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的版画作品（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珊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给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时至今日都令人回味无穷的余声。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城市经济尚处于艰难的复苏与初步发展阶段。

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轻工业和简单的制造业领域。

像纺织厂、食品加工厂等，这些产业规模有限，技术水平低下，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极为稀缺。

　　与此同时，教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显著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小学入学率大幅提升 。

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没跟上，大多数人只能读到初中毕业。

　　1952年，一共有260万中小学生毕业，但是只有三成多的人可以继续考大学深造，剩下的庞大的待业群体给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青年在城市中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却往往四处碰壁。他们聚集在街头巷尾，无所事事，生活陷入困境，对未来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发展，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潜在威胁。盗窃、斗殴等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城市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但是与此同时，广袤的农村大地，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土地，却因长期遭受封建剥削、战争破坏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陷入了困境。

　　在农业生产方面，多数农村地区依旧依赖着古老的手工劳作方式，农民们使用着简陋的农具，如锄头、镰刀、木犁等，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播种、除草、收割等环节，全靠人力和畜力完成，生产效率极为低下。

　　据统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农村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仅为 100 多公斤 ，难以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

除了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是匮乏到了极点。

　　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学校，孩子们想要接受教育，往往需要步行数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前往条件简陋的村办小学或乡镇学校。

这些学校不仅教学设施简陋，缺乏基本的教学用具，如桌椅、黑板、粉笔等，师资力量也严重不足。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农村孩子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率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潜力。

　　医疗条件同样令人担忧，缺医少药是农村的常态。农民们一旦生病，往往只能依靠一些传统的土方子或民间草药进行治疗。

对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如感冒、发烧、腹泻等，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面对一些较为严重的疾病，如肺炎、肺结核、心脏病等，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需要知识与技术的支持，以改变落后的面貌。

而城市中大量闲置的知识青年，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素养，正好满足了农村发展的需求。

　　在政治层面，毛主席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毛主席深知，革命事业的延续需要有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了解人民群众、能够吃苦耐劳的接班人。毛主席一直强调，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在毛主席的潜意识里，青年人仅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经过社会实践锻炼才能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

毛主席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的革命者，他从小亲身经历过农村的艰苦生活，这让他深知农民的辛劳与贫困。

　 城市中的知识青年虽然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但大多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深刻了解和与工农群众的紧密联系 。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指出：“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主席认为，只有让他们深入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亲身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去接触最广泛、最朴实的社会群体——农民，了解农民的疾苦，倾听百姓的心声，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勤劳、朴实、坚韧不拔，才能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辛与伟大，和劳动人民建立和培养深厚的感情。

　　毛主席认为，知青的下乡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将城市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农村。这些艰苦的环境也恰恰是青年成长的重要历练，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生活、锻炼意志。

　毛主席对自己儿子毛岸英也是这样要求的。早在1945年底，毛岸英从苏联回到祖国后，毛主席就对儿子毛岸英说：“你吃了十年的洋面包，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也上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有一课要补上，你应当去中国的劳动大学，先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样种地，了解了解中国农村。”

　 经过商议之后，毛主席决定将儿子毛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吴满有的家里劳动，让吴满有做了毛岸英的农民老师。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遵循主席的教导，1970---1974年也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五七干校的农场劳动学习了四年。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两年里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苏联当时粮食短缺，以及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

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

于是批示道：“……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此后，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

　　1955 年，以杨华、李秉衡等人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这被视为真正意义上上山下乡的开端。

　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知识青年垦荒队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

　　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是1958年下乡插队的。

同样被授予“最美奋斗者” 荣誉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下乡插队的。

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小打小闹，那么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了。

　　六十年代的初期，我国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难，家家户户都面临着如何活下去的考验，而由于还未施行计划生育，长期放养试的生育政策，也导致人口的极速增长。

　　“文化大革命” 导致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积压了大量待业青年。

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乡，从上到下都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学生理该“复课闹革命”了。

但是，各地的大学、高、初中学生非但不愿回校，还在更大规模地走向社会，甚至企图建立各自的全国性组织，各省、市普遍出现“武斗升级、全面内战”，濒临着局面失控、出现更大动乱的危险。

　　要迅速稳定社会，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去向农村，稳定城市，这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无可奈何也是唯一可行的措施。不把几千万学生安置好，中国就不会迅速稳定。

　　六十年代的中国还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1953年，我们在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仅仅是停战协议，远非结束战争。作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根本不接受朝鲜战场的教训，变本加厉对中国全面封锁、破坏颠覆。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我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和平演变”战略。

六十年代美国肆无忌惮地扩大越南战争

　　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批特务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印度也不甘心失败，始终磨刀霍霍骚扰西南边境；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轰炸中国沿海城市。

　　对此，毛主席、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争霸”、“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

当时全国实行的粮油棉布票证供应等措施，正是应对战争的一种管理机制。

　　大规模组织知青下乡，也是对民族后续力量的一种保护。

不仅对城市知青，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居民大规模组织实施的“五七干校”、“居民回乡”等措施，其实也是战争状态下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一种预案、预演的应对措施。

　　1968.12.22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号黑色字体刊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重要指示。仿佛在平静的湖面上投进了一颗石子，瞬间掀起了千层波澜。

　　广大的城镇知识青年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告别熟悉的城市，带着建设广阔农村的热情和父母的担心，奔赴到祖国农村的各个角落。由此掀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运动的序幕。

　　仅在1967年至1969年全国就有467.06万城镇知青毅然开赴农村和边疆。

当年在校的初、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

　　文革中总数大约1600万知识青年，相当于当时我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下放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大批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成为加强战备的储备力量以及开发山区、建设边疆的一支有生力量。

　　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分别隶属有关军区领导。成为保家卫国、亦农亦兵的生力军，更成为了世界霸权不敢觊觎我国的坚强力量。

　　插队知青也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数千万知青与当地军民共同承担起了万里边疆、海防站岗、放哨、战备施工等重任。

正是由于我们举国一致、全民皆兵，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才不敢轻举妄动，中国才有了至今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本文的版画作品和文章内容借阅了网友的好文分享，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朋友们！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提前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所有的烦恼都随风而去。愿朋友们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笑口常开，好运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