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听父亲讲演(三)</p><p class="ql-block">要点:</p><p class="ql-block">1、对父亲这段话的说明和解释</p><p class="ql-block">2、巾帼英雄菡子老师</p><p class="ql-block">3、赵荣声先生的回忆</p><p class="ql-block">4、时隔一年多,讲演稿经过精心的修改编辑后第二次在《工人日报》“文化宫”副刋发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讲演稿的字数2万多,都是干货,尚有充分展开的空间,下一步的工作是反复的添加、充实、编辑、修改、加工、整理,锦上添花。现在看来,令人万分惊喜的是,先后陆续参予编辑工作的老师都是如此地专业、细致和敬业。</p><p class="ql-block">(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p> <p class="ql-block">但还是要对父亲的这段话进行一番简要的说明和解释。这主要是因为7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景况和现在多少有点不同了,且每一个人所站的角度也并非完全一致。</p><p class="ql-block">“一再和我商量……”,这说的是不断地反复地沟通和协调,兼带有催稿的意思。这是编辑人员必备的职业本能。我从记事起就对这样的事情印象深刻。催稿的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武汉的,哪哪的都有。大多是来信,信封多为牛皮纸,下面的落款是印好的,某某报社或某某杂志社。不用打开就知道里面的内容。急一点的就打电话,再急一点的就登门拜访。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反反复复,坚持不懈。接待来客也是父亲的社会工作之一,门庭若市,累是累了点,心情却是极好的。</p><p class="ql-block">这样的事现在已经倒过来了。现在您如果能够被催稿,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荣耀和幸福。历史总是在进步,那时候写书的人很少,现在写书的人很多。</p><p class="ql-block">(《赤诚》,图2~4摘自政协武汉市蔡甸区委员会编《赤诚》。)</p> <p class="ql-block">“要我把经历写下来印成小册子”,这个建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聆听讲演的热情的听众,“各处机关学校团体还常常邀我去作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人递给我一些纸条,要我把自己的事情写成一本书。来信里也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地写,……”第二是工人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始终在一刻不停地行动着。第三是全国总工会的赖若愚主席。他亲自与我父亲面谈此事。因此而形成了三方看好的局面。由此看来,只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是必然的事情。</p><p class="ql-block">(吴运铎生活战斗的地方。)</p> <p class="ql-block">《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文经过编辑们反复悉心地修改后在《工人日报》长篇连载,有没有印成小册子发行就不确定了。也许有,也许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当然另有原因,而且是更好的原因。</p><p class="ql-block">“按照几次报告的顺序……”,这话说的就更清楚了。说明作为依据的讲演文字稿不止一篇。而是几篇。最重要的是其中的两篇。而且讲演不是在一个单位讲的,而是在不同的单位讲的。也有印成小册子的,有不同的编辑人员。例如《天津通俗出版社》。依据我的观察,《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不是一步成型,一蹴而就的。而是分成了几步。作为雏形的连载和小册子是2万多字,第一版约6~7万字,第三版是12万字。</p><p class="ql-block">(足迹。)</p> <p class="ql-block">“由菡子同志、赵荣声同志帮助整理……”,则明确地指出了编辑人员是这两位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她(他)们都是当时倍受人们尊敬的大咖级人物。由于后来这件事由工人出版社操作,菡子老师另有许多脱不开的工作,比如说参加抗美援朝赴朝慰问团及创作组,忙得不可开交,逐渐淡出了此事。虽然我们现在很难分辨出哪一段文字是经过她编辑修改的,在“帮助整理”这件事情上显然是作了一回无名英雄,但她的功劳和贡献却是无法否认的。</p><p class="ql-block">(《菡子文集》。)</p> <p class="ql-block">菡子老师是一位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她不仅是一位编辑,更是一位作家和战地记者。胆大包天。你看她在朝鲜战斗前线那一付泰然自若的神情也就明白了几分。她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这样的文人并不多见,把许多的男人都比下去了。新四军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中豪杰,菡子老师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p><p class="ql-block">(赴朝创作组成员。)</p> <p class="ql-block">(朝鲜上甘岭前线高射机枪阵地。)</p> <p class="ql-block">父亲的这段文字虽不长,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使我们避免了许多的弯路。</p><p class="ql-block">大咖们可就真是下了功夫。据赵荣声先生回忆,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奋战,终于“在1953年4月3日的《工人日报》“文化宫”副刋登出来了这一部新的长篇连载,题目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署名吴运铎。”(注三)</p><p class="ql-block">(注三:见赵长安老师《吴运铎全传》。)</p><p class="ql-block">(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赵荣声老师。)</p> <p class="ql-block">(红色特工。)</p> <p class="ql-block">(战地记者。)</p><p class="ql-block">(图5~10摘自网络,致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