，不考其所自出，不辨其所本义，随手掇拾，妄加引用，致使文义乖舛，面目全非。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出自《论语·述而》，乃孔子自谓为学教人之道，今或引以称誉庸常学究，不惟失其分量，亦且轻辱圣贤。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乃名臣忧国忧民之怀抱，今或用以称叹市井小儒之私怀，相去不啻天渊。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出自《论语·子罕》，乃孔子叹时光之流逝、勉人及时为学，今或引作伤春悲秋之浮辞，鄙陋甚矣。

更有甚者，割裂成辞，妄加改易，如引“满招损，谦受益”，而误作“满招祸，谦得益”；引“言必信，行必果”，而误作“言必诚，行必正”；引“温故而知新”，而误作“温旧而知今”。一字之差，全句失旨，此皆不考出处、不读原典之过也。古之学者，一字之引，必求原本；一句之援，必核原书。故扬雄拟《易》而作《太玄》，必准乎经；班固仿《左传》而作《汉书》，必循乎史。今则不然，随口杜撰，率尔下笔，典故之亡，此为第一。

二曰混淆人物，张冠李戴。史传人物，各有时代，各有行事，各有言论，不容稍有淆乱。今之为文者，不读史，不考世，不辨时代先后，不别人物高下，任意牵合，随意错配，致使古人含冤，史事颠倒。如以“孔融让梨”为司马光，以“司马光砸缸”为曹冲；以“卧薪尝胆”为项羽，以“破釜沉舟”为勾践；以“三顾茅庐”为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刘备。此等纰缪，竟见于报章杂志、学子文稿，流传人口，贻误后生。

又如引“四面楚歌”，不知为项羽垓下之事；引“风声鹤唳”，不知为苻坚淝水之败；引“望梅止渴”，不知为曹操伐吴之谋；引“草木皆兵”，不知为前秦丧师之惧。人物不明，史事不晓，而妄用典故，譬犹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其不颠踬者几希！昔司马迁作《史记》，于一人一事，考之必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于一代一朝，核之必确。古之良史尚如此，况行文用典者乎？

三曰颠倒时序，错乱古今。年代先后，历史次序，乃用典之大关锁，先后一紊，则事理全乖。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秩然有序，不可移易。今之为文者，不辨朝代，不考时序，动辄以汉事喻唐，以宋人况明，以前代之事置于后世，以后世之人加于前朝，荒唐谬悠，莫此为甚。如言孔孟而引唐宋之诗，语老庄而举明清之事；如称尧舜而用八股之语，颂禹汤而掺西学之词。时序颠倒，古今错乱，读之令人失笑。

更有甚者，以五四以后之事，妄加于古人；以西学传入之说，强解于古事。如谓孔子倡“民主”，孟子言“科学”，谓程朱讲“进化”，陆王谈“自由”，牵强附会，无理取闹。《文心雕龙》曰：“俗才抑扬，易及讹滥，逐末而忘本，弃实而求华。”今世用典，正坐此病，逐其末而忘其源，弃其实而取其浮，时序不明，古今不辨，文辞安得而不讹？

四曰曲解本事，妄生穿凿。每一典故，皆有本事，有本义，有本情，不可妄改，不可曲解。今之为文者，不考本事，不寻原义，凭一己之私见，妄加穿凿，致使典故之真意全失，文辞之本旨大乖。如“画蛇添足”，本谓多此一举、反致坏事，今或解作锦上添花、益增其美；如“守株待兔”，本谓墨守成规、妄想侥幸，今或解作静待时机、从容以待；如“滥竽充数”，本谓无才充位、尸位素餐，今或解作合群共事、随众而行。颠倒本义，率意曲解，用之于文，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又如“邯郸学步”，出自《庄子·秋水》，本谓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步，今或解作虚心求学、效法他人；“东施效颦”，本谓丑人妄效美人，愈增其丑，今或解作见贤思齐、摹仿先进。穿凿附会，违失本真，此皆不读原书、不核本事之咎也。

五曰牵强附会，文义不符。用典之要，在于切题，在于合义，事与意合，辞与情契，方为得当。今之为文者，不问文义合与不合，不问事理切与不切，唯求堆砌典故，炫耀博学，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致使典故与文义风马牛不相及。如论治学而引战场杀伐之典，言战事而引闺阁闲情之语，谈道德而引商贾牟利之事，说经济而引圣贤心性之谈。驴唇不对马嘴，文辞不合事理，读之但觉芜杂，不见精义。

古之善用典者，如水中著盐，饮水乃知，不见典迹，而典自在其中。陶渊明之文，平淡而典实；杜甫之诗，沉郁而事核；韩愈之文，雄深而引古；苏轼之文，旷达而援今。皆以典合义，以事证情，不堆砌，不牵强，故能千古传诵。今之文士，反其道而行，堆砌成习，牵强为能，文义日晦，典故日讹。

六曰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典故之错用，始于一人，传于众人，始于一文，流于天下，辗转相袭，不复考正，遂使讹谬相传，积非成是，虽有通识之士，亦莫能辨。如“无毒不丈夫”，本为“无度不丈夫”，谓无度量者不可为大丈夫，今讹作“无毒不丈夫”，遂成阴狠之语，本义全失；如“不到黄河心不死”，本为“不到乌江心不死”，用项羽乌江自刎事，今讹作黄河，史迹全泯；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本为“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方言音讹，遂成骇人之语。此类讹传，充斥文辞，习焉不察，流弊无穷。

古之校书者，必校典故之讹；古之注书者，必注事类之误。颜之推《书证》、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皆于典故讹误，详加厘正，唯恐一事之失、一语之谬，贻误后世。今之人，轻典籍而不校，忽典故而不考，以讹传讹，恬不为怪，斯文扫地，莫此为甚。

以上六弊，皆典故错用之大端，行文讹词之深病。欲矫行文之讹，必先正用典之误；欲正用典之误，必先读典籍、通史事、明出处、核本事、合文义、辨时序。舍此六者，无以为用典之法。

夫典故者，文辞之华彩，义理之辅翼也。华彩不美，则文质不副；辅翼不坚，则义理不立。古之圣贤，立言不朽，皆引经据典，以实其说；古之作者，下笔成章，咸援古证今，以厚其气。未有不读经史而能用典，不核本事而能成文者也。

今之世，旧学荒芜，典籍散落，学者目不识经，口不道史，而欲为文，欲用典，譬犹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涸也可立而待，其仆也可立而俟。余每览时文，见其典故错谬，史事乖违，未尝不掩卷而叹，痛心于斯文之沦丧，国粹之陵夷。

故为此章，博稽载籍，详考事类，辨其讹谬，正其差失，非敢以管见自矜，实欲使天下为文之士，知典故不可妄用，史事不可轻谈，必也读万卷书，明千古事，明其出处，核其本事，合其文义，定其时序，而后援之笔端，用之文辞，则辞无不达，意无不显，典无不核，事无不征，文辞复归于雅，文运复归于正。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之圣贤，其言有物，其行有恒，其文有本，其典有征。余愿当世之士，仰高山之峻，景前哲之行，沉心典籍，留意史传，毋妄引，毋错用，毋穿凿，毋附会，使典故复明，文辞复正，此则余之至愿也。

典故正，而后文辞雅；文辞雅，而后声名立；声名立，而后文化存。此千古文章之通义，亦余矫讹扶正之深心也。

第五章 文白杂糅：雅俗之失序与文质之乖离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辞章雅正，斯为佳作。文有文之体，白有白之用，雅有雅之范，俗有俗之区，判若泾渭，不可淆乱。上古文章，肇自《诗》《书》，体尊典雅，辞尚纯正，未尝杂俚语以乱清声，未尝糅凡言以紊正轨。降及后世，文辞递变，文自文，白自白，文以载道，白以通俗，各司其界，两不相妨。古之乐府歌谣，白话也，而不害其风；古之语录纪载，近俗也，而不悖其理。未有文句之中，半雅半鄙；篇章之内，亦古亦今，如骈拇枝指，如短履长冠，文白杂糅，雅俗相侵，如今日之甚者也。

五四以降，文学革命之说兴，废文言而崇白话，斥雅辞为腐朽，倡俚语为新生。一时之士，未明文质之辨，未谙雅俗之分，或固守文言而鄙弃白话，或独尊白话而扫荡古文，更有不学之徒，既不通文言之法度，又不习白话之纯粹，遂乃合文于白，糅雅于俗，一句之中，文白相参；一段之内，雅俗并陈。读之则声韵不谐，思之则义理不畅，观之则体式无归，考之则源流失据。此风蔓延，遍于报章，流于笔札，浸淫学府，流布坊间，行文之弊，莫此为大。

夫文白之分，非徒古今之异，实为体用之别。文言者，凝炼古雅，承千载之文统，载圣贤之大道，宜于论道、纪事、述学、明义，辞约而旨丰，文简而义远；白话者，质直浅近，通朝野之情意，达妇孺之听闻，宜于言谈、记录、传述、告语，语明而意显，言直而情真。体用不同，场域各异，犹衣裳之有冠服，器物之有圭璋，各有所宜，不可乱施。今之文士，不辨体用，不分场合，以文言之字，杂白话之句；以古雅之辞，掺俚俗之语，遂使文不成文，白不成白，雅不登大雅，俗不入通俗，文质俱丧，体式全乖。

文白杂糅之弊，其害有五，条分缕析，为当世正之。

一曰声韵乖戾，读之拗口。文辞之要，首在声气；篇章之美，务在谐和。文言之声律，承乎古，协乎韵，合乎节奏；白话之语气，顺乎口，宜乎言，合乎自然。二者相参，则声律杂乱，音节不谐，读之拗口，诵之棘舌。如“夫今日之世，时局真的太乱，人心叵测得很”，上用文言发语，下掺白话虚字，声气断裂，音韵全无；如“盖学问之道，贵在勤谨，不然咋能有成”，以典雅之论，杂市井之言，清浊相混，高下相侵。古人为文，审音炼字，声依永，律和声，故能口诵心通，文气贯串。今文白相杂，清浊不分，平仄不协，节奏紊乱，徒令读者蹙眉，闻者掩耳，文辞之美，扫地尽矣。

二曰文义割裂，意旨难通。文有文之义法，白有白之语序，文言贵凝缩，白话贵舒展，文言重隐括，白话重直陈。杂而用之，则义理隔断，意旨晦涩，上句文而下句白，前辞雅而后辞俗，脉络不贯，首尾不应。如“古之学者，为己修身，今之读书人，净想着出名得利，差太远矣”，文白交替，语意断裂，既失古文之浑融，又无白话之流畅；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现在的人，谁还信这一套呢”，引《礼运》之雅言，接流俗之口语，高下悬绝，情理相悖。古人行文，一气呵成，意随文走，辞逐情生，未有文义中断、辞气阻隔，而可称文章者也。

三曰雅俗失度，体式无归。文有文体，有格调；白有白品，有分寸。诏诰奏议，必用文言；家书里语，可施白话。庙堂之文，不宜鄙俚；市井之语，不必艰深。今之文白杂糅，雅者不雅，俗者不俗，序跋之中杂以市语，论议之内掺以方言，庄重之文而作轻佻之语，弘远之论而杂浅近之言。譬犹朝廷之上，衣以短褐；祭祀之时，杂以俳优。体式既乖，风神尽丧。

文之所以贵雅，非为矜奇炫博，乃所以存体统、立风范也。白话之所以可行，非为废弃典则，乃所以通上下、便日用也。一雅一俗，一文一白，各有其体，各有其宜。文白不分，雅俗相乱，则体式无归，威仪不立，文之价值亦随之轻贱。

四曰师承俱丧，古法荡然。古文之法，肇于六经，成于秦汉，盛于唐宋，一脉相承，源流不紊。韩柳欧苏，各有义法；桐城阳湖，恪守矩度。未有以古文之格，杂以白话之句，而可称名家者。白话虽行，亦当自有法度，如《世说》之清隽，如《语类》之平实，如章回小说之曲折生动，非随口俚语、杂乱无章之谓也。

今之学者，既不师古，又不法今，不文不白，非古非今，上无关于经术，下无裨于日用，徒成一种浮薄之体。师承既丧，古法无存，欲求文辞之立，不亦难乎。

五曰心术轻浮，文气散缓。文者，心之声也。心浮则文杂，心躁则文乱。文白杂糅之习，皆由心术不淳、涵养不深所致。古人临文，主敬存诚，心不外驰，故气静而辞一。今人或欲自标高古，间用文言；或恐人讥艰深，掺以白话。心无定守，辞无定体，欲媚古而不醇，欲通俗而不雅，两失之道也。

夫文气贵一，辞尚纯粹。纯则气昌，杂则气散。通篇文言，则气格自高；通篇白话，则意旨自显。文白夹杂，如百工杂作，群音乱奏，听者心烦，观者目眩，文气安在哉。

综此五害，可知文白杂糅，乃行文之大忌，治文之大病。欲矫其弊，其道亦有五：

一曰分体用。宜文则文，宜白则白，庙堂、论赞、序跋、碑志以文言；家书、语录、通俗演说、里巷记述用白话。体用分明，不使相乱。

二曰守格调。庄重之文，必去鄙俗；浅近之语，毋涉浮夸。格定则气清，调纯则辞正。

三曰尚纯粹。一篇之内，辞气如一，不古不今、半文半白之语，痛加刊落。宁质毋杂，宁朴毋乱。

四曰师古法。为文言者，师法秦汉唐宋，明乎义法，练乎气脉；为白话者，取法《世说》《语类》，语必洁，句必净。

五曰正心术。临文主敬，下笔存诚，心不浮躁，辞不支离，文自纯粹，气自昌大。

文者，天下之公器，人心之精曜。文之纯驳，关乎世道升降；辞之雅俗，系乎人心厚薄。五四以来，文白相争，激而太过，遂成杂糅之弊。余非偏主文言，亦非排斥白话，所愿者，文自文，白自白，雅自雅，俗自俗，各守其疆，各尽其用，不使相乱，不使相杂，以复文辞之正，以养世道之淳。

《论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文辞之重，在于庄重纯粹；文辞之威，在于体式分明。愿世之为文者，审体用，辨雅俗，去杂糅，归纯粹，使文归文，白归白，上不悖古贤立言之旨，下不惑流俗浮靡之风，则文运幸甚，学术幸甚。

第六章 西词滥觞：国语之淆乱与文辞之守真

自海禁大开，西学东渐，初则译其书，继则行其制，终则滥及其语言文字。译词之用，本为通彼我之情，便学问之授受，未为弊也。然行之既久，弃中从西，舍本逐末，以西文之语，乱中国之词；以音译之字，淆雅正之音。浸成风俗，牢不可破，国语日芜，文辞日杂，此又行文一大巨弊也。

夫国之有文，犹人之有魂。语之有正，犹家之有规。中国文字，音有雅音，词有正诂，名有定称，事有定号。九州虽广，文字如一；古今虽远，训诂相通。今以西词乱之，音译杂之，缩写参之，文法变之，使中国之文，不华不洋，不古不今，读者不能明，听者不能晓，斯文失其正，国语失其真，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西词滥入之弊，约有数端：

一曰音译横行，雅词尽废。凡物皆有定名，今皆弃而不用，唯以音译为新奇。如“咖啡”“雪茄”“沙发”“摩登”，充斥笔墨，喧宾夺主。古人制名，必有义理，草木鸟兽，各从其类；礼乐刑政，各有其伦。音译之词，音不协于雅韵，义不根于诂训，无关于六书，无涉于五音，徒成一种异域之语，杂于华文之中，如锦绣之上缀以异类之毛，清乐之间杂以殊方之曲，不雅甚矣。

二曰缩写乱文，不成字义。近世更有以西文缩写，直入中文者，ABCD、XYZ，杂于篇章，割裂文气。夫文以达意，字以显形，汉字一字一义，一音一符，今以字母代字，以缩写代词，不独不识其义，亦且不成其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岂可作西字之附庸，字母之注脚。

三曰强以西义，乱我故训。如前章所云，经济、共和、革命、文学，旧有本义，精深宏远，今一概以西义代之，使旧义湮没，新义乖违。学者不察，以西方之观念，强解中国之典籍；以域外之名词，妄概中华之学术。于是孔孟之道，附以西洋哲学；老庄之旨，标以西人玄学。削足适履，刻舟求剑，文义愈解而愈晦，学术愈说而愈歧。

四曰文言语法，尽从西律。中文主气，西文主形；中文重虚，西文重实；中文以意统辞，西文以形统意。今人为文，强以中文之字，作西文之句，倒装、插语、长句、复合，一依西法。读之佶屈聱牙，味同嚼蜡，气脉不贯，神理不存。古人所谓“气盛言宜”“辞达而已”，尽成虚语。

五曰忘本逐末，轻己重人。西词之滥，不独在文字，实在人心。轻我中华数千年之文字，慕彼异域数百载之语言；贱我雅正之词，贵彼俚俗之语。此风一长，非独文辞之失，实为文化之失；非独语言之乱，实为心术之乱。

夫译词非不可用，必求雅驯；西学非不可采，必以中为本。先贤译经，有“信、达、雅”之训，不徒音译，必求义合。如“佛陀”“菩提”，音义兼顾；如“伦理”“逻辑”，名从雅称。未尝尽弃中文，纯用音译也。

今之矫正之道：

一曰定名。凡物有中国旧名者，一仍旧称，毋轻改作。

二曰译义。必译者，以义为主，以音为辅，求其雅驯，求其简明。

三曰去杂。字母缩写，不经之音译，尽行删汰，不使乱文。

四曰守律。中文句法，一以气为主，毋强以西文格律。

五曰存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西词乱我国语，不使异域之音淆我雅音。

语云：“国可灭，史不可灭；族可衰，文不可衰。”文辞者，国史之所在，民族之魂之所寄也。西词虽便，不可乱我文字；西学虽优，不可覆我文华。守我文字之正，存我语言之纯，上以对列祖列宗创制文字之心，下以传千秋万代斯文不绝之脉。此余所以深恶西词之滥，而亟图矫正之也。

第七章 俚语入文：鄙俗之滋蔓与雅道之匡扶

文辞之有雅俗，犹人之有尊卑，室之有上下。雅者，文之精华；俗者，文之尘垢。去尘垢而后精华见，黜鄙俚而后雅道兴。

古之为文，未尝尽弃俗字，然必择其驯雅者用之。《国风》多里巷之语，而归于温厚；乐府有市井之辞，而归于雅正。非以鄙俚为尚，乃以情真为贵。近世以来，白话既行，俚语大盛，以为通俗即是文章，鄙浅即是率真，于是市井谑浪之言，乡里秽亵之语，公然入文，公然行世，流荡忘返，鄙俗成风。文格日卑，人心日浅，此又一弊也。

俚语入文之害：

一曰伤雅道。庙堂之文、典籍之作，所以立风范、示仪轨，一杂俚语，体统全失。

二曰乱文辞。俚语多出于方言，多出于口说，无定字，无定义，无定音，一入文章，讹谬百出。

三曰卑人格。文辞鄙，则心气卑；心气卑，则品行随之而降。

四曰坏风俗。轻薄之语，戏谑之词，日濡月染，使人心浮荡，礼义陵夷。

古人临文，必有敬畏之心。口欲言而思其雅，笔将下而择其辞。非礼不言，非雅不书。今之文士，反以鄙俗为真率，以谑浪为才情，以谩骂为痛快，以秽语为淋漓，斯文扫地，一至于此。

余所谓矫正俚俗者，非禁白话，非远人情，乃去其鄙，去其俗，去其秽，去其谑，使白话归于洁净，使常言归于淳厚。

其要：

一曰洁净。凡秽亵、轻薄、戏谑之语，永不入文。

二曰淳厚。语必温良，辞必和平，无讥讪，无谩骂。

三曰简明。俚语多冗杂，必汰繁就简，汰粗求精。

四曰合度。场合有尊卑，文辞有轻重，不使市井之语入于庄重之篇。

文者，教化之器也。文辞雅，则教化兴；文辞俗，则教化衰。匡扶雅道，先正文辞；端正人心，先清笔墨。愿世之为文者，存一温厚之心，守一洁净之笔，黜鄙俚，崇雅正，上不负文名，下不负人心。

第八章 妄改古书：典籍之讹窜与斯文之护持

典籍者，天下之公器，圣贤之遗文，所以垂训万世，传之无穷者也。一字有一字之定位，一句有一句之定旨，未可妄改，未可轻易。

古之校书者，如刘向、刘歆、郑玄、孔颖达，慎之又慎，唯恐一字之失，失圣贤之旨；一句之讹，误后世之人。故有“校书如扫落叶”之喻，有“一字之师”之重。未有轻肆胸臆，妄改古书，窜易文字，以就己说者也。

五四以来，蔑古之风日盛，疑古之论横生，古书几成废纸，先圣几成罪人。浅学之士，未通小学，未谙文例，未明假借，未晓音韵，见古书之字与今不同，即以为讹；见古书之句与今不合，即以为误。于是妄加删削，轻于改窜，以今律古，以浅测深，使古书愈改而愈讹，真义愈改而愈晦。

妄改之弊：

一曰昧于假借。古书多假借，多通用，今人不识，辄改为今字，古意尽失。

二曰不通音韵。古书韵语，本自谐和，妄改之后，音韵全乖。

三曰不晓文例。古书篇句，自有义法，妄加割裂，气脉不贯。

四曰轻诋先贤。以今人浅见，疑古人之深心，薄前修之精义。

五曰贻误后学。伪本盛行，真本不显，后生学子，无从识真。

古书之可宝贵，在其真，不在其便；在其古，不在其浅。存其真，所以存古；存其古，所以存道。妄改古书，是毁古，是乱道，是灭先圣之文，以快一己之见。

矫正之道：

一曰尊古。古书流传有自，不轻疑，不轻改。

二曰明例。明假借、通用、音韵、文例，不妄生穿凿。

三曰慎校。有确证而后改，无证则存旧，宁阙毋妄。

四曰守真。传古书之真，即传文化之真，护典籍即护斯文。

《曲礼》曰：“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则古昔，非泥古也，存其真也；称先王，非复古也，守其道也。愿世之治古书、引旧文者，存敬畏之心，守慎校之戒，毋妄改，毋轻窜，使圣贤典籍，永留天壤，不致泯灭于浅人之手。

第九章 总归篇：正心修身以立文 守道存粹以传世

文之为道，大矣哉。

上以承乾坤之化育，中以传圣贤之教谕，下以开万世之心智。其体出于天地，其本源于人心，其用贯于家国天下。故文字正则义理明，义理明则风俗淳，风俗淳则天下治。文之盛衰，与世之升降相为表里，文之雅俗，与人之心术互为根源。此非小技，乃万世之大本也。

余观世变以来，文运凌迟，讹弊滋繁。前八章所陈，形声舛误、训诂乖方、典故错用、文白杂糅、西词滥觞、俚语入文、妄改古书、体式乖违，凡诸弊端，皆由心术不端、学问不深、敬畏不存、操守不立所致。世之学者，厌旧喜新，轻道重术，弃本逐末，以蔑古为高明，以妄作为才气，以鄙俗为率真，以芜杂为广博，遂使千年文统，不绝如缕，圣贤遗编，几于晦盲。余生于其间，目覩其弊，心不能安，口不能默，是以不揣简陋，撰为此编，名曰《养淳斋行文讹词矫正》。

今九章既毕，义例粗陈，不揣固陋，再为总归，以明立文之本、修身之要、守道之方、传世之法，使后之览者，知行文必先正心，正心必先明理，明理必先稽古，稽古必先存诚。

一曰立文先立心。文者，心之声也。心不正，则言不顺；心不诚，则辞不信。心浮者文必躁，心粗者文必疏，心杂者文必乱，心鄙者文必俗，心欺者文必伪。古之圣贤，其文足以传世者，无他，心正而已。孔子之温厚，孟子之刚直，屈原之忠洁，庄子之超然，左氏之博雅，史迁之沉郁，皆其心之所存，发而为文。故欲矫正行文之讹，必先矫正人心之失。去躁心以守静，去粗心以致精，去杂心以专一，去鄙心以崇雅，去欺心以存诚。心归于淳，文归于正，此养淳之本义也。

二曰治学先穷经。讹词之兴，多由不学。不学则不识文字之本原，不通训诂之旨要，不晓典故之出处，不究文体之法度。古人治学，自小学入手，由《说文》以识字，由《尔雅》以通词，由注疏以解经，由史传以广识，由诸子以穷理。故下笔有由，出言有本。今世学者，未读一经，未通一艺，便欲操笔立论，高谈古今，其不流于讹谬者，鲜矣。矫正之道，无他捷径，惟在读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沉酣于经籍，浸淫于古训，使胸中有道义，笔下有渊源，庶几讹弊自消，文辞自雅。

三曰行文必守体。文有文体，犹人之有衣冠，室之有规制。体不正，则文不立。前章所论，文白不可杂，雅俗不可混，中西不可乱，俚语不可施，典故不可妄，形声不可讹，训诂不可谬，古书不可改。一言以蔽之：守体。宜雅则雅，宜俗则俗，宜古则古，宜今则今，宜叙则叙，宜论则论。不妄作，不杂施，不剽窃，不矫饰，不趋时，不媚俗。体定则气昌，气昌则文神。

四曰引经必征实。古人为文，一字一句，皆有依据。五经为源头，史子为支流，故典为膏泽，义理为精髓。今之讹文，多在无征不信。或杜撰典故，或错引诗书，或割裂篇章，或望文生义。矫正之法，在于征实。引经必求原本，据史必核年月，用典必明来历，下字必辨形声。宁阙毋妄，宁朴毋伪，宁疏毋欺。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文亦当如此。

五曰修辞必简净。文不贵繁，而贵精；不贵华，而贵实；不贵多，而贵要。芜词俚语，繁声僻字，皆文之垢也。古之善文者，炼字如金，炼句如珠，删繁就简，削浮归真。无一字虚设，无一言苟作。今人以堆砌为才，以冗杂为博，以鄙俗为真，以叫嚣为气，去古远矣。矫正之道，在洗心涤虑，净辞洁句。澄心定气，落笔不苟，使文清如秋水，气峻如山岳，意远如云天。

六曰治学必存敬。凡读圣贤之书，必生敬畏之心；凡引古人之言，不敢轻慢之意；凡改一字一句，必再三考校。不敬则慢，慢则疏，疏则讹，讹则谬，谬则误世。古之儒者，对孔子之文，如对孔子；对六经之字，如对神明。今之人，轻诋六经，妄议先圣，窜改古书，戏侮文辞，皆由无敬畏之心。心无敬，则道不存；道不存，则文无用。故矫正讹词，必自心存敬畏始。

七曰为文必明道。文所以载道，非所以饰观。道者，人伦之常，性命之理，天地之心，国家之基。道存则文存，道亡则文敝。周孔所以垂文，程朱所以立说，皆为明道。今世之文，或矜奇炫博，或攻乎异端，或诋毁名教，或崇尚浮薄，道既不存，文于何有？矫正讹词，最终在明道。明人伦之道，明心性之道，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使文有所归，言有所主，不为空言，不蹈虚语。

八曰守道在持之以恒。世风之变，非一日之故；文弊之革，非一朝之功。五四以来，新说纷纭，文统中绝，讹谬相传，已成风俗。欲一旦矫而正之，诚非易事。然天下之事，不在势之强弱，而在理之是非；不在言之多寡，而在守之坚脆。理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道之所存，虽百世不易其志。愿天下同志之士，同心一力，护斯文，守正字，明古训，崇雅辞，上以承先圣之绝学，下以开后学之正途。

此八者，乃全篇之总归，行文之准绳，养淳之实义，立心之大本。

余自束发受书，笃好古文，服膺儒先，栖迟养淳斋中，丹黄不辍，每见讹词误字，痛心疾首，以为此乃文运衰微、人心陷溺之渐。是以不避讥嫌，不惮繁冗，历九章之旨，陈诸弊之由，明矫正之方，示将来之路。非敢自附于作者之列，实愿为斯文执鞭，为典籍守藏，为后世开一正途。

斯文未丧，吾道犹存。

文字不灭，华夏不倾。

愿后之学者，读是编而思之：

思文字之重，思典籍之难，思圣贤之微言，思民族之命脉。

心归于淳，行归于正，文归于雅，道归于一。

则行文之讹弊可除，文辞之雅正可复，文运之兴隆可待，千古之斯文可绵延不绝。

《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余虽愚钝，此志不渝。

养淳斋中，笔耕不辍，愿以寸心，护我文字，守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