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万年（浙博20250307）

心纯自在

2025年的3月，我如期来到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匆匆的行程不允许我过多停留，在这拥有10万平米的四层建筑内，我用几乎是急行军的速度，在4小时内，把馆内的展厅都扫了一遍，过瘾但还是觉得没尽兴。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是浙江省博的新馆，由中法联合设计，起伏的屋面抽象模拟浙江山水脉络；立面融入良渚玉琮的几何肌理，内部大厅采用 “天圆地方” 布局，30 米挑高通透空间引自然光入内，象征古今对话。 之江馆前，这两尊不锈钢镂空兽雕，由艺术家杨奇瑞设计，作为新馆入口的视觉锚点与吉祥物，强化博物馆的亲和力与文化辨识度。左侧的犀牛，原型为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犀牛图像骨刻 / 动物刻纹木板，距今约 7000 年，是远古浙江温暖湿润、河湖密布的生态见证。犀牛形象沉稳厚重，承担着博物馆作为文明守护者的象征，寓意传承不绝、根基稳固。 右侧的猪，是猪纹陶钵的艺术活化，河姆渡文化经典文物，藏于浙博，雕塑设计为 “猪妈妈 + 三只小猪”，象征先民的家庭观念与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的朴素祈愿。猪在史前常关联繁育、富足，呼应浙江万年文明的生生不息。 《浙江一万年 —— 浙江历史文化陈列》是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核心常设通史展，以宏大时序脉络与最新考古成果，完整呈现浙江从史前到近代的文明进程。 浙江省博物馆平面位置图<div>通史展《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分别布展在一层的01展厅和二层的03/04展厅。三层、四层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专题展厅和文化馆。</div> 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序厅有 “之” 字形的万年百件大事记墙，整体以 “一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两千年古越、一千年两宋、一百年红船” 为核心叙事线。浙江历史文化大事记史前：长兴七里亭遗址，实证浙江百万年人类历史；上山文化，距今11000~85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先秦：公元前22世纪，据记载大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葬于会稽山；夏商时期，古越人创烧原始瓷；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秦汉六朝：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浙江；东汉中期上虞烧制成熟青瓷；229年孙权建吴国；353年王羲之书《兰亭序》；隋唐五代：610年隋炀帝凿江南河，大运河南北贯通；907年钱后梁封镠为吴越王；两宋：978年钱俶纳土归宋；北宋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北宋宣和年间，龙泉青瓷接受朝廷定制；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府；元明清：1285年南宋黄陵、宫殿被盗毁；元初，马可•波罗游历杭州；1350年，黄公望作《富春山居图》；1529年，王阳明去世，生前创阳明心学；1782年，乾隆文澜阁藏《四库全书》；近代：1911年，浙江光复；1920年，陈望翻译《共产党宣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湖红船起航。…… 前言浙江，山川毓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一万年上山，稻作起源；五千年良渚，文明璀璨；两千年古越，精耕勤战；一千年两宋，东南乐土；一百年红船，辟地开天。这里有王朝都城，是文明礼仪之邦；这里有海上丝路，是万方辐辏之地；这里有诗情画意，是江南风雅之所；这里有百工竞巧，是青瓷丝绸之乡。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勇于拼搏的传统，千百年来激励浙江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谱写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 <h1></h1><h1>第一单元，文明圣地——史前时期的浙江</h1>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百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距今一万年起，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好川、钱山漾、广富林等考古学文化，构成了浙江地区史前时期绵延不绝、交融多元的文化谱系。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经济，从平等族群到复杂社会，浙江成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 1. 鸿蒙初开浙江地形复杂，广布的丘陵山地、低平的沼泽原野、曲折的河流海岸，让这里具备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主要在苕溪、钱塘江流域活动。他们生活在洞穴或旷野，使用打制石器等工具，以采集、渔猎等方式，从大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 人类的出现与扩散 人类大约在700-5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地壳运动、气候变化导致非洲东部的森林变成了稀树草原，适应环境存活下来的南方古猿在400-300万年前开始直立行走。200多万年前，人类用灵巧的双手改进工具，基因变异解放了肌肉对颅骨的束缚，人类脑容量短时间内增加到1200ml。智人凭借生理优势、团体协作能力，适应不同环境，迅速繁衍，扩散到全球。语言、审美、原始宗教是后世开创文明的基础。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者区别是：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多用磨制石器。定居和制陶是否出现也是差异所在，但物质生活呈现多样的组合，如何获取生活资料，更反映本质差异。前者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后者出现农牧业。时空流转，二者占比的逐渐变化，是区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图 2. 万年启明浙江史前文化肇始于距今约 11000年的上山文化。它与之后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好川、钱山漾、广富林等文化一起共同构建了浙江多姿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并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领先世界的众多发明，书写下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浙江新石器文化分布示意图 1）稻源上山上山文化以最初发现地浦江县上山遗址命名，分布在衢江、武义江、浦阳江、灵江流域，是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11000 至8500年。多个遗址保存了丰富稻谷遗存。湖西、下汤遗址浮选出的稻谷具有驯化初级阶段原始栽培稻的特征，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上山文化稻作农业起源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农业社会发展的重大突破。 上山遗址复原模型 下汤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是略呈椭圆形的环壕聚落，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达2米，其中上山文化时期铺设的红烧士广场已清理器物坑，20余座。 桥头遗址义乌桥头遗址是上山文化中晚期的环壕聚落遗址，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被河流冲刷，面积约3000平方米。中心台地发现房址、物坑、墓葬等丰富遗迹，出现乳白色和红彩两种彩陶。 石磨盘石磨棒• 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 2005年小黄山遗址出士浙江省文物者声易究所藏上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多件石磨盘，通常与磨石或磨棒成套。这套石磨盘石磨棒出土于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形体硕大，坚实厚重，盘面凹陷，有密密麻麻的小坑。磨石小巧圆润，适于手握。稻谷颗粒外有硬壳，即俗称的糠，糠带芒刺，所以稻谷需要脱粒、去売后食用。上山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可以用作碾磨脱粒工具，也可以将橡子、栗子等磨成粉，再做成食物。 泥条盘筑法 制作时先把泥料搓成长条，然后按器型的要求从下向上盘筑成型，以一种子母口的方式拼接一泥条存在一个凸面和凹面，再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将里外修饰抹平，使之成器。 『最早的彩陶』 陶双耳壶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2021 年桥头遗址出土 陶圓底罐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2018年桥头遗址出土 陶圈足盘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2020年桥头遗址出土 宴享和祭祀<div>上山文化遗址出现了多处仪式性活动遗存，其中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了“中心台地”遗存和曲酒遗迹，仙居下汤遗址也发现了“红烧土广场”和器物坑等遗存，均可能与宴享和祭祀活动有关。 </div> 2）多彩文化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钱塘江南北还分布着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多姿多彩的文化，他们风格各异又互有联系。这个时期，农业已经出现并有长足发展，但采集渔猎所获资源在生活中还占有相当大比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文化不断融合，生产性生计方式占比不断增加，文化共性愈发显著。 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因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如曹娥江、浦阳江、金华江、衢江等，少数遗址扩展至灵江上游地区，距今8000，至7000年。该文化承继上山文化发展而来，同时与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以及淮河流域贾湖文化、顺山集文化有关联，反映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共性。 跨湖桥遗址位于萧山中南部的湘湖之滨。经历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釜、豆、罐、钵、飯（zeng）等黑陶和彩陶，斧、锛、凿、杵、磨盘等石器，以及漆木弓和骨耜（Gi）等器物。特别是遗址还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独木丹 井头山遗址余姚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目前所知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是滨海或者河岸地带先民丢弃贝、螺等介壳形成的特殊遗址类型。井头山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清晰反映了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该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重大突破 海洋文化井头山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它的发现为8000年前江浙沿海地形地貌环境和海岸线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陶陶釜• 新石器时代井头山遗址（距今約8300-7800年）• 2019-2020年井头山遗址出土 陶支架（复制品）新石器时代井头山遗址（距令約8300-7800年）• 2019-2020年井头山遗址出土 贝器•新石器时代井头山遗址（距今約8300-7800年）• 2019-2020年井头山遗址出土 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得名于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5300年，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地区，向东跨海扩展到舟山群岛，向南影响到今台州，向西达绍兴。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大量的原始农业遗存、典型的木构建筑、丰富的器物和动植物遗存，是中国南方建筑传统的源头，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史前艺术的一个高峰。 施岙遗址位于宁没市余姚市，总面积90余万平方米。遗址发现有凸起的田埂组成的“并”字形结构路网，以及由河道、水渠、灌持水口组成的灌溉系统。土壤中含有较多水稻颖壳、小穗轴、杂草和少量陶器残片，据此推测，遗址所在区域是古稻田。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褶田。 稻穗纹陶钵•新石器时代河姆波文化（距今7000～5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波遗址出土 腹部可见阴刻的稻穗一株和动物残体二个。推测原器腹部两侧刻有两组对称的稻穗、动物组合纹。稻穗纹样由点、线组成，动物纹样与“猪纹陶钵”的猪的手法一致，残见芽叶纹，表现手法非常筒练，具备很高的概括能力。 猪纹陶钵• 新石器时代河姆波文化（距今7000~5300年）•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圆角长方形，器表打磨光亮，内壁软粗糙，有条状模向磨擦痕迹。长边两侧各阴刻一猪，长嘴，竖耳、高腿，短尾粗鬃，腹略下垂。刻纹线条流畅、刚劲干练、猪的腹部均运用了阴刻重圈和草叶纹等装饰纹样，这类纹饰常见于河姆波文化。器身两侧猪首朝向不同，纹样不完全一致，其中一側相对小且纹饰简单，这种对称动物纹略有繁筒的现象也常见于河姆渡文化的各类器物上。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复制品）• 新石器时代河姆浪文化（距今7000～5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波遗址出土 蝶形器有象牙、木、石三种质地。此蝶形器为象牙质，有残断痕迹。正面平整，有线刻纹饰。反面制作粗糙，中间做出纵向凹槽用以捆绑器柄。器身上有数量不一的小孔，可能用于穿绳绑缚。正面阴刻图案的中间为常见的重圈紋，外缘呈火焰状，两侧对称各有一与其相连的乌纹，昂首相对而望，且略有繁简之别。关于其题材，有“双鸟朝阳”、“双鸟昇日”等说法。周边刻有弧线、点线纹样，连接穿孔，环绕在双鸟周围。 蚕纹象牙端饰• 新石器时代河姆文化（距今7000~5300年）• 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端饰下方截面处为椭圆形，中腔近长方形，表面打磨光滑，略有划痕和开裂痕。器身上部阴刻6只蚕纹，蚕纹下方刻一圈三角斜线型纹样带。两长边各有2个穿孔。穿孔压于纹样带下端，从内侧看，两孔有连通趋势。类似的素面器物在罗家角遗址也有出土。 漆木碗•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1973-1977年河姆渡遗址出土 这只漆木碗用整段圆木镂剜而成，敛口，鼓腹，矮圈足，瓜棱形外表髹朱红色漆，出土时尚略有光泽，可惜剥落较为严重。 木乌形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田螺山遗址出土 器形扁平，一侧为鸟的形状。器身中间突起一道宽脊，宽脊背面为凹槽。器物用途不明，和其他蝶形器类似，可能是某种仪式用具。河姆渡附近的湿地是多种候乌迁徙的经停地，丰富的乌类资源为河姆渡人提供食物，也提供了审美与精神信仰的素材。 3）灿烂文明文明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农牧技术的进步，物质储备增加，人口不断增长，社会规模扩大。良渚文化时期，高等级聚落和墓葬表明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精美器物映射出宗教和礼制的光芒，大型工程反映出社会协调和动员能力，这些都是步入文明阶段的重要体现。 崧泽文化菘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距今6000~5300年，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1996 年嘉兴南河浜遗址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祭台，随葬玉钺、玉璜的高等级墓葬，刷新了对崧泽文化社会发展程度的认知。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石马兜、官井头、北村等崧泽文化遗址的发现，为迅速崛起、高度发达的良渚文明找到了历史的根基。 4）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因 1936 年施昕更发掘的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5300-43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其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主要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土筑和水利为代表的宏大建筑工程、反映原始宗教信仰和身份等级的用玉制度，是五千多年前最为耀眼的区域文明，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表明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莫角山宫殿区 莫角山宮殿区，部分利用原有山坡堆土修筑大型人工土台，其上3个小土台应为建筑基址。通过历年考古发掘和勘探，明确了大莫角山的四面边界、堆筑方式，发现了围绕大莫角山的围沟遗迹，并在顶部揭露出两排7座土台房基。小莫角山是莫角山上最小的官殿基址，发掘4座房址，揭示了宮殿区内房址形志及聚落布局。莫角山宫殿区、王陵及责族墓地、皇坟山台地等构成了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整器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器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对钻圆孔。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个具象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图案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法雕琢而成。在角尺形的长方形凸面上，每两节琢刻一组抽象的神人兽面图案，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这种角部的人兽组合结构，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兽面的两側各浅浮雕一变形夸张的鸟纹。琮的功用说法不一，可能是神权与王权的象征。 玉钺瑁、玉钺、玉钺镦•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玉钺瑁：素面无纹。外形如舰首，顶面奏高低不同的两层，一侧 上翘。器身自顶部台面向下弧收，面平直，钻有扁椭圆形卯孔。出士时与钺镦相距约80厘米，两者间的有机质柄已腐朽得不见踪影，只留下了镶嵌其上的小玉粒。玉钺：淡青色，夹墨绿色斑。靠近柄的部位有打琢痕迹，未经磨光，另外可细微刻划线。两刃角正反两面分别浅浮雕完整的神人兽面和鸟纹，这是良渚玉钺中中独一无二的，这一特殊现象，反映出此钺的不同寻常，因而有“钺王”之称。一柄豪华的玉钺包括钺身、柄、柄上端的瑁和下端的镦。主人殺希上端的理和下端的锁。三手握钺炳，镦抵在手下，钺身靠在肩上，瑁在柄上端，显示着其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玉钺镦：素面无纹。底部为椭圆型台面，向上斜收成榫，榫头中间掏空成卯，两侧有销孔，出土时与钺瑁相距80厘米，据此推断完整的玉钺长度约在80厘米之间。 玉权杖瑁、玉权杖镦•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玉权杖瑁：瑁体顶面与底面平直，底面钻有卯孔。一侧截面方正，另一侧截面尖圆，纵向呈曲线造型，极其罕见。器身整体刻纹繁缛，细如游丝，底紋布满细密的螺旋线，顶面也有螺旋线紋饰。两侧减地突出的浮雕神人兽面纹，跨越器物两面、上下错落构图，也非常特别。玉权杖镦：整器呈烛台状，上部为凸榫，榫内“掏膛”成卯孔，两侧钻有卯销孔。凸榫下有斜面止刻划一周螺旋线和小尖喙纹饰，两侧对称刻划兩组兽面纹，衬以繁密的螺旋线和小尖喙纹饰。出士时与瑁遥相呼应，应是配伍的一套。此权杖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与“琮王”“钺王”等同时随葬，显示了墓主人的王者之尊。 半圆形玉牌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呈半圆形，正面弧凸，琢刻神人兽面纹，背面凹陷，斜向钻有三对隧孔。出土时位于墓主的头部，应是“冠帽”上的饰件。 玉长管、玉三叉形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玉琮<div>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div>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 反山12号墓位于反山王陵核心位置，出土各类随葬品 658件（组），包括目前所见最大的玉琮、雕琢神人兽面像的玉钺和特殊的豪华形瑁镦等。这些玉器从选料到工艺都是良渚玉器中的极品，反映出墓主尊贵的地位。从随葬品的组合、种类综合来看，反山12号墓是迄今发现良渚文化中等级最高的墓葬。 玉柱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1986年反山12号墓出土高圆柱形，器表风化严重。器身雕饰竖向 4列横向3层共12幅图像，图像的形式有两种：一为神人骑跨在神兽上的形态；另一种为单独的神兽纹。神人头部及兽面减地突出，肢体为细纹刻划而成。两种图案上下左右错落布列，互为间隔，形成错落旋转的纹饰布局结构。纹样刻划如此复杂的柱形器是极其罕见的。 反山12号墓随葬品示意图 瑶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外东北约5公里的小山丘上，在顶部揭露一座形态规整的祭坛遗址，其上叠压高等级贵族墓葬群。遗址依山堆筑营建，有三重土色遗迹，从内到外依次是赤色土方、灰色士框和黄褐色土框。共发现墓葬13座，分东西两行排列，南侧为男性，北侧为女性，随葬以玉器为主的各类器物两千余件。 玉管串、玉璜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瑶山11号墓出土玉串饰<div>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瑶山11号墓出土</div> 玉纺轮<div>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年） 1986年瑶山11号墓出土 </div> 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目前已发现良渚时期的刻划符号一千余个，它们既有图画性质的表意性符号，也有线条简单的指示性符号，但其真正含义仍是未解之谜。 玉璧• 新石器时代良清文化（距今5300~4300 年）* 余杭安溪出士良渚文化玉璧一般光素无纹，但这件玉璧有两种刻符。一面阴刻盾形层台，中间为一只飞鸟的纹饰；另一面符号形如“玉璋”。这是目前園內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弥足珍贵。 精美陶器鱼鳍形足鼎、T字形足鼎、竹节把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的典型陶器，良渚人就是用这些陶器来炊煮、盛放食物、储存水或酒。从精美的刻纹薄胎黑皮陶可以看出其精湛的制陶工艺。 日常生活良渚文化时期的环境优越，日常生活中，追求精致是良渚人不变的情怀，胎壁匀薄的黑陶和制作精美的漆器反映出良渚人精湛的工艺。 陶杯<div>嘉兴双桥遗址、海盐龙潭港遗址出土</div> 陶澄滤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余杭吴家埠遗址出土 犁形石器 良渚之后随着良渚文化走向晚期，在距今4500 至3800年的浙江大地上，好川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相继发展。它们与良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 好川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文明（前王朝晚期/早王朝/古王国阶段），距今5300-4200年；苏美尔文明，距今5350-4000年；哈拉帕文明，距今4600-3900年；良渚文明，距今5300-4300年。 考古学上的浙江“第一”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距今约5000-1800年）；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世界最早的彩陶器（上山遗址，距今约10000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上山道址，距今约10000年）；中国最早的麵酒，（桥头遗址，距今约8000-10000年）；世界最早的独木舟之一，（跨湖桥进址，距今约8000年）；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田螺山遊址，距今约7000年）； 中国最早的海盐制作遗迹，（大榭遗址，距今约4400-4100年）； 中国最早的贝丘遗址和漆器，（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 中国最早干栏式建筑和象牙雕刻，（河姆疫遗址，距今约7000年） 浙江史前考古与中华文明上山、河姆渡、良渚文化的核心异同：1）共同根基：三者均体现长江下游史前文明对稻作农业的依赖与环境适应智慧。 2）差异本质： -上山文化：农业起源的探索者，技术原始，社会平等。 - 河姆渡文化：湿地农业的开拓者，技术飞跃，社会分工萌芽。 - 良渚文化：复杂社会的巅峰，以玉器礼制、城市和水利工程标志进入文明时代。 3）文明意义：三者构成从“农业起源”到“国家诞生”的完整链条，展现了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立演进路径。 <h1>第二单元，古越春秋 —— 夏商周时期的浙江</h1><h3>夏商周时期，浙江地区是於越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域。从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到两周时期越国的崛起与争霸，越地先民在水乡泽国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本单元以考古发现为线索，展现越文化从早期方国到春秋霸主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h3> <h1>1. 百越翘楚</h1>“百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指的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南和南方大部的众多民族。居住在江浙一带的於越是百越中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支系，又被称为大越。他们主要生活在现在的浙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一带，依水而居，渔猎农耕，拥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於越先氏在中原王朝的眼中，於越人断发文身、锥髻结发、箕踞而坐、凿齿雕题，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是生活在南方的“蛮夷”。然而，作为历史悠久的东南民族，於越人继承了良渚文化的文明基因，吸纳了中原文明的文化因素，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高超的手工技艺和独特的文化面貌，引领区域文明的不断进步。 青铜鸠杖杖镦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湖州埭溪出士该器物为鸠杖的杖镦部分。整体呈上大下小的圆管状，上开圆銎口与杖身套接，近口沿处施两组阴刻细弦纹，每组由两根弦纹组成。一个半圆形箍将器分成两节，圆箍饰细密蟠虺纹及棘刺纹，圆箍上下亦饰细密的棘刺纹，近底部饰一周勾连云纹。杖镦底端塑一跽坐俑，脑后梳一椎髻，双目平视，双手置于膝部，断发文身。 百越分布区域示意图於越（瓯越）、邗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 肩头弄文化肩头弄文化因浙江江山肩头弄遗址而得名，是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分布在浙西南、闽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肩头弄文化的居民使用陶器和石器，陶器常见表面着黑的凹底或園底的罐、盆、盉（he）。学术界认为，肩头弄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存在校多联系，可能是马桥文化的源头之一。 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是环太湖和浙东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是越文化的源头之一。代表性遗址有上海马桥、苏州绰墩、江阴花山、桐乡新地里、湖州毘（PD山、象山塔山等，其中湖州下菰（gu）城、余杭小古城已具有城址的性质。马桥文化的青铜器、印纹陶、原始瓷和士墩墓等新兴文化因素，说明了技术的创新，也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邦国初兴公元前6世纪，越侯夫镡（tan）之子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建都埤中，越国疆域“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北至于御儿（今浙江嘉兴），东至于鄞（今浙江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龙游）”。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越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越国疆域图：允常时期 越人冢士据《吴越春秋》记载，夏代帝王少康因为担心越地的大禹宗庙无人祭祀，将自己的庶子分封到越，称为无余，这是有关越人祖先的早期记载。对于越国贵族墓葬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杭州、湖州、金华、绍兴等多处均发现了越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遗迹与遗存为研究越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物证。 浙江典型高等级墓葬分布示意图 <h1>2. 春秋霸王</h1>春秋中期之后，晋楚争霸激烈。晋国采用联吴制楚的策略，楚国则扶植越国抗吴。越国抓住时机，吸收楚国及中原先进文化，悄然崛起于东南，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振兴之路。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与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会盟。史书上说：“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玉镇春秋（前770-前476年）1996-1998年绍兴兰亭印山王陵出土 瓷器之源瓷器的发明是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是奠定中国“瓷国”美名的关键。夏商时期，於越人在探索中逐渐掌握了高温环境下的陶器制作技艺，烧制出表面拍印几何纹样的印纹硬陶和精美的原始瓷器。进入战国时期，越国的陶瓷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一些精美的仿铜原始瓷器甚至发挥着与青铜礼器同等的作用，成为越国贵族墓葬重要的随葬品。 印纹硬陶印纹硬陶是百越民族重要的发明之一。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方地区，发展于夏商时期，繁盛于周代。与传统陶器相比，夏商的印纹硬陶在原料和烧成温度方面都有了巨大改进，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关键环节。器身拍印风格多样的纹饰，既有装饰作用，又能加强陶瓷胎体的强度，完美展现了实用与艺术的融合。 原始瓷原始瓷，又称原始青瓷，是在烧制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器物以瓷土作胎，经1100°C至1200°C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胎体基本烧结，吸水性弱，表面施有高温玻璃质釉。与一般陶器相比，原始瓷在胎泥的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能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跌，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 原始瓷器座战国（前475-前221年） 原始瓷炉<div>战国（前475-前221年） </div> 原始瓷甬钟<div>战国（前475-前221年）</div><div>浙江省宁波骆驼公社出土</div> 原始瓷錞于• 战国（前475一前221年）錞于，战国时期受到中原礼制思想影响，越地开始大量出现原始瓷礼乐器，同期烧造的乐器有甬钟、搏钟、旬鑃、编磬等，这些器物个体大小与中原使用的青铜礼乐器相仿，造型上也完全模仿实用青铜器。此类原始瓷礼乐器多作为陪葬之用。 伎乐铜屋模型春秋（前770一前476年） 绍兴坡塘狮子山 306号墓出抟土房屋模型平面作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小窗。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八角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顶、后墙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柱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坐六人，束发裸身。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吴越争霸同处长江下游平原的吴、越两国，疆界相接，习俗相近，受晋楚两强争霸的影响，吴越两国的政治经济争端却始终存在。自允常称王起，两国相互争战，先后发生了携李、夫椒、笠泽等多次战役，互有胜负，直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吴越争霸历史。 吴越交战示意图战场从越地逐渐移至吴地 青铜剑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青铜剑闻名于世。研究表明，吴越青铜剑是西周时期自主发展起来的青铜剑系，浙江地区也是早期治铸青铜剑的重要区域之一。越国工匠在青铜剑的制作上独辟蹊径，创新出剑首铸同心圆、剑身饰菱形纹、剑脊与剑从使用复合金属三大制作技术。 越王者旨於睗睗剑 剑身中部起脊，刃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8字，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zhu）旨（ji）於（yu）睗（shi）”，字口间镶嵌绿松石。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剑首装饰同心圆。由铭文可知，此剑为越王勾践儿子的佩剑。 楚国郢爰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 楚国殊布当斤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 楚国蚁鼻钱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 玉器春秋早期的越国玉器大多素面无纹，以打磨、穿孔等工艺取胜。春秋晚期以后，器物上常装饰勾云纹、涡纹、谷纹、水波纹及短斜直线纹等，部分器物也以动物纹样作为边饰。龙、凤、鸟、蛇等动物形象大量出现。 越地文化在与中原及周边族群的互动中发展，青铜器既受中原礼器制度影响，又保留地方纹饰风格；原始瓷与印纹硬陶技术不断革新，成为越人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h1>第三单元，三吴都会——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h1>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迷逐渐高扬的发展时期。汉初浙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随着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南迁北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秦初的16个县发展到唐代的59个县，反映出人口增长和社会繁荣的进程 1. 会稽故郡秦在今浙江设立会稽、鄣两郡，浙江大部分地区处于秦帝国控制的范围。汉初，浙江郡国并存，随着东瓯国的内迁和回浦县的设置，浙江南部最终纳入帝国的郡县体系。东汉实行“吴会分治”，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事机构复杂的实际情形。三国至东晋，今浙江境域属扬州，南朝宋时分置东扬州。梁、陈之交，州县更迭频繁，这种局面直到隋唐政区大调整时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秦始皇南巡秦始皇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他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期消弭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政治性移民，改变越地的民族结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从云梦沿长江东下，经丹阳，抵钱唐，渡江到达会稽。 会稽刻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祭奠大禹，宣扬功德，命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刻石记功，史称会稽刻石，与峄（yi）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ya）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会稽刻石的文字为小篆，笔画工整。原刻石在唐以前已经亡佚，现存的是以元代重刻本为基础的清代复刻碑。 湖州五子墩墓葬群湖州杨家埠发现一处东晋时期的丘氏家族墓群。据墓砖铭文，1号墓墓主为东晋尚书郎丘混，字远成，吴兴（今湖州）乌程西乡秋里人，生于太宁三年（325），卒于升平五年（361）六月廿五日，王羲之（303一361）同时代人，又同年谢世。丘姓源于齐太公封营丘，世居陕西扶风一带。东汉时，丘氏家族已有人落户吴兴。五子墩五座墓葬规模基本相同，砖石结构，构架精巧，墓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墓顶有莲瓣纹覆顶石。展厅复原的穹窿顶砖室墓，主体结构为五子墩墓群中保存相对完整的4号墓，并用同类墓砖修补完成，较好地还原了五子墩墓葬群的墓室结构和砌筑技术。 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穹窿顶结构墓室符合古人对“象天”的追求。西汉晚期，洛阳地区的工匠开始使用四边券进式穹窿顶，之后这一技术和穹窿顶的理念向四周广泛传播。东汉晚期，四隅券进式穹窿顶首先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并在东吴以降广泛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东晋早期之后较为少见。 四隅券进式墓顶是在墓室四角各起四分之一圆弧，于四面墙中点平滑交脊，并在顶部自然收为圆形穹顶。这种转角斜向叠砌方式，改变了以墓壁为墓顶重量的单向承托方式，使墓顶与墓壁有效地连为一体。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的四个角券有可能构成一个抗压力最强的近球形，均匀承受来自顶部覆士的压力，提高墓室的结构强度，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 东瓯国兴衰越王勾践灭吴后，在浙东南建立东瓯国。秦统一后，东瓯国第六世国王安朱降为郡长。安朱子驺（z0u）摇助汉灭秦，被封为东海王，东瓯再度立国。汉建元三年（前 138），东瓯迫于闽越压力内迁江淮，东瓯国不复存在。汉灭闽越后，东瓯、闽越之地并入会稽郡，浙江结束郡国并存的局面。始元二年（前 85）设立回浦县（今属台州），帝国权力正式进入浙东南。 木俑<div>西汉</div><div>2005年安吉良朋出土</div> 铜凫尊汉（公元前202-220年）1963年余姚姚江节制闸出土 2. 吴会风貌东汉后期开始，北方人口因政治局势不稳定南下避乱。长江以南地区受惠于劳动力的增加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升。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大动脉，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上族庄园六朝时期，士庶有别，门阀世家通过政治联合，兼并土地，屯田置业，不断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在北来士族安置重建与江南豪族屯田扩张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浙江地区的山泽之地被开发出来。士族兴建庄园别墅成为东晋、南朝土地所有制的一大特色。 屯封别墅三吴地区的良田沃壤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大族手中，聚居于吴会地区的北来侨人遂以屯封别墅的形式向山林湖泽地区发展，这在会稽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屯邸别墅组织了广大的劳动者，对山林川泽的开垦利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史书记载，谢灵运家族有始宁墅，谢安、谢玄等都有田业在会稽。 3. 器出东南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水陆交通的改良，浙江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在先秦时期印纹硬陶、原始瓷和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汉唐时期的浙江地区在陶瓷、铜镜和金银器制造方面工艺突出，手工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越窑青瓷堆塑罐三国吴（222-280年） 越州上品东汉中晚期，青瓷首先在浙江烧制成功，归功于南方盛产瓷石以及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工艺积累。烧制瓷器的龙窑经过不断地改进日臻完善，最终产生出了成熟瓷器，并在三国西晋时期进入第一个高峰。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随着匣钵装烧技术的运用，和对器形、釉色的成熟控制，代表唐宋越窑烧制水平最高技艺的秘色瓷，在慈溪上林湖窑址群中出现。 越窑青瓷提梁熏西晋（265~317年） 越窑青瓷双系熏三国-吴（222~280年）1971年诸暨牌头43号墓采集 越窑青瓷熏炉西晋（265~317年） 越窑青瓷双系罐东汉（公元25 220年）海宁东汉13号墓出土 越窑青瓷盘龙罂唐（618-907年）嵊县文管会移交 『唐代瓷墓志』越窑瓷慕志出现于7世纪未，9世纪初逐渐增多。初期多采用与砖石墓志相似的方形或长方形，罐形墓志出现后，造型逐渐丰富。瓷墓志集中分布在唐宋越窑中心窑场的慈溪上林湖、鸣鹤乡、龙泉乡和梅川乡，墓志主人生前居住在窑场密集的区域，并有相当一部分是窑工。瓷墓志中关于贡窑、瓷窑务的记载是重要的越窑窑业制度史料。 虞希乔越窑青瓷龟趺座墓志碑唐证圣元年（695年） 罗韦伍越窑青瓷方形墓志唐大和六年（832年） 戚鲁越窑青瓷墓志罐唐天复一年（902年） 『六朝金银器』六朝墓葬中的金银器主要是装饰品，生活器皿少见。一部分是普通首饰，一部分是与“命服”相关的专门器物。余姚出士的双龙纹金带饰，体现了汉代掐丝焊缀金珠工艺的成熟。上虞和温州出土的南朝金辟邪，为趋吉避凶的瑞兽形象，作为挂饰或配饰使用，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尚。 『唐代金银器』唐代浙江的金银器，有器皿和饰物两大类。器皿多以素面为主，式样有海棠杯、葵口盏、高足杯等，以长兴下莘桥窖藏和淳安朱塔窖藏出士银器为代表。饰物以银首饰为主，如下莘桥窖藏出士的凤纹银步摇和湖州杨家埠唐墓出土的银香球，镂空技法高超，代表唐代南方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水平。 银链唐（618-907年）1979年淳安夏中公社朱塔大队晚唐窖藏出土 隋唐铜镜<div>隋代铜镜的纹饰繁缛工整，图案布局严谨，其承上启下的风格，为唐代铜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铜镜铸造业极为兴盛，题材新颖，工艺精致，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嵌镶、金壳银壳等特种工艺镜种，具有突出的时代风格。 </div> 会稽镜西汉早期，沿袭战国镜的特点，铜镜上的铭文开始流行；西汉中期，会稽镜的风格基本形成，出现了草叶纹、星云纹和博局神兽纹镜等；王莽新朝及东汉早期，博局纹镜盛极一时；东汉中晚期，龙虎镜、神兽镜和画像镜相继流行。东汉会稽郡成为当时全国铸镜中心之一。会稽镜的题材、纹饰结构、制作技法独具特色，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4. 艺文流芳 秦汉至六朝时期北方人的大量南迁，不仅给浙江地区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也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六朝以后，浙江地区书法文化十分繁荣，山水诗盛极一时，又兼佛、道昌盛，展现了该地区的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 六朝风度 魏晋时期，玄学与清谈盛行，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崇尚回归自然，为艺术的独立与多样性打开方便之门。书圣王羲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出现让浙江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故乡和中国山水诗的摇篮。 六朝书法 六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竞相发展，书法理论的盛行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繁荣。 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出身于东晋第一流门阀的琅邪王氏，后迁居会稽山阴。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诸体皆精，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在书法史享有极高声誉，被后人尊为“书圣”。 定武兰亭刻石虞世南（今余姚人）、褚遂良（今杭州人）与欧阳询、薛稷并称为书法“初唐四大家”。欧阳询手摹《兰亭序》并刻石，北宋庆历年间辗转至定武（今河北定州）官库，即为“定武本”。宋室南渡，宋高宗投刻石于扬州石塔寺井中。明宣德四年（1429），东阳人何士英于寺井中发现此石，石缺一角，呈进宣宗，宣宗赐其石携归东阳。万历年间刻石断裂为三，一直由何氏子孙三房分开保存。刻石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何氏《兰亭序》刻石宋（960—1279年） 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水诗是我国早期山水诗的一种书写范式，首述游览概况，中绘山水景致，未悟玄理之道，以情感为纽带，将情、景、意融为一体。这是继陶渊明田园诗之后，进一步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融合的诗歌流派，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开启了南朝新一代的诗歌风貌，对王维、孟浩然、李白等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巳修禊（xi）曲水流觞修禊，又称祓除、祓（fu）禊，为上古时期香草沐浴、祓除祸灾、祈降吉福的仪式。上已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已日，魏晋以后定为三月初三，成为一个重要节日，逐渐演化成临水宴客和郊外踏春。曲水流觞是上已修禊的衍生活动，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友人在绍兴兰亭修禊事，流觞曲水，饮酒赋诗，记之于《兰亭序》。 佛道辉映六朝时期诸学并兴，儒、玄、道、释各种思潮蓬勃发展。两汉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末年，道教从本土文化孕育而生。六朝分裂动荡之际，这两种宗教得到迅猛发展，与儒学、玄学等思根互相碰撞激扬。 唐诗之路《全唐诗》中记录了400 多位唐代诗人的1500余首描绘浙江山水名胜的诗作。这些诗人的足迹自钱塘江畔的西陵渡始，沿浙东运河，至绍兴，经曹娥江，南溯剡溪，过嵊州，到新昌，南行至天姥山，最终到达天台山；其支脉向东经四明山延伸至宁波乃至海上，西南向诸暨、金华，留下大量不朽篇章。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将这条文化线路命名为“唐诗之路”。2019 年浙江进一步提出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等“四条诗路”文化带规划，以主要水系、古道和现代交通为纽带，打造“一文含四带，十地耀百珠”的诗路文化空间形态，一场山水和文化融合的诗路建设就此徐徐铺开，在浙江大地写下一个大大的“文”字，勾勒出“诗画浙江”的美丽轮廓。 <h1>第四单元，吴越览胜——五代十国时期的浙江</h1>唐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境内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自唐末钱缪（liu）割据杭州，立藩两浙，建国吴越以来，三代五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对于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有利的发展时期，农业发达，商贸繁荣，手工业兴旺，科技成就突出，艺术水平独领风骚，崇佛氛围浓厚。 1. 立业安邦五代时期，钱鏐以杭州为都，建国吴越，统治中国东南部“十三州一军”之地。吴越国时期，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贸和文化，扩建杭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吴越国的经济和文化居于当时诸国前列，不仅开创了以杭州为枢纽的两浙政治经济新格局，而且为两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越建国 唐末时期，身兼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的钱缪，以杭州为中心占据了浙江大部分地区，并因战功被朝廷累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后梁龙德三年（923），钱缪被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吴越国最强势时，割据今浙江省全境和江苏、上海、福建的部分地区。吴越国的两镇、两国体制，在宋代演变为两浙路，成为后世浙江省的雏形。 2. 富足两浙“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常年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吴越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达，手工业产品兴盛，越罗吴绫、秘色瓷器、金花银器名扬海内外。吴越国拥有发达的官营手工业，史称“奇器精缣（jian），皆制于官，以充朝贡”。 农业发展吴越国时期，大兴开荒和水利建设，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大量因战乱迁入吴越的人口需要开拓新土地进行安置。钱鏐鼓励流民开荒，加快土地开发。江南地区土地分散，不利于系统灌溉，且洪涝灾害多发，则通过设置圩田、修筑海塘等方式，并派遣军队协助开展农业生产，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三世五王吴越宝正七年（932），钱鏐逝世于西都杭州，其子钱元瓘（guan）继位。之后，又历经元瓘子弘佐、弘倧、弘俶（chu），共三世五王。历代吴越国王，都谨奉钱鏐“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并受其封赐。 手工技艺吴越国承袭了前朝的瓷器、金银器、玻璃器和铜镜制作工艺，并进行了改良优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业产品门类。这些精美的器物被广泛运用于朝贡、宗教供奉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当时吴越国经济、文化的反映。 秘色瓷器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被称为“秘色瓷”。五代时期，越窑制瓷业进入全盛期，慈溪上林湖一带窑场密布，见证了吴越国高度发达的制瓷业。越窑青瓷从晚唐开始就是地方土贡，供给宫廷使用。吴越建国后，越窑青瓷也是最重要的贡品，秘色瓷闻名遐迩。 官款定窑白瓷海棠杯 唐光化三年（900） 1978年临安钱宽墓出土 定窑白瓷执壶 唐光化三年（900） 1978年临安钱宽墓出土 越窑青瓷碗吴越天福七年（942）1965年杭州钱元瓘墓出土 越窑秘色瓷执壶吴越天福七年（942）1965年杭州钱元瓘墓出土 金花银器吴越国金银器种类齐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有食具、酒具、带具、陈设用具、首饰，还有专门用于供养舍利的容器。加工、装饰工艺多采用捶揲、镂孔、錾刻、焊接、鎏金、铆接等，錾刻花纹部位鎏金技术，在金银器上得到广泛使用，即文献中提到的“金花银器”。 雷峰塔地宫出土“千秋万岁”铭鎏金银盒杭州雷峰塔出土“千秋万岁”铭鎏金银垫 鎏金银腰带2001 年杭州雷峰塔出土 银壶、银碗、银盘、银盒 3. 东南佛国唐代会昌灭佛之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吴越国历代国王敬天礼佛，奉佛至诚，以“转轮王”自居，企盼以佛法护佑国家。他们建寺起塔，开龛造像，刻经造幢，礼遇高僧，大兴禅宗，复兴天台宗。吴越国都城杭州，至今保存了大量石窟和塔幢遗迹。佛教文化遗址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和经卷，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色。 鎏金纯银阿育王塔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 该塔外观模仿吴越国圣物——明州阿育王寺释迦真身舍利塔。塔顶盖四角耸立四根蕉叶状山花，中为塔刹。山花蕉叶外侧以众多画面表现了佛诞生、在家、出家、成道与传教等佛传故事。塔身四面均为透雕的佛本生故事画面，内容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月光王施首”。据钱俶《华严经跋》记载，塔身内部安置有“佛螺髻发”舍利。 阿育王塔吴越国王钱俶在显德二年（955）和乾德三年（965），分别用金铜、精铁各铸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以藏《宝箧（qie）印经》，掀起铸造阿育王塔的高潮。铸成后的阿育王塔，供养于全国各地的寺院和佛塔中，甚至远播高丽、日本。吴越国铸造的阿育王塔，在浙江及周边地区多有发现。雷峰塔地宫和天宫出土的两座银阿育王塔，尤为精美。 乙丑岁钱椒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吴越乾德三年(965年)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 乾德三年(乙丑岁，965)，钱假大规模铸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铁塔与铜塔形制类似，但山花蕉叶外侧改饰以双展的佛传故事。铁塔在塔座底部铁片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4行23字题记。八万四千铁塔，内藏同年雕印的八万四千卷《宝筐印陀罗尼经》。 贴金彩绘石雕经函吴越建隆二年（961）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出土 经函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天宫之中。长方形，分盖、身两部分，子母口。通体浮雕，墨笔勾勒，敷彩贴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吴越国石雕艺术珍品。盖呈番顶形，饰团花、牡丹、飞天、莲蓬、球路纹和菱形网格纹等。函盖内部涂黑漆，中间阴刻”建隆二年辛西岁九月二十五日勾当塔弟子军将/葛仁胶弟人吏葛仁遇造并经永充供养“题记二行共36字。四壁为僧人取经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了僧人在取经过程中遇塔礼塔、遇寺拜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真经，以三头六牙白象驮伏经卷，从城门下徐行而入的情景。函座为束腰须弥座，前后共有伎乐童子九人，各持乐器，还有着红袍独舞一人，均坐于莲花座上，底有四力士分坐四角，肩负函身，力士间有金绘提手；须弥座下层雕饰覆莲。函内原存葛仁胶造墨书《妙法莲花经》七卷。 杭州水心寺经幢吴越天福六年（941）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藏 经幢，原为丝织品，书写经咒，供僧俗礼拜瞻仰。石经幢起源于盛唐，兴盛于晚唐。吴越国时期，国家大寺所建的石经幢，往往是成对的双幢，寄托了镇一方土地、护佑国家的理想。有的经幢体量巨大，高度可达15米，建造工艺高超，造型精美，结构复杂，其工艺水平远在唐代经幢之上。民间则流行小型的墓幢，延续了度亡的功能。 佛造像<div>保留至今的五代十国时期佛教造像，以浙江发现的较多，亦较为精美。吴越国王室及民间制作的造像，大多保留了唐代丰满圆润、雍容华贵的神韵，具有宋代清秀朴素、写实自然的风格。造像种类繁多，有佛、菩萨、天王、罗汉像等，质地丰富，有石、铜、铁、陶等类。石窟造像多位于杭州西湖周边，小型造像多出土于各地佛塔。</div><div> </div><div>铜地藏像</div><div>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div> 烟霞洞罗汉吴越广顺三年（953）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 吴越广顺三年（953），钱弘俶开创杭州南高峰烟霞院，并在烟霞洞中开凿三世佛、十八罗汉、双观音、石塔、孔雀明王等造像。其中罗汉造像遍布全洞，体型硕大，造型精美，体现了吴越国流行的罗汉信仰。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遗存，体现了吴越国对罗汉造像的创新设计，在佛教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龛为禅定相的第十八罗汉，由钱弘俶的母舅吴延爽舍财开凿，当时尚未确定罗汉的名号。侧面为武士形象的供养天人像。 飞来峰青林洞西方三圣约吴越开运二年（945）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 位于飞来峰青林洞高耸的悬崖之上，为吴越国灵鹫院开凿。龛內圆雕造像3身，一佛二菩萨，保存完好。中尊阿弥陀佛，左胁侍观音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即是后世通称的“西方三圣”，体现了吴越国的弥陀净土信仰。本龛的背光、台座、衣纹皆体现了典型的吴越时期造像特征，弥陀的中品上生手印、观音的净瓶等细节均保存完好，是吴越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龛造像。 烟霞洞白衣观音吴越广顺三年（953）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位于烟霞洞洞口西侧，与杨柳观音相对而立，为吴越国烟霞院开凿。背光的火焰纹和缠枝花草纹，具有典型的吴越国时期造像风格。观音头戴高宝冠，中饰化佛。头戴风帽，身披大衣，为后世流行的白衣观音形象，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衣观音像，开启了宋代观音造像新风格。烟霞洞口的两尊观音造像，相对而立，守护烟霞洞主尊和十八罗汉造像群，承唐启末，可称为是吴越国造像中的瑰宝。 烟霞洞杨柳观音位于烟霞洞洞口东侧，与白衣观音相对而立，为吴越国烟霞院开凿。背光的火焰纹和缠枝花草纹，具有典型的吴越国时期造像风格。观音头戴高宝冠，中饰化佛。右手执杨柳枝，左手执净瓶，身穿天衣，饰有项链、璎珞、臂钏、手镯，延续了唐代观音造像的特征。烟霞洞口的两尊观音造像，相对而立，守护烟霞洞主尊和十八罗汉造像群，承唐启宋，可称为是吴越国造像中的瑰宝。 闸口白塔模型比例1：3.25 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 白塔位于杭州龙山闸口，原应为吴越显德四年（957）所建的安吴塔。残高 14.6米，八角九层，仿木阁楼式，每层都由塔身、腰檐和平座三部分组成，逐层收分，是一座大型木结构楼阁式塔的等比例缩小模型。塔身实心，以太湖石分段雕凿而成，上下共28段，共由 61 块石块，拼接垒叠而成。塔身雕刻陀罗尼经，以及佛、菩萨、罗汉、天王、龙王等上百身造像。闸口白塔是研究吴越国建筑史、佛教艺术的绝佳材料。 <h1>第五单元、风雅两宋——宋代时期的浙江</h1>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管辖权限的平稳过波，为浙江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北宋时期的浙江富庶繁盛，成为“国用所恃”的财赋之区，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南宋时期的浙江凭借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全面发展，典章制度、衣冠文物，蔚为大观。 1. 中兴小纪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宋政权在此设立两浙路，治所为杭州。经过吴越国和宋代的府州建置，浙江省境范围内十一个行政区域的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正月，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为都城。浙江作为京畿之地，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南宋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 两京梦华 两宋时期的中国版图呈现多方政权割据的局面。北方地区先后崛起了辽、西夏、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将宋朝的疆域从华北压缩到淮河以南。宋代商业繁荣、儒学昌盛、科技发达，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北宋两浙路区划图政和元年（1111）南宋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杭州升为临安府，越州升为绍兴府，明州升为庆元府，秀州升为嘉兴府，温州升为瑞安府，严州升为建德府。 王安石、苏轼都曾在浙江域内任职做官。 建炎南渡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后攻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宋王朝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因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末。在金兵的追击下，赵宋朝廷、宗室、士庶纷纷南迁，浙江地区成为避难定居之所。 皇权更迭从宋高宗赵构至宋幼主赵昺，南宋经历9位皇帝，共152年。南宋前期曾以“内禅”形式传递皇位，高宗被称为“中兴之主”，孝宗、宁宗、理宗在位时或积极改革、内修政事，或励精图治、锐意北伐，但在政治军事上的效果并不理想；南宋后期权臣当政，国势衰微。 南宋帝王世系表 制礼作乐在王朝重建的各项措施中，尤以礼乐制度的恢复为重。南宋初陆续兴建太庙、圜坛、景灵宫、太社太稷坛等礼制建筑，添制郊庙祭器，设立礼器局，颁布《绍兴制造礼器图》等。礼乐制度伴随着兴建礼仪场所、开展国家典礼而逐步推进。 南宋临安城<div>南宋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定临安府为行在所，并开始进行城市建设。外城南北长，东西短，四周筑有城墙。皇城位于城南凤凰山东麓。临安城以御街为中轴线，街道两旁部署官署宅邸、宗庙社稷与市肆坊巷。临安城作为南宋都城，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经过考古发掘，南宋临安城的面貌已逐渐清晰。 </div> 《京城图》《皇城图》南宋临安城古河道遗址（密渡桥路） 越窑青釉刻划海水摩羯纹盘北宋（960-1127）南宋德寿宫遗址出土 陶俑<div>宋（960-1279） 1985年江西省铅山县征集 </div> 浙江宋代窖藏浙江多地发现的宋代金银器、青铜器、瓷器窖藏，多为学宫庙堂、富家大贾、官宦人家在一场场战乱中匆忙掩埋的，近千年后被不断发现，静静地向后世诉说着前世的繁华。 长方形铜鼎• 宋（960-1279）• 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 宋金战争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军大举南侵，宋王朝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政策，导致大片土地沦于战火。宋高宗即位后，组织抵抗，李纲、宗泽（今义乌人）岳飞等将领成为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之后的宋金政权长期对峙，直至被元所灭。 　　雄豪千古面对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社会局面，一批批仁人志士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挽狂澜于既倒，或为反抗压迫，或为抵御强敌，踏上了向死而生的征程，演绎了一段段流传千古的故事。 方腊起义北宋末年，权臣蔡京、童贯为讨好宋徽宗，在苏、杭一带搜刮民间奇花异石，作为花石纲送到都城汴京。北宋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腊发动起义，自称“圣公”，率领头扎红巾的起义军建立政权，年号“永乐”。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控制了浙江、安徽和苏南广大地区。宣和三年（（1121），方腊战败被俘。 2. 江南首富江南之地山水明秀，物产丰饶，民生富庶。两宋时期，浙江地区经济发达，冠于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发展，手工业发达，商业振兴，城市繁荣，海外贸易空前活跃，科学技术开始萌芽。南宋的浙江无疑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 国用所恃经过吴越国的经营，加上政权的平稳过渡，北宋浙江地区已极为富庶，居全国前列。北宋中期，两浙路已成为国家粮库，征缴漕粮、上缴中央财政钱物居于全国首位。丰饶的物产、便利的水陆交通、繁华的城镇集市以及开放的经济政策为商业发展和海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时人称浙江地区是“江南首富”，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四季花卉纹金帔坠宋（960-1279）龙游出土两片相合而成为帔坠，已分离。霞帔作为礼服出现在北宋，原属命妇之特赐，后来民间争相仿效。霞帔的佩戴方式可见于南蒸殿旧藏宋宣祖后坐像，霞啵悬于身前，霞帧角下系着坠子。宋代富贵人家结婚时，准备“三金”作聘礼，金帔坠是其一。 磁州窑折枝花纹瓶宋（960-1279）杭州岳坟后山出土 铜寿字形出烟鼎式炉宋（960-1279）湖州练市出土 商业与货币 北宋以来，铜铁钱在流通中占据主要地位，金银日渐重要，纸币开始发行流通。南宋时期，为了解决“钱荒”，缓解巨额军费开支压力，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以便各地区间的商业往来。南宋金银铤牌的打造盛极一时，用于商业兑换、朝廷赏赐、军饲发放和税收支付。临安有百余家金银盐钞交引铺，主营金银打造和买卖兑换。 钱牌南宋理宗时期发行的一种特钱币，形如长方形的小牌，有大面额的铜牌和小面额的铅牌两类。正面为“临安府行用”，背面为“準伍伯文省”“準壹拾文省”等。“準”意同“折合”，“伯”通“佰”，“省”是“省陌”。宋代省陌制规定，七十七文作百文使用。临安府钱牌是仅限于南宋都城临安府流通的权钞钱币，其铸行与当时的纸币滞行有关。 铜钱、铁钱宋代铜、铁钱并用，南宋时铁钱增多。宋代铸年号宝文钱40余种，更有书体、大小等多种变化。宝文主要为元宝和重宝。书体变化有隶、行、草、楷（包括瘦金）、篆（包括九叠篆）等。依据大小和背文不同，有小平（当一钱）、折二（当二钱）、折三、折五、折十等不同面值。 会子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政府在全国发行会子，于临安府（今杭州）设立管理机构一会子务。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又增发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原规定三年为一界，但后来出现了两界、三界并行的情况，致使通货膨胀，会子贬值。 宋代银铤北宋流行平首束腰铤，多五十两大铤；南宋流行弧首束腰铤，有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等多种重量。从银铤上的刻划文字和戳记，可知银铤在销铸和流通过程时的制作地、责任人、用途等信息。从用途来看，宋代银铤有上贡、常平、折博、课利、纳税、岁币等多种用途。南宋临安府银铤上多有“京销银”和临安府地名等戳记。 宋代黃金货币宋代黄金货币种类和数量远超前代，形态多样，有金铤、金牌、金叶子等，戳印人名、铺名、地名、黄金成色等。黄金货币由于价值高，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商业流通，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开支等。 百工竞巧两宋浙江地区工商贸易发达，手工业兴盛，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兴起。至南宋时，随着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和生产技术的传入，手工业迎来了南北技艺相互碰撞融合创新的崭新局面。龙泉青瓷、湖州铜镜、温州漆器、杭州丝绸等，成为宋代浙江手工业高速发展的见证。 宋代浙江制瓷业北宋时期，浙江制瓷业空前繁荣，越窑、瓯窑、婺州窑等充分发展。南宋时期，南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民窑全面繁荣，青瓷、青白瓷、黑瓷、彩绘瓷等异彩纷呈。龙泉窑是南宋窑业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檀木识文描金舍利函北宋庆历二年（1042）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函身四面工笔描金绘出四幅看似独立实则相连的画面：二天王侍卫舍利瓶，二飞天飞翔于三道舍利金光的两侧虚空中，大梵天、帝释天及眷属礼佛护法，乐器环绕、水云飘荡。函内底有金字题记。 科技之光经济的富庶、政策的支持促进了宋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南宋重视文化教育和发展经济，将我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推到了新的高度。 沈括与《梦溪笔谈》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著《梦溪笔谈》，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等多方面文献材料，记录了大量科学技术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印刷术雕版印刷业在宋代处于全面发展的阶段。浙江、福建和四川是雕版印刷的三大中心，杭州是北宋全国四大刻版中心之一。临安国子监所刻图书被称为“监本”，印刷技术高超。南宋，杭州书坊和私人刻书颇多精本，城内雕印市场繁荣，店铺林立。除了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也在此诞生，发明者毕昇是北宋杭州人。 天文地埋黄裳《天文图》《地理图》黄裳（1146-1194），字文叔，号兼山，四川普城（今四川剑阁）人。黄裳精通天文、地理和制图，绘成《天文图》《地理图》，在宋宁宗赵扩登基前进献，体现了宋代天文学、地理学的成就。淳祐七年（1247），永嘉人王致远任浙西路提刑时摹图、书文、刻碑。 赵汝适《诸蕃志》赵汝适（1170-1231），字伯可，南宋地理学家。浙江台州人。宋太宗八世孙。他编纂的《诸蕃志》为宋代海外地理名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记载了海外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所达航期。赵汝适墓在浙江临海。 《天文图》碑拓本（复制品）《地理图》碑拓本（复制品）南宋淳祐七年（1247）刻 建筑的榫卯结构宋式建筑模型 3. 斯文在兹宋室南渡对浙江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孔府后裔随宋室南迁，在衢州建立南宗孔氏家庙，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浙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崇学重教之风蔚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文化的繁盛，文人墨客齐聚江南，文学、艺术得到全方位发展。 教育科举宋代尊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以儒立国”，优礼文士，提倡文治，重视科举，官学、私学得到有力扶持，书院发展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 科举制度在南宋进一步得到宪善，趋向成熟。朝廷重视科举，增加取士名额，将其作为求贤纳士以治理天下的途径，并且取消了门第限制，士、农、工、商阶层都允许应举入仕。科举制度不但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人才，稳定了统治秩序，而且推动了社会崇文治学之风 南宋太学石经拓本（复制品）清（1644-1911）拓 南宋太学石经由宋高宗赵构用楷书写成，部分有可能为吴皇后代笔，刊石于国子监。石经末有绍兴癸亥岁（1143年）丞相秦桧跋。石经现存杭州孔庙，共85石，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论语》《孟子》《中庸》等内容。 李公麟绘孔子及七十二贤像刻石拓本册（复制品）南宋绍兴廿六年（1156）刻 清（1644-1911）拓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为北宋画家李公麟（1049-1106）所绘，每像旁由南宋高宗楷书题写赞词，南宋绍兴廿六年（1156）刻石置于太学，与御书石经同为南宋官方推崇儒学的重要象征。石刻现存杭州孔庙。 三教并崇宋代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形成了儒、释、道合一的思想潮流。宋代儒家学者与高僧大德、仙道羽客交游密切，促进了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彩塑泥观音菩萨坐像北宋（960-1127）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此像高髻花冠，中置化佛，两边宝缯下垂置肩。额有白毫，以宝石镶嵌。颈饰项圈，身披璎珞。 彩塑泥菩萨立像北宋（960-1127） 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酱萨面容秀丽写实，体态修美轻盈，衣饰贴体简约，肌脉柔润匀称，散发出返朴归真的美感。其制作工艺表现了“瓯塑”的地方特色，是宋塑的典范之作。 文艺璀璨两宋时期的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南宋偏安一隅，但此时士人的创作依旧日充满活力，文学创作繁荣，成就堪与北宋比肩。绘画、刻帖和戏剧等文化艺术，也在南北方文化的碰撞中得以突破和发展。 绘画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人物、山水、花乌画繁荣兴盛，宫廷画家、民间画师、文人士大夫各擅其长。宋室南渡后，浙江成为绘画艺术的中心。南宋画院名家辈出，“南宋四大家”中的刘松年、马远、夏圭均为浙江人，在绘画史上具有崇高的艺术地位。 夏圭《梧竹溪堂图》、李安忠《哺雏图》<div>林椿《枇杷山鸟图》、吴炳《榴开见子图》</div> <h1>第六单元，繁盛江南——元明清时期的浙江</h1><div>元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在经济上，市镇经济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是数量还是造诣，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div> 1. 宅兹浙江由秦至元，浙江在行政区划上始终与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福建省结合在一起。明代建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后，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代实行“省”制，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无论是名称还是统辖的范围，都与今天基本相同，浙江省建置最终确定。 江浙行省 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占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次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1278），设杭州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江浙行省”，以杭州为治所，辖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以及浙江、福建两省。  “大德九年”等不同年代铭铜权元代 铜兽形砚滴元（公元1271-1368年）1972年浙大新村出土 管军上百户印 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 “昏烂印钞”铜印圆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 昏烂钞印元代于中统元年（1260）印发“交钞”及“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至元宝钞”纸币。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容易磨损，宇迹模糊，因此在市面流通一段时间后需要回收注销。“昏烂钞印” 即用以注销旧损纸币。 浙江布政司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军攻占杭州，改杭州路为杭州府，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行省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府、嘉兴府改隶浙江，浙江政区领十一府一州。此后，行政区划的边界基本未变。 浙江名臣有明一朝，一批有勇有识得浙江名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心系国家与百姓，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刘基、宋濂、方孝孺、于谦、宋濂、商辂。 铜火铳元（公元1271-1368年）杭州西湖出土 海上风云明初实行海禁政策，政府垄断海外贸易。鉴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东南沿海的民间商业力量开始形成颇具规模的商业集团，并为商业利益与朝廷政策抗争。明嘉靖年间，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和抢掠活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领军民抗击倭寇，对明代海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物美民丰元代浙江地区的经济在两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元代的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明清时期浙江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单一的稻作经济发生变化，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与专业化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的细致，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业繁荣。 浙江建省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清朝在地方行政上实行“省”的建制，先后在全国设立23个省，浙江省是其中之一。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帝国实力达到鼎盛，而嘉庆、道光之后，社会危机四伏，清王朝统治逐渐衰落。 董浩西湖十景画册<div>清（1644-1911）</div> 乾隆御制阅海塘记碑拓片 云纹五梁金冠明（公元1368-1644年）杭州桃源岭出土 金丝福寿云纹五梁冠明（公元1368-1644年）1956年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金累丝嵌宝石榴树形银脚簪明（公元1368-1644年）1956年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王士琪墓出土金银器 货通万邦元代浙东沿海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造船业兴盛，海外贸易也非常繁荣。明代早中期的海禁政策和倭寇影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展，然而浙江人面向大海，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变为海上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积蓄了力量。 周达观出使真腊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永嘉人周达观随使真腊（今柬埔寨），根据自己的耳间目睹，写下《真腊风土记》一书。相传周达观出访时，将船队带去的荔枝种子送给了当地的居民。当吴哥东北八角山上荔技树长满山冈时，人们称之力“中国荔枝山”。柬埔寨人民为表达对周达观的敬意，为他望了巨像。 丝线 清（公元1644-1911年） 故宫博物院拨交 西班牙银币18-19世纪 衢州化工厂出土 3. 文人世界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地域，浙江在元明清时期的艺术及思想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影响力。明清时期，浙江文艺之邦的地位更加稳固。浙江学者、艺术家将睿智的创造和洋溢的才情，注入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在伸张个性、表达自我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馥郁书香书院和藏书楼的建设是浙江文化的一大特点。浙江书院发轫自唐中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明代浙江有书院 301所，清代更是多达 568 所。浙江的藏书也很丰富，自南北朝至近代以来，有藏书事迹可考的浙江历代藏书家有1276人，有名可稽的藏书楼450余处。书院和藏书楼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浙江学术发达、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浙江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为修书之地。作为讲诵之所的书院，创始于唐末五代之时。浙江是中国书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书院数量众多。名师大儒或主持书院，或讲学传道，学术传承有序，书院人才辈出，对浙江学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藏书楼 <h1>第七单元，旧邦新命——近代史上的浙江</h1>19 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因资源富饶、位置重要和经济繁荣而被列强觊觎。然而，不甘屈辱的浙江人民，秉持坚忍不拔、兼容并蓄的传统，在苦难中奋起抗争、图强自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浙江人民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1. 近世风云鸦片战争后，浙江被迫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省份之一。帝国主义的横行和封建王朝的孱弱，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他们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民主共和思想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守备吴杰头盔、铠甲清（1644-1911年） 镇海保卫战：1885年3月1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艇进犯 镇海。浙江巡抚刘秉璋、宁绍台道台薛福成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统筹备战，亲临镇海第一线指挥战斗。镇海炮台守军在守备吴杰率领下奋起御敌，与法舰对峙103天，击退法舰。 维新变法在内外矛盾的激荡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们引进西学、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思想，提出变法纲领，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文化思潮。 龚自珍、汪康年、汤寿潜、章炳麟（太炎）、陈虬、宋衡、林启 辛亥革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1911年，各地民变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激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随后建立了中华民国。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浙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光复会与浙皖起义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1905年，随着绍兴大通学堂的创办，光复会的决策中心由上海转移到绍兴。1907年，光复会组织浙皖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光复会重要成员：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邱瑾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社会巨变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出现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浙江近代工业的出现1887年，严信厚创设了浙江最早的近代民族企业——宁波通久源轧花厂。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也相继建成投产。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浙江民族资产阶级和近代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角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日，消息传到浙江，杭州、绍兴、嘉兴、宁波、温州等地学生纷纷声援北京学生。5月中旬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遍及浙江全省。工人阶级的参加，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南湖红船启航 <h1>结语</h1>浙江，居华夏东南，屹东海之滨，历万年巨变，奏时代强音。一代代浙江人继承弘扬历史积淀的“浙江精神”，谱写传颂与时俱进的“浙江故事”。一代代浙江人赓续文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拓创新。文明绵延不绝，创造生生不息。 伴随着博物馆内响起的欢送音乐，我恋恋不舍地走出浙博，半天的时间参观，一切都太太太匆忙了，有些没有时间细看，即使拍照也不能留下所有我想留下的记忆，还有些馆厅都没机会进去一览。望着窗外夕阳，此时方感双腿的疲惫，离开吧，期待下一次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