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 悟人生

温州孔庙，龙湾孔子文化研究中心

【原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各，谓之有司。”

【典籍】

●《论语译注》：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就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道：“尊贵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道：“五种美德是些什么？”孔子道：“君子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劳动百姓，百姓却不怨恨；自己欲仁欲义，却不能叫做贪；安泰矜持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子张道：“给人民以好处，自己却无所耗费，这应该怎么办呢？”孔子道：“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因而使他们有利，这也不是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吗？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情况和人民再去劳动他们，又有谁来怨恨呢？自己需要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又贪求什么呢？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也是安泰矜持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邪视，庄严地使人望而有所畏惧，这也不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道：“四种恶政又是些什么呢？”孔子道：“不加教育便加杀戮叫做虐；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做暴；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是给人以财物，出手悭吝，叫做小家子气。”

●《论语新解》：子张问孔子道：“如何始可从事政治呀？”先生说：“尊崇五美，屏除四恶，这样乃可从事政治了。”子张说：“何谓五美呢？”先生说：“在上位的君子，第一须懂得惠而不费，第二是劳而不怨，第三是欲而不贪，第四是泰而不骄，第五是威而不猛。”子张说：“怎样称作惠而不费呢？”先生说：“你看人民在哪方面可以得利，便在哪方面诱导他们去得利，岂不是施了恩惠给人而不破费着自己吗？你只选择可以使人民服劳的事来使人民服劳，又谁来怨你呢？你自己所欲，只在推行仁道，那就要推行尽推行，岂不是有欲而无贪吗？一个在上位之君子，不论对方是寡是众，或大或小，总之自己无敢怠慢，那岂不极舒泰而并不骄矜吗？一个在上位之君子，只要衣冠整肃，瞻视尊严，便见得俨然，别人望了他生敬畏之心，岂不就有威而不猛暴了吗？”子张又问：“何谓四恶呢？”先生说：“不事先教导人，便要用杀戮（来推行或制止），那叫虐。不事先告戒人，而到时忽然要查验他成功了没有，那叫暴。虽下了命令，像不当件事般，并不曾郑重丁宁，到期限时又硬不通融，这像有意陷害人，叫做贼。同样是要给与人的，但在出纳之际，却不免多所吝惜，那有失在上位者之体制，像是一经管的有司了。”

●《论语今读》：子张问孔子道：“如何就可以搞政治了？”孔子说：“尊尚五种美德，去掉四个恶行，就可以搞政治了。”子张问：“什么叫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恩惠，但并不花费；役使人民，但并不被怨恨；有欲望，但不贪婪；庄重，但不骄傲；威严，但不凶猛。”子张问：“什么叫施恩惠但不花费？”孔子说：“根据民众利益而去做，这不就施恩惠而不花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来役使，又谁会怨恨？自己希望得仁便得到了仁，又贪什么？君子不管人多人少，不管小事大事，从不怠慢，这不就是庄重而不骄傲吗？君子衣帽整洁，正目而视，俨俨然人看见有所畏惧，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行？”孔子说：“不教育就杀，叫残酷；不事先告诉却突然要看成果，叫粗暴；开始慢吞吞，突然限期要求，叫害人；在应有支付上吝啬，叫小会计。”

【译文】

屏: 排除。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地制宜，根据地方水土民情的不同，使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引导百姓得到利益。

泰而不骄：“泰”，通也。人与人之间要沟通和畅，天地交泰，政通人和。“骄”是放纵；傲慢。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君子没有多少的观念，没有大小的观念，对于大事小情从不怠慢。

尊其瞻视：目不斜视，使人感觉到很尊敬他。

俨然：形容庄重、严肃。

犹之与人：“犹之”，等于犹如，如同。“与”，给。

出纳：财物的付出和收进工作。这里是给予。

有司：指主管某部门的小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推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使百姓得到好处却不破费；使百姓劳作却无怨言；有正当的欲望却不贪求，泰然自处却不骄傲；庄严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说：“怎样是使百姓得到好处却不破费呢？”孔子说：“顺着百姓想要得到的利益就让他们能得到，这不就是使百姓得到好处却不破费吗？选择百姓可以劳作的时间去让他们劳作，谁又会有怨言呢？想要仁德而又得到了仁德，还贪求什么呢？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怠慢，这不就是泰然自处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洁，目不斜视，态度庄重，庄严的威仪让人望而生敬畏之情，这不就是庄严有威仪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进行教化就杀戮叫作虐；不加申诫便强求别人做出成绩叫作暴；起先懈怠而又突然限期完成叫作贼；好比给人财物，出手吝啬叫作小家子气的官吏。”

【感悟】

子张问政，孔子以“尊五美，屏四恶”作答，寥寥数字成后世为政者的圭臬。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言：“此章论政术也”。这份凝结着儒家民本思想与中庸智慧的治世纲领，历经两千余年岁月淘洗，今日重读，仍可为当代执政者、管理者提供修身理政的不竭灵感。

尊五美

孔子所倡“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看似独立成义，实则贯穿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精神。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解：“五者，皆君子为政之美事”，其精髓在于叩其两端、取其中道。

1. 惠而不费。“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道出为政的最高境界是施惠于民却无所耗费。邢昺在《论语注疏》中详解：“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则是惠爱利民在政，且不费于财也。”西汉文景之治，统治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顺应百姓耕作渔猎之需，终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盛世。朱熹进一步阐释：“因民之利而利之，非以为惠，而惠自生；不费己之财，而民自得其利。”如《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上古尧帝“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却能使天下归心，因其顺应民心、不违民利，成就了“惠而不费”的千古典范。政道与天道相通，如孔子所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为政者若能循自然之理、顺民众之需，便可得惠政而不费国力，这是中庸“恰到好处”的智慧。

2. 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何为“择可劳”？其一在“因民之利”，如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虽耗民力却解巴蜀水患，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百姓至今感念其功；其二在“使民以时”，孟子所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记载，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看似劳民，实则利民，终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朱熹注解此句时强调：“劳而不怨，以其志在利民，非为己也。”

3. 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言：“仁近乎贪，盖是仁只是爱，爱而无义以制之，便事事都爱。好物事也爱，好官爵也爱，钱也爱，事事都爱，所以贪。”这揭示了“欲”与“贪”的界限，以仁为导向的欲望，是修身之要；以私利为核心的欲望，是贪念之始。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典故流传千古，当有人以“暮夜无知者”劝其受贿时，杨震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是“欲仁而得仁”的生动实践。孔子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执政者若能将欲望归于仁道，内心自足，便不会为外物所累，这是中庸“制其两端”的修养智慧。

4. 泰而不骄。“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孔子所倡的“泰”，是内心的安舒笃定；所戒的“骄”，是待人的轻慢懈怠。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注解：“常人之情，敬众大而慢寡小。君子则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骄慢乎？”战国时期，蔺相如面对廉颇的羞辱，始终“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上朝时“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其内心的泰然并非懦弱，而是源于对国家大义的坚守。唐太宗李世民“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即使面对魏征的犯颜直谏，也始终以礼相待，正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的执政胸襟。朱熹曾言：“泰者，安舒之貌；骄者，矜肆之态。”真正的泰然，是根植于仁德的内在充实，而非外在地位的虚张声势，这是中庸“不偏不倚”的人格体现。

5. 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孔子认为，执政者的威严并非源于苛政与强权，而是来自自身的修身正己。朱熹注解：“正衣冠，尊瞻视，谓严其容止，使端庄可敬。俨然，矜庄之貌。畏之，敬之也，非恐惧之谓。”西汉周亚夫驻军细柳时，“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面对汉文帝的劳军队伍，仍坚守“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军纪，其严整的军容与坚定的原则，让文帝慨叹“嗟乎，此真将军矣！”，这份威严并非来自武力胁迫，而是源于对职责的敬畏与对规矩的坚守。反之，秦始皇以严刑峻法威慑天下，“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虽猛而无威，终致二世而亡。南怀瑾言：“真正的威严，是人格的力量。”执政者唯有先正己衣冠、修己德行，方能让人“望而畏之”却不生怨怼，这是中庸“刚柔相济”的气象。

屏四恶

如果说“五美”是为政的理想境界，那么“四恶”便是执政者必须摒弃的失度之举。孔子所列“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每一条都直指施政中的“过”与“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反面警示。

1. 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将“不教而诛”视为最残酷的执政行为。朱熹注解：“虐，谓残酷不仁。先教后杀，圣人之政也；不教而杀，是虐民也。”《孔子家语·刑政》中记载孔子之言：“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这表明儒家并非反对刑罚，而是强调“教化为先”的中庸原则。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推行“敬天保民”的教化，终成“成康之治”；而商纣王“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不教民以礼，反以酷刑威慑，终致“众叛亲离”。王充在《论衡》中说：“教化成而刑不用”，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继承。执政者若能先以仁德教化百姓，再以刑罚规范行为，便是守住了“教”与“杀”的中道；反之，不教而杀，便是失度的“虐政”。

2. 不戒视成谓之暴。邢昺注解为“不宿戒而责目前成”，即不提前告诫却强求速成，是为“暴”。朱熹进一步阐释：“暴，谓卒遽无渐。不先戒告，而遽责其成，是暴虐也。”春秋时期，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对大臣的劝谏置若罔闻，却强求百姓速成宫室，终被赵穿所杀。反观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凡事皆预立规矩、明告百姓，即使“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也从不强求速成，终使蜀地“道不拾遗，强不侵弱”。执政者若能做到“先戒后成”，循序渐进，便是契合中庸之道；若仓促求成、不顾实际，便是失度的“暴政”。

3. 慢令致期谓之贼。杨伯峻注解为“不加监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贼”，朱熹则认为是“缓于前而急于后，以误其民，而必刑之，是贼害之也”。无论是疏于监督还是前期懈怠，最终让百姓承担后果，都是坑害民众的行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便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秦律的严苛与官吏的懈怠，让百姓陷入“进亦死，退亦死”的绝境，这是“慢令致期”的极致表现。而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对于政令的推行，始终“宽而有制，从容以和”，从不随意更改期限、苛责百姓，终成“贞观之治”。执政者对待政令当慎始慎终，既不草率发布，也不随意拖延，方能避免“贼害”之过。

4.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朱熹注解：“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他还以项羽为例：“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败，亦其验也。”楚汉相争中，项羽虽勇冠三军，却因吝啬封赏而失人心；刘邦则“与天下同利”，对功臣“裂地而封，分赏而赐”，终得天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时“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从不吝啬财物，其胸襟气度正是执政者的典范。朱熹强调：“为政者当以得人为重，财物次之。”若执政者斤斤计较、吝啬小气，便失却了人君之体，沦为“有司”之流，这是背离中庸“重义轻利”的失度之举。

孔子“尊五美，屏四恶”的政道思想，以中庸为灵魂，以民为本为根基，“五美”是为政的理想境界，要求执政者在施政与修身中做到“无过无不及”；“四恶”是为政的底线警示，告诫执政者不可偏离中道、失却民心。

今日之执政者、管理者，若能深悟其中奥义：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践行民本之道，以“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涵养自身修为，以“屏四恶”坚守为政底线，便能在复杂的治理实践中把握中庸智慧，实现“政通人和”的美好愿景。

让我们一起在《论语》的智慧引导下，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

‍

‍‍‍‍‍‍‍‍‍‍原‍创

当下的事放下的人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