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越野车：进军塔克拉玛干沙漠（二）集结号吹响

大匹克

1987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十月的鄂西北山区，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集团技术中心那栋七层大楼里，人声鼎沸。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组建——沙漠越野车联合设计组。老中青三代工程师，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我们公司派出了十几名技术人员。名单公布那天，办公楼前的黑板报前围满了人。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你也去？”我爱人汪工从人群里挤出来，手里攥着笔记本，眼睛亮亮的。“嗯。”我点点头，“制动和转向，两个系统。”“我在悬架。”她说。我们相视一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一去，就是大半年。正月十五的离别1988年的春节来得晚。正月十五那天，十堰的街上还挂着红灯笼，空气里飘着鞭炮的硝烟味。我们把女儿送到外婆家。孩子还不满四岁，扎着两个小辫子，抱着我的腿不肯撒手。“爸爸妈妈去造大汽车，造好了来接你。”我爱人蹲下来，把女儿的小手从我的裤腿上掰开。“大汽车能开到沙漠里去吗？”女儿问。“能。”我摸摸她的头，“一定能。”外婆把孩子抱走了。我们站在巷口，看着女儿趴在外婆肩头朝我们挥手。正月十五的月亮很圆，照在青石板路上，泛着冷冷的光。回到住处，简单收拾了行李。一个帆布包，装满了技术资料和几件换洗衣服。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踏上了去十堰的火车。七层大楼集团技术中心坐落在十堰市的一片山坳里。那是三线建设时期建的汽车厂，红砖楼房，依山而建。技术中心是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七层，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气派。一楼是图书馆和资料室，二楼到七楼分布着各个设计室：车型设计室、底盘设计室、发动机室、电器设计室、车身设计室……走廊很长，日光灯嗡嗡响着，墙上挂着各种汽车构造图和名言警句。我们十几个人被分到不同的科室。任杰去了车型室，张伟去了底盘室做车桥设计。我爱人汪工也分在底盘室，负责悬架系统。我身兼两职，制动和转向，也在底盘室。底盘室在四楼东头，一进门就能看见一排排绘图板，靠墙是一溜铁皮柜子，里面塞满了图纸和技术手册。窗户很大，采光不错，能看见远处山上的松树。故人相逢报到的第一天，我爱人就被悬架组的组长叫去了。“汪工是吧？我是邓工。”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工程师，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干脆利落。两人聊了几句，发现都是汽车专业毕业的。再聊几句，竟然是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的。“你爱人在学校住哪栋楼？”邓工问。汪工回答“他好像是九号楼。”“我也住九号楼！二楼，206。”“我爱人是三楼，306。”一栋楼里住了好几年，愣是没见过面。那时候男生女生宿舍分开，上下楼也不常碰见。“这缘分，”邓工笑了，“兜了一圈，在这儿遇上了。”后来她俩成了好朋友。下班后常一起去食堂，周末还互相串门。邓工的爱人在计调室，也是个工程师，一家人都很投缘。我在转向组也遇到了熟人。组长蒋鸣，清华汽车专业毕业的，研讨会上我们见过面。人很瘦，说话慢条斯理，但思路极清晰。制动组的组长温凯是我校友，比我高一届，见面就拍我肩膀：“听说你来了，我还想着哪天去找你呢。”技术中心的老专家很多，有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也有留苏回来的。他们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看图纸的时候凑得很近。年轻的工程师们都很敬重他们，有问题就去请教，他们从不推辞，耐心地讲，讲完了还会问：“明白了吗？不明白再问。”紧张与温情设计工作很快步入正轨。每天早上七点半，大楼里就响起了脚步声。绘图板上铺着雪白的硫酸纸，丁字尺、三角板、圆规，一件件摆得整整齐齐。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偶尔有人低声讨论几句，更多的是安静。沙漠越野车的要求极其苛刻。塔克拉玛干沙漠，号称“死亡之海”，气候多变，沙尘暴说来就来。车要在那样的环境里跑，每一个零件都得经得起考验。我爱人他们悬架组天天在算参数，邓工带着她们一遍遍复核。转向组的蒋鸣话不多，但每次方案讨论，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制动组那边，温凯跟我一起研究双管路回路，反复对比国内外资料，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压力确实大。但技术中心的生活，也有温情的一面。那时候物资还不算丰富，但技术中心的福利很好。隔三差五就分东西，橘子、樱桃、苹果，有时候还有肉。食堂的大师傅手艺不错，红烧肉做得尤其好。“吃不完，分你们点。”老专家们常常这样说，把分到的东西往我们手里塞。我们不好意思要，他们就硬给。有时候周末，他们还请我们去家里做客。那时候住房紧张，老专家们住的也是筒子楼，一间屋子半间炕，但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师母们做饭，男人们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工作上去了。有一次去邓工家吃饭，她爱人炒了几个菜，我们围着折叠桌坐下。窗外是十堰的夜色，远处山影重重。邓工忽然说：“等这车造出来，咱们真得去趟塔克拉玛干，看看它跑得怎么样。”大家都笑了，说那得带上干粮和水，沙漠里可没食堂。任杰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后来大家才知道，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姓张，在车身室工作。姑娘长得很清秀，梳着两条长辫子。闲暇时，任杰常去车身室借书，一借就是半天。“有戏没？”有人悄悄问他。他笑笑，不吭声。后来听说两人见过几次面，一起看过电影，吃过饭。再后来，设计任务紧了，任杰加班多了，见面就少了。等设计结束，大家各奔东西，这段缘分也就散了。多年后提起这事，任杰还叹气：“那时候太忙，顾不上。”攻坚三个多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太恶劣了。沙尘暴一来，天昏地暗，沙子无孔不入。发动机要是进了沙子，那就是致命的问题。我们在发动机空滤上下了大功夫。三级过滤，螺旋进气结构，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反复计算，反复验证，图纸改了无数遍。轮胎也是个难题。沙漠里行车，胎压太高压痕深，容易陷车；胎压太低又容易脱圈。最后采用了中央充放气系统，配超低压胎，驾驶员可以根据路况随时调整胎压。转向系统用了整体式动力转向，制动系统是双管路回路，还加了空调制冷设备——沙漠里夏天热得能烤熟鸡蛋，没空调不行。每一个系统都牵涉到无数细节。那段时间，加班是常态。晚上大楼里灯火通明，直到深夜才渐渐暗下去。有时候实在太晚了，大家就在办公室拼椅子睡一会儿，天亮接着干。我爱人那阵子瘦了不少。她本来就不胖，这一累，下巴都尖了。有时候深夜回到家，她靠在椅子上不想动，我给她倒杯水，她接过去，半天才说一句：“图纸明天要送审，还有几个数据要复核。”“明天我帮你看看。”“不用，你那边也忙。”我们就这样互相支撑着。偶尔想起女儿，就拿出照片看看。照片上，女儿站在外婆家门口，冲着镜头笑。那张照片我一直揣在口袋里，想她了就掏出来看看。完成五月的时候，设计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张图纸晒出来那天，大家都很平静。没有欢呼，没有庆祝，只是把图纸一张张叠好，放进铁皮柜里。蒋鸣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山，站了很久。“接下来就是试制了。”他说。前来参加联合设计的同事陆续回去了。任杰走了，张伟走了，大部分人都走了。我留了下来，继续做零部件加工试制的工作。送我爱人走的那天，十堰下着小雨。火车站人很多，她挤在车窗里朝我挥手，雨水顺着玻璃流下来，她的脸有些模糊。“照顾好自己！”她喊。我点点头，站在雨里，看着火车慢慢开走。回到住处，屋里空荡荡的。她的东西都带走了，只剩下几本技术资料还摆在桌上。我翻了翻，是她手写的笔记，密密麻麻的，有些地方还用红笔做了记号。窗外，雨还在下。远处的七层大楼隐约可见，有些窗户还亮着灯。我知道，那里面还有人没走。试制才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很长。塔克拉玛干还在等着我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