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能画室的美篇

特能画室

　　

卖柴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家户户都分得了土地和山林，地里种着玉米、小麦、油菜和土豆，虽能勉强填饱肚子，手里却总也缺钱花。要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这些日常用品，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柴换钱。

村民们依山而居，屋后的山林郁郁葱葱，漫山遍野都是树木。其中那些不成材的杂木，是最好的烧火材料，城里乡下都缺不得，也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现金来源。农闲时节，父母总会带着二姐和我，一同进山砍柴。

砍柴是件极费工夫的活计。父亲总是先仔细挑选，把那些无法成材、或是已经枯萎的树木做好记号，免得误砍了好树。长在岩石边、地势险要的树木，都由父亲亲自下手。母亲、二姐和我，只负责砍那些地势平缓、枝条较细的小树。崎岖的山路，我们早已走得熟门熟路，唯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山里无处不在的马蜂、毒虫和毒蛇，来得突然，防不胜防。

有时斧头刚一落下，就不小心惊了马蜂窝。人根本来不及躲避，只能赶紧裹紧衣服，蹲在原地不动，任凭成群的马蜂围着嗡嗡打转。常常被蜇得满身红肿，又疼又痒，也只能咬牙忍着，不敢出声。等到马蜂渐渐散去，我们才敢起身。所以每次上山，父亲都会带上一根长竹竿，用来防备马蜂、毒虫和蛇。

柴砍够了，就一捆捆往家里搬。金色的晚霞，把土墙瓦屋镀上一层暖光。母亲握着镰刀，清瘦的脸上透着一股韧劲，细心地把枝叶削成尺许来长的小段，再用竹篾捆成大小均匀的柴捆，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的石阶上，等风吹日晒干透了，就用来生火做饭。

父亲则推拉着木锯，把粗树干截成一尺长短的木段。夕阳把他的身影长长地映在墙上，显得格外高大。截好的木柴，在父亲有力的臂膀下，斧头起落，火光闪烁，噼啪几声，木头便应声裂开。

我和母亲一起，把劈好的木柴交错堆成四方中空、像蜂巢一样的柴塔，既通风又容易晒干。一排排柴塔整齐伫立，远远望去，像一片小小的塔林。

弟弟妹妹们在柴塔之间追逐嬉戏，稚嫩的身影被落日余晖映在木柴上，如梦似幻。他们银铃般的笑声，和安静的农舍融在一起，成了一幅温暖又生动的画面。

木柴干透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分批背到平坝码头，寄存在亲戚家里。等到冬天农闲，父亲便约上几位热心乡亲，租一条木船，把积攒了许久的木柴运往宜昌城里去卖。那时候煤炭十分稀缺，城里人生火做饭、冬天取暖，大多靠木柴和木炭。

我也常常跟着父亲去宜昌卖柴。一坐上小木船，心里那份欢喜，怎么也压不住。冬天的长江水清澈碧蓝，两岸峭壁陡立。木船顺江而下，不过几个时辰，就到了宜昌市镇川门码头。

极目望去，江边停泊着绵延数里的船只。一艘艘柏木货船，像巨龙静卧在岸边，巨大的船体在浅滩投下深深的影子，碗口粗的桅杆直插云天，缆绳在风中绷得紧紧的，仿佛江河的琴弦。渔船和小舢板在大船之间灵活穿梭，像鱼儿一样自在，轻轻点破水面，搅碎了满江的船影与云霞。

船工们各司其职，动作熟练利落。因为劳动强度大，大冷天里，不少人依旧衣着单薄，有的甚至赤裸着黝黑的上身，露出结实的肌肉，浑身都是力气。他们常年在江上讨生活，历经风浪，个个豪爽义气，从不欺负同行和弱小。

小木船缓缓靠近岸边，两位身强力壮的船工，轻巧地把三四百斤重的跳板从沙岸移到船上。阳光下，他们古铜色的脊背泛着油光，肌肉在寒风中紧绷如铁。忽然，号子声冲天而起，几支磨得泛黄的竹篙同时插入江中，溅起雪白的浪花。他们躬身蹬腿，仿佛有移山倒海的力气。

老艄公身姿挺拔，寸头白发在风里发亮，枯树枝一样的手掌稳稳把着舵，眼角的皱纹里，藏尽了峡江的风浪。他神情镇定，指挥着大船缓缓离岸启航。我们的小船舵手眼疾手快，倏地一侧船身，双桨入水，搅起一圈圈漩涡。小船如离弦之箭，与大船擦身而过，稳稳靠上沙滩。舵手挟着木桩，纵身跳上岸，尖头木桩狠狠扎进沙地三尺多深，绳子在他手中飞快打结，牢牢拴住船身。他抬手拍拍木桩顶端，朝父亲点头示意，便上岸喝茶去了。

父亲和帮忙的刘叔、王叔，很快把木柴搬上沙滩，码得整整齐齐。

冬日的沙滩，阳光暖暖，一片明亮。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耍猴的、舞枪弄棒的、看热闹的、买卖山货特产的，还有像我们一样卖柴的。熙熙攘攘之中，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都在挑拣着称心又便宜的东西。

不一会儿，我们的柴堆前就围满了人。他们拿起木柴看一看、敲一敲，小声议论着：“这柴质不错！”“干透了没有？”父亲站在一旁，耐心回答着大家的问话。众人见木柴干燥结实，价格又实在，都争着购买，你二十斤、他三十斤，生意十分红火。

人群里，有一位体态丰腴的中年妇女，提着菜篮，衣着朴素，却干净整齐。她在各个摊位前仔细挑选，问价、掂量、比较，精打细算之后，才慢慢买上一点东西。她身后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手里握着一把玩具宝剑，蹦蹦跳跳，东张西望，眼睛格外有神。

妇人走到我们柴堆前，问清价格，见木柴好、价钱公道，便说要买一百多斤，想再便宜一点。父亲笑着说：“已经是最低价了，再低就真不能卖了。”妇人便说：“那就来一百斤。”

父亲和刘叔、王叔用大竹筐满满装了一筐，过秤时，秤杆高高翘起。妇人踮起脚尖看了看秤，父亲说：“整整一百斤，秤还有旺头。”妇人满意地笑了，付了钱，又笑着说：“我买这么多，再送两根吧。”说完顺手拿了两根，放到自己的柴堆上。父亲笑了笑，也没拦着。

买柴的人太多，刘叔、王叔负责过秤，父亲算账收钱，忙得脚不沾地。我就在一旁守着柴堆。

妇人让儿子看着柴堆，自己转身去雇人搬运。小男孩拿着玩具宝剑耍个不停，趁我没注意，飞快地从我们柴堆里抽了两块木柴，放到他家那堆上。我看见了，却不好意思制止，心想两块柴也不算什么。他瞟了我一眼，又举起玩具剑，装模作样地舞了起来。

我没作声，也没有点破。

可没过一会儿，他又把木剑夹在腋下，趁我不注意，顺手再拿了四块。这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告诉了父亲。

父亲看着小男孩，没有生气，只是笑着弯腰捡起那几块沾了沙粒的木柴，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木柴断面：“你看这木刺，扎到手会流血，还会把新衣服戳破。”他把木柴轻轻横在男孩的玩具剑前，“这木柴能烧火做饭，冬天能取暖，比木剑有用，就是没木剑好玩。”说话间，几滴汗珠从他脸颊滑落，滴在细碎的沙滩上。

这时，小男孩的母亲回来了，一见这情景，以为孩子受了欺负，立刻上前，对着父亲理论起来。

父亲依旧笑着，半开玩笑地说：“这孩子，是跟你学的呀。你刚才多拿了两根，我没说什么；孩子以为可以随便拿，就跟着学了。其实几根柴是小事，可习惯养坏了，就是我们做大人的责任了……”

小男孩急得嘟哝：“我没偷！我没偷！”

父亲温和地说：“我没说你偷，只是告诉你，别拿木柴玩，小心划伤手。”

我年轻气盛，立刻走到他们柴堆前，把他第一次偷偷拿的那两块也抱了回来，“啪”地放在母子俩面前：“这两块，也是你刚才拿的。”

小男孩一下子心虚了，委屈地望着母亲。

妇人脸色一沉，严厉地看看我，又看看儿子：“到底怎么回事？”

男孩嘴唇动了动，小声说：“我没拿。”

妇人眼睛一瞪，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木剑，厉声问：“说实话，拿没拿？！”

父亲连忙劝道：“别吓着孩子，他还小不懂事，回家慢慢讲道理就好。”

可妇人心里又气又恼，不依不饶，抬手就给了男孩一巴掌，逼着他立刻把木柴还回来。母子俩一时僵在原地，男孩委屈地哭了。

我看着，心里反倒有些过意不去。

父亲默默从地上捡起木柴，放回他们买好的柴堆上，转身就走。我也安静地跟在后面。

过了一会儿，小男孩的母亲拉着他，一人拿着两根木柴，送了回来，随后便雇人挑着柴，匆匆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以后再看到别人拿东西，当场就要制止，不要怕。你第一次不拦着，他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没完没了。但刚才那样，当着他母亲的面，把旧账一起摆出来，人家脸上挂不住，太难堪。做人要明辨是非，更要懂得给人留余地，说话做事，要看场合。”

那番话，我记了很多年。

还记得一个酷暑难耐的假期，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悬在天上。父亲带我和二姐到江边山巅砍柴。他砍倒大树，我们用小砍刀细心削去枝丫，父亲再把木头锯成半米长的均匀木段。我和二姐蹲在树荫下，看父亲施展劈柴的绝活。他把粗木直立，斧头高高举起，精准对准中心，用力一挥，斧头深深嵌进木纹，一圈圈年轮瞬间裂开，陈年的松木香在空气里散开。正午的阳光下，斧刃金光闪闪，“啪”的一声，木柴裂开，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飞鸟。

父亲古铜色的脊背上，汗珠一串串滚落，滴在草地上，溅起小小的尘土。他一口气劈完几百斤木头，力气大得惊人。

我、父亲和二姐，把劈好的木柴又码成蜂巢一样的柴塔，放在原地晒干。父亲说：“在这儿，江风吹透，太阳晒透，木柴会变成琥珀色，轻轻一碰，就落下带着阳光香味的木屑，好烧又耐烧，到城里最抢手。”看着一排排散发着木香的柴塔，父亲说，再累也值得。我和二姐却是真的累坏了。

半个月后，父亲带我和二姐上山背柴，准备运到平坝码头去卖。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散尽，我们就上了山。装好柴后，父亲整理剩下的木柴，发现好像少了一些。二姐小声嘀咕：“是不是少了点？”因为急着赶路，父亲只说：“没事，几根柴，不算什么。”我们便匆匆上路。

背着柴走过一段平缓山路，大家在一棵大树下歇脚。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乡亲，都是去码头卖柴、卖山货的。父亲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夏日清晨，蓝天白云，凉风习习，一群人坐在一起，抽烟聊天，拉着家常，十分热闹。有人光着膀子，抽着旱烟，高谈阔论。李叔拿着烟袋锅，“咚咚”敲着各家的柴捆，幽默地评头论足：“三爹家的柴，像用尺子量过一样，颜色也好。”

他忽然注意到，一个叫刘长浩的年轻人，扛的木柴长短、颜色，和我们家的一模一样。李叔歪着头，看看我们的柴，又疑惑地瞥了刘长浩一眼，烟袋锅在他柴上敲了几下，悄悄给父亲使了个眼色。

父亲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

歇够了，大家准备出发。父亲从我背篓里拿出一小捆柴，递给刘长浩，笑着说：“长浩，你力气大，这点柴你扛着不费劲。孩子还小，背多了吃不消，这捆就给你了。”

刘长浩接过柴，脸色一阵尴尬。平时爱说爱笑的他，一下子沉默了，话也少了许多。父亲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和乡亲们说说笑笑，自然从容。

上路后，刘长浩一直落在队伍最后，一路无话。

中午时分，大家陆续到达平坝码头。卖完柴，我们准备回家，路上又遇到刘长浩。他神情不自然，对父亲说：“三爹，你们先回，我还要去药铺给我娘抓药。”

父亲温和地笑笑：“快去吧，我们先走了。”

刘长浩扛着柴，匆匆离去。

回家途中，父亲特意绕路，回到山上的柴堆旁，仔细清点了剩下的木柴，重新码整齐，才带我回家。

我忍不住对父亲说：“今天刘长浩卖的柴，跟我们家的一模一样，怕是他偷偷拿了我们的。”

父亲沉默片刻，轻轻说：“他自己心里明白。乡里乡亲的，不必把事做绝。他娘常年生病，家里正是困难的时候。人都要脸面，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吃点亏，不算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和父亲再上山取柴，发现柴堆旁，多了一小堆木柴，颜色和我们的略有不同。父亲一看就知道，那是刘长浩悄悄还回来的。

这件事，谁也没有再提起，就那样静静留在岁月里，淡了，远了，却一直记在我心里。

那些年，我们砍过的柴、背过的柴、卖过的柴，不只是换钱过日子的生计，更是父亲用一言一行，教给我的道理：

做人，要守本分、明是非，更要心存善良，懂得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