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年味

茂林修竹

那时的年味：1961雪夜归土门

1961年的除夕，我六岁，人生第一次踏上奔赴故乡土门的路。在此之前，故乡于我，不过是父亲口中反复念叨的、遥远又神圣的名字。父亲总说，全天下数山西最好，山西数晋南最好，晋南数临汾最好，临汾，便数土门最好。这话如一颗温软的种子，落进我幼小的心底，生根发芽，让土门成了我想象中遍地麦香、藏尽美好的神奇古镇。

土门的好，是长在土地里的。它倚着山根，旁有两条涧河环绕，每逢雨天，山间洪水顺河而下，润透整片田野，土地肥沃得流油，种出的小麦在临汾一带堪称顶尖——籽粒饱满、筋道十足，麦香浓郁得化不开。当地更有“白面馍馍垒茅子墙”的说法，这般富足的传说，足以让一个六岁孩童，把故乡视作全天下最温暖、最丰饶的地方。这份执念，后来随父亲工作调动、我与母亲搬回土门，被一寸寸真切印证，而故乡最初的模样，永远定格在1961年那个风雪交加的除夕。

那年春节，我与大哥春德、三哥春荣，从太原动身回土门过年。天刚蒙蒙亮，我们便登上绿皮火车，车轮哐当哐当，慢得仿佛要把时光拉得绵长。我趴在车窗边好奇张望，窗外的景致从城市楼房，渐次换成连片的田野与光秃的枝桠，一路晃荡，整整一日，抵达临汾站时，天色已彻底沉暗。

踏出车站，鹅毛大雪正铺天盖地倾泻，天地间一片素白苍茫。冷风刮在脸上，如细刀轻割，却裹着一股清冽的、属于故乡的陌生气息。父亲临行前叮嘱，先去平阳宾馆寻本家天顶伯父——他是宾馆经理，本想托他照应，可彼时通讯闭塞、交通不便，伯父早已提前回土门过年，连一句口信都未曾留下。

大哥那年二十，三哥长我十岁，两个年轻小伙，望着身边才六岁、路都走不稳的我，咬咬牙，做了一个如今想来仍觉勇敢的决定：步行回土门。

三十里山路，大雪封途，积雪深达数寸，一脚踩下，雪沫便灌进棉鞋，冰冷刺骨。两个哥哥一人攥着我一只手，将我护在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往城外走。我年纪太小，记不清路途的漫长，只觉双脚冻得发麻，被他们托着、拽着，机械地向前挪动，耳畔唯有风雪呼啸，与鞋底碾过积雪的咯吱声响。出临汾城，过汾河浮桥，再经芦道村、嘉泉、田村……这些地名，是后来扎根土门才渐渐熟稔的，那晚，它们只是白雪覆盖下模糊的影子，是漫漫归途中，一个又一个望不到头的路标。

三个多小时的雪地跋涉，寒气浸透棉衣，疲惫如潮水般层层裹身。走不动时，大哥便背我一程。大哥性情温和，偏爱诗书，文采斐然却不善言辞，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趴在他温暖的后背，听三哥绘声绘色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风雪漫天，故事却格外生动。三哥口才绝佳，能言善辩，言辞滔滔又极具感染力，彼时还在太原读初中的他，天生带着组织与号召力，后来大学期间，一直担任校系学生会主席。只是如今，两位兄长都已先我而去，每每念及，满心怅然。

在三哥眉飞色舞的故事里，漫长的路途似乎不再难熬。夜里十点多，行至村下金圪窝，大哥忽然高声：“到了！到了！”漆黑夜空下，白雪映着通往村里的最后一里坡路，泛着清冷的光，路上只有我们兄弟三人深浅交错的脚印。万籁俱寂，连雪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忽然，一阵铿铿锵锵、极富节奏的声响，从土门村中漫出，穿过风雪飘至耳畔，比世间任何乐曲都动人。

那是家家户户剁饺子馅的声音，藏着最朴素美好的年节仪式感。

土门是方圆几十里的大镇，几百户人家，数百把菜刀同时敲击案板，轻重缓急、错落有致，在雪夜里汇成一曲雄浑又温柔的交响乐。没有指挥，没有乐谱，却裹着最滚烫、最真切的年味。偶尔，几声零星爆竹划破夜空，清脆利落，正应了“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的旧句，不喧闹，不铺张，却把除夕的氛围烘得满满当当。

这一幕，此后几十年，始终是我心中最美的春节图景。

我们兄弟三人瞬间忘了一路疲惫，忘了三十里雪路的艰辛，只觉心头一热，脚步也轻快起来。沿着金圪窝坡，朝着灯火隐约、声响阵阵的村落快步走去。村口的魁星楼，积着厚厚一层白雪，像戴了顶白帽的老者，静静立在风雪中，似在等候远方归人，又似在温柔致意，庄重又温情。

风还在吹，雪还在下，可那此起彼伏的剁馅声、隐约飘来的麦香与烟火气、两位兄长温热的手掌，成了1961年除夕最真实的年味，也成了我与故乡土门最初、最滚烫的相逢。

后来我常想，那时的年味，从不是锦衣玉食，不是鞭炮齐鸣，而是风雪夜归时，素白天地里飘来的人间烟火，是一家人围坐案板前的细碎声响，是土地里生长的醇厚麦香，是血脉里割不断的归乡路。而土门，终究如父亲所言，成了我一生牵挂、一生热爱的最好之地。

我与母亲后来定居于此，父亲离休后也叶落归根。我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而后外出求学，毕业后在城里眼科医院行医，再后来创办了“侨联眼科”，在城里安了家，置了宽敞的房子。从前每到过年，必回土门；父母离世后，便改在城里守岁。可每当除夕之夜，爆竹声此起彼伏、烟花漫天飞舞，满城热闹喧嚣时，我总会想起1961年的那个雪夜，想起土门村里传出的剁馅声、麦香与风雪，想起那刻入骨髓的、最纯粹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