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原的青春岁月

Xiao Huan

霄云 离开国门三十几年，我无数次地梦到远走他乡。梦到的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却是青藏高原。那蓝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一望无际的平川，那红红的晚霞，渺渺的炊烟，山间传来的驼铃声和悠扬的藏歌，是我永远的记忆……

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七年，当过农民，大学毕业后又到自治州医院当过医生。七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但却是我自１９岁到３０岁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我无数次地回忆，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我对那段经历的感受。那是一段艰苦的却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
自我流放

1967年还在学校如火如荼地打派性仗的时期， 我就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几个同学到江苏农村去种水稻，摘棉花，挑大粪……为的是锻炼吃苦耐劳的毅力，为到边远的地区去当真农民做准备。1968年，我和我的6位同学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上海，自费买火车票奔赴青海高原。与那个时代无数遵从毛泽东教导的中学红卫兵一样，折腾完城市革命又浩浩荡荡地进了村。当时，我自以为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为消灭中国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与工农结合。

毛泽东准确地看到中国这个落伍的文明古国的病症：巨大的城乡差别。 但他的决策不是以现代化建设缩小乡村，而是将城镇人口分流到已经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乡村。不是支持知识化，而是砍掉知识和知识分子队伍。他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推翻了蒋家王朝，但农村包围城市的建国理念却让三十多年以后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广阔的贫瘠的农村和巨大的城乡差别。

当然，那时的我们可没有这个悟性。我们相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作所为的”。我们满怀热情去寻找一个没有铁路，想逃也逃不回上海的地方去强制自己接受磨难。于是我们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把自己放逐到了自古以来的流放之地---青海。

脱胎换骨

我们被安置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上塔迈，一个海拔三千米的藏汉回土多民族的农牧结合的生产大队。当地农民不要说上海，连西宁都没去过。老实说，农村并不缺我们几个劳动力， 相反，由于高原日照的不足，那有限的粮产还要多我们几个分食。但我们确实给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而老乡的热情关爱和质朴厚道的天性不仅当时让我，一个家庭遭受重创的青年得到温暖，就是今天我也无法忘怀。


在短短的三年里，我做过从春耕，秋收，到兴修水利，运粮，积肥所有的农活。也当过赤脚医生，代课小学老师，建过电站，制造过农药。我骑过马，放过羊，也赶过毛驴车。这一切都没让我退缩过。高原的严寒和大风沙也没让我胆祛。


难以忍受的是卫生条件。 我曾被臭虫,虱子咬得整日整夜无法入睡。半夜爬起来就着煤油灯光，一次就能在炕上，墙上打死三十几只臭虫！刚到农村时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生产队的不同的农户家同吃同住。我们在一家老小众目睽睽之下，什麽都不能洗就上炕睡觉。当地人一辈子不洗也不难受，对于在上海长大的姑娘则浑身不自在。有时小主人在土炕的毛毡上刚屙了一泡屎，随便扫一下，就把被子铺上去了。那一夜的梦是没法香了……


再有就是天寒地冻的滋味。 有年冬天我住在一个透风的小库房，外面刮大风，屋内尘土飞扬。冬季户外有零下30多度，每晚钻到被窝里如同钻进冰窖，不得入睡，真盼望也有老乡家的火炕。后来队长给我安了一个可以烧煤的小炉子，即可烧饭又可烤火。可我却没钱买煤。早晨起身，水桶里的水成了冰，昨晚蒸的馍馍也成了冰坨子。脚趾头上都长满了冻疮，又痒又痛。有个女同学脚后跟的冻疮像鸽蛋那么大，干裂后流着血。鞋穿不进，就把棉鞋的后帮剪了，拖着走路，照样下地干活。


那时的我整天乐乐呵呵，无忧无虑，连家都很少去想。第一个春节，几个同学回上海了。我没钱买车票，留在村里带着一帮小青年排练春节汇演的节目。同学回来后给我捎来一包妈妈让带的水果糖。我美不滋滋地在田里分给老乡吃。一位老乡说：“你买糖了？你来这么久，我见你连一根葱都没买过。”我愣了一下，接着两行热泪刷地流了下来。他的话触到我的伤心处。因为父亲被关押，工资也冻结，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要管全家几个孩子。离开上海时，妈妈给了我45元钱。我买了去西宁的火车票，又买了生产工具，就没钱了。我已经很久没吃过可口的东西了。没到青海前，我还再三嘱咐自己一定不要怕吃羊肉。可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过年时才分到羊肉，要省着吃才能多吃些日子。我们每天不是吃煮土豆就是吃蒸不熟的馍馍（高原气压低）。本不会做饭的我，为了生活，到磨房磨面，轧菜籽油，拣牛粪 （当燃料），挤牛奶都的从头学。后来我当了赤脚医生，晚上下工后给病人打针发药，往往会被留下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让我快乐不已。


有一回我去放羊，正碰上放马的驻军，他们请我吃罗卜炒肉片和米饭。我很久没吃过米饭和菜了，一气儿不停顿地吃下了一盆饭，足有两斤。他们全看呆了，而我趴在一块大石头上，胃痛得实在动不了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免费的午餐不那么好吃。


第二年分红时，除了分到的粮，油，肉，羊毛，我还挣了16块钱，总算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十分得意。于是我背着我的年货--一张羊皮和一堆羊毛，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我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被老乡用毛驴车拉到县城，乘长途汽车翻过日月山到西宁，再挤进超载的火车，四天三夜坐在车厢的地上到了上海。一进家门，保姆嫌我一身的羊臊气，不仅不准那堆羊毛进屋，我也得扒下里里外外。洗了澡,用药水洗了头，我那藏着虱子的内衣也被滚开的水烫过，我才能坐在餐桌旁吃饭。我这才体验了城里人的“鄙视”。妈妈回来后左看右看，说：“你的脸怎么像大饼？”原来瘦弱的我肿成了一个发面饼，额头一按一个坑。


不仅家里人说我变了，连我自己都知道我土得掉渣。就像老乡总喜欢摸我们身上的布衣服，说上海的布真软真细，不像他们又厚又重的羊皮袄。这会儿我一回家也东摸西摸，“哟，这床真软，比土炕可舒服多了。”“哟，电灯真亮，不像我们的煤油灯。”
“哟，抽水马桶真好，不像我们那儿得蹲猪圈，猪狗围转……”好像我从没在城里呆过，活脱一个土疙瘩。当我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乡下人，我都想哭---这就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一条脱胎换骨的“光明大道”？

重见光明

我是队里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第一个赤脚医生。在培训了几个月以后，我就能给社员打针，开药，针灸和简单的急救。我真感到了自己的大有所为。

我还真救了一个小孩儿的命。他的头撞到脱粒机的马达上，造成颅骨创伤，急需输血。我连夜赶到医院，孩子在手术台上输进了我的O型血，得救了。而我由于缺乏营养，一直贫血，以后也一直没能通过捐血的标准。

那年头报纸上常宣传“铁树开花，哑巴说话，盲人重见光明”，于是我信心满满地送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藏族老阿奶去省医院治眼疾。可是奇迹没有发生，光明没有到来。老阿奶当然不会感谢我，省城再好，她也看不到。医院的饭再好，不如她的糌粑香。床再软，不如她的热炕头。最要命的是她不能在地上大小便，便盆上床又便意全无。我只得扶着她到厕所蹲厕, 可忙乎半天眼看着瞄准了，她还是拉在了外面……我已花掉了自己所有的钱，只得央求医院为贫苦农民免去了住院费。可我还是没钱买两张回程的长途汽车票，就跑到运输局去找往我们那儿送货的卡车。凭着我是上海来的知青和帮助盲人重见光明的故事，一位准备发车运西瓜的司机欣然接受了我的恳求。

那位藏族阿奶坐在司机旁边，而我只能在车顶上和西瓜挤一块儿了。司机帮我在高高的西瓜堆里挪出了一个窝儿，我就躺在那个窝儿里。他用一块大篷布把我和西瓜一块儿罩住，又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牢，便上路了。五，六小时的车程，那解放牌大卡车在青藏雪山的公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我头枕着，脚踹着，身体四周撞击着的都是又冰又硬的西瓜。我一动也不敢动，一伸腿那西瓜就能把我埋了，或是把我砸下车去。十二月的天，尽管司机停了几次车，要我下来活动活动，可到了目的地我已被冻得僵硬了，大病一场。好在村里没有第二个盲人了，否则，也许我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虽无功而返，可给我们知青带来了几个大西瓜。以后，这位山东籍的复员军人每回运货都会来看我们，他运什么水果，我们就能吃到什么。我们路过西宁时还在他家住过，成了他一家的好朋友。这样的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创业的工人，教师，医生，复员军人，干部，我碰到过很多，他们是最早飞到高原的真正的山鹰。

难忘乡情

我和我的同伴们以及后来跟着哥哥姐姐也来插队的小伙伴们（共14人）3年后被召兵，招工，上大学和当干部，最终都离开了高原。我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回到青海在海南州医院当医生3年，后来又回上海，读研后出国到了欧洲和美国，算是浪迹天涯了一生。 但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在青海的青春岁月，也只有青海才是我认定的第二故乡。我无数次梦到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否再次去青海当农民？也梦到我想念的乡亲。直到2008年我才有机会重回青海。飞机越过了黄土高原，我脚下出现了一片绿洲，那居然是青海！不能想象的是在雾霾难以驱散的今天，青海却因气候暖化而变得温湿，江南化起来。

不仅西宁变得现代了，连共和县城恰卜恰也是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原来只有两条土路的小城如今居然有多条横竖交措平坦的柏油路，交通灯和穿着制服的交警。路上除了汽车就是摩托车，没人骑自行车了（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连喇嘛出行都是威风的摩托车队。原来干涸的石头滩里水波荡漾，河边上矗立着新建的黄绿白相间的清真寺，成了小镇上的标志建筑。集市上飘着牛羊肉香，服饰讲究的藏族姑娘穿梭在服贸市场。晚上镇中心的广场上灯火通明，欢乐的人们跳着锅庄……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恍如隔世。然而我最盼望的是第二天赶往上塔迈。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不如把这个谜留给自己去解。

我带着在西宁新华书店购买的一百多本各种画书，乘着我的在青海医学院当院长的老同学的吉普车开向了上塔迈。一路上我极力找寻我记忆中的无数次骑马，赶毛驴走过的路，却如入陌生之地。到了村里，过去稀稀拉拉的土坯房不见了，道路两旁是齐齐的民居。小学校早搬了地方，现在的小学校宽大的操场，居然还停着老师的小汽车。当时正是课间时间，好在没有打扰上课。小学生们诧异地看着我们几个外来人，赶紧报告校长。一位年轻的女士走出办公室，我自我介绍说：“我是这里的老乡亲了，40年前从上海来插队。我还在小学校带过课呢….”她马上表示听说过，并向其他老师介绍。纯朴的孩子们手捧着我带来的图书，露出了笑脸，在操场上列队和我一起留影，我的在青海电视台当摄影师的朋友用他的大机型咔嚓了好几分钟。 我向老师们打听几位老乡，老师对着一个小男孩说, “去，把你阿爷找来。” 他是生产队长邱兴财的孙子。

不一会儿，留着山羊胡子的邱队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了（这是我在青海见过的唯一骑自行车的人）。一见面他就叫着我自己已生疏多年的外号，领我到他家。大房子是砖木结构的，玻璃窗代替了过去的窗户纸。院子里有蔬菜大棚和牛圈，邱队长说都是政府帮助盖的。太阳灶，机井自来水是外省对口支援的，家家都有。屋内不仅有电视，冰箱，还有矿泉饮水器…..正聊着，他媳妇咋咋呼呼地也叫着我的外号跑进门来，我一把抱住她。她赶紧着把一双沾满泥的手伸进脸盆里洗，擦干才回抱我。她一边倒奶茶，捧出香喷喷的“空锅” (一种用炭火烤出的大面包)招待我们，一边聊着自家和其他乡亲的情况。他们的儿子从军队复员后在外工作，孙子留给他们带，女儿早出嫁了。现在家家年轻人都出去了，有的在外省工作。和其他地区一样，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种田的都是老人。他俩带着我到地头去转。一眼望去是绿油油的菜田（当年农民就没种过蔬菜，只种小麦和燕麦），过去荒寂的石滩上渠水淙淙地流淌着。队长说这也是政府帮助引的水库里的水。我饶有兴致地问着水库在哪儿，我们过去修的电站，凿的水渠是否在用，等等。

接着我去了曾经住过的老乡家。男主人已经患病去世，女主人黑果和她最小的儿子盛玉祖孙4代一起生活。两人见了我不停地抹泪，说到受灾时收到过我寄去的钱，说到当年我的血救了盛玉一命，但由于脑挫伤，手脚失去了劳动的功能，家里只有黑果和儿媳干活，儿女，孙子们都搬出去了。看到可爱的3岁的孙子一本正经用铡刀切着草，想到当年盛玉也就这般大，转眼已经当爷爷了。青海人结婚早，记得他姐姐，我到那年还活蹦乱跳跟我参加文艺演出，16岁就出嫁了。第二年看到她背着个娃回娘家，脸上再也找不到她那少女的灿烂。

我虽和另一位同学只在黑果家住过一个月，他们全家从老到小对我们亲如家人。每天下工，小孩子们迎上来，老阿妈用炕扫帚给我们掸灰。当地的女人吃饭时不能坐在炕上，黑果和女儿们只能靠着炕沿为我们端碗添饭。而我们从来和男人们一样盘腿围着炕桌端坐，第一碗面总是先捧给我们的。 我们和主人学擀面，烤洋芋，拉风箱烧火，挑水……那一个月“家”的亲情温暖着我们,也让我们初步适应了当地的饮食和学着养活自己的本事。

出了黑果家门， 七八位过去的乡亲迎上来，这风传得够快的。我毫不费力地一一认出了他们。他们拉着我的手，问我在台湾生活可好。马上有人纠正道“不是台湾，是从美国回来的”。“到美国要坐飞机？坐几天才到？” 我忙不迭地回答着他们的问候和问题……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一位藏族妇女，打我进小学校，她就认出了我。她上前问我是不是梁小浣，然后说她是措毛吉。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当年我当赤脚医生在公社卫生院实习时在医生指导下给她肩部扎针灸。几天后她因胸部的压迫感找到我们，带她去县医院胸透，发现有气胸。这才想到是进针太深，扎进了肺尖。由于胸腔中气不是很多，除了抗菌素，没有特别的处置。可是她无力下地，休息了两星期。我买了一斤点心上门道歉， 她却说”你刚刚学，不怪你”。我要帮她干活，她也不肯。我犯的错误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行医既能治病也能致病。后来我给人扎针无数，但绝不碰背部没有肩胛骨的部位。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青海当了医生，她还到医院来找我看过病，仍然信任我。感叹那时的医患关系啊。这一次见到她我又深深地致歉，问她身体如何。她说还不错，她是在校门外溜达，等孙子下课后回家吃中饭。她一路跟着我去了邱兴财家，黑果家，一直静静地在听着我们说笑，甚至悄悄地陪着黑果落泪。

中午时分，我不舍地和乡亲们告别了。 这一别别到万里之外，这一别不知要别多久？ 几位老乡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何时还能相见？ 我不过是一只短暂停留的候鸟，而我曾立志与之生活一辈子的当地农民，永远地留在那片土地上。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扎根在高原一辈子，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也许真的做不到放弃回城读书进取的机会。但我从没抱怨过我的青春岁月，从来没把那段经历看成是无为的牺牲。曾经有过的理想，激情，勇气和坚强直到今天还让我热血沸腾。

1976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到青海海南州医院工作，很快就被派到龙羊峡水库建设工地援助水电四局卫生队。龙羊峡是黄河上游第一个水电站，当时刚开工建设，连住房还没盖好。2008年我去时，水电站早就建成，已人去楼空，只见青蓝蓝的黄河水，金黄色的油菜花和连成网的高压电线。那是我贡献过青春热血，见证过水电工人奋战的地方。 虽然我们是那一段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但艰苦的经历让我受益一生，使我头脑里多了与生不具有的东西，使我感受到九亿农民繁衍生息的真实生活，使我温饱过后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变得务实和理性。

2015年的春节，我参加了全美200多人纪念知青的大合唱<岁月甘泉>。当我唱到“朝霞似锦，晚霞若金，从泥土获得真情，从草根中了解责任”，当我唱到“感念人生，感念土地，感念乡亲父老”,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模糊了双眼……我们曾经付出的青春是我们珍贵的永恒的记忆!

修改于2026年，美国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