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连过年

宋震涛

　　1976年的1月8日，那是一个极寒的日子，我随部队去往大连接兵。乘火车、上轮船，从江山经上海，到达大连已是深夜时分，找了一家旅社住下。次日凌晨，起床打热水涮牙、洗脸，感觉气氛不太对劲，几个女服务员在楼道口，边打扫卫生边抹着眼泪，大厅的广播里隐隐传来哀乐声，播音员低沉、浑厚的声音，宣告了一个让世人惊骇的消息:总理去世了。

早饭后，接兵营营长、大队詹副政委召集我们开会。部署任务前，首先要求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总理遗志，以实际行动圆满完成这次接兵任务，云云。政工干部的政治敏锐性，由此可见一斑。根据营部的安排，我们中队被派往旅顺口区，接120名水兵。没有丝毫的等待，没有稍刻的停留，会议结束后，我们便登上了大连开往旅顺的班车。

除夕的年夜饭

　　旅顺口，一座充满历史韵味与自然美景，能让时光凝滞的古城。温润的海风，吹走了岁月的尘埃，留下的是历史的印记和宁静的美好；清澈的海水，蓝得深邃，蓝得透明，仿佛能洗净人的心灵；旅顺的美丽，不仅在于它的外貌风景，更在于它的那份沉静与从容。

入住旅顺口区政府招待所后，我和世国区队长，还有一个是谁？却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是宪成？还是勤良？好像都不是，三人被派往三涧堡公社。期间，我与三中队的谭丕文区队长亦有过一段交结，这段短暂的交往因为何故？依然是想不起来。谭区队长所在报务中队没有在大连的接兵任务，考虑到他是大连籍，被临时借调到我们中队，大概是为了让他有一次探家的机会吧。

火树银花不夜天

　　76年的那次接兵命令下达得比较迟，按照惯例，新兵入营都在元旦前后，而那年的接兵部队，过了元旦才离开军营去往接兵地，所以，只能在地方过春节了。由此看来，76年的那批兵算是幸运的，还能在家过年。

76年的大连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副食品供应极度困难，市面上很难见到肉类和水产品出售，尽管它是一座海滨城市。世国区队长新女婿上门，岳父家包了一顿水饺，竟耗费了全家5口人一个月的细粮和肉费供应计划。除了市场的萧条、不景气，自然环境的恶劣也如影相随，地震台不断地发布着地震预防信息，难怪世国在大连实验饭店当厨师的大哥，第一次见到时就面露忧色地对我们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大连？”我们入住的空五军招待所，被告知，晚上房门不得关闭，桌子上随时倒立着一只空酒瓶，一旦听到异响，立刻夺门而出。一天早饭时，在饭厅只听到众人议论纷纷，谈论着昨晚地震的事。原来，昨晚半夜发生轻微地震，地方政府安置在招待所的几十位计划生育结扎后的妇女，被快速转运到广场生生地冻了一夜，因为招待所双层玻璃隔音效果好，恁大的动静，我们却是熟睡未醒，浑然不知。

因为是早有准备，春节会餐的食材都是司务长从江山随身托运到大连的，光是猪肉就带去了半扇。会餐的地址自然是选择在世国大哥所在的饭店，这家饭店归属于一所烹饪学校，李大哥既是厨师，亦是学校的教师。当半扇猪肉被抬上案板时，惊呆了饭店众人的眼球，何时见到过10多人消受百十斤猪肉的豪横？炸肉圆、糖醋排骨、红烧肉……或蒸、或炒、或烧，李大厨使尽浑身解数，精心制作了10多道跟猪肉有关的菜肴，在那顿顿二米饭、面糊糊，蔬菜果腹的年代，那可是饕餮大餐啊，虽然较之军营节日的餐桌仍显逊色。

节日的大连，于我这个异乡人是寂寞的、冷清的。春节的几天假日里，无所事事的我，只能整日流连往返于东方红商店、太阳升商场里。听当地人说，大连的街道都是由这两座标志性建筑，向外呈发射状铺陈的，而东方红商店则是由沙俄时期的秋林公司更名而来，是一家百年老店。在那我给爷爷买了一顶貉皮棉帽，寄回家后，适逢爷爷去二姑家参加孩子的婚宴，这让他兴奋不已，逢人就显摆:“这是孙子给我买的。”

山村的年味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大连过的这个年，让我深切地体味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酸楚，那是“异客”身份带来的疏离感，是强忍的泪水和无尽的牵挂。这种感受，记得当兵后第一个春节时有过。年初一的午后，我独自一人钻入营地旁的一片茶园，仰面躺在稀疏、松软的草地上，想着远方的亲人，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思念。两行滚烫的泪水止不住地从双颊滑落下来，它超越了地理的距离，触及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是一种深沉而普遍的情感体验。如今，已经古稀之年的我，历经岁月的沉淀和磨砺，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脆弱和柔情，但那曾经的过往却是刻进了骨子里，今世抹不去:那年，我在大连过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