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

锦绣山河（李成曙）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长河不断流淌，许多往事都在这无情的流逝中渐渐模糊。然而，1970年12月份到1974年2月份的那段军旅生涯，却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记忆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李成曙（作者）

　　一、从滨海到宝鸡--一段淬炼成钢的新兵岁月

1970年11月，我正在江苏省滨海县中学高一（五）班读书。彼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来滨海县征兵的部队有好几个，有特种兵、乙种兵、普通兵。其中，5911部队的影响力最大，征兵人数也最多。接兵部队人数众多，规模远超其他来滨海县征兵的部队。他们还特地带来了篮球队，在滨海县城老灯光球场与滨海县篮球队进行了几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我每场都到现场观看，赛场上双方球员们激烈角逐、互不相让，比分紧咬，互有胜负，那热烈的氛围至今仍历历在目。

　　5911部队的宣传口号极具吸引力，他们强调自己是北京的总后勤部部队，在滨海县接的兵都会被分配到北京的后勤部队。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能够到北京去当兵，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向往。而我，年仅16虚岁，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当时高考已经停止了四五年，未来是否会恢复高考，谁也说不准。在这种迷茫的情况下，受到部队宣传的影响，我心中也萌生出了报名应征入伍的想法。

当年我住在滨海县蚕桑场的家

　　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我的决定。于是，我在我家住地县蚕桑场所在地的果林公社报了名。当时，5911部队派到果林公社接兵的是江苏沙洲的王新祥和陕西西安的赵祥生。他们住在果林公社提供的宿舍里，与我家所在的蚕桑场紧邻。我父亲是蚕桑场书记兼场长，母亲是蚕桑场保管员。我家门口有个篮球场，王新祥和赵祥生没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打篮球。我也热爱篮球，一来二去，我们便熟悉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得知我报名参军的想法后，都非常鼓励我，还跟我分享了许多部队里的故事，让我对部队生活更加憧憬。

　　我的哥哥李成旭当时20岁，1970年高中毕业，他也报了名。果林公社报名参军的青年们都在蚕桑场提供的厂房里参加了体检。我和哥哥都顺利通过了体检。然而，在定兵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波折。负责接兵的王新祥、赵祥生主张我们弟兄两个去一个。我的父母亲希望我们弟兄两个都能去，如果只能去一个，他们准备让哥哥去。果林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也主张让哥哥去，因为他各方面条件都合格，而我有两个方面不符合条件：一是年龄太小，未满十八周岁；二是我还是在校生，高中尚未毕业。

当年在蚕桑场的这幢场房里进行征兵体检

　　但是，王新祥和赵祥生对我父母亲表示想让我去。他们觉得我热情开朗、积极向上，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父母亲看到接兵的人这么喜欢我，想让我去，也就同意了。然而，果林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却有些为难，因为有人向公社反映我年龄未到和还是在校生，不符合入伍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到县人武部向肖一波政委反映了此情况。肖政委当场表态：只要是接兵部队要的都让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既激动又感激，终于，我被确定应征到5911部队去当兵了。

　　1970年12月19号，对于果林公社应征入伍到5911部队的18个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在公社换上了崭新的军装，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这18个人中有王克海、詹古兵、陈雷、周亚平、史星、任剑、周至富、李道龙、单康贵、段立春、王尔富、仓定忠等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或者我哥哥的初高中同学。我们穿着军装，站在一起，仿佛看到了未来在部队里并肩作战的模样。

蚕桑场通往204国道的场区道路

　　20号早上，我们早早地穿上军装到果林公社集中。在王新祥、赵祥生的带领和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等人的陪同下，我们徒步走到滨海县通榆中学操场上集中。一路上，我们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当天下午，县里在通榆中学操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县委、县革委会、县人武部的领导和5911部队接兵团团长梁子明、政委师志坚以及所有接兵部队成员、1500余名应征入伍到5911部队的新兵出席了欢送仪式。操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气氛热烈而庄重。领导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我们到部队后要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些新兵们个个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对部队生活的期待。

　　随后，我们这些新兵就随着接兵部队登上了停在通榆轮船码头的拖驳船上，开启了前往部队的旅程。在我们准备出发前几天，县里就组织东坎地区的烧饼店，打了许多烧饼也一并随船带走，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坐在拖驳船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乡，我心中既有对亲人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将告别校园，告别家乡，踏上一段全新的征程。

航行中的拖驳船队（图片来自于网络）

　　登上轮船后，我们果林公社入伍的18个人被安排在一条驳船上。同条船上还有大套公社入伍的一部分人，大概有四五十人。驳船船仓里铺上了厚厚的稻草，我们分成两半边，两人一组，一床被子铺在稻草上，一床被子盖在上面。坐着的时候，我们并排背靠着船仓板；睡觉的时候，我们通腿而眠。驳船上面用大油布覆盖着，为我们遮风挡雨。

　　一个船队由一个轮船头拖着十几条驳船组成，当时一共有三个船队。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第一次坐着这样的船队出行，心中满是新奇与期待。晚上，船队从通榆出发，向南航行。晚饭吃的是烧饼店里打的烧饼，第一顿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而且不限量。长这么大，我们从未放开肚子吃过这样的美食，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5911部队新兵团团长梁子明

　　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开始休息。驳船上面的船头上放着马桶，要大小便时需请示经同意后由人陪同着到船头上去，其余时间是不允许到船头上的，以确保安全。就这样，我们在驳船上度过了两夜一天。

在航行过程中，船队上的喇叭不时传来声音：“到了宝应闸、邵伯闸，江都闸……”“船队进入了大运河、船队进入了长江……”我们才知道到了哪里。几顿饭都是在船仓里吃的烧饼，后来感觉到越来越难吃，难以下咽。船队过长江时，所有人都不准到船头上来，防止发生意外。坐在船上两夜一天，整个人都在来回晃荡中度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孤舟。

　　第三天早上，船队终于在镇江市区停了下来。我们排着队分批有序地下船，被带到镇江火柴厂的大仓库里坐下来休息，等待上火车。整个人还是感觉在船上晃荡一样，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当天下午天要晚的时候，我们在镇江火车站上了火车。火车车厢是装货的闷罐车，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大铁门。我们从敞开的大铁门上车，车厢内铺着稻草，我们又像在驳船上一样，分成两半边，两人一组，一床被子铺，一床被子盖。坐着的时候背靠车厢板，睡觉的时候一人一头，通腿睡觉，脱下棉裤当枕头，棉袄棉大衣盖在被子上面御寒，身穿衬衫衬裤和绒衣绒裤，倒也不冷。

闷罐火车（图片来自于网络）

　　坐在闷罐车里要大小便时，就把大铁门打开，由里面的人拉着膀子和手大小便，防止掉下车去。当天晚上在镇江发车后，接近半夜时，有人提醒火车即将到达南京长江大桥，我们都醒了打开大铁门观看一下外景，只看见一些灯光和桥柱子，其它也没看到什么。

在火车上吃饭，原来在滨海县带的烧饼吃光了，就吃饼干，咋吃饼干也感到很好吃，但两顿一吃也发够了。有时到了某火车站停下来也能吃上部队早已安排好的热饭热菜，那才叫香啊。

　　在镇江发车后的第二天快要到中午时间，列车到了徐州。我们估计经过徐州后，火车会向北开往北京方向，但没想到过了徐州后火车却向西开去。我们抱着怀疑的心情问王新祥和赵祥生，不是说到北京的吗，火车怎么往西去了？他们说到郑州后再向北到北京。火车一路走走停停，有时为了会车，会在小火车站等上几个小时，等对面火车过了后再开。

到了郑州后，火车还是继续向西，这时我们也想到了不会往北京去了，也就不再打听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火车在陕县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七八个小时。我们都下了火车，在站台上吃了热气腾腾的早饭和中饭。我们在站台上经常看见坐在客车上的装运新兵的火车，比我们坐这个闷罐车子好多了，但他们没有我们好睡觉。

刚入伍时的辛立和战友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开开停停，直到我们从滨海出发后的第五天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全体人员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了184医院的一幢四层楼上。我们果林公社来的18个人被编在新兵一连二排五班和六班，排长是王新祥，副排长是赵祥生，我所在的六班班长是1969年入伍的四川籍的张班长。

我们住下来后，遥看远方灯火辉煌，鳞次栉比，心里想，宝鸡这个地方也不错，像个城市的样子，比我们滨海小县城好多了。我们新兵一连住在四楼，新兵二连住在三楼，新兵三连住在二楼，院子里头的礼堂里住着新兵九连和十连。

　　就这样，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新兵连的日子，是政治学习与军事训练的双重淬炼。那个年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首要任务，《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老三篇”，要求每个人熟读成诵，毛主席语录更是要活学活用。每天清晨的“早请示”、夜晚的“晚汇报”是雷打不动的仪式，再加上军事条令的学习，让我们这些庄稼汉渐渐懂得了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刘斌战友在放电影

　　军事训练则充满了酸甜苦辣。立正稍息、看齐转向、齐步正步跑步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让不少战友闹了笑话。有人向左转向右转总把方向搞反，面对面撞个满怀；报数时有人紧张得卡壳，甚至把“七”喊成“八”；走队列时，还有人手脚同步，活像“顺拐”的鸭子。最狼狈的是紧急集合，第一次哨声响起时，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有的穿反了衣服，有的抢了别人的裤子，有的背包打得松松散散，跑着跑着就散了架，最后只能把被子披在身上狂奔，洋相百出。

　　我倒是占了些“先天优势”——家里的蚕桑场每年冬天都有部队进驻训练，我耳濡目染学了些基本功，1966年去北京串联时还接受过十几天的队列训练，所以这些动作很快就上手了。队列训练在医院的操场上进行，射击和投弹则要去北面的渭河滩。从小就爱扔烂泥块、砸钱堆的我，投弹成了强项，耕田用的梨花尖子，土话叫残头碑，我随手就能扔出五六十米远，投手榴弹自然不在话下。新兵训练快结束时的实弹射击，我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进行100米卧姿射击，9发子弹打出85环的成绩，其中六个10环、两个9环、一个7环，虽比不上最高的88环，却也让张班长在班务会上表扬了我。手榴弹实弹投掷我投了五十多米，而战友中有人创下了六十多米的好成绩。

新兵训练时部分战友留影

前排:曹志友（左一）、曹正连（左二）、徐岳龙排长（左三）、何水保班长（左四）、李古春（左五）、葛步爱（左六）。

中间一排:尹开美（左一）、陈明付（左二）、宣龙根（左三）、严于岭（左四）、王效足（左五）。

后排:王军（左一）、仇恒帮（左二）、仇耀明（左三）、刘兆昶（左四）。

　　整理内务是另一门“必修课”，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像块豆腐块，床单要铺得平平整整，鞋子、茶缸、腰带、帽子都得摆成一条直线。为了叠好被子，我们跟着张班长学用双手慢慢挤叠，有时还得用小板凳反复挤压，才能做出棱角分明的效果。被子叠好后，白天绝对不能上床，中午休息只能趴在床沿上眯一会儿，生怕把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内务弄乱。

　　夜间紧急集合是大家最怕的科目。第一次紧急集合，全连花了十几分钟才到齐，蒋连长严肃地批评：“像你们这样，敌人早打进来了！以后必须在两三分钟内集合完毕！”此后，我们总结出了经验：夜里睡觉只脱棉袄棉裤，衬衫、绒衣、袜子都不脱，鞋带系好，背包带打好结放在枕头边。哨声一响，立马起床穿棉衣、蹬鞋子、背挎包水壶、扎腰带，边往楼下跑边打背包，到操场报告后再扣纽扣子、整理装具。到后来，最快一分多钟就能集合完毕，再也没人敢拖沓。

1973年西安战友在火车站留影

　　新兵连的日子里，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劳动、抢着打饭打菜，就盼着能在班务会上得到张班长的表扬，谁也不想被批评。那个年代，不少人在家吃不饱饭，当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填饱肚子。开饭时，大家像小猪抢食一样踊跃，二两一个的菜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最能吃的战友居然吃了十三个。每月四十五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多亏新兵团梁子明团长、师志坚政委动员老兵连送来节省的粮食，我们才能顿顿吃饱，安心训练。

　　初离家时，大家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兴奋得忘了想家。可日子一长，思乡之情便悄悄蔓延，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我12岁时曾去北京串联，离家二十多天，这次算是第二次远行，还算适应。可在1970年除夕那晚，我却忍不住哭了。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过年不会有紧急集合，睡得格外沉。没想到十一点多，紧急集合哨声突然响起，我们全副武装跑到操场，随后一路向东向南跑步前进，还爬了一座山，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回到营房。躺在被窝里，我想起在家过年时的温暖，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谁能想到，三十晚上还要受这份苦呢。

陈雷战友

　　我们住的184医院地理位置很好，东面是宝鸡电厂，西面是宝鸡钢管厂，北面是渭河，过了河就是宝鸡市区。周末休息时，我们会徒步或乘公交车去市区逛逛，尝一尝当地有名的羊肉泡馍，那醇厚的香气至今难忘。站在宿舍窗前，向北能看到陇海线上的蒸汽火车在半山腰穿行，向南能望见宝成线上的电动火车——宝成线要翻越秦岭，每列火车都得靠两三个电动车头前拖后推才能爬过去，那壮观的景象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当时常去宝鸡电厂的浴室洗澡，万万没想到，三年后退伍，我竟被安置到了盐城电厂工作，也算与“电厂”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兵训练快要结束时，我们尊敬的王新祥排长调离了新兵连，后来我在团部警卫排时偶遇过他，得知他调到了宝鸡兵站，还提了干，真心为他高兴。赵祥生副排长也在训练结束前退伍了，后来我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电台服役时，见过他几次，他被安置在西安市某机械厂工作，过得挺安稳。

一九七一年三月，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圆满结束。新兵团在184医院操场上召开大会，宣布分兵命令。首批三十名新兵被分到西安办事处（军级）机关，其余的分配到5911部队（工建205团）各连队。我被分到了团部警卫排，果林公社的战友们，五班的去了五连，六班的去了十五连。命令宣布后，我们登上等待已久的汽车，向着宝鸡西边一百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东口——205团团部驶去。

史星战友

　　汽车驶离184医院时，我回头望了望那幢四层楼，想起了张班长的教导、王排长的严厉、赵副排长的温和，想起了队列训练的汗水、实弹射击的紧张、紧急集合的慌乱，还有战友们的欢声笑语与思乡泪水。这段新兵连的时光，像一把烈火，将我们这些普通青年淬炼成了合格的军人，那些日子里的苦与乐、笑与泪，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永远镌刻在秦岭脚下的岁月深处。

　　二、东口岁月：我的工程兵军旅初记

1971年的春天，宝鸡郊外的风还带着几分料峭寒意，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在184医院新兵团驻地画上句号。当“分配至工建205团团部警卫排”的通知念到我名字时，攥着领章的手心竟冒出细汗——那是少年对军营的憧憬，混着对未知的忐忑。

我们乘卡车驶出市区，车轮碾过尘土飞扬的公路，向西北方向行约五十公里，最终停在陇海铁路宝天线的东口火车站旁。彼时的东口还隶属于宝鸡县胡店公社，后来才随区划调整归入陈仓区。站在火车站台远眺，秦岭北麓的群山像列沉默的卫士，将这片土地环抱其中；南侧的渭河泛着粼粼波光，河对岸的山峦便是甘肃地界，而我们的目的地——205团团部，就藏在火车站北侧的山沟里，清一色的一层瓦房顺着山势铺开，朴素得像山民的院落，却透着部队特有的规整。

工建205团滨海籍战友夫妇重返东口时在东口合影留念

　　警卫排的任务直白而艰巨：24小时守卫团部安全。白天，我的岗哨设在火车站通往团部的路口，望着往来的军车与偶尔停靠的绿皮火车，听着铁轨与车轮撞击的“哐当”声；入夜后，便要沿营房巡逻，山沟里的风裹着松涛声掠过耳畔，偶尔传来几声夜鸟啼叫，反倒让警惕的心弦绷得更紧。好在这片山沟里不只有警卫排的身影——新兵连同班的果林公社战友詹古兵、李道龙、单康贵、王尔富，还有我老家大套公社徐李大队的李成庄、李育昌，都被分到了十五连，就驻在东口火车站附近，负责部队物资的装卸运输。他们的营房与我们紧挨着，训练间隙或休息时，我总爱跑过去串门，听他们聊装卸时如何合力搬起沉重的器材，讲火车进站时的忙碌景象，战友间的笑声总能驱散站岗的疲惫。

团部向北的山沟里，还分布着一至五连，那些战友的任务远比我们艰巨——打山洞、建仓库。果林公社来的新兵一连五班战友王克海、史星、陈雷、周亚平、周至富、任剑、仓定忠、段立春等人，大多在五连。那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两次的基层体验，让我真切体会到他们日复一日的艰辛。

林德锦战友夫妇重返东口时在东口火车站留影

工建205团三连部分战友重返东口时在东口火车站合影留念

　　初到警卫排不久，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我们既意外又亲切——时任205团团长梁子明，正是当初到江苏滨海县接我们入伍的新兵团团长。他踩着布鞋走进警卫排宿舍，满口山东口音问我们住得惯不惯、训练累不累。有新兵私下小声说“梁团长是山东侉子”，这话竟被他听了去，可他非但没生气，反倒哈哈笑着拍了拍那新兵的肩膀：“侉子咋了？侉子能带你打硬仗！”满屋子的笑声里，初到异乡的拘谨瞬间消散，只觉得这位团长既威严又亲切。

更巧的是，没过几天我竟偶遇了到果林公社接我们来当兵并在新兵连担任我们排的王新祥排长。新兵训练还没结束，他就被调走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去向。在团部操场的树荫下，他拉着我问长问短，从警卫排的日常执勤问到饮食起居，末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到了警卫排要好好干，守好团部就是守好咱们的家。”他还笑着告诉我，自己调到了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下属的宝鸡兵站，还提了干部，话语里满是对我的期许。

工建205团团长梁子明

　　大概是到警卫排一周后，团部军务股的高参谋突然找我谈话。“小同志，你文化程度咋样？”“报告参谋，我在高中念了一年半，还没毕业就来当兵了。”我挺直腰板回答。高参谋点点头：“军务股缺个抄抄写写的战士，你想不想来？”这话让我既惊喜又紧张——能去机关工作自然是好事，可我心里清楚自己的短板。“参谋，我字写得不好看，在学校数理化还行，就是写字没练过。”我如实说道。高参谋倒不介意，让我去他办公室抄一篇文章试试。可握着钢笔的手越想写好越发抖，笔下的字歪歪扭扭，连自己都觉得不体面。高参谋看了看稿子，笑着摆摆手：“没事，人各有所长，你在警卫排好好干也一样。”虽有遗憾，可这份坦诚的认可，反倒让我更踏实了。

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到警卫排的第十天上午，我们正在营房里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团司令部协理员带着一位干部走进来，两人站在门口低声交谈，目光时不时落在我身上。我心里犯嘀咕：“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直到下午，协理员找我谈话，才解开了谜团：“经研究，决定调你去团部电台工作，现在就收拾行李过去报到。”

陈德荣战友等人游览东口时的合影留念

　　背着背包走进电台宿舍时，里面已经有三个新兵：滨海同乡祖道林、刘修龙，还有一个湖北籍战友（名字如今已记不清）。我们四人住一间通铺，宿舍隔壁就是电台工作室，里面摆着一部墨绿色的电台，“滴滴答答”的电键声像不停歇的春雨，陌生又神秘。电台的编制很精干：台长（姓名已模糊在记忆里）负责整体工作，报务主任是位1965年入伍的河北老兵，姓王，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和协理员一起选我的就是他；还有一位1969年入伍的湖北籍报务员，负责带我们这些新兵。初到电台，我们啥也不会，只能站在一旁看老兵操作电键、记录密码，心里既好奇又着急，盼着能早点学会这门“无声的语言”。

祖道林战友（左）和张学华战友（右）在5911部队江苏省滨海籍战友入伍五十周年联谊会上的合影

　　在电台工作期间，团部机关组织过两次“下基层体验生活”，让我们这些机关新兵去施工连队的山洞里“出渣”。第一次走进山洞时，我才真正见识到工程兵的“战场”——洞口外阳光明媚，洞内却阴森潮湿，空气里弥漫着石粉与炸药残留的味道。山洞又高又长，爆破后的洞顶布满嶙峋的石块，像猛兽的牙齿般犬牙交错，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块，踩上去“咯吱”作响。我们戴上安全帽，拿起铁锨，学着老兵的样子把碎石铲进小矿车；遇到太大的石块，就几人合力抬进去。装满的矿车要顺着铁轨推到洞外倒掉，铁轨在洞内延伸，尽头只有昏黄的矿灯光晕，推车上坡时需弓着腰使劲，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铁轨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最让人揪心的是洞顶的安全。每个工作面都有专职安全员，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钢管，时不时抬起钢管敲打洞顶的石块，眼神锐利得像在搜寻猎物。“小心！”一次，安全员突然大喝一声，手中的钢管猛地捣向一块松动的石块，“哗啦”一声，石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们吓得赶紧后退，安全员却一脸平静地说：“这不算啥，要是没及时发现，石头砸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才知道，施工连队的战友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危险——打风枪时要顶着粉尘与噪音，填炸药时要精准计算药量，爆破后还要第一时间清理现场，稍有不慎就可能受伤，甚至牺牲。

两次体验，每次只有半天，可对我而言却像过了很久。累倒在其次，那种时刻悬着的心、对危险的直观感受，让我真切体会到基层施工连队战友的不易。想起王克海、史星他们日复一日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想起十五连战友装卸物资时的挥汗如雨，再对比自己在电台相对安稳的工作，我心里满是愧疚与感激——原来自己的“幸运”，是无数战友用艰辛与风险换来的。从那以后，我学习报务的劲头更足了：既然不能像他们那样在一线冲锋，那就把电台的工作干好，让每一组密码都准确无误，让每一次通信都畅通无阻，这便是我能为战友们做的贡献。

　　东口的日子，除了紧张的工作与训练，也有过难忘的小插曲。有天晚上，机关组织我们去山沟深处的连队看电影，放的是《南征北战》。看完电影列队返回团部时，我无意间抬头望天，却愣住了——西边的半边天被大山遮得严严实实，黑沉沉的像块幕布；而头顶正上方，却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钻，连银河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山沟里的夜空格外寂静，两边的山像两道高墙，抬头望不见二里路远，只觉得自己被裹在一个狭长的“盒子”里。那一刻，突然特别想念家乡——滨海的平原一马平川，站在田埂上能望到天边的云彩，哪像这里这般“憋屈”。可转念一想，正是这连绵的大山，需要我们工程兵来开凿山洞、修建仓库，为国家的后勤保障筑起屏障。心里的委屈渐渐消散，只剩下对这片土地的敬畏。

　　在东口待了一个多月，在电台刚摸到报务的门道时，又一个好消息传来：组织决定派我和刘修龙去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报训队，参加为期半年的专业培训；祖道林和那位湖北籍战友则留在团部电台，由老兵带训。

出发那天，詹古兵、李道龙他们来送我们，手里塞给我们几个苹果——那是他们平时舍不得吃，攒下来的。“到了西安好好学，别给咱滨海兵丢脸！”詹古兵拍着我的肩膀，眼眶有点红。王克海他们没能来，托人带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注意身体，常写信”，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浓浓的战友情。

我们背着背包走进东口火车站，绿皮火车的汽笛声在山谷里回荡。透过车窗，我望着站台上挥手的战友，望着远处熟悉的瓦房与群山，望着那条泛着波光的渭河，心里满是不舍。火车缓缓开动，东口的身影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群山之间。

2025年4月，部分205团滨海籍战友在东坎聚会时合影留念。前排左一:陈雷、前排左三:史星、后排左四:李成曙、后排左七:王克海、后排左八:詹古兵。

　　那一个多月的东口岁月，像一粒种子，在我心底扎下了根。它让我从一个懵懂的新兵，懂得了工程兵的责任与担当，懂得了战友情的珍贵与厚重。后来的军旅生涯里，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始终忘不了东口的山、东口的水，忘不了那些在山沟里并肩奋斗的日子，忘不了那些可爱的战友——梁团长的山东口音、王排长的叮嘱、高参谋的包容、还有詹古兵、王克海他们的笑脸，都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光。

如今再想起东口，想起那些岁月，才明白：所谓军旅，不只是训练与任务，更是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里，用热血与真诚书写的青春；所谓战友，不只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更是无论时隔多久，想起时都会心头一暖的亲人。而东口，便是这段青春与情谊的起点，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三、雁塔军魂：我在西安的无线电报务员生涯

1971年的春天，秦岭山脉还裹着几分残冬的寒意，宝鸡市东口的工建205团团部电台内，电波声伴着春风此起彼伏。4月的一天，我和滨海籍战友刘修龙背着背包，怀揣着沉甸甸的期待，从这里出发，登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我们即将参加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组织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队，开启为期半年的专业培训。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段旅程不仅会让我们掌握一门守护“无形战线”的过硬本领，更会在记忆里刻下一段与战友、与电波、与小雁塔相伴的滚烫岁月。

2022年，李成曙（右）和刘修龙（左）在江苏省滨海县国际大酒店宴会厅内合影留念。

　　（一）、 初识“西办”：军级单位的通信使命

火车驶入西安城区，城墙根下的老槐树刚抽出新绿。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办”），是当时总后下属的四个军级办事处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白城、太原、重庆办事处，机关驻地在西安市友谊西路甲字1号（后改为91号）。彼时的“西办”，管辖范围横跨陕、甘、宁、青、新、藏、豫七省区，麾下不仅有青藏兵站部、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四个师级后勤基地兵站，还有1972年成立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这样的重点单位，更有9所野战医院、23座战略物资储备仓库、13个汽车团、3个工程团、7个军马场等，全办指战员和职工加起来超过7万人，管理的兵站、运输线长达3000多公里。对我们两个刚从团级电台出来的年轻战士来说，“西办”的规模和使命，让我们既敬畏又充满干劲。

徐正忠战友重返西安游览时在西安办事处机关办公楼前留影

　　报训队的承办单位是“西办”通信站，这是一个承担机关通信联络任务的正营级单位，驻地藏在西安著名的小雁塔院内，大家都习惯叫这里“南大院”；而“西办”机关则在一路之隔的“北大院”。走进通信站，青砖灰瓦映着小雁塔的飞檐，严肃的军营氛围里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通信站的编制清晰明确：收信台、发信台负责无线电通信，通信排管有线电话接转和机要文件递送，架线排承担线路架设与维护，修理所则保障全站乃至全办通信设备的完好。其中，收信台和发信台的任务最关键——既要和北京的总后勤部、兰州军区等上级机关保持联络，也要与重庆、太原办事处等兄弟单位互通信息，还要覆盖下属五个兵站（兵站部）和部分直属团队，每一个电波信号的收发，都关系着后勤保障指令的畅通，容不得半点差错。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的营房

　　（二）、报训时光：从“七八个码”到“百码过硬”

报训队的领导和教员，是我们专业路上的第一批引路人。队长沈永生是1964年入伍的湖南籍干部，话不多但做事极认真；教员邹顺明（1965年入伍江西籍）和尹克学（1966年入伍山东籍）则像兄长一样，手把手带我们入门。39名学员来自“西办”下辖的各个单位：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兵站，还有部分直属团队的电台，大家的籍贯遍布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市，我和刘修龙是江苏滨海老乡，此外还有胡明贵、刘文相、高松、黄开新、蓝希树、高瑞宝、瞿政国、潘友国、蔡银舫、陈国平、李华光、张文亮、严三花、文润、徐雪清、马太风、黄本庆等战友，虽然很多人后来的名字在记忆里渐渐模糊，但当时一起趴在课桌上练抄报、一起在电键前比速度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

张玉琴（左）、随士琴（中）、王晓明（右）在通信站营区内合影留念。

　　报训的第一课，不是摸电键，而是“打基础”。无线电通信基本理论是必修课，调幅与调频的区别、电波传播的原理，教员们讲得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政治教育和保密要求——“通信兵是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这句话被反复强调，我们必须牢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任何涉及频率、呼号、报文内容的信息，都要守口如瓶。业务训练从最“笨”的地方开始：削铅笔要削得笔尖粗细均匀，写阿拉伯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要工整到“像印出来的”，因为抄报时一个潦草的符号，都可能导致指令传错。

电话班合影留念:伏蜀生(前排左一)、唐定碧(前排左二)、张昊玲(前排左三)、丛宪勤(前排左四)、李陆(前排左五)、冯旭珍(后排左一)、随士琴(后排左二)、王桂芹(后排左三)、黄和华(后排左四)、王晓明(后排左五)、张玉琴(后排左六)。

　　真正的挑战是抄报和发报。刚开始，我们从每分钟“滴嘀嘀㗳”七八个码练起，耳机里的莫尔斯电码像一串听不懂的音符，手里的笔总是跟不上耳朵的节奏，抄出来的报文要么漏码、要么错码。沈队长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慢不怕，就怕急。”他和邹教员、尹教员每天陪着我们练，发现谁的手法不对，就握着我们的手纠正；谁的速度上不去，就单独加练。发报更是个“细活”，我们学的是“新码”（短码），用的是立姿发报——这和我在205团电台看到的跪姿不一样，立姿更考验手腕的稳定性，一开始练得手腕发酸，电键按下去要么太重、要么太轻，发出的码形“不像样”。

报训队发报训练场景（照片来自于网络）

　　六个月的训练，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教室在通信站院子中间，西边靠窗的位置摆着一排电键和耳机，我们一人一个工位，从早到晚，耳机里的电码声、电键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慢慢地，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从10码、20码，到50码、80码，最后能稳定在每分钟抄报130-140码，甚至能“压一到二个码”（接收速度比实际发送速度快）；发报也能达到每分钟110-120码，码形标准、节奏均匀。结业时，每个人都能独立上机完成收发报任务，从“门外汉”变成了合格的无线电报务员——这背后，是教员们的耐心教导，也是战友们相互鼓励、比学赶超的结果。

刘俊霞（左）、张玉琴（中）、王晓明（右）。

　　（三）、雁塔日常：军营生活里的烟火气与战友情

报训队的日子虽然紧张，但也有不少温暖的片段。我们的宿舍在通信站东侧靠路边的大房间里，几十个人住在一起，晚上熄灯后，常会聊起各自的家乡；吃饭在通信站食堂，当时“西办”的粮食供应是55%面粉、20%大米、25%杂粮，通信站是一类灶，每人每天伙食费四角五分钱，在部队里属于标准较低的，但比起地方上已经好很多了。每天的主食以馒头为主，顿顿离不开西安的“灵魂”——油泼辣子，红亮亮的辣椒面浇上热油，香味能飘满整个食堂，不管是拌菜还是夹馒头，都让人胃口大开；每天吃顿杂粮，比如窝窝头或“钢丝面”（玉米面压的细硬面条），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星期能吃上两顿大米饭、两顿肉，每次吃肉时，食堂里都格外热闹。

张玉琴（左）、张建平（中）、孔萍（右）。

　　通信站的人员构成很丰富，二百多人来自二十二个省市，大部分是男兵，也有二三十个女兵，主要集中在电话班、电传班和载波班，很多是部队高干子女。这些女兵各有各的特点：重庆籍的刘俊霞天真活泼、小巧玲珑，张建平性格豪爽、大大咧咧，孔萍有一双迷人的眼睛，电传班的马晓榆有次带着小弟弟来部队，像个“小大人”一样照顾弟弟。她们不仅工作认真，也给严肃的军营增添了不少活力。当时在食堂吃饭的，除了通信站和报训队的人，还有“西办”宣传队的几十个人，宣传队住在通信站西侧靠近小雁塔的院子里，里面有不少和我们同年入伍的江苏南京、无锡、苏州籍文艺兵，男兵女兵都有，每次在食堂碰到，都会用家乡话聊几句，格外亲切。

刘俊霞（前排中）、瞿政国（后排左）等战友们在小雁塔风景区内合影留念。

　　1971年6月，正是陕西农村的收麦季，通信站组织我们报训队全体学员去西安市南面的长安县帮老百姓割麦子。三天的劳动，每天顶着大太阳弯腰割麦，晚上回到宿舍，腰酸背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也就是在那时，我们才知道，当地农村很多家庭每天只吃两顿饭，相比之下，部队的生活条件已经很优越了。更有意思的是，割完麦子回来后，我们的手整整一个星期不能摸电键——一碰到电键就发抖，根本发不了报。后来才明白，报务员的手是“吃饭的家伙”，不能过度劳累，这看似“娇气”的规定，其实是多年实践总结的科学经验。

电传班七姐妹合影留念

　　1971年10月，报训队结业。通信站黄建映主任、王锦堂教导员，还有沈永生队长、邹顺明教员、尹克学教员，和我们全体学员一起合影留念，那张黑白照片，至今还被我珍藏着，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穿着军装，脸上带着刚结业的自豪。结业后，我和刘修龙、胡明贵、刘文相、蓝希树、高瑞宝、瞿政国、潘友国、蔡银舫、陈国平、李华光、张文亮、文润、徐雪清、马太风、黄本庆等人被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高松、黄开新、严三花等战友则回到了原来的部队电台。离别时，大家互相叮嘱“多联系”，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很多人后来再也没见过，但那份战友情谊，却一直记在心里。

1971年10月报训队结业时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前排右四:沈永生、前排右五:黄建映、前排右六:王锦堂、前排右七:尹克学、前排右八:邹顺明、三排右四:李成曙（作者）。

　　（四）、 收信台岁月：电波背后的责任与坚守

留在收信台后，我们正式开启了报务员生涯。当时的收信台台长是李长庚，河南人，1959年入伍，为人严谨，对我们这些新学员很照顾。收信台分成四个分队，分队长分别是仝有利、岳发才、沈永生、申展民，邹顺明、尹克学、冯在先等干部报务员，还有王新才、郑立新、董达强、张银先等老战士报务员带着我们。我一开始被分到沈永生队长的分队，后来调整到仝有利分队长的分队，四个分队轮流值班，每班六个小时，24小时不间断值守。

前排左起:邹顺明、李长庚、曹承华、岳发才、薛建国。

二排左起:张思彦、谭长信、沈永生、张银先、戈平洋、张可文。

三排左起:郑立新、冯在先、董达强、吴国峰、靳忠其。

　　收信台的工作，责任重大。我们的联络对象分“对上”“对下”两类：对上主要是北京的总后勤部电台（主台），还有兰州军区警报台，以及白城、太原、重庆办事处电台（属台），我们和这三个办事处电台与总后勤部电台组成一个联络网，每天定时收发报文，传递后勤保障指令；兰州军区警报台则需要24小时不间断监听，一旦收到警报信号，必须第一时间向领导报告，容不得半点拖延。对下则要覆盖“西办”下属的师级单位：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兵站，西宁兵站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等，我们是主台，它们是属台；还有工建204团、205团等直属团队，单独组成一个联络网。每天值班时，报房里通常有五六个人，报文多的时候，电键声、耳机里的电码声此起彼伏，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报文少的时候，才能在定时联络的间隙稍微休息一会儿，但也不能离开岗位，要随时准备接收突发报文。

李长庚（前排右二）、申展民（前排右四）、张银先（后排右一）、刘修龙（后排右二）、瞿政国（后排右四）、陈国平（后排右五）等收信台战友们在小雁塔风景区前合影留念。

　　我们到收信台时，正好是“913”事件之后，收信台的报房已经全部搬到了通信站新建的两层营房楼地下室——这座楼是工建205团八连施工的，当时八连也住在小雁塔大院内，就在通信站营房西侧。八连里有不少我们滨海县一起入伍的老乡，夏天西安气温常达三十八九度，我们在教室内训练时，常看到老乡们顶着烈日，抬着二三百斤重的砖头，顺着木脚手架的梯子往二楼爬，汗水把军装都湿透了，黑汗直流，看着就让人心疼。我没事的时候，常会去八连找老乡聊天，可惜现在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个来自六集公社的陆姓老乡。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当年我们住过的两层楼房，现在已经拆除了一半，还剩一半。

　　楼房建好后，我们的宿舍也搬到了新楼：一楼是报房、电话班机房等工作室，还有女兵宿舍；我们收信台男兵住在二楼，我和仝有利分队长等四个人一间房，四张床铺，我睡在靠门口的那张。报房里铺着木地板，每个星期要打一次蜡，几乎没有灰尘；夏天有吊扇降温，冬天有暖气取暖，宿舍里也有暖气——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仝有利（前排中）、冯在先（前排左）、文润（前排右）等收信台战友们合影留念。

　　在西安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我们也有一些休闲时光。星期天可以去市区参观，西安的钟楼、电报大楼是必去的地方，我还在钟楼和电报大楼前拍了照片留作纪念；报训队也曾组织我们集体参观碑林、大雁塔、临潼华清池、长安长宁宫等景点，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我们也常去散步，感受这座古都的历史韵味。我在西安还有不少滨海老乡：徐正忠、陈菊、陆从旭、赵九怀等三十个人分到了“西办”机关，有的当首长警卫员，有的在警卫排值勤，赵九怀在管理处做内勤；还有我果林公社的老乡王尔富，和我在新兵连一个班，后来调去了323医院炊事班。没事的时候，我常会去他们那里串门，用家乡话聊聊天，说说部队的生活，聊聊家里的情况，老乡之间的情谊，成了异乡军营里的一抹温暖。当年到果林公社接我们入伍的新兵排赵祥生副排长，1971年2月退伍后在西安某机械厂工作，也曾专门到通信站来看过我，问我在部队的适应情况，让我心里暖暖的。

李成曙（作者）在西安市钟楼前留影

　　（五）、特殊经历：小花园放羊与韩振纪中将的教诲

1972年夏天，通信站安排我去位于西安市郊区小寨的发信台院子放羊，为期一个月。发信台院子又叫“小花园”，里面有六幢“将军楼”，住的都是总后勤部和“西办”退休的老将军。其中，就有曾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韩振纪中将一家。韩副部长的警卫员是我们滨海老乡，我没事的时候，常会去他家串门，一来二去，就和韩副部长熟悉了。

韩副部长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为人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常和我聊天，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在部队的训练和工作。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我老家是江苏滨海县，父母亲在县蚕桑场工作，大伯父李志顺、二伯父李志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新四军，大伯父1942年在射阳县四明战斗中牺牲，二伯父1943年在滨海县八滩王桥战斗中牺牲。没想到，韩副部长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对滨海的东坎、八滩、大淤尖等地名如数家珍，还详细跟我说：“打四明战斗的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打八滩王桥战斗的是二十四团，那时候战斗打得艰苦啊！”听着老将军的讲述，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眼前浮现出父辈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心中对先烈的敬意愈发深沉，也更加明白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守护好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韩振纪中将（照片来自于网络）

　　在通信站的日子里，节日的会餐是最难忘的。春节、中秋、国庆的时候，食堂会多做几个菜，每张桌子上摆两瓶白酒：一瓶西凤酒，一瓶五粮液。那时候西凤酒是“三大名酒”（茅台、西凤、竹叶青）之一，名气大，但度数高，是烈性酒，我年龄小，不会喝酒，只尝了一点点，一口下去，感觉像一团火从喉咙滚到肚子里；五粮液当时还不出名，只是四川的一种地方酒，但口感纯正，喝起来很柔和，没有刺激感。1972年八一建军节，食堂还加了西安市生产的新鲜散装啤酒，听说是黄建映主任喜欢喝的，我也尝了一口，却觉得味道像“酸恶水”，难喝得直皱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郑桂琴(前排左一)、王桂芹(前排左二)、李陆(前排左三)、黄和华(前排左四)、王廷富(后排左一)、郑立新(后排左二)、王新才(后排左三)。

　　1972年五四青年节，“西办”在南大院的大礼堂组织报告会，由政治部副主任吕道生（正师级）作报告。没想到吕副主任一开口，竟是纯正的滨海腔——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听到家乡话，那种亲切感难以言表。吕副主任的报告很实在，还痛批了当时陕西地方风俗里的一些陋习，比如“大姑娘谈恋爱，只要你爱我我爱你就行了呗，非要跟人家要八百块钱彩礼干嘛”，一句话说得全场哄堂大笑，严肃的报告会也变得轻松起来。

时任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政委的吕道生（左）和其警卫员滨海老乡朱晓东（右）合影留念。

　　（六）、转折与离别：从西安到格尔木的心境变迁

1972年上半年，我在收信台已经工作了半年。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放松训练，抄报速度能稳定在每分钟160-170码，最快的时候接近200码，可以压到四个码。发报也能稳定在150-160码，上机收发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工作实绩在同期学员里算是优秀的。组织上看到我的表现，研究同意我加入共青团，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从上学的时候起，我就好强，每次考试都争取第一名，拿了第二名、第三名都会觉得遗憾，加入共青团，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想着能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在部队长期发展。

西安办事处撤销时收信台发信台部分战友合影留念:赵关正、李华光、倪志兴、王国祥、熊笃寿、宋宝学、刘天胜、黄本庆、王光全、瞿正国（前排右一）、张登宽、尹克学（前排右三）、马太风、徐立根。

　　可这份期待，很快被一封家信打破。父母亲所在单位来信说，父亲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入团的事就此搁置。看着身边的战友陆续入团，有的甚至入了党，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训练时的劲头也弱了几分。197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接到调令：和马叩长、蔡银舫一起前往青海省格尔木县五三零工程指挥部电台。

从西安的军部电台调到格尔木的师级电台，从繁华的古城到偏远的高原，再想到入团受阻的事，我心里的失落难以言表。那段时间，我常常盯着收信台的接收机发呆，曾经立志在部队长期发展的念头，渐渐被“早日退伍回家找份工作”的想法取代。直到离开西安那天，刘修龙、胡明贵、刘文相等战友来送我，说“到了格尔木照顾好自己，常联系”，我眼眶忍不住发热——原来再失落的境遇里，战友情谊也能成为温暖的光。

冯在先（前排右）、尹克学（后排右）、靳忠其（后排左）等收信台山东菏泽籍战友合影留念。

　　如今再翻出当年的结业照片，战友们的笑容仍清晰如昨。在西安的两年，收信台的电波教会我严谨，老将军的教诲让我懂了初心，老乡与战友的陪伴给了我温暖。那些关于“嘀嘀嗒”声的日子，或许有遗憾，却早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印记。

江苏淮阴籍战友张银先（右）、孙立本（左）合影留念。

　　四、从西安到格尔木：穿越地域与时空的征程

1973年元月1号，那是一个被凛冽寒风包裹的日子，我——李成曙，与马叩长、蔡银舫，怀揣着使命与憧憬，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电台，调到总后勤部青海省格尔木县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服役。

当晚，我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从西安出发，车轮滚滚，向着未知的远方前行。在兰州市利用因转车而短暂停留期间，游览了这座城市的三个主要景点——兰州黄河大铁桥、五泉山公园和白塔公园。

作者李成曙青年时期在江苏省滨海县公安局的工作照

　　兰州黄河大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桥梁。它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中国工匠施工的合作模式建成。这座桥梁的诞生，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近代中国交通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山桥的建筑风格独具特色，其全部建桥材料于光绪三十三年从德国走海运到天津，再由甘肃洋务总局从天津转运至兰州。整座桥长 234 米，宽 7.5 米，有 6 墩 5 孔，桥上飞架 5 座弧形钢架拱梁。桥的两端分别筑有两座大石坊，上刻“三边利济”和“九曲安澜”。

站在中山桥上，滔滔黄河水在脚下奔腾而过，那种雄浑壮阔的气势令人心潮澎湃。它不仅是一座交通设施，更是兰州的标志性建筑和城市名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

兰州市区黄河大铁桥（图片来自网络）

　　五泉山公园，位于兰州市区南侧的皋兰山北麓。这里因有“甘露”“掬月”“摸子”“蒙”“惠”五眼清澈甘美的泉水而得名。

五泉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据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曾驻兵于此。传说霍去病在此以鞭戳地，五处泉水涌出，遂成五泉。

公园内古建筑众多，明清以来的崇庆寺、千佛阁、嘛呢寺、地藏寺、三教寺等依山就势排列，层层相叠，以石阶亭廊相连。庙宇建筑大多依山而筑，庄重威严，展现出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

除了古建筑，五泉山还有众多的自然景观。山间绿树成荫，花草繁盛，溪流潺潺。沿着山间小径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兰州市区五泉山公园（图片来自网络）

　　白塔公园，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的白塔山上。山巅的白塔始建于元代，据记载，是为了纪念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病故于兰州的一位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

白塔七级八面，高约十七米，下筑圆基，上着绿顶，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系有铁马铃。塔外通涂白浆，如白玉砌成。

登上白塔山，俯瞰兰州市区，黄河穿城而过，城市景色尽收眼底。山上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与白塔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兰州市区白塔公园（图片来自网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成曙、马叩长和蔡银舫三人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领略了兰州这三个景点的独特魅力。它们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展现着自然的瑰丽，成为了三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兰州黄河大铁桥的坚韧与豪迈，五泉山公园的清幽与宁静，白塔公园的庄严与壮美，共同构成了兰州这座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它们不仅是过去的见证，更是未来的希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探索、去传承、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018年4月15日，李义生（左）、马叩长（右）战友从陕西西安起程赴山东菏泽参加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战友聚会。

　　离开兰州，火车继续向西，向着柳园镇进发。这一段路程，便是闻名遐迩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最窄处仅几公里，最宽处可达几十公里。它夹在高耸的黄土山之间，中间是干涸的黄土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河西走廊，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正是通过这条走廊，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这条走廊上，曾经回荡着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见证了无数商队的来来往往，承载着无数的财富与梦想。

河西走廊地形示意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河西走廊地形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河西走廊地区，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武威，这座古老的城市，曾是“五凉古都”，是河西走廊的重要节点。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那矫健的身姿，展现了汉代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工艺水平。鸠摩罗什寺，这位西域高僧在这里译经弘法，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威市著名景点“马踏飞燕”（图片来自于网络）

武威市鸠摩罗什寺（图片来自于网络）

　　张掖，素有“金张掖”之称，其七彩丹霞地貌，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阳光下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大佛寺内的卧佛，宁静而庄严，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佛音。

火车行驶在张掖市七彩丹霞地貌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张掖市大佛寺卧佛（图片来自于网络）

　　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它雄伟壮观，屹立在戈壁滩上，见证了无数的烽火硝烟，守卫着中原大地的安宁。站在关城上，放眼望去，茫茫戈壁一望无际，让人不禁想起古代戍边将士的英勇与坚守。

万里长城--嘉峪关（图片来自于网络）

万里长城--嘉峪关（图片来自于网络）

　　酒泉，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这里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基地，也是历史文化的瑰宝之地。酒泉公园内的西汉胜迹，记录着那段辉煌的历史。

酒泉（图片来自于网络）

酒泉公园内的西汉胜迹（图片来自于网络）

　　穿越河西走廊，三人的心情也随着窗外的景色而起伏。我们看到了干涸的土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看到了高耸的黄土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看到了古老的遗迹，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也深刻地感悟到了人生的意义。河西走廊的历史告诉他们，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人类的文明和精神都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古代的丝绸之路，虽然充满了艰难险阻，但人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开辟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文明之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客运火车（图片来自于网络）

　　如今，我们肩负着新的使命，踏上新的征程。我们深知，自己将要面对的挑战或许如同这河西走廊的风沙一样无情，但我们也坚信，只要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河西走廊，这片充满传奇和故事的土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它不仅是地理上的通道，更是心灵上的旅程。它让我们懂得了历史的价值，明白了文化的力量，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火车在夜色中疾驰，三人的目光依然凝视着窗外。我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的挑战，去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上个世纪穿越河西走廊的客运火车（图片来自于网络）

　　当次日夜间 12 点多，火车终于抵达柳园火车站。三人走下火车，脚踏这片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期待。我们深知，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而河西走廊的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柳园火车站（图片来自于网络）

　　在柳园一下火车，刺骨的寒冷便如汹涌的潮水般向我们袭来，仿佛要将我们吞噬。耳朵瞬间冻麻木了，毫无知觉，即便我们从西安出发时身着棉袄棉裤、棉大衣，头戴棉帽子，可这些衣物在这寒带地区的严寒气候面前，显得如此单薄，不堪一击。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柳园转运站招待所时，室内的炭炉让温度陡然升高，可那瞬间，耳朵却感受到了如针刺般的疼痛。

柳园，这座地处边陲的小镇，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无尽的荒凉。除了火车站内有一些树木，从火车站到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柳园转运站二三里路上，整个镇区几乎看不到树木，入眼之处，除了房子，便是光秃秃的一片，毫无生机。然而，在这远离内地、紧靠新疆的地方，我竟意外地碰到了初中同班同学王志江等一起入伍的许多江苏省滨海县老乡，这一惊喜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原来在总后勤部工建205团十七连，1972年下半年整个连调到了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柳园转运站，负责五三零工程的物资转运任务。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能与同学老乡战友相逢，心中的喜悦与激动难以言表。

2024年11月19号中午，部分在青藏高原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服役的江苏省滨海籍战友在滨海县城世博大酒店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李成祥、许庆龙、曹秀刚、汤达标、潘正明。

后排左起:丁德永、邱雨桃、李成曙、谢海民、朱晓东、杨宝才。

　　在柳园转运站短暂停留一天后，转运站首长安排我们三人乘坐运输物资的部队解放牌汽车车队，通过柳格公路前往青海省格尔木县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我们三人分别坐在三台车的驾驶室内，柳格公路，也将成为我们人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柳格公路，即国道215线，北起甘肃省柳园，南至青海省格尔木市，全长655公里。这条连接柳园与格尔木的交通要道，有着独特的历史。它的建成，是无数建设者心血与汗水的结晶。在过去，这里交通不便，地域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物资运输、人员往来都面临着重重阻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加强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发展，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柳格公路的建设被提上日程。建设者们不畏艰难，在这片广袤而又复杂的土地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历经无数个日夜，终于让柳格公路得以贯通，成为了连接甘肃与青海的重要纽带。

柳格公路敦煌至格尔木段线路示意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下属的汽车团运输物资的车队行驶在柳格公路上

　　从地理特征上看，柳格公路沿途地貌丰富多样，令人叹为观止。刚离开柳园不久，映入眼帘的便是茫茫戈壁滩，一望无际的砂石和荒滩，给人一种雄浑而又苍凉的感觉。公路在戈壁中蜿蜒前行，仿佛一条黄色的丝带，将这片荒芜的土地串联起来。远处的山峦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奇特的形状，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似巨兽伏地，这些山峦历经岁月的侵蚀，形成了如今独特的风貌。

继续前行，便进入了沙漠地带。金黄的沙丘连绵起伏，在风中不断变换着形状。沙漠中的公路，时而平坦，时而起伏，车辆行驶在上面，仿佛是在金色的波涛中航行。沙漠中的气候变幻莫测，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可能就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在这样的环境下，公路的维护显得尤为艰难，但公路养护人员不畏艰辛，始终坚守岗位，确保公路的畅通。

柳格公路实景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当金山是柳格公路上的重要地标，也是一段令人心生敬畏的路段。当金山口以西是阿尔金山，以东是祁连山，以北是甘肃阿克塞县，以南为青海大柴旦。这里地势险要，北坡陡峻，南坡相对平缓。翻越当金山时，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缓缓而上，一侧是陡峭的山崖，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让人胆战心惊。然而，当到达山顶，俯瞰四周，壮丽的景色又让人陶醉其中。连绵的山脉、广袤的草原尽收眼底，仿佛一幅宏大的山水画卷。在青藏铁路修通前，柳园到格尔木的路线是进藏的重要通道之一，而当金山这段路，更是这条通道上的关键节点，承载着无数进藏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重任。

汽车翻越当金山口（图片来自于网络。）

　　柳格公路在察尔汗盐湖段有一段长达30多公里的“万丈盐桥”，它是用盐堆积压实而成，没有使用一粒沙子和水泥，却有着与普通沥青公路相同的硬度，承载着大量车辆的通行。当路面出现损坏时，工人只需倒入一些卤水，待水分蒸发后，路面就会恢复平整。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盐湖，湖水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有时是碧绿的，有时是湛蓝的，与洁白的盐结晶相互映衬，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观。盐湖的水面如镜面一般，倒映着天空、白云和远处的山峦，美轮美奂。

穿越察尔汗盐湖的柳格公路（图片来自于网络）

　　柳格公路沿途经过许多主要城镇，每个城镇都有着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景点特色。

敦煌，这座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就位于柳格公路沿线。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莫高窟，无疑是敦煌最璀璨的明珠，这座艺术宝库中，保存着大量精美的壁画和佛像。壁画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佛教故事、历史传说、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其绘画技艺精湛，色彩鲜艳，历经千年依然光彩夺目。佛像造型优美，神态各异，或慈悲祥和，或庄严肃穆，每一尊佛像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对佛教的虔诚。走进莫高窟，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感受着当时的繁华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除了莫高窟，敦煌还有鸣沙山月牙泉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鸣沙山的沙子在风吹动或有人攀爬时，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如丝竹管弦之音，又似万马奔腾之声，故而得名。而月牙泉，则宛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漠之中，四周被沙丘环绕，却始终不被流沙掩埋，清澈的泉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的沙丘，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千百年来，鸣沙山与月牙泉相依相伴，不离不弃，演绎着大自然的神奇与和谐。

敦煌莫高窟（图片来自于网络）

敦煌月牙泉（图片来自于网络）

　　大柴旦，是柳格公路途径的另一座城镇。这里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翡翠湖，便是大柴旦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翡翠湖是由众多盐湖组成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碧绿、湛蓝等多种颜色，如同一颗颗翡翠散落人间，因此得名。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下，湖水的颜色会发生奇妙的变化，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世界。湖边的盐滩洁白如雪，与碧绿的湖水相互映衬，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站在翡翠湖边，微风拂面，看着眼前如梦如幻的景色，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放松。

大柴旦镇区实景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大柴旦翡翠湖（图片来自于网络）

　　小柴旦，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也有着别样的风情。小柴旦湖是一个美丽的咸水湖，湖水清澈，周围是广袤的草原和连绵的山脉。湖边水草丰美，是众多候鸟栖息的天堂。每年春秋季节，大量的候鸟会在这里停歇、觅食，它们或在空中翱翔，或在水面嬉戏，给这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小柴旦，还能感受到浓郁的蒙古族和藏族文化氛围。当地的居民热情好客，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游客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蒙古族和藏族美食，欣赏到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

小柴旦湖（图片来自于网络）

小柴旦蒙古包（图片来自于网络）

　　沿着柳格公路一路走来，我心中满是感慨。这片广袤的土地，有着雄浑壮丽的自然风光，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有着坚韧不拔的人民。在这条公路上，我看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看到了人类改造自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柳格公路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是一条连接历史与现代、连接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从最初的艰难开拓，到如今的畅通无阻，柳格公路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它让偏远的地区与外界紧密相连，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

　　而我们，作为五三零工程指挥部的一员，沿着柳格公路前往格尔木，也将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将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这段从柳园到格尔木的旅程，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经过一天半多一点时间的颠簸，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我们到达了号称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的格尔木县城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驻地。至此，历时一个星期穿越西安到格尔木地域与时空的征程终于结束了，而一路上的那些风景、那些故事，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格尔木县城实景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五、昆仑戈壁铸军魂 铁血深情照初心——记在530工程指挥部那段镌刻生命的峥嵘岁月

昆仑山脉横亘西陲，像一尊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苍茫大地。格尔木，这座镶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戈壁小城，在1973年的寒风中，镌刻下一群年轻军人的青春印记。那一年，我怀揣着对军营的敬畏与对未来的懵懂，踏上了这片平均海拔2800米的土地，成为总后勤部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对外简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的一名战士。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我生命的夜空，那些戈壁风沙中的坚守、战友情谊的温暖、峥嵘岁月的磨砺，早已融入骨血，成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昆仑山（网片来自于网络）

　　（一）、使命如炬，戈壁滩上的红色坐标

1973年元月1日，一列绿皮火车从西安出发，穿越千山万水，将我与马扣长、蔡银舫三位战友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后字203部队）通信站收信台，送到了甘肃柳园，又从柳园乘部队卡车到了青海格尔木。下了汽车，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沙砾扑面而来，空气稀薄得让人胸口发闷，远处的昆仑山白雪皑皑，近处的戈壁滩寸草不生，与西安的繁华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边疆”二字的沉重与壮阔。

从格尔木市区遥看远处的昆仑山

　　530工程指挥部的诞生，承载着国家战略的千钧重量。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亲笔批复同意修建从青海省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输油管线，这条管线不仅是解决西藏国防和生产生活燃油短缺的“生命线”，更是巩固边疆、维护民族团结的“战略线”。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总后勤部专门成立了正师级的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由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鲁炎兼任主任，西安办事处副政委席汝林兼任政委，“530”这个番号，便源于总理批复的日期，成为了所有参建将士心中神圣的红色坐标。

指挥部机关驻扎在格尔木县城东侧的戈壁滩上，几十栋简陋的平房在风沙中矗立，通信科及下属的电台、电话班、收发室、修理所就分布在南侧的两栋平房里。电台作为指挥部的“千里眼”“顺风耳”，承担着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等上级机关及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在那个通信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我们手中的电键，就是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桥梁，每一组滴答声，都关乎着工程的推进与部队的安危。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营房

　　当我们到电台报到时，闻讯而来的通信科宋锡文科长、沈永生参谋、成诗文参谋、罗会木台长、杨方大主任以及电台的战友们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宋科长握着我的手，粗糙的手掌传递着温暖与力量：“欢迎你们来530，这里条件苦，但使命光荣，咱们通信兵就是要在戈壁滩上架起‘空中长城’！”沈参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又见面了，小李，到了这里可要继续好好干！”看着战友们真诚的笑容，听着亲切的话语，我心中的忐忑与不安渐渐消散，一股强烈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从那天起，我正式开启了在青藏高原的军旅生涯，也与这群可爱的战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话班营房

　　（二）、铁血温情，戈壁风沙中的精神灯塔

格尔木的自然环境远比想象中恶劣。海拔高、氧气少，刚到这里的几天，我每天都被高原反应困扰，头痛、胸闷、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气候干燥，嘴唇和皮肤常常开裂出血，喝再多水也无济于事；狂风更是常客，每当风沙袭来，天地昏暗，简陋的平房仿佛随时都会被掀翻，宿舍里、甚至电台的设备上，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沙尘。

比自然环境更让我煎熬的，是内心的迷茫与失落。当时，我的父亲在老家被错误地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这顶沉重的帽子让我在部队抬不起头。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服役两年，我的团组织关系一直未能解决，调到530工程指挥部后，这种“被发配边疆”的感觉愈发强烈，我常常深夜独自徘徊在戈壁滩上，望着遥远的家乡方向，萌生了“前途无望、退伍回家”的想法。

　　就在我情绪跌入谷底的时候，宋锡文科长如慈父般走进了我的生活。宋科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报务员，有着20多年的军旅生涯，长期担任通信方面的领导干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他看出了我的低落，没有过多的说教，而是用实际行动给予我关怀与温暖。得知我外婆病重，他主动批假让我回家探望，叮嘱我：“家里的事再大也要安心处理，部队永远是你的后盾。”回来后，他又多次找我谈心，鼓励我：“小李，出身不能决定一切，能力才是立足的根本，好好干，在部队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他还时常开玩笑说：“你这么年轻有为，以后找对象的事包在我身上！”

1973年9月，在宋科长的积极争取下，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那天，宋科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那间办公室与宿舍合二为一的小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水果糖，剥了一颗塞进我嘴里，笑着说：“小李，入团是新的开始，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入党！”那颗水果糖的甜味，顺着喉咙甜到心底，驱散了我所有的委屈与迷茫。此后，我常常被宋科长叫到他的宿舍，听他讲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故事，讲通信兵在战场上的坚守与奉献，那些热血沸腾的往事，如明灯般照亮了我的心灵，让我渐渐重新燃起了对军旅生活的希望。

通信科长宋锡文

　　沈永生参谋则是我报务生涯的启蒙老师，更是我军旅路上的领路人。1971年4月，我刚入伍不久，就从工程兵205团抽调到西安办事处通信站参加报训队培训，当时沈永生是报训队队长。他和邹顺明、尹克学两位教员，从最基础的点划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收发报技能。为了让我们尽快掌握技巧，沈队长常常牺牲休息时间，陪着我们加班训练，纠正我们的手势和节奏。记得有一次，我发报的速度总是提不上来，急得直掉眼泪，沈队长耐心地安慰我：“别急，收发报就像写字，熟能生巧，只要坚持练习，一定能进步。”在他的鼓励下，我更加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跑到教室练习，深夜还在宿舍里对着墙壁模拟发报。

六个月的报训队生活结束时，我的抄报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60码，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30码，成为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结业后，我被留在通信站收信台服役，沈永生担任我的分队长，我们同住一间宿舍，一同上班、一同下班，相处得如同亲人。他常常从湖南老家带来腌好的辣椒干子，分给我和战友们品尝，那辛辣的味道，成为了我军旅记忆中独特的风味。没想到，1972年下半年沈永生调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任无线参谋后，时隔不到半年，我也调到了这里，再次与这位亦师亦友的老首长共事，这份缘分，让我倍感珍惜。在530的日子里，沈参谋依然像以前一样关心我的成长，时常指导我改进报务技术，提醒我注意通信安全，他的严谨与细致，让我受益终身。

沈永生参谋（左）、成诗文参谋（右）。

　　（三）、同甘共苦，电台里的热血青春

530工程指挥部电台共有十几名干部战士，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但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罗会木台长是江西人，1965年入伍，中等个子，沉稳厚道，平易近人。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在他的带领下，电台的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十几名干部战士齐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各项无线通信任务，从未发生过重大通信差错。

罗台长不仅工作能力强，还非常重视部队的文体活动。虽然电台只有十几个人，但他依然组织起了篮球队，时常带领我们与机关科室、警卫排等兄弟单位举行篮球比赛，有时还会和指挥部东南侧汽车一团的连队切磋球技。每次比赛，罗台长都会亲自上场，尽管身材不算高大，但他跑动积极，传球精准，总能带动全队的气氛。我和李长荣、潘友国、蔡银舫、候国胜、马春全等战友都是篮球队的成员，每次比赛前，我们都会在戈壁滩上反复训练，汗水浸湿了军装，风沙磨破了球鞋，但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李长荣是四川重庆人，1969年入伍，个子一米七左右，人略瘦但很精干，弹跳力超群，投篮准、速度快、动作灵活，是指挥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更是我们电台篮球队的核心。每次比赛，大部分分数都由他拿下，我们其他人则全力配合他进攻、防守，尽管条件简陋，没有正规的篮球场，但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激情与欢乐，那些在戈壁滩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成为了青春最鲜活的注脚。

罗会木台长（后排右）、姚东礼台长（后排左）和夫人们在格尔木。

　　杨方大主任是江苏常州人，1965年入伍，个子不高，精明强干，技术精湛。他是原西宁兵站部（324）电台的干部，1972年下半年与程凤堂、李长荣、王建民、邸洪涛、候国胜一起调到530电台，是530电台的开创元老。当时，西宁兵站部电台报务员的整体技术水平在整个西安办事处各个部队中都是一流的，他们发报如行云流水，清晰干脆，一气呵成，还带有明显的长划特点。我们在西安办事处收信台作为主台，一听到他们的呼叫信号，不用询问就知道是西宁兵站部电台的信号。调到530电台后，我与杨主任和候国胜住在一间宿舍，他们住房间的南半边，我住在隔墙的北边。相处的日子里，杨主任经常指导我改进发报技术，告诉我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信号的稳定，他的技术经验，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因为杨主任的爱人来探亲，我搬到了张银先的宿舍，与这位江苏老乡朝夕相处。

杨方大主任

　　张银先是江苏省淮安市人，1970年入伍，老家离我家只有100公里左右，算得上是真正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之前都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服役，他于1973年3、4月份调到530电台，我们便住在了一起。在陌生的戈壁滩上，乡音成为了最温暖的慰藉，我们常常在休息时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各自的家人，分享彼此的思念。张银先为人热情厚道，非常照顾我，每当我因为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时，他都会主动帮我打饭、打水，提醒我按时吃药；训练之余，他还会教我一些生活小技巧，如何在干燥的环境中保护皮肤，如何在风沙天气里整理内务。那段日子，多亏了这位老乡的照顾，让我在艰苦的边疆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张银先在发报

　　程凤堂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的干部报务员，他发报非常平稳，几乎没有失误。当时，电台在工作室门前搭了一顶帐篷，作为平时收发报的训练室。由于没有快机，训练时基本上都是程凤堂手发，我们大家抄报，他每分钟发报速度在130到140码左右（新码）。后来，台长也会安排我发报给大家抄，我平时自己训练时发报速度能达到160码左右，给大家抄报时会控制在150码左右，尽量减少失误。有时，张银先也会承担发报任务，我们就在这顶简陋的帐篷里，日复一日地训练，滴答的电键声在戈壁滩上回荡，成为了最动听的旋律。虽然训练条件比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差远了——在西安训练时基本都是用快机，很少人工手发，我用快机抄报160码毫无失误，最快能抄到近200码——但大家都没有抱怨，反而更加刻苦，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训练，都是在为保障通信畅通积蓄力量。

程凤堂

　　电台的战友们各有特点，却都有着同样的真诚与热情。李小康、张超群都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为人厚道老实，积极肯干，特别关爱我们这些新同志。我有一段时间和李小康一起值夜班，每次都是他主动和面、切面条、炒菜做夜饭，他做的面条筋道爽口，味道鲜美，至今想来仍让人回味无穷。张超群看上去憨厚朴实，1973年下半年我入团的时候，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听说他们两人都顺利提了干，成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李小康在抄报

　　王建民、邸洪涛、马春全、候国胜都是陕西人，除了候国胜是1971年入伍的，其他三人都是1970年入伍，他们的收发报技术都非常出色。尤其是邸洪涛那纯正的陕西腔，每次说话都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成为了电台里的“开心果”。张守儒是吉林省人，1969年入伍，1973年3月份从汽车35团电台调过来，下半年我被分配到他负责的小组，他像老大哥一样处处关心我，指导我工作，提醒我注意安全。可惜的是，我退伍的时候他正好回家探亲，我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为了我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

王建民（左）、马春全（中）、李义生（右）。

　　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严三花都是湖北人，高瑞宝是河北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1971年入伍，并且一起参加了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报训队的训练。报训队结业后，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严三花分到了安康兵站电台。1973年，他们陆续调到了530工程指挥部，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留在了指挥部电台，严三花则被分配到了昆仑山上的基层部队电台。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时常会互通消息，分享彼此的工作与生活。

高瑞宝（二排右一）、陈国平（二排右二）、蔡银舫（三排右一）、潘友国（三排右三）。

　　高松家住在陕西西安，刘文湘是江苏东台县人，他们也是1971年入伍并参加了报训队训练，结业后刘文湘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高松分配到了西安兵站电台，1973年调到530部队后，都被分配到了昆仑山上的基层部队电台。高松是部队干部子弟，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篮球、乒乓球打得非常棒，每次从基层到指挥部来办事，我们都会邀请他参加我们与兄弟单位的比赛，有他在，我们队的实力总能大大提升。刘文湘为人热情仗义，有一次他从昆仑山上下来，特意给我带来了一瓶做好的野毛驴肉，那肉质鲜嫩，香味浓郁，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之一，至今仍难以忘怀。

高松（左）、骆新民（右）。

（四）、巾帼风采，电话班的“五朵金花”

在通信科清一色的男兵方阵中，北边一排平房里的电话班宛如戈壁滩上绽放的五朵雪莲，五位女兵用青春与坚韧，撑起了指挥部有线通信的“半边天”，被大家亲切地唤作“五朵金花”。她们虽没有男兵的刚毅体魄，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执着，在艰苦的边疆岁月里书写着别样的芳华。

班长张玉琴是地道的北京姑娘，1970年入伍的她，性格爽朗如秋日晴空，口才更是出众。闲暇时，电话班的小屋总是最热闹的地方，我常常约上战友跑去听她讲故事——从北京胡同的趣闻轶事，到部队里的奇人趣事，她讲得绘声绘色，总能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那些日子，她的笑声像一缕阳光，驱散了戈壁滩的单调与孤寂。然而，1973年下半年的一场变故，让这个开朗的姑娘多了几分沉静。她的父亲不幸离世，奔丧归来后，她很少再讲轻松的笑话，常常在晚饭后独自坐在宿舍门口，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我们劝她保重身体，她便转过头，眼里含着泪光却笑着说：“没事，我爸要是知道我在部队好好干，肯定会高兴的。”她偶尔会跟我们说起父亲的往事，说起如何安慰年迈的母亲，言语间满是对家人的牵挂与担当。那份强忍悲痛的坚强，让我们这些男兵都深感敬佩，也更懂了军人肩上“忠孝难两全”的重量。

张玉琴

　　姜晓荆、杨照华、王安珈三位重庆姑娘，都是1971年入伍的部队干部子女，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姜晓荆像一位温柔的大姐姐，总是把身边的战友照顾得无微不至。谁的衣服破了，她会悄悄帮忙缝补；谁因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她会主动端水送药。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浑身乏力，是姜晓荆冒着风沙跑到医务室拿药，又用自己的搪瓷缸煮了红糖姜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喝完，才放心地离开。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在异乡的戈壁滩上，格外温暖人心。

姜晓荆（左）、杨照华（右）

　　杨照华则像个娇滴滴的小公主，皮肤白皙娇嫩，说话细声细气，刚开始大家都开玩笑叫她“懒鬼”——集体劳动时，她总爱找些轻巧活干，不像其他战友那样冲锋在前。可相处久了才发现，这个“懒鬼”其实最是勤快。她的床铺永远整理得一丝不苟，军装洗得发白却总是干干净净，尤其是领口和袖口，永远洁白如新，透着一股精致劲儿。后来我们才明白，她不是怕累，只是骨子里带着几分姑娘家的细腻，不擅长也不喜欢粗重的集体劳作。这份可爱的“小矫情”，反而让她成为了电话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每次看到她小心翼翼地整理军装的模样，大家都会会心一笑，紧绷的训练生活也多了几分柔软的趣味。

　　王安珈是五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蛋透着婴儿肥，看上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大家都亲昵地叫她“小胖丫头”。她性格天真烂漫，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常常语出惊人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记得有一次，宋锡文科长忙完工作，来我们电台的训练帐篷里和大家闲聊，兴起时跟我们打趣道：“你们这群小伙子干劲足，还是男同志能干啊，女同志终究娇气些。”话音刚落，正在一旁看热闹的王安珈就梗着小脖子反驳：“宋科长，您这话不对！没有我们这些女的，哪来你们这些男的！”一句话说得宋科长愣在原地，随即被逗得哭笑不得，指着她笑道：“你这小丫头，嘴巴倒挺厉害！”我们更是哄堂大笑，帐篷里的欢声笑语穿透风沙，在戈壁滩上久久回荡。这份不怯生、不迎合的率真，像一股清甜的泉水，冲淡了边疆生活的苦涩，让军营充满了烟火气。

王安珈

　　孙杰来自东北吉林，身上带着东北姑娘特有的爽朗与韧劲。1970年下半年，她接替因公殉职的哥哥穿上军装，这份特殊的入伍经历，让她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超出年龄的坚毅。在工作中，孙杰从不把自己当“娇弱的女同志”，爬电线杆、查线路、架电线，样样活儿都抢着干，动作麻利不输男兵。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到发信台西南边架设临时通信线路，初春的戈壁滩依旧寒风刺骨，地面上还残留着未融化的积雪。干活时，她不慎将一把老虎钳子掉到了旁边的小水沟里，那水沟里的水是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虽然只有小腿肚深，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石子，水温低得像冰水一样刺骨。“我下去找！”孙杰说着就要脱鞋，我连忙拦住她：“一起找，别冻着，轮换着来。”我们赤着脚小心翼翼地走进水沟，冰冷的河水瞬间浸透皮肤，像无数根钢针在脚底扎着，每待一分钟都觉得煎熬，只能轮流上岸搓脚取暖。就这样在刺骨的雪水中来来回回找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把钳子。上岸时，我们的双脚都冻得通红发紫，几乎失去了知觉，孙杰却搓着脚笑着说：“没事没事，就当免费给脚做了次‘冰疗’，下次干活肯定更利索！”那份乐观与坚强，让我至今想起仍心生敬佩，也让我明白，军人的担当从不分性别，在艰苦的边疆，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同样的责任与使命。

这五位姑娘，如同五朵绽放在戈壁滩上的雪莲，各有芬芳，却同样坚韧。她们用女性的温柔化解着军营的枯燥，用执着的坚守保障着通信线路的畅通，那些深夜里总机房亮起的灯光，那些风雪中奔波查线的身影，都成为了我们军旅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张玉琴（右）、孙杰（左）

　　（五）、别绪依依，戈壁滩上的深情送别

1974年2月的那个夜晚，格尔木的寒风格外凛冽，宋锡文科长办公室的灯光却透着温暖的光晕。当他告诉我，因发信台配电房发电机突然失火损坏，电工小高需留下采购配件维修，原本属于他的退伍名额转而给了我时，我愣了许久，巨大的惊喜像潮水般涌上心头——我终于可以退伍回家，回到日思夜想的父母身边了。我紧紧握着宋科长的手，反复说着“谢谢”，眼眶却不自觉地湿润了，那是喜悦与不舍交织的泪水。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到再过几天就能见到久别的父母、外婆和兄弟姐妹，心中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可一想到即将与慈父般的宋科长、亦师亦友的沈参谋、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又忍不住百感交集。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像一部黑白电影在脑海中反复回放：初到格尔木时被高原反应折磨的狼狈，宋科长塞在我嘴里的那颗甜到心底的水果糖，沈参谋手把手教我收发报的耐心，篮球场上战友们挥洒汗水的呐喊，电话班姑娘们清脆的笑声……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晰，那么珍贵，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

候国胜

　　消息传开后，战友们纷纷来到我的宿舍话别。候国胜拍着我的肩膀，脸上满是惋惜：“你这么年轻就退伍，太可惜了！不过回家能安排工作也挺好，以后可一定要常联系！”他拉着我聊了很久，说起我们一起在训练间隙憧憬退伍后生活的日子，说起一起在篮球场上并肩作战的时光，眼里满是不舍。潘友国、蔡银舫带来了崭新的毛巾和袜子，硬塞到我手里：“拿着，路上用，到了家记得第一时间给我们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张银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帮我整理行李，把叠好的军装一遍遍抚平，嘴里反复叮嘱：“路上注意安全，天冷了记得加衣服，到了南京转车别迷路。”那些朴实的话语，真挚的眼神，像一股暖流涌入心底，让我既温暖又酸涩。

离别的前一天，宋锡文科长特意召集了全科不值班的人员，在戈壁滩上为我、李长荣、杨照华三位退伍老兵拍了一张送别照。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昆仑山在远处巍峨矗立，像一尊沉默的见证者。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胸前的领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站在简陋的平房前，脸上努力挤出笑容，眼里却藏不住闪烁的泪光。宋科长一手搭着我的肩膀，一手拍着李长荣的后背，语气郑重地说：“到了地方好好干，不管走到哪里，你们都是530的人，都是我的兵！”这张照片，成为了我在格尔木留下的唯一纪念，也定格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和深厚的情谊，至今我仍妥善珍藏着，每当翻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沙弥漫却充满温情的戈壁滩。

通信科战友合影留念送别退伍老兵

　　我还特意找到了在指挥部当兵的滨海老乡朱晓东、孙维庆、杨宝才、郁步才，还有汽车一团的东台老乡。老乡相见本就格外亲切，更何况是离别之际。我们坐在戈壁滩上，裹紧军装抵御寒风，聊着家乡的变化，说着部队的往事，约定以后无论相隔多远，一定要想方设法聚一聚。浓浓的乡音交织着不舍的话语，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回荡，冲淡了些许离别的伤感。

张超群（左）、靳忠其参谋（右）

　　临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张银先看着我脚上那双破了个口子的大头皮鞋，二话不说就脱下自己的鞋换给了我：“这双你穿着路上走，暖和，不容易冻脚！”他的鞋比我的略大一些，却带着他身体的温度，裹在脚上，暖得让人鼻头发酸。我推脱不过，只能收下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心里暗暗想着，这份恩情，这辈子都不能忘。

当我们登上前往西宁的大客车时，宋科长、沈参谋、罗台长和其他战友们都来送行。车下，大家挥手告别，千言万语都化作了一句简单的“保重”。离别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也穿透了心扉。汽车缓缓开动，战友们的身影渐渐远去，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戈壁滩的尽头。我趴在车窗上，望着那片熟悉的土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营房，泪水再也忍不住滑落——再见了，昆仑山；再见了，格尔木；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们！我知道，这一刻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而这份战友情谊，无论相隔多远，都永远不会褪色。

张守儒

　　一路上，我和杨照华坐在客车前排，高松、姜晓荆也搭乘这辆车回家探亲。或许是为了冲淡离别的伤感，大家一路说说笑笑，聊着部队里的趣闻轶事，聊着回家后的打算。八百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半，第二天下午终于抵达西宁。在这里，我们要各自踏上回家的路。杨照华、姜晓荆、李长荣要回重庆，她们拉着我的手，热情地劝道：“跟我们一起去重庆玩玩吧，看看山城的风景，别着急回江苏，难得聚一次！”我笑着谢绝了她们的好意——我归心似箭，只想尽快回到家，见到日夜思念的家人。

我和高松一起乘火车前往西安，在西安火车站，通信站的老乡刘修龙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短暂相聚，聊了各自的近况，刘修龙还特意请我们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那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在西安服役的日子。离别时，刘修龙和高松将我送上前往南京的火车，火车开动的那一刻，高松趴在车窗上挥手喊道：“到家记得写信！以后有机会一定来西安找我！”我用力点头，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心中满是不舍。那时的我们都没想到，时隔40多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高松和姜晓荆早已成为了革命伴侣，这份意外的缘分，让我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也为他们送上深深的祝福。

邸洪涛在发报

　　（六）、岁月回响，初心不改战友情深

踏上回家的火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像一场深刻的洗礼，磨砺了我的意志，也让我收获了一生难忘的战友情谊。那些在戈壁滩上的日日夜夜，那些与战友们同甘共苦的时光，那些在风沙中坚守的岁月，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影响了我的一生。

回到家，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后，我到县安置办报了到。一个多月后，我被安置到盐城电厂工作。尽管我一心想到邮电局，干自己熟悉的报务老本行，重拾那熟悉的“滴滴答、答答滴”的电键声，但由于当年邮电局没有安置名额，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后来，张银先战友得知我的遗憾后，特意写信给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极力推荐我从事报务员工作，可惜最终还是因为名额限制未能如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摸过电键，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伴随我军旅生涯的电波声，这也成为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战友菏泽聚会

前排左起：陶宝俊、田植花、吴青荣、刘秀芹、李斌、张玉琴、郭艳芹、齐润辉。

中排左起：王建民、程凤堂、马叩长、李小康、李义生、李章群、邸宏涛、张银先。

后排左起：高松、侯国胜、靳忠其、赵春雨、张泽泉、张守儒、李友。 2018.4.18

　　退伍后的几十年里，我先后在盐城电厂、滨海电厂工作，后来又调任滨海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刑警队侦察员、治安股副股长、县政府法制局副局长、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那些在530工程指挥部养成的优良作风，那些战友们教会我的坚韧与真诚，那些在戈壁滩上锤炼出的意志品质，一直指引着我前行，让我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多次获得表彰与好评。

1988年12月份，李成曙（左）和杨正国（右）在北京景山公园前留影。

　　我常常会拿出那张在戈壁滩上拍的送别照，看着照片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思绪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遥远的青藏高原。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联系当年的战友，有些幸运地联系上了，我们相约聚会，围坐在一起，聊起当年在格尔木的岁月，聊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时光。我们一起回忆宋科长的慈父般关怀，回忆沈参谋的悉心教导，回忆篮球场上的热血沸腾，回忆雪水中找钳子的狼狈与坚强，每一次相聚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与热泪盈眶。也有些战友，自从离别后就断了联系，再也没有了消息，只能在心里默默牵挂，祝愿他们一切安好。

2025年4月份，李成曙（前排左）和陈为照战友（前排右）、辛立和战友（后排左）、丁德永战友（后排右）在一起亲切交谈。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两鬓也染上了霜华，但那段在530工程指挥部的军旅生涯，始终是我心中最难忘、最珍贵的记忆。昆仑戈壁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战友们的深情，温暖了我的一生；那段艰苦却又充满激情的岁月，那份纯粹而又深厚的战友情谊，早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指引着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无论相隔多么遥远，那段峥嵘岁月里的战友情深，永远在我心中熠熠生辉，温暖而坚定，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力量。正如昆仑山脉永远矗立在西陲大地，那段记忆，也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从未褪色。

2025年10月25号中午，原总后勤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暨管线团部分江苏省滨海籍战友聚会时合影留念。

前排从左到右:李成祥、辛立和、谢海民、曹秀刚夫妇、李成曙、朱清龙、杨宝才。

后排从左到右:朱晓东、汤达标、徐厚斋、徐广国、皋学武、潘正明、王国基、丁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