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岁华纪

天山飞虎（胡永强）

新年*岁华纪
文/胡永强
说起年，这字眼里仿佛就带着噼啪作响的热闹。它不单是历书上那个朱红的正月初一，倒更像一股暖流，先是在人心里悄悄涌动着，随即漫溢开来，染红了千家万户的门楣，点亮了亿万双期盼的眼眸。那是一种盛大得近乎庄严的喜悦，一种浸透了千年风霜却愈发醇厚的欢腾。
新年确是新奇的。这种新，不独在于岁时更迭的表象，更在于它赋予人心一个“重始”的契机。仿佛一本写满旧字的簿子，终于可以翻过最后一页，眼前摊开的，又是洁白无瑕的崭新篇章。这求新求变的孩子气的盼望，自我童年起便未曾稍减。我的童年多半是在乡下度过的，那里的“年”，是有形状，有气味，有温度的，不像城里这般，被规整得只剩一个淡薄的影子。
“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老祖母的这句话，像一句开启神秘仪式的咒语。腊八粥那黏稠的甜香还未从齿颊间散尽，一种微醺般的躁动便在心窝里生了根，仿佛真揣了只不安分的小兔子，轻轻地，一下下地，叩击着对年的全部想象。办年货是顶顶郑重的大事。乡镇的集市陡然间膨胀起来，成了人的河流、货的海洋。空气中交响着吆喝声、谈笑声、牲畜的鸣叫声。村里合宰一头肥壮的黄牛，院子里，自家养了一年的猪也被架起来。那场面，与其说是劳作，不如说是一场虔敬的献祭——向岁月，向生活，也向那份对“大肥年”最朴素的期盼。
一切的准备，都循着那古老如歌谣的节奏，从容不迫地展开：“二十三熬糖甜，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宰肥猪，二十六蒸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油锅炸，二十九蒸馒头，三十门口贴对联，一年家人大团圆。”这哪里是日程，分明是一首用生活谱写的叙事诗。熬糖时，那红薯的甜味丝丝缕缕地钻进每个角落；扫房子时，飞扬的尘土在冬日的斜阳里舞成金色的纱幔；蒸腊肉时，那丰腴的、令人心安的香气，几乎要将屋顶掀开。这些琐碎的劳作，此刻都褪尽了平日的辛苦，凝结为一种收获的仪式。一年的风霜雨雪，春耕秋收，仿佛都在这最后的忙碌中，找到了归宿，如一朵饱满的花，在岁末凛冽的空气中，安然地、绚烂地绽放了。
终于，到了年三十晚上。夜色被花炮撕开一道道璀璨的峡谷，那震耳的鸣响，是献给旧岁最豪迈的肯定，也是迎接新年最激昂的序曲。年轻人是要守岁的，灯火通明的厅堂里，牌局与闲谈，交织着对时光的挽留与对未来的揣测。那光，亮得有些奢侈，仿佛要将过去一年的阴影全都驱散。人们就在这光里等着，耐心地，又带着些许期盼，直到黎明的微光像一滴稀薄的牛奶，滴入沉沉的夜色里——天门开了，一个新的春天，带着它全部的清新与希望，降临人间。
大年初一的拜年，是一场关于秩序与温情的展演。人们都穿着崭新的衣裳，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喜悦中带着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宣言。长辈们将红封递过来，那小小的、沉甸甸的红纸包，包裹的岂止是几枚钱币？那是一份祝福，一份护佑，一种血脉相承的、无声的诺言。小时候的我，最爱的便是这一刻，新岁新年新期盼，喜天喜地喜人间。这份纯粹的、几乎要从胸膛里满溢出来的欢实，是岁月赠予童年最慷慨的礼物，至今回想，那股热流仍在心底微微荡漾。
　　我于是想起更久远的年月。那时的团圆，因了山川阻隔，舟车不便，总带着几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悲壮。一封信要走许久，一份思念要酝酿整个冬天。如今却大不同了。现代化的巨掌，将时空不可思议地压缩在眼前。纵使远在天边，也仿佛能朝发夕至。发展的洪流，似乎缩短了“年”这仪式本身的时光，却又以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拉近了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看不见的距离。这究竟是岁月的得，还是失呢？我时常陷入这幸福的迷思里。
送走旧时月，迎来新年春。窗外的柳树，已隐隐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绿意，像是在轻声呼唤那尚未归来的飞燕。天地间，自有一种蓬蓬勃勃的精气神在流转。这过年的喜悦，大约便是如此了——它不独是爆竹的喧闹、美食的犒赏，或新衣的光鲜。它更是一种确认，确认我们无论走过多少荒芜，身后总有一盏为你而亮的灯火；它也是一种更新，让疲惫的灵魂在亲情的浸润中，重新变得充盈而柔软；它最终指向的，是希望，是那如同初春柳梢上一点新绿般，微小却无比坚韧的，对生命本身的、永不停息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