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感怀

人知春去处

余自幼喜书，其因有三：一为祖父以粉笔书于木壁记账，字迹清劲爽利，心向往之；二为文革时见父亲于宣传栏写标语，笔力方正端严，心慕手追；三为小学时课业习字，虽稚嫩却乐在其中。此后学业倥偬，竟与笔墨暌违多年。及至大学，忽被委以书写巨幅标语之任，幅面如《文汇报》整版，余心惶惶，如鸡筛糠。仓促间未能习得宋体，便以黑体权充，每日仰观五楼高悬之字，面红耳赤，愧赧不已。

此役之后，复与笔墨疏远，几近相忘。直至某次公出，航班久滞，偶遇山东诸书家，劝余跳过楷书，先习行书以培兴趣。余心有所动，埋下学书之种，然归家后俗务缠身，复又搁置，种子未能萌发。

光阴荏苒，数十载倏忽而过。退休前，余将习书列入人生规划，遂从师学书一载，自练一载，后又幸遇今师，获益良多。然楷书之结，始终未能释怀。学颜体两载，时作时辍，终不得其门。近两日临池，忽有所悟，似窥书道门径。俗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余始知前番蓄势不足，且秉性不喜墨守成规，故《自书告身帖》较《勤礼碑》，更与余心相契。

今观案头墨迹，虽笔力未遒，却见性情。余始知学书之道，非唯摹古，更在寻我。颜鲁公之雄强，固为千古范式，然《自书告身帖》之率意自然，更合余疏放之心性。昔人谓“书为心画”，信然。

余半生蹉跎，今始得闲，以笔墨为伴，虽无大成，却得心安。每临池，便觉尘嚣渐远，神与古会。此中真意，非亲历者不能知也。往后岁月，当以笔为犁，耕砚田以终老，不求闻达，但求心之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