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开心拜年时

谦谦君子（潘万宝）

文字：潘万宝

图片：网络（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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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小时候什么事最让我开心？我肯定会告诉你——拜年。

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经济贫困，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想开开心心地穿一身新衣服，或快快活活地吃上糖果糕点，那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快活的事。要是既能穿上新衣服，同时又能吃到各种美味的糖果糕点，那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事——除了过年。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有三四个小孩，不可能像现在一样随时都可以买新衣服穿。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改改给老三”。买一件新外衣，老大穿小了就当内衣穿，又嫌小，就给老二当外衣，再嫌小了，就给老二做内衣，还嫌小，就补补改改给老三。

糖果糕点更是奢侈品、稀罕物。那时的我们，零食主要来源是家里菜园里的黄瓜和莴苣苔；上学路边地里的山芋和豌豆角；如果有胆大的领个头去搞，生产队土地上的西瓜和胡萝卜也纳入零食范畴。当然，要搞到这些“美食”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我就因为放学路上看到别的小孩“顺”路边地里的山芋成功，自己也壮着胆子偷偷摸摸溜进地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刚从泥土里拔出一串紫红色的山芋，就被生产队长给当场捉住，结果是到手的山芋没拿到，书包却被没收了。央求不成后，只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家告诉父亲。“偷”生产队西瓜风险最大。那时种西瓜的大都是来自泗阳那一带的侉子。我们一般会乘侉子睡午觉时搭手。我们知道，如果被侉子发现，结果一定是很“惨”的。好在那些年几次“作案”我们都有惊无险，屡屡得手。现在想想，是不是侉子知道我们小孩子也拿不了多少西瓜，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意放我们一马，让买不起西瓜吃的我们解个馋。

那些年就是这样缺吃少穿。但一般人家，过年还是要为小孩子添一身新衣服的。家里也要炒一点自家菜园里长的葵花籽，条件好一点的还要上街买点花生、大京果、水果糖、云片糕。

但吃糖果，穿新衣，非要到大年初一拜年时，才可以。

那时的除夕年夜饭也不复杂。早就腌好晒得黄亮流油的咸猪头、咸鸡鸭；生产队集体干鱼塘分到的一点新鲜鱼虾；保平安的豆腐百页；一年只吃一次的鸭羹汤；特别解馋的红枣、茨菇烧肉；吃了安安稳稳的炒豌豆苗；吃了节节高的水芹菜等老几样。我们狼吞虎咽般地吃过年夜饭，因为也没有看电视等娱乐活动，所以我们就早早地准备睡觉，为大年初一起早拜年养精蓄锐。但睡觉前，我们把早已偷偷试穿过几次的新衣服、新鞋袜摆放在床头，这才闻着新衣服特有的芳香美美的入睡。 平时夜里睡的像死猪一样，早上起床都要父母左催右拉的我们，往往在这一夜会醒来好几次。抬头看看窗外，外面还是黢黑。好不容易熬到鸡叫了，外面天才放亮，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起床，旧衣服早就摔到了一边。三下五除二，我们穿好新衣服。先到父母房间里给一年只有大年初一睡一次懒觉——“元宝觉”的母亲拜年，那时也不会说什么“祝你新年万事如意”“祝你身体健康”等拜年的话，就喊一声“妈妈”就行了。然后再到厨房里，以同样的方式给难得进厨房做早饭的父亲拜年。

着急慌忙地吃点馒头、粉团，我便带着弟弟妹妹出发了。

我们一般都是从生产队最前面一个庄子，最东头一户人家开始，一户不落地上门拜年。不用事先预约，全队的小孩子自动集中。当我们赶到第一户人家的时候，同队的其他小朋友也陆续到达。等人员基本到齐，我们这个“拜年儿童团”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当“团长”带队，其他人跟着跑。我就做过几年这样的“团长”。

每到一户人家，大家争先恐后地涌进家门。“爹爹、奶奶，大大、大妈，大爷、大婶，哥哥、姐姐”喊声此起彼伏。岁数大的孩子自然能分清辈分，一般不会喊错，岁数小的也跟着喊，往往会因为辈分不同喊错了，搞得被喊错的和那个小孩都有点尴尬。我就遇到过一次。那次，我跟着别人喊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哥哥，他却对我说：“你辈分比我还长一辈，我还应该叫你小爷呢。”搞得我满脸通红，怪不好意识的。

我们一边给人家拜年，这家的主人一边笑呵呵地答应着，一边忙到房间一手抓上一把瓜子，给每个小孩子上衣口袋塞进一把瓜子。塞到哪个小孩时，小孩早就用手把口袋拉开等了。到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给一点花生，但不会像抓瓜子一样给一大把，而是抓一小把花生，意思一下，尝个鲜。作为稀罕物，我们会装进另一个口袋，这个是要细细吃的（意思是省着点吃）。

第一个庄子跑完，我们迅速溜向第二个庄子。因为这个最大的庄子最东头一户杨姓人家是全队条件最好的。他家爷爷和爸爸都在徐州煤矿工作，是全村为数不多拿工资的。我们一帮小孩到了他家就不像在其他人家吵吵嚷嚷的，大家都有点拘束，站在他家的堂屋内，有时感觉自己手不知怎么放了。我们照例给他家人拜年，他家满头白发，但脸皮细白，衣着考究，满脸笑容的奶奶，一边给我们分发花生、瓜子，还特地给每人发几块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它就是那些年拜年收到的最豪华的礼物了。

奶糖到手，我们就出来了。在走向下一户人家的路上，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开始吃糖。有的是整块入口，快速吸吮；有的只咬下一半入口；有的只是剥开糖纸，用舌头舔舔奶糖，然后再包好奶糖，放进口袋留着细细吃。

就这样，我们一边走，一边打闹着，一边拜年，一边吃着糖果糕点。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全队每一户人家的年就拜完了。收获就是个个口袋鼓鼓的，手指头因为嗑瓜子被弄得脏兮兮的。

这个时候大多数孩子都回家准备吃午饭了，而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子就要选择一块比较平整，比较开阔一点的地面，进入下一个议程——“打钱留子”。具体玩法就是找一块砖头放在地上，然后参加游戏的孩子每人往砖头正中间放上等值的硬币，可以放一分、二分、五分。根据各个小孩的经济实力和胆量决定放多少钱。硬币叠好后，所有人退到离砖头五米左右的地方，在地面画一条线，大家依次站在线后面，手拿一个“光绪”“宣统”之类的铜钱，身体呈前后弓步，上半身尽量向前探，只要脚不越线就行。有的眯左眼，有的眯右眼，瞄准砖头上那堆硬币。拿铜钱的那只手几次前后摆动，当感觉角度和力度都差不多时，铜钱果断出手，飞向砖头上的硬币。如果手感好，运气好的话，铜钱会砸中硬币，这样会有硬币掉下砖块，掉多少就拿走多少，直到砖头上硬币拿完为止。如果哪个不服输，口袋里还有硬币，就重新开始。几个回合下来，不少的小孩口袋里的硬币全跑到别人的口袋去了，赢了的小孩高兴得连蹦带跳回家吃饭，输掉的小孩没有了刚才拜年的好心情，耷拉着脑袋回家了。当然，这个败绩是不敢告诉家长的，苦水只有往自己肚子里咽啊！我就多次尝过那个新年第一天输钱滋味。

到了我们上了初中、高中，就不再这样一家一户去拜年了，而是有选择地到沾亲带故的人家串串门，拜个年。年好像就没有了小时候那样热闹了。

参加工作后，新年上班第一天，单位领导都会在一帮人簇拥下，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给大家拜年。

后来，条件好了，各单位在新年上班第一天会召开新春团拜会，邀请各自家属一起来参加。大家在布置喜庆的会议室内，济济一堂。大家喝茶、吃水果糕点，先是每个人给家属说上几句感谢或抱歉的话，搞得有的家属热泪盈眶。最后有点才艺的还会上台表演一两个小节目。最后，单位领导会给每个家属发一个红包，并说一些感谢和祝福的话。这样团拜会上半场就圆满结束。下半场是一起吃饭喝酒。整个活动其乐融融，大家都把单位当成了一个大家庭，把同事当成了家人。

再后来，这种活动就不搞了，过年单位就给每个人的账面上转一笔奖金，再发几张购物卡。新年上班第一天上午，领导到每个部门或每个办公室走一遍，口头给大家拜个年。下午一切恢复常态——继续努力工作。

现在不光单位拜年简单了，就连邻里之间，大家也大都宅在家里，基本没有了串门拜年的热乎气氛。年味越来越淡了。

当写下这段文字，合上笔记本电脑，我望向窗外，对过楼上一户户人家灯光下忙碌的身影忽隐忽现。还有几天又要过年了。我感觉有点恍惚。多想把时光的车轮往回倒，倒回那个穿着新衣、揣着糖果、在庄前屋后快乐奔跑的大年初一的上午。

那里，藏着我再也回不去的，最浓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