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豆腐

雨润

　　每年腊月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天，我老家都有做豆腐的习惯。

那时候天还黑着，我就被吱吱嘎嘎的声音吵醒了。是磨房那边传来的，驴拉着大磨转圈，磨盘压着豆子，发出沉闷的响声。窗户纸上透着昏黄的灯光，影影绰绰有人在里头走动。

我缩在被窝里听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院子和屋里已经站了好些人。他们有的背着半袋子黄豆，也有拿黑豆、青豆的，手里端着盆，挤在屋内或门口排队。天冷，他们跺着脚，嘴里哈出白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今儿个轮到谁家了？”

“老张家排头一份，他家昨天就泡上豆子了。”

“我这豆子是去年新打的，粒儿大。”

我爬起来，跑到灶房去看。

父亲已经在锅台边忙开了。锅台上架起木架子，挂着一个纱布包，四角垂下来，像个大口袋。锅里的水烧得滚开，白气往上冒，把窗玻璃都糊住了。母亲在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一明一暗的。

有人挑开门帘进来，端着半桶磨好的豆浆，往纱布包里倒。父亲抓住纱布包的两角，开始晃。豆浆从纱布里渗出来，哗哗地流进锅里。晃一会儿就不行了，父亲喘着气，额头上冒汗。他拿起旁边的木夹，夹住纱布包，一点一点地拧。豆浆挤得更快了，细细的水柱往下淌，砸在锅里的豆浆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纱布包里剩下的，是豆渣。母亲把它收进另一个盆里，说留着喂牲口，遇上灾年人也能吃。我小时候吃过，粗剌剌的，不好咽。

锅里的豆浆满了，父亲盖上锅盖，让母亲把火烧旺。不一会儿，锅里咕嘟咕嘟响起来，豆浆的香味顺着锅盖边沿钻出来，满屋子都是。

这时候最要紧的活儿来了——点卤水。

父亲拿着勺子，舀起卤水，往锅里一圈一圈地慢慢倒。他的手很稳，眼睛盯着锅里的变化。豆浆一点点凝起来，聚成絮状，又聚成块状，最后成了白嫩嫩的一锅，颤颤巍巍的。

父亲忽然喊了一声：“可以吃豆腐脑了！”

母亲早准备好了碗，拿勺子撇出上面最嫩的那一层，盛了满满一盆。葱花撒上去，盐面撒上去，再滴几滴酱油，热气腾腾地端到桌上。

排队的人这时候都围过来，一人端一碗，站在院子里、灶房里、磨房门口，稀里呼噜地吃。豆腐脑滑进嘴里，烫得人直吸气，可谁都不肯慢下来。我捧着碗，站在灶台边上，烫得直跺脚，还是舍不得放下勺子。

吃完豆腐脑，接着压豆腐。

父亲把剩下的豆腐脑一勺一勺舀进另一个纱布包里，包好，放进一个木框子里，上面盖上木板，木板上压一块大石头。水从木框子的缝隙里渗出来，淅淅沥沥地滴到盆里。

压多久，父亲说了算。他隔一会儿就过去看看，用手指按按，觉得差不多了，就把石头搬开，把纱布包打开。

一整块豆腐躺在木框里，白白的，方方正正的，冒着热气。

父亲拿刀把它切成四方块，一块一块捞出来，泡进凉水里。豆腐在清水里浮着，微微晃动，像刚睡醒的样子。

排队的人这时候挨个儿上前，把自己带来的豆腐端走。有给钱的，有不给钱的，父亲都不说什么。母亲在旁边记着账，谁家拿了多少，等明年人家做豆腐的时候，我们家再去拿，也是这个数。

那天晚上，灶房里的灯很晚才灭。我躺在被窝里，还能闻到豆腐的香味，淡淡的，混着柴火的味道，混着卤水的味道，混着冬天的凉意。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

后来有了机器，做豆腐不用磨盘了，也不用纱布包了。城里超市一年四季都有豆腐卖，白色的，盒装的，塑料袋封着的，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买。腊月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天，和别的日子也没什么两样。

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早晨——磨房里的吱嘎声，窗户上的白气，父亲一圈一圈倒卤水的手，还有那碗烫得人直跺脚的豆腐脑。

豆腐这东西，中国人吃了两千多年。吃来吃去，还是小时候那一锅最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