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兵团甲子回眸（八）

亦微

美篇昵称：亦微‍美篇号：232094669 ‍ 七、文革初期无政府主义泛滥，我思家心切逃回了上海‍‍ 文化大革命起始时间按中央＂5．16＂通知算起的话，其实我们7月20日进疆时文革的初期运动在内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1966年下半年，文革运动迅速在全国大范围内蓬勃开展了。工厂停产、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大约在十月份，也就是我们到疆才二、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名上海的红卫兵来到我们连队看望他的姐姐来了。他的到来对连队上下震动很大。有客自家乡来，不亦乐乎！这对我们这些刚刚远离上海、远离亲人的人来说倍感亲切，同时也感到十分的好奇、惊喜和羡慕！山高皇帝远。在信息滞后的边疆，我们对时局发展的了解是不及时的，信息量也是不多的，所以对他的突然到来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上海的亲人能到我们这偏远闭塞的塞外来而兴奋、激动。他的到来，更激起了我的思乡情愫。我也曾心想要是我的家人也能来看看我那该多好！然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对于连队的指导员等领导来说感到惊恐和紧张。他们知晓关内混乱的形势，担心红卫兵串联到这平静的＂世外桃源＂来煽风点火。于是赶紧向支队指挥部报告并密切关注连队动态。连队态势依旧，风平浪静。春风不度玉门关？不是不度，而是迟度。这席卷全国的浪潮总会势不可挡地冲过玉门关，横扫戈壁滩。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 在我们到疆还不足半年的1967年春节前夕，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也冲破了玉门关，横扫了戈壁滩。连队昔日平淡、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初始时的文革风波犹如暗流涌动，平静的水面不时激起了阵阵涟漪。春节过后风云突变，浪涌阵阵。连队人心躁动，人性也越发显现。连队形势也与时俱进，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起了“将……运动进行到底”的横幅标语。一些人开始不安份了，他们打出了造反派的旗号，手臂套上了派系组织的袖章，食堂的土坯墙上贴出了“打倒黄文昌” （连长）、“火烧高嵩”（指导员）的大幅标语以及张贴出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召开了矛头指向连长、指导员等“旧军伐”、“走资派”的批斗会。一时间派别斗争不断，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了。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7.4）（左上为本人。我身后背景下侧的标语依稀可见是“火烧高嵩”） ＂忠不忠，看行动＂，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那时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每天早晨全连集合，队伍面向东方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开始大家齐唱毛主席语录歌，后由造反派领队的向毛主席画像请示工作，之后便统领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晨钟暮鼓，每到傍晚以同样的形式作晚汇报。人人态度虔诚，天天日复一日。有一阵子还流行跳忠字舞，其形式就像现在的广场舞。忠字舞是以＂忠诚＂为核心内容，以舞蹈为形式的全民政治活动。舞曲是当时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我们学跳的第一个忠字舞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舞蹈动作是随乡入俗，以维吾尔族舞蹈为基础改编的。大家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态度谦恭，翩翩起舞。忠字舞在表现形式上比较活泼，因而人们欣然接受，迅速得以普及推广。但有些表现形式真的是无语了。按照当时政治学习的要求，人人都要能够熟练地背诵《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三篇毛主席的文章，俗称＂老三篇＂。有一首革命歌曲是这样唱的：＂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背诵是要人人过关的，通不过的连夜也要继续背，有的文化低背功差的伙伴真的是难为他们了。那时还时兴背诵毛主席语录，后来文艺工作者把语录谱了曲就称为毛主席语录歌，这样就好记了许多。唱总比说好，能唱的一般也都能吟诵了。最具形式主义的要数饭前集体唱诵毛主席语录歌的规定了。劳动归来，大家饥肠辘辘。从食堂打来的菜、汤和玉米馒头的盆子就地而放，大家围坐就餐前，由副班长先起头领唱毛主席语录歌，随后大家一起唱，唱毕才能用餐。不过，这种形式也没维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 1967年春节后，造反浪潮汹涌，连队老干部被打倒批斗，生产劳动停止，正常生活停摆，连队已处于无政府状态。“革命者”在热衷于造反，“逍遥者”无所事事，连队已经属于“没有人在管了”的无序状态，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地去参加的。 ‍ 三月份的一天，得知连队昨晚上有两个伙伴＂滑脚＂溜了。他们悄悄出走的消息在连队引起的震动，也提醒了我等思乡心切的扎根意志不坚定者。要回上海，离开新疆，不辞而别的逃离倒是唯一的选项。我也心动了。我们四个小伙伴——其中三个是宣传队成员-—-都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我们不露声色，谋定而后动。 　　四月的一个晚上，星光稀疏，夜深人静。宿舍里的伙伴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我们却要准备回乡了。到点了，我们在佯睡中悄悄起身。为了蒙蔽他人，使我们＂消失了＂的信息尽晚些被发现，于是我们在各自的被窝里塞上些衣物以后，便拿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旅行包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宿舍。北国之春，夜晚气候还十分寒冷，再加上＂出逃＂心情的紧张，我情不自禁地浑身打颤。我们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戈壁荒野里行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其实戈壁上本没有路——我们终于到了公路边。 ‍ 半夜，公路上卡车稀少。我们冒着寒冷，打着哆嗦，守株待兔似地静候着公路上的汽车。当远处出现汽车灯光时，我们便精神抖擞地做好了拦车的准备。好心的司机同情我们，同意带我们去阿克苏。于是我们爬上了卡车后厢，迎着寒风蜷缩在敞开的车厢里。百把公里的戈壁泥石公路仅开启了我们漫长的回家之路的第一步。我们的家是那万里之遥的东海之滨。卡车一路颠簸，终于在黎明前到达了阿克苏。县城被夜色笼罩着，街上灯光惨淡，远处不时传来的狗吠声打破黎明前的宁静。到了阿克苏中心城区外围以后，司机师傅叫我们下车，並提醒我们此时不要妄自进城到街上走动，万一被阿克苏街头晚上值勤的红䄂章碰上那是经不起盘问的，被遣返归队是毋庸置疑的。夜长怕梦多。于是我们就近躲进了路边的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一切等待天亮以后再说。公厕内很脏，臭气熏人。有个同伴点燃了一支香烟学着抽了起来。香烟味倒有效地冲抵了部分臭味。天际发白。我们在厕所里迎来了黎明。 　　天亮以后，我们离开了公厕，若无其事地向地方上的长途客运站走去。今天的计划是要尽快地搭乘去吐鲁番火车站的客运车，尽快地离开阿克苏，尽早地离开新疆。九个月前，我们是身穿军装、胸佩红花在阿克苏的大十字街头走过彩门、接受过夹道欢迎礼遇的好儿女。时过境迁，今天却是个＂逃兵＂要偷偷摸摸地溜出阿克苏。人生如戏！在街上路过一家照相馆时，我临时起意，建议同伴们去留个影，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瞬间的光影成了永恒的纪念。 离别阿克苏留影（本人为前右一）‍ （1967年4月） 人生如梦。有人说，＂再见＂是为了再见，离别是为了别离。果真如此吗？我们的不辞而别难道是为了＂要再见＂、为了＂别离开＂吗？其实，那时我们也仅是十七岁左右的小青年，思想没那么成熟，考虑问题也不可能那么周全。我们只是单纯地一心想回家而已，至于后果会怎样压根没有考虑那么多。得过且过吧！长途客运站候车室里满是维族老乡，室内充满着羊膻味和呛人的＂莫禾烟＂土烟味。怕有追兵赶来，我们战战兢兢地买好汽车票，心神不宁地等待发车。当客车缓缓地驶离城区后，我们才缓缓地舒了口气。＂再见了＂阿克苏——既然我选择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你，最好还是不要与你再相见了！ 　　日行夜宿。车行三日后的下午，我们到达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九个月后又看见了吐鲁番的铁轨、火车，我倍感亲切。因为这铁轨连接着上海——我是在最西头，家是在最东头！别样情，感慨良多！不知何故，是即将平安离疆还是归心似箭？我们到了火车站后，四人组便散了，大家分道扬镳了。就我和小沈不离不弃，相依相伴。面对购买火车票时，我俩都犯难了，到上海的车票要50多元钱，身边的钱是不够买到上海的全程票的。那时候我们没有工资收入，每月才领到3元钱的津贴。在疆9个月，分文不花也才27元钱。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吧！于是我们买了到兰州的车票，登上了东行的列车。车厢内十分拥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们选择相对人少的车厢连接处安顿好。站累了就席地而坐，困了就打个盹。我们唯有一个信念，熬过今天就是明天，挨过一程离上海就近一程。车行两日，晚上，在快到兰州站时车厢内开始查票了。列车员十分敬业，他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地毯式地逐一查检车票。列车停靠兰州站，我们没有下车。 ‍ 凌晨时分，车至甘肃天水站，我们被赶下了火车。虽然是穷途末路，但关内春的气息令我神清气爽。清晨，我们出了天水车站，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这久违了的湿润空气，反而使我觉得心旷神怡。在天水县城的街头，我们在路边一个手推车的早餐摊吃了早点以后，便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找邮局。经向邮局工作人员咨询，最快的方法就是电汇，现在发电报给家中，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就可收到汇款了。于是我们首次体验拟写电文向上海家中求助，要求电汇100元钱到甘肃天水邮电局来。在六十年代，1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抵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收入。那年代，非急事家中是不会收到电报的。我的离疆家中是全然不知的。当家中突然收到了我文字简短的电报后，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家中焦急万分，父母心急如焚。情急之中，父兄找来了地图，查看了甘肃天水的位置，急忙凑齐了钱火速电汇到天水邮电局。 ‍ 我俩却逍遥自在。拍完电报以后我们便去街头、公园闲逛去了。中午时分，我们就等候在邮局，谁也不愿意再离开半步了。下午2点多钟，我们先后收到了家中的电汇款。随后小沈买了直达上海的车票。而我，则饶有兴致地买了到南京的车票。我的二姐和姑父姑母住在南京下关商埠街。我到南京后在姑父母家住了几天，＂五一＂劳动节亦鸣姐还带着我和他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去南京中山陵、灵谷寺等景区游览。现存的在灵谷寺拍的一张照片，见证了我的这段经历。 ‍ 我的擅自决定令父母寢食不安。家中对我的行踪信息全无，只能按照大约的时间来推算，但总迟迟不见我按时到家。到家以后我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对此我对我这一未顾及家人感受的任性的决定十分后悔，深感愧疚。‍‍ 写于上海苏河之畔‍ 2026年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