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饺子记忆

静云任军平

疙瘩

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疙瘩，便算得上一件盛事。疙瘩，是我们老家的叫法，也就是城里人说的饺子。这名字听着土，却实在，一个个圆滚滚、胖墩墩的，可不就像个小疙瘩么。

过节的前夕，母亲便开始忙碌了。先是和面。面是自家麦子磨的，不算白，带着些浅浅的褐色。母亲用手在面盆里搅着，加水，揉着，直到那团面变得光滑，像个小枕头似的，静静地躺在盆底，盖上湿布，说是要“醒”一醒。这当儿，便开始准备馅子。那时节，肉是稀罕物，馅子多半是素的。豆腐是有的，葱是有的，再配上些红白萝卜。萝卜要擦成细细的丝，在开水里焯一下，挤干了水，剁碎了，与豆腐丁、葱花拌在一处，只撒些盐，点几滴香油，便香得能勾出人肚里的馋虫来。

面醒好了，全家便围坐在炕上的矮桌旁。这捏疙瘩的营生，是有分工的。我和弟弟负责将那一长条的面，揪成一个个大小相仿的剂子，再放在掌心里揉成圆球。这活儿简单，我们干得飞快，有时还要比谁揉得更圆。母亲和姐姐，则负责将那小圆球“参”成窝窝——用大拇指顶着，食指捏着，一边转一边捏，眨眼间，一个圆圆的小碗便在她们手中成形了。最后，这所有的半成品，都汇集到父亲和祖母的面前。他们才是真正的“匠人”。只见他们拈起一张窝窝皮，填上鼓鼓的馅，两手这么轻轻一合，指沿处捏上几道匀匀的褶儿，一个元宝似的疙瘩便神气活现地立在盖帘上了。

我们小孩子只觉得好玩，大人们却不同。母亲常一边捏，一边叹着气念叨：“唉，真是‘捏的时候捏鳖哩，吃的时候消雪哩’。”这话，我起初是不懂的。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是大人们的抱怨：做这吃食，费时又费力，一大家子人，忙活半晌，捏得腰酸背痛，可真到吃的时候，一大锅疙瘩，竟像春日里的雪，眨眼就化在肚里了，人影儿都留不住几个。可抱怨归抱怨，下一个节日，一家人还是会热热闹闹地，又围坐在一起，继续这“捏鳖”与“消雪”的循环。

疙瘩出锅了。一个个白白胖胖，在热水里滚过，变得有些透明，能隐约瞧见里面青是青、白是白的馅儿来。我们小孩儿，早端着碗，排成一溜儿，眼巴巴地等着。母亲用笊篱捞起，沥干了水，挨个儿分到我们碗里。也不怎么怕烫，夹起一个，在嘴边呼呼吹两下，便整个儿塞进嘴里。那一瞬间，豆腐的软，萝卜的脆，葱花的辛香，和着面皮的筋道，全在口中化开了。烫得直吸溜气，却舍不得停下来，只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味道。吃完了，还要跑到巷子里，和别家的孩子比，“我吃了二十个！”“我吃了二十五个！”仿佛那小小的肚皮，能装下整个节日的欢喜。

那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吃了疙瘩，总要给左邻右舍端上一碗。我家东窑背后的五奶奶，窑背上的四叔，都曾吃过母亲让我送去的疙瘩。用一只大海碗盛着，满满的，上面还 横着两双筷子，生怕洒了。邻居接了碗，总要夸几句，再把自家的腌萝卜或是韭菜回上一把。你来我往的，一碗疙瘩，便串起了浓浓的乡情。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吃疙瘩不再是过节才有的盼头，而是想吃了就能做。馅料也愈发丰盛，鸡蛋、鲜肉，自是不在话下。蘸汁也讲究了，蒜泥、陈醋、香油、辣椒油，调得红艳艳、香喷喷的。可不知怎的，大人们却越来越不爱做这“捏鳖”的营生了。擀面杖擀出来的的饺子皮，拿过来，一包一捏，快得很。只是那皮子，雪白雪白的，薄而光，看着漂亮，煮出来却总觉得少了些面的香气，也少了些“醒”过的筋道。我们现在吃的，大约只能叫“饺子”，而不再是“疙瘩”了。

筷子夹着这精致的饺子，蘸着那丰富的料汁，吃在嘴里，却总也寻不回儿时的那股子热切与香甜了。究竟是味道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许，我们怀念的，早已不是那口吃食，而是那段清贫却温暖的岁月，是那个一大家人围坐炕上，有说有笑，共同为着一顿饭而忙碌的下午；是那份做好了，能端出去与人分享的快乐与情谊。

如今，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了，像是修炼着什么。谁还会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疙瘩，去敲响邻居的门呢？那碗里的滋味，连同那“消雪”一样的热闹，都好像被锁在记忆里，再也端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