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

铁兵缘

李贺增

转发按语：

此文作者李贺增，1973年自山东省东明县应征入伍，从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战士起步，历经统计员、连队文书、管理股文书、司务长、副指导员、组织股干事、协理员等职，于1984年元月转业至河南省开封市。应约撰写的专稿《路在何方》，以亲历者视角，深刻回望铁道兵集体转工的历史抉择与个人转业的曲折心路。

文章以纪实笔触勾勒时代脉络，以细腻描写还原情感褶皱，以矛盾冲突映照人性光辉，以象征意象镌刻精神烙印——既见个体在现实重压与军旅情结间的挣扎徘徊，亦显集体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悲壮与荣光。作者以笔为凿，将铁道兵转业的时代图景雕琢成一座精神丰碑：那不仅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眸，更是对“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精神的永恒守望。这篇凝结着体温与泪光的文字，早已超越个人记忆的私语，化作一代铁道兵集体命运的史诗注脚，在历史洪流中折射出个体选择与家国命运的深刻羁绊，让读者触摸到时代变革中永不褪色的精神脉搏。

今以美篇转发此文，愿与诸君共鉴：在百万大裁军的壮阔图卷中，铁道兵的命运恰似一个时代的缩影——战士卸甲时的欢呼与军官别营时的怅惘交织成改革时代的复调交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每个抉择的印记，都深深刻着时代的经纬；每段跋涉的足迹，皆默默诉说着精神的传承。

编者 2026年2月15日

上世记八十年代的大裁军，使铁道兵集体脱下了军装。对于铁道兵官兵们来说，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是大家不愿碰触的痛点。本文重述沉寂了四十多年的往事，意在还原历史，尊重厉史，铭记历史。

一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完工后，部队要转战到山西省，承建南同蒲复线。在这个节点上，突然传来了惊人的消息，铁道兵要撤销。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无聊者散布的谣言，并没有多少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领导层也在议论这件事，便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很快事情就明朗化了，铁道兵和它派生出来的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同时撤销，这是百万大裁军的前奏。铁道兵军转工，集体脱军装并入铁道部，每个师成为铁道部属下的工程局，团成为工程处，营成为工程段，连成为工程队。这一消息被确认后，部队象炸了锅般地乱了营。认为铁道兵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祖国的铁路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撤销，甚至认为鼎盛时期兵力高达五十多万的一个兵种被撤销是错误的决定。为了稳定部队思想情绪，团里立即召开了吹风会，实则是思想动员会。通过动员和解说，使大家明白了裁军的重要意义和铁道兵为什么要军转工。

其实，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暴露出了我军的积弊，中央军委就下了整军裁军的决心。当时我军总兵力530万，年军费高达200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以上。军队臃肿庞大，军事装备落后，官兵比例失调，官兵比例一比二点五，即一个军官管两个半兵。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判断，全球冷战局势缓和，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军队应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建没。从经济与战略需求方面讲，裁军缩编，有利于节省军费开支，释放资源，投入经济建设，有利于使军队从“注重规模型”转向“质量效能型”，提高装备质量，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有鉴于此，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从现有的530万军队裁减至430万，即裁军100万，为军队消肿瘦身。铁道兵在战时是后勤保障部队，在和平年代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加之施工建设设备落后，其效率低于地方工程施工单位的百分之三十。副总参谋长楊得志，对裁掉铁道兵的话说得直接而又含蓄：“咱们得把铁锹换成导弹，把风钻换成计算机。”

　　动员大会的召开，证实了铁道兵被裁撤的事实。这时，部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军官灰心丧气，战士兴高彩烈。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退伍时按照哪来啊去的原则，仍要回去当农民。军转工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作为军官来讲，既失去了军人的光荣身份，又失去了国家干部身份。因为政䇿明确规定，企业干部不属于国家干部。从经济收入角度讲，国家干部属公务员，工资发放有保障；军转工后变为企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若企业亏损，则会发不下工资。更重要的是，军队干部可以转业，转业时由国家安排工作；转工后若想回家乡工作，调动工作十分困难。加之建筑行业流动性大，夫妻两地分居极有可能常态化。面对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军队干部不赞同被裁减也就成了必然。他们的抵触情绪无处释放，只有寄希望于中央军委的态度转度，更希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出面阻止邓小平裁掉铁道兵。于是，迎合这种心理需求的小道消息便应运而生。有消息说。铁道兵第一任司令员王震找到邓小平，拍着桌子说：“裁掉铁道兵，你要犯历史性的错误。”邓小平回答：“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患了脑瘫的人，也能看出这是虚假信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些军官们仍自欺欺人地相信是真的，在迷茫中希望看到逆风翻盘的可能，以期挽回自己的命运。当然，等待的结果也只能是无果而终。

事实上在当时是有不少军中高官站出来为铁道兵讲情。如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中央军委建议，“应把铁道兵下放到各大军区，一个大军区配套一个师的编制。”意思是保留一部分铁道兵，但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时任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曾多次找中央军委、国防部领导反映，极力挽救铁道兵的命运。一九八二年一月底，陈再道找到副总參谋长杨得志，问道：“大家都传言铁道兵这次彻底脱军装，和军队脱钩，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楊得志点头承认。陈再道认为，整个兵种被撤销番号，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心理上同样不平衡，立即组织召开铁道兵领导班子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进行汇总，又与政委旷伏兆商量后，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副总参谋长张震，让他转交给邓小平。报告的内容是：〝希望铁道兵番号得以保留，要求铁道兵最少保留一个军的兵力，做到军旗不倒。”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集铁道兵和铁道部主要领导开会，传达邓小平指示：“撤销铁道兵建制己经决定，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并到铁道部，没有二话可讲。”陈再道想再争取一下，提出：“打起仗来还需要我们铁道兵。”杨尚昆回答：“邓主席的意思，打起仗来，铁道部就是铁道兵。”陈再道又提了一句：“今后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能不能保留番号？”最后邓小平批示：“铁道兵不留一兵一卒。”陈司令员按低要求步步退让，最终也未能成功！但邓小平不是不理解陈再道的心情，所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不起的是陈再道。”

在一次内部会以上。陈再道老将军含着眼泪说道：“要论对部队的感情，我最深。我当了五十多年兵，从来没有想过脱军装！“

尘埃落定，彻底无望后，部队干部又把希望放在最后一批转业上，以求以军队干部身份体面地转业到地方，得到合适的安置。但部队也有统盘考虑，要保留足够的骨干力量，以便并归铁道部后，工作能正常运转。于是，便制定出了严格的政䇿，除一九七三年以前入伍的干部保留一部分外，原则上一九七三年后（含七三年）入伍的干部除特殊情况（有严重疾病）外，一般不予转业。适逢干部调升工资级别，如果坚持非要转业的，列入转业名单的，不予调级，同时，在原工资级别的基础上，再降一级。既便如此，干部们也竞相要求转业。提出只要让转业，什么条件都可接受。人人在托关系，个个在想办法，希望能进入转业队伍行列。一天，团党委正在开会，十七连的排长彭方全冲进会议室，卟嗵一声双膝跪地，大声喊道：“首长们开开恩，让我转业回家吧！”团长忙跑过去搀扶，连说：“快起来，快起来，有话好好说。”说明有的干部己情绪失控，达到了绝望的地步！

　　军转工的确定、军转干部成员的敲定、岗位干部空缺的补充提拔、转换新的战场，四种情况的叠加，使部队管理上出现了问题，造成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抬头。有的想方没法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从其他兵种调到我部队，以求脱下军装成为工人；有的借部队要转移到山西包装物品为由，到仓库购买木料做包装箱；有的趁机捞点物品托运到家。团机关南边是汽车一连和仓库，中间隔了一个二百来米宽的低洼带，低洼带里长满了青草。很快草丛中被来来往往穿流不息的人群踏出一条小路，机关人员竞相往仓库跑，仓库主任龙大华一时成了香饽饽，都找他要东西或买木料、做包装箱。见别人都动了起来，我也找龙主任，交了三十一元八角钱，买了点木料，加工成做包装箱的木板和木条，寄存在了仓库。直到转业，也没用上，就放弃不要了。一天，碰到军需股长王家合，他一手提一双崭新的高筒胶鞋，一手握把钳子，非要送给我，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坚决不要。有次去副政委住室玩耍，他住室的窗台上放了把未安把的新斧头，不知是谁送的。副政委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过几天再去那里玩，窗台上的斧头不见了，许是被人顺走了。在乱局中，有的人什么东西都要，甚至连八磅锤都托运到了家里。

大批干部转业，造成岗位干部空缺，及时提拔了一批干部上来。有的干部在极短的时间内连升几级。干部升得快，管理水平跟不上，有的到了新岗位，不知如何管理。在全面疏于管理的情况下，部认乱象丛生，进入了无序状态。人心散了！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感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一九八三年二月铁道兵党委和机关并入铁道部党委、机关。同年十月，铁道兵正式归属铁道部建制领导，铁道兵所属各师编制为铁道部第十一至二十工程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铁道兵集体脱下军装，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铁道兵集体转业到铁道部，铁道兵彻底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消失！

　　不知什么原因，我团集体脱军装推迟了两天时间，时间定在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那天注定是一个沉闷的日子、让人泪目的日子。团机关和部分直属连队官兵集中在平遥县大礼堂，各营在驻地与团里同步召开换装大会。大会由政委黄光福主持，平遥县县委书记、县长列席参加了大会。首先，黄政委在讲话中回顾了铁道兵的战斗历程，阐述了军转工的重要意义。并重复了陈再道司令员在铁道兵机关内部的讲话内容：“铁道兵虽然撤销，我们的部队却依然还在，我们的事业依然还在，铁道兵历史功绩将永垂史册，铁道兵创业精神永放光芒！”最后，他向大家提出新的要求，要大家发扬铁道兵艰苦创业，敢于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在新岗位新环境中再创辉煌，为祖国的铁路建设再立新功。要做到军旗倒了，铁道兵精神不倒；番号没了，铁道兵光荣传统永存。平遥县的县委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讲了话，他说：“欢迎铁道兵三十三团军转工后落户到平遥，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为你们开展工作提供各种协助和支持，在第三产业方面予以提供方便。助力你们从军到民的平稳过度。”会议之前，全团官兵强烈要求见军旗，因为很多官兵当了几年乃至十几年兵，都没见到过本团的军旗。因此，领导讲完话以后，会议程序的第一项就是见军旗。在值班军官的口令下，参会官兵起立，在解放军军歌声中，挚旗手举着团军旗从部队前缓缓走过，全体官兵向军旗敬礼。礼毕后，值班军官用颤抖的声音发出口令：“脱帽！”大家整齐地脱下了帽子，托在手中。随着“摘帽徽”的口令，大家把红帽徽从军帽上取了下来。又随着：“摘领章”的口令，大家把衣领两边的领章也撕了下来。这时队伍里已传出抽泣声，大家的眼里都含满了泪水。在这一瞬间，他们由兵变成了民！事后听说，有其他兄弟部队，在集体摘领章帽徽时，会场上哭声一片。他们是筑路人，这时他们却如同一群迷途的羔羊，不知路在何方！

　　铁道兵虽然番号撤了，军旗倒了。所幸的是，铁道兵并非没有留下一兵一卒，有一万七千人并入了总后勤部，舟桥团和铁道兵长沙学院等单位也并入了其他军兵种。他们虽不是铁道兵了，但没有脱下军装，仍是兵。

二

我从山东入伍，在河南成了家。儿子已一岁多，妻子和儿子仍住在岳母家。妻子的嫂子认为结了婚的姑娘应搬出娘家，有了孩子还不搬走太不像话，天天说难听话，妻子忍气呑声。她多次来信要我尽快转业，建立自己的家。为了让妻子不再受气，我到了非转业不可的地步。而且我面对的是最后一次转业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找到政委黄光福，讲了我的实际困难，希望放我走。黄政委半开玩笑地说：“转业？你想都别想。”我找其他领导，他们似乎商量好似的，回答都是一致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团长丁原臣身上，他当参谋长时，兼任司政机关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搭班子时私人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想必他会帮忙。听了我的情况，他说他本人同意放我走，班子会上可能通不过。要求转业的人太多，你是七三年入伍的营职干部，让你走了，放开了口子，不好收拾。他思索片刻又说，唯一的办法，你去找师政委孙有礼，你俩私人关系不错，他发了话，团里放人别人没话说。过了几天孙政委到团里视察工作，我向他表明了要求转业的意图。他说：“你们都走了，我靠谁呀！”这句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绝望了，只好打消转业的念头。

天无绝人之路，似有天助，我的机会来了。在部队的乱局中，仓库职工金阿苟往家乡常熟偷运了两个车皮的木料和家俱，被地方举报，部队立案调查。因我在组织股抓过纪检工作，部队派我去上海和常熟调查此案。因调查案件没有时间限制，火车路经开封时我下了车，告诉妻子转业己没有希望。第二天，我对妻子说去郑州探望一下三伯父，当天去当天回。到了郑州与三伯谈及我转业转不了，以后再无转业机会的事。他是郑州市劳动局副局长，是该年省军转干部转业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听了我的叙说，便带我去找劳动人事厅杨厅长，求得他的帮助。刚进劳动人事厅大院，迎头碰到厅办公室主任王国梁。他跑过来拉住三伯的手说：“老领导你怎么过来了？”听三伯说找杨厅长，他说杨厅长不在，硬把我们拉到了他的办公窒。三伯向他谈了我转业的问题，他说已经来不及了，军转干部的档案移交己经开始了。三伯说：“这我知道。本来我是来找厅长的，他不在，今天这事就交给你办了，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王主任想了想，对我说：“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内你能把你的档案拿过来，河南省就接收你。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说我试试看吧。返回途中，我问三伯身上有钱没有，我没有时间回开封家里拿钱了。他从衣兜里掏出四十元钱给了我。我要求司机把我先送到火车站。花六元三毛钱买了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忽然想到郑州有个铁道兵仓库，便从候车室柜台的电话薄中查到了该仓库的电话号码，打通后告知我是铁七师的，并报了姓名。请他们帮忙打电话找到兵部负责军转干部工作的吴志义干事，让吴干事电话做我师领导的工作，让我转业到河南，河南已同意接收。并告知吴干事，我乘火车夜间十二点后赶到兵部，让他在办公室等我。对方热情地同意帮我打电话，这样以来，我就节省了一些时间。夜间十二点后我走进了兵部大院，见办公楼南头四楼的灯还亮着，知道吴干事在等我。一见面吴干事就告诉我，接到郑州仓库的电话，他就给七师政委和师长分别打了电话，他们经班子会讨论，不同意你转业。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想了个办法，向师领导施压。就说你伯父是河南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负责人，他放话说如果铁道兵这次不让你转业，今年铁道兵转业到河南省的五百三十多名干部，都会安置不到好的工作。我说这办法可以，并让吴干事第二天继续给我师领导打电话，我即刻出发去太原找师领导，二人双管齐下。

　　当我赶到太原师部，得知师、团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兵部开会了，途中我乘坐的火车与他们乘坐的火车擦肩而过。为了节省时间，我不能再东奔西跑了。先打电话告诉吴干事，又打电话到兵部招待所查找师、团领导居住的房间，招待所值班人员告诉我，入住人员都去开会了，让晚上再打。我又给团干部股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可能要转业，让他们先为我办好转业手续，连同我的档案，快速送到师里。下午，战友杨明宇、韩夫君便从平遥赶到太原，把转业手续及档案交给了我。晚饭后，我又一次电话打到兵部招待所，那里放电影，参会人员都去看电影了。好在团政委黄光福不喜欢看电影，他找了几个人在房间打扑克，便接到了我的电话。我对他说，河南省己同意接收我，希望团里放我走，我恳求他帮帮忙。并说如果这次不让我转业，留下来我也不会好好干工作。他见我心情迫切，说团里同意放我走，让我再找找师领导。我对他说，你帮忙帮到底，也找师领导帮我说说话。他答应后，又告诉我电影结束的大致时间。估计电影已结束，我电话打到了师政委的房间，向孙政委讲了这次让河南省接受我转业安置的难度，让他务必帮一下忙放我走。许是他己接到吴志义干事的电话，黄政委找他又帮我讲了情，说他们过一会开个师领导碰头会，专门商量是否让我转业的事，让我等电话通知。我让组织科、干部科、群工科，每科各留一个人，接听师领导的电话通知。夜间刚过十二点，师政治部主任打来了电话，经研究同意我转业。我不敢停留，让群工科吴仕先干事骑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太原火车站。夜间没有发往郑州的车，凌晨六点才有车。吴仕先干事要把我带回去睡一觉，我劝他回去，自己在车站坐等开车。第二天上车后，我感到饿了，才想起近三天没吃饭了。买了只烧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直到把整个烧鸡吃完。这下吃伤了，造成多年看到烧鸡就呕吐。

三天内我准时把档案和转业手续交给了河南省劳动人事厅王国梁主任，并到郑州友谊宾馆，找到铁道兵驻河南档案移交人员，告知他们我的档案已交给劳动人事厅。两名干事都是其他师的干部，听我讲了自已活动转业成功的经历，对我十分热情，提出让我帮忙，说他们想转业快想疯了，却又找不到门路。我说我哪有那本事！可见军转工使铁道兵干部急切想转业的心情是一致的！

回到开封见到妻子，妻子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己向单位请过假，正要去郑州寻找我。我向她讲了这几天的经历，告䜣她我要转业了，她喜极而泣，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三

去上海、常熟调查完案件，我即赶回部队交差。到了部队，战友们都摘掉了领章帽徽，有的显得无精打采，依靠在门框上发呆。见到我一身戎装，眼光立马亮了起来。有人交给我一封信，是调到铁道兵报社的战友朱海燕写来的，他信中告诉我，让我写篇有点份量的文章，他帮忙把我调到铁道兵报社。找回信告诉他，我要转业了，已没有去报社的兴趣，并向他致谢。

由于这次军转干部的转业隶属地是青海，我又返回到青海等待地方的安置通知。

当我回到青海老营区，团机关只剩一个留守处，留守处人员过少，已没了伙房，发放食材给个人，自己做自已吃。组织股留守人员是战士董桂森，我们在一个股工作多年，适逢他妻子到部队探亲，我只好到他家蹭饭吃。

一天，我爬到团机关西南角放存水罐的高岗上，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上午，目击眼前的浩瀚荒漠及拆去房顶的营房，睹物思情，思绪万千，回顾了从军的经历，也回顾了在青藏高原战斗的点点滴滴。我爱自已的部队，也不愿离开部队。如果铁道兵不撤销，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要求转业的。三个月后，当我到地方安置单位报到的前一天，我带着妻儿去照像馆照了张像，特意在照片上留下了“换装留念”字样，回家后我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从此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走向了自己选定的人生路。

　　细加思考，那些留下的战友们，他们虽然被动接受了中央军委给他们选定的路，这条路同样是条正确的路。正如陈再道将军所讲，“部队依然还在，事业依然还在。”也就是说部队整建制变为建筑工程单位，所从事的工作仍离不开铁路建设，可以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在建茿行业大显身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铁道兵转工后的工程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均进入了国家五百强企业，并成为了中国建设速度的主力军，被誉为基建狂魔。

铁道兵是一支思想过得硬的队伍，铁道兵精神被全国各大媒体传颂，成为了一种独特现象。在撤军转工时，部队虽然出现了乱象，却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短暂现象，即阵痛中的表现。转工投入工作后，原来的官兵们挥去眼泪，昂起头挺起胸，迅速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快速投入战斗。说明“散”是暂时。一时的散如同散文的特征“形散而神不散”。因为铁道兵精神已植根于铁道兵官兵的血脉中，一但听到号令，就会舍命冲锋。

有人说铁道兵人都姓铁，并不在于兵种名称上带一个铁字，而在于他们都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正如叶剑英元帅给铁道兵题词中所讲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

在铁道兵时代，哪里艰苦他们就去哪里，钻山沟、上高原、入海岛、进雪原。军转工后依然如此，青藏铁路二期工程，自然环境条件比一期工程更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参加该工程的仍然是铁道兵变身的铁建工程局，同样给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这说明在铁道兵铺就的道路上，一代代铁后代发扬着铁道兵精神，高唱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的歌曲，正阔步前进。

作者李贺增

山东省东明县人，1953年出生，1973年入伍。历任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战士、统计员、连队文书、管理股文书、司务长、副指导员、组织股干事、协理员等职。1984年元月转业，在河南省开封市历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业务科长、经理、厂长兼书记等职。在各大报刊发表通讯报道、诗歌、散文、论文、小说100余篇，出版电视剧本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