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少年，命硬如石/杨新榕

杨新榕

桂坛巷口那口井，井沿的青苔割了一茬又一茬，总也长不尽。我六岁那年的夏天，伏天里日头毒，从巷头疯跑到巷尾，喉咙干得像龟裂的稻田，趴到井沿，吊桶扯上来，嘴对着桶沿咕咚咕咚灌下去。水是凉的，甜丝丝，带着一丝铁锈的腥气。

母亲从厝内追出来，骂：“死囡仔！生水喝落去，肚内要生虫！”我抹抹嘴，早跑远了。

果然生虫。那个年代，哪个囡仔肚内没几条蛔虫？夜里睡不安稳，屁股痒，母亲点起煤油灯，叫我趴床沿，拿草纸垫着。她眼力好，手指也巧，捏住那白花花、蠕动着的虫，一拉就是一长条。我疼得龇牙，她也不哄，只说：“该！叫你贪喝生水。”拉完，塞半粒宝塔糖，那糖甜，是苦难里的一点甜。

隔壁阿生更惨，虫从嘴里吐出来过，他阿母吓出一身冷汗，他还笑嘻嘻用筷子去挑。

那时候的命，是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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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到连电池没电了，也舍不得扔。手电筒暗下去，像老人临闭眼前的瞳仁。父亲从里头抠出两节天池牌电池，递给我：“咬一咬。”我接过来，牙齿对住正负极，用力一磕。铁皮薄，凹下去两个牙印。再装回去，手电筒又亮了，亮得像回光返照。这法子不知谁发明的，传遍了整条潘古街。后来知道是硷性液漏出来，临时续命，可那时没人管什么化学原理，能亮就是道理。

笔没水了，也是咬。那种透明的塑料圆珠笔，笔芯里还剩一截蓝墨水，怎么甩也下不来。同桌的阿珠说：“你用嘴吸。”我就把笔芯那头含住，用力一嘬，墨水嗞地满嘴，舌尖蓝汪汪一片。阿珠笑得趴在桌上。我吐着蓝唾沫，也跟着笑。那墨水有没有毒，从来没人想过。反正没死，没死就是无毒。

说起来，我们那代人是真的“耐死”。

头上长虱子，是每个厝内囡仔必经的劫。母亲让我趴在巷口日头下，她坐在矮凳上，膝盖铺张旧报纸，把我的头摁低。篦子齿密，从发根刮到发梢，虱子卵一粒粒落下来，像细小的米屑。可篦不尽，隔几日又痒。隔壁婶婆说：“敌敌畏掺水，洗头。”母亲犹豫，婶婆说：“怕什么，头晕就对了，晕才毒得死虱子。”于是真洗，洗得满巷子农药味，我晕了一下午，看什么都是重影，但虱子确实死绝了。

后来读报，说敌敌畏能经头皮吸收致人中毒，不由后背发凉。可那时候，整条街的孩子都这么洗过，也没听说谁真出了事。不是命大，是那年代，人的命像咸草绳，粗粝，却轻易不断。

挨打更是家常便饭。

我在红旗小学读书时，教语文的陈老师，手边永远备着一根竹篾，是从教室后头扫帚上抽下来的。背书背不出，伸出手心，“啪”一声，红印子横过掌面。回家不能让父亲看见，看见了问：“今仔日在学校挨打没？”我说没有。他抓过手一看，红印还在，二话不说，从门后抽出扁担。陈老师打，是疼；父亲打，是怕我将来没出息。一个打手心，一个打小腿肚，轮番上阵，我一边跳脚一边哭，哭完第二天照常上学，路上碰见陈老师，照样喊“老师早”。不记仇的。那时候的孩子，皮肉是父母的，书本是老师的，这条命好像是跟谁借的，得争气，才能还清。

现在想来，不是我们不抑郁，是没空抑郁。放学到家，书包一扔，挑起畚箕去拾柴，去溪边捞浮萍喂猪，去供销社排队买豆油。天黑透了，才在饭桌边摊开作业本，煤油灯熏得鼻孔发黑。累极了，倒头就睡，哪有心思想什么苦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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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经过桂坛巷，巷子还是那么窄，巷口的那口井填了。老厝拆了大半，盖起四五层楼。我站在巷口，忽然想起井沿的青苔。那么湿，那么绿，割了又长，长了又割，生生不息，像极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今年六十了，牙齿咬坏了好几颗，墨水也没少喝，挨过的竹篾扁担早已记不清数。可我还坐在这里，喝今春的铁观音，写这些陈年旧事。手指稳，心也稳。

那代人啊，命硬如石，不是不会碎，是碎成渣，也能垫成路。路铺好了，子孙走上去，平平坦坦。他们不知道这路底下埋着什么。也好。不必知道。

只是有时夜深，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带着老厝瓦缝里积攒的尘土气息。我闭上眼，仿佛还能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巷头追来：

“死囡仔，又喝生水！”

我睁开眼，窗外月色清明，像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