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烽火二十六，谭友林回忆新四军六支队的创建和发展。

骆驼

谭友林1941年延安

一九三八年夏，我从荆门地区到武汉向湖北省委汇报我所了解的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其间，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这时，彭雪枫同志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也来武汉开会(他当时任留守处处长)。

我们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住房也是一墙之隔。他不知从谁那里知道我在长征时是贺老总部下的一个师政委，就动员我去河南打游击，并想方设法说服我。吃饭时他和我凑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又跑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他很善于言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绘声绘色，说得我真有些动了心。一次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单刀直入地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河南打游击?”我说：“愿意当然愿意，但我说了不算数，要请示周副主席同意了才行。”他听了高兴地说：“请示周副主席，这个包在我身上了。”过了两天，他跑来对我说：“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都同意了。”就这样，我跟彭雪枫同志乘火车从汉口出发到河南确山，又从确山步行到竹沟。

八月一日，我们开始办第二期教导队。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党组织选送来的优秀青年学生，共二百多人，分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方中铎同志任队长，我任党支书，主要做政治工作。主课是抗日游击战争，其次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

九月初，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中心移向豫东，创建豫皖苏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部队沟通联络。据此，九月底，学员结业时，一部分分赴各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部分学员，其中有彭雪枫从太原带来的两个班、方中铎从临汾带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及原老八团一部分伤员，装备了由武汉领来的六挺苏造轻机枪及部分弹药被服，正式成立了彭雪枫游击支队，下辖参谋处、政治处、军需处和一、二中队，计有三百八十七人，各种枪支一百九十八支。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九月二十九日，游击支队于竹沟誓师东征，跨越平汉铁路，途经刘阁、界牌镇、上蔡县城砖桥等地，向豫东挺进。

十月八日，游击支队进抵西华县北杜岗镇，与活动在该地区的原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同志领导的豫东农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及先遣队会师。吴芝圃同志是个大知识分子，教出来的学生很多，在豫东一带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领导的游击队大约有七八百人。三支武装力量会师后，为了统一领导，奉命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我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大队长分别是张太生、滕海清和老红军冯胜。合编后，游击支队的任务是继续东进，积极打击敌伪，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从西华出发跨过黄河继续东进，于二十六日夜进至淮阳东窦楼宿营。窦楼是个小镇，我们只打算住一夜就走。第二天上午，部队正准备出发，驻扎在戴集的日军骑兵三十多人，由少尉林津率领，突然向我们袭来。这是我们会师合编以后，东进途中首次和敌遭遇。支队当即决定迎战，狠狠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扫除东进障碍。彭雪枫同志遂令直属队于窦楼南侧迅速展开，令第二大队占领马菜园、谷店等有利地形对敌实施迂回包围。张震率警卫连向敌正面进攻，利用起伏地步步进逼敌人。同时，第一大队由窦楼东南向敌右侧，第三大队由马菜园东南向敌左侧，实施迂回包围攻击。在我数面包围之下，敌人慌了阵脚，伤亡了一半，少尉林津被当场击毙，其余敌人仓皇逃命。这一仗，共毙伤敌十多人，缴获了一部分弹药和军用物资。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更加增强了豫东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由于我游击队积极打击日军、汉奸，政治影响逐步扩大，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有些进步的地方武装也来投奔我们。在杞县，有一支地方武装，下层官兵大都是当地穷苦农民，对日军烧杀掠抢深恶痛绝，要求抗日的呼声十分强烈。但大队长李寿山是个旧兵痞出身，喜欢作威作福，在抗日还是亲日问题上经常左右摇摆。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我军力量，彭雪枫同志决定派我带人去改造收编这支队伍。我带了五名干部到了李寿山部，我们首先深入下层，熟悉士兵，在吃饭、行军、操练、宿营中关怀和照顾他们，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我们经过一段调查摸底，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政治教育，还调整了李寿山等人的职务。当时，李手下有人要暗下毒手搞掉我，但是，到处都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终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将该部从杞县带到安徽的亳县，与我游击支队二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滕海清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这个时候，我游击支队已逐渐壮大，下辖一、二两个团(一团团长是张太生，政委是李耀)，一个独立营、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共计一千三百五十多人，步马枪一千零二支，短枪五十五支，轻机枪二十挺。我们二团在毫县编组以后，又奉命开赴安徽萧县。萧县驻扎着一股汉奸队伍。头子张振福是个两面派。日军来了，他们就为虎作伥，给敌人送信带路、“围剿”抗日力量。日军一走，他们又挂起抗日招牌，向老百姓索粮要饷。他们经常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当地群众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我们一进萧县，老百姓纷纷跑来向我们诉苦，要求我们消灭张振福，给萧县人民除害。

我们决心消灭这股汉奸武装，派侦察员潜人敌巢，进行了侦察。张振福部有三百多人，十多挺轻重机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有一定的战斗力，加之他们又惯于耍两面派手段，在当地杂牌部队中有一定影响。如果我们强取，正面和他交战，不一定能迅速取胜，还可能使我方招致重大伤亡。如果战斗时间一拖长，就不利于统战工作。因此，有人不赞成“吃掉”张振福。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吃掉”他的部队，我们就会失掉群众，不能威慑其他杂牌军，很难在萧县这个新地区站住脚。团党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一些同志建议利用张振福表面抗日这一点，邀请他们来联欢。因为我们刚到萧县，两支抗日部队在一起联欢是顺理成章的。在联欢的过程中，如果对方企图不良，发生意外，缴掉他们的械，将他们一网打尽。权衡利弊，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

我们在驻地东仁台，严阵以待，一切准备就绪，便向张振福发出邀请。一天下午，他果然来了，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足有四五百人(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向我们炫耀力量，花钱雇了许多人，五个大洋雇用一天)。他们也作了准备，所有武器都带在身边，子弹也都上了膛。我们夹道欢迎，看到他们擦得明光闪亮的武器，特别是那十多挺崭新的轻机枪，大家都有些“眼红”。大概是下午五时左右，联欢会正式开始，会场内警卫由张振福部担任，会议也由张振福主持，我和张都讲了话。讲话完毕，我即喊警卫员找“随军记者”给我们照相留念。其实，根本没有随军记者，我们是想借照相出其不意缴他们的械。这时，我故意安排部队排好队形，把双方部队作了调整，把机枪等主要火器全部摆在队伍前面，干部站在机枪后面。第一排是张振福的干部，第二排是我们的干部，战士则按大小个子排列。等了一会儿，警卫员跑来对我说，记者找不到。我说：“继续找，让记者赶快来，大家都等着昵!”我又对张振福说：“记者昨晚熬夜了，恐怕找地方补觉去了，一会儿准来。”随之，又令双方部队架枪，原地坐下来休息等待。

在指挥部队坐下休息时，我方部队未听清，还持枪站着。我们有个参谋是广东人，他操着家乡口音大声对部队喊：“还不架枪。”谁知敌人把“架枪”误听成了“缴枪”，顿时乱作一团。此时担任警卫的张部首先朝我的警卫员开了一枪，“砰”的一声，警卫员倒在血?白里，会场马上一片混乱。我们的干部早有准备，听到枪声，立刻抢过架在场上的张部的十多挺机关枪，一齐朝持枪的张部开火，因为子弹都上了膛，端起来就能射击，一下子就扫倒了一大片。我一个飞身，从舞台上跳了下来，落在死尸堆里，血溅了一身。我爬起来，举起左轮子，向敌人高喊：“放下武器的不杀，谁敢反抗，死在眼前。”听到喊声，敌人纷纷缴械投降。也有少数人带着武器逃出了会场，没跑多远，就被我们安排的埋伏缴了械。仅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张振福被打断了腿，躺在尸首堆里呻吟，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一仗，我们可发了“财”，缴获轻重机枪十三挺、步枪二百多支、驳壳枪五十多支、迫击炮两门，使我们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那些暗中勾结日军的杂牌军队不寒而栗，我们迅速发动群众，在萧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抗日的局面。

我们进驻永城县的书案店时，由于日军反复“清剿”，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穷困，加上敌顽的重重封锁，我们同竹沟办事处的联系也被切断了，部队经费十分困难，每天连几分钱的油盐钱都开不出，部队经常开不了灶。记得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没有办法开饭，我就把部队拉到村口，让大家唱歌。一唱歌，许多人都来围观，其中也有几个地主豪绅向我们恭维，欢迎部队进驻他们村。我一边接待他们，一边故意高声问后勤的同志：“炊事班怎么还没有赶上来?今天又要误饭了。”那些地主豪绅一听，马上迎上来说，他们负责给部队管饭。靠这个办法，我们偶尔能吃上一两顿白面馒头。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彭雪枫同志又派人到“国统区”想法募捐，结果收效甚微。鹿邑县的县长魏凤楼是个不得志的国民党军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痛恨，接近下层，同情抗日。张爱萍同志做他的统战工作，他给了我们军需上的一些援助，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眼看就要过春节了，部队缺粮少衣的燃眉之急还无法解决，我们决定卖掉十几匹战马，彭雪枫同志把他心爱的坐骑也卖掉了。彭雪枫同志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新同志一补进部队，他就给他们讲“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从“穷兵卖马”讲到隋唐时期的秦琼卖马，讲得他们乐哈哈的。后来，“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当时，部队经常吃红薯和高梁饼，大家把煮红薯叫“香肠”，把高梁饼叫“抗日饼”。彭雪枫同志还风趣地说：“高梁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时刻注意做群众工作，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当地群众非常感动，为游击支队送了一面旗子，上书“天下闻名第一军”七个大字。

一九三九年十月，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来我们游击支队传达中央在敌后普遍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接见了团以上干部。会上，他着重讲了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胡服同志的讲话，拨亮了我们心中的灯，大家都高兴地说：“有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就更有力量了o”胡服同志临走前，我送给他一件皮坎肩作为纪念。他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皮坎肩，正好!延安地方冷啊，我又送你什么作留念呢?”他翻着带来的行李，找出一件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说我年轻，穿上这个更精干、很合适，就送给我作为留念。

胡服同志走后，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没多久，豫皖苏边区抗日政权连成了一片，部队的经费也有了来源，迅速扭转了过去被动的局面。这时，我游击支队已发展到了七千多人。这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从江南来到江北指挥部。彭雪枫同志派我去江北指挥部主动找叶军长汇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并争取要一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我带了一个警卫班从蒙城出发，不到两天半就来到了江北指挥部的驻地——庐江东场池，见到了叶军长。我汇报完后，叶军长讲了四点意见。叶军长的四点指示通观全局，分析透彻，对我们游击支队的工作既有肯定，又有希望，既交代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又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十一月间，我们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此时，西华党所领导的自卫军第七路，由于反共军推进西华，无法立足，在王学武同志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根据地，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总队。以后，六支队又将萧县地区游击队和宿县独立团编为第三总队。至此，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已发展到拥有一万七千余人的游击兵团，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一团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二团团长滕海清；三团团长周时源，政委方中铎。一总队队长鲁雨亭；二总队队长王学武；三总队我先任队长兼政委，后我任政委，队长是耿蕴斋；四总队队长张爱萍。部队有追击炮十门，长短枪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多支，轻机枪一百二十九挺，重机枪十三挺，掷弹筒三具。彭雪枫带领第六支队活动在东抵津浦铁路，西依黄泛区，北枕陇海铁路，南跨涡河至淮上一带广阔的地域内。后来，六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曾改番号为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辖四、五、六旅，刘震任四旅旅长，滕海清任五旅旅长，我任六旅旅长。

一九四一年初，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在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浴血奋战在豫皖苏边区。此时我到延安参加“七大”，就离开了这个部队。

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前身是新四军游击支队，是彭雪枫将军亲手创建的一支抗日队伍。本文章编辑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时期，下部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时期及战斗序列。

一，新四军游击支队时期

1938年5月，徐州失守。6月，河南省会开封沦陷。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敌西进，竟不顾人民死活，炸开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东、皖北44县，2.3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90万人葬身于滔滔洪水之中。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造成空前悲剧。加之日伪烧杀，土匪蜂起，更使豫东、皖北的人民沉沦于灾难深渊里。

早在徐州失守之前，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即预见到华中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一面命令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一面积极编组新四军，并命令新四军各部，利用目前之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到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为挽救华中危局，加强河南省委领导，积极准备开展华中与河南敌后游击战争

9月，当时豫皖苏地区共二十四个县（豫东十三个，皖北八个，苏北三个）是华北、华中我军联系的纽带之一，是我军发展华中敌后抗战，向东挺进苏北，向西连接中原的前进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发出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也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豫皖苏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据此，在军政教导大队第2期结业后，竹沟部队即行重新编组。

9月29日，经党中央批准，在河南省委部署下，由彭雪枫同志动员组成了一个大队。下辖参谋、政治、军需各处和一、二中队，共373人，携带机枪6挺，长短枪190支，从竹沟出发，踏上了进军豫东敌后的征程。为取得合法地位（因国共双方协议规定陇海线以南是新四军游击区），便用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

10月，从竹沟出发的东征部队，踏上了东进敌后抗日的征途。部队经跨越平汉铁路经刘阁、界牌镇、上蔡县城、砖桥等地，向东挺进。8日，游击支队进抵西华县北杜岗镇，与吴芝圃同志领导的豫东游击支队及先期由竹沟出发的肖望东大队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全支队编为直属队和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张太生，二大队长滕海清，三大队长冯长法，一千零二十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同时成立了支队党的军政委员会。支队整编后经过短时间的整训，从袁堆集渡新黄河继续东进。

25日越淮太公路，26日到达敌占区淮阳以东窦楼。27日上午，淮阳戴集日伪军三十多人突然袭来，支队在彭雪枫指挥下，迅速撤出寨子向敌迎击，经过半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日寇留下西村律少尉以下十余名尸体逃窜，取得了东进首战胜利。首战突袭告捷，新四军打鬼子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豫东，支队政治影响随即传开。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支队乘胜前进鹿邑县境。28日，游击支队进驻该县大刘庄一带，在此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

11月中旬，游击支队由鹿邑县的施营出发远征睢杞太地区。在各级干部模范行动鼓舞下，部队接连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摆脱敌人追击，胜利到达睢杞太边界的砖角楼。于此，支队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另一方面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与消灭汉奸武装，帮助地方政府推行政令。“在睢杞太边界几次战斗中：睢县西陵寺之役，击溃汉奸马培善；杞县后李庄、唐郭楼之役，两度进击汉奸胡祥生；杞县陈寨之战，击溃者匪彭玉宝；杞县宋庄之战，生擒汉奸队长刘子坚，将其全部消灭”。

接着游击支队又南下淮阳，战黄集，袭戴集，摧毁伪 “良民” 区部，活捉伪军队长，这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群众，使游击支队声威大振。但由于当时敌强我弱，加上这地区距开封太近，不宜久留。支队 “速战速决” 后，于12月间来到豫皖交界的白马驿。在此，部队进行了十多天的休整。“这时，党中央从延安给支队派近百名干部来到白马驿”。同时，杞县地方武装李寿山部 600 人枪，下层官兵都是贫苦农民，抗日呼声十分强烈。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司令员派谭友林等同志前去该部，通过调查了解，耐心工作，终于将这支部队带到安徽的亳县，与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

新四军游击支队组成情况的报告 ；彭雪枫（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兹将我们直接领导部队及我们有关系的部队人员、武器报告如下：

一、我们直接所领导之部队，根据周、博、叶指示，定名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现有第一团之一、二、三营及第二团一个营，直属队：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军需处、电台、特务连、侦察连附骑兵一排、随营学校。各团暂不设团部，归支队直接指挥。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即原在一军团工作），政委由彭雪枫兼。人员一千七百三十五，步马枪一千零二十，短枪九十，手提花机关枪十支，轻机枪十七挺，重机枪十七挺，但重机枪占五分之二余均土造。子弹缺乏，平均每枪二十至三十发。现活动于太康、淮阳、柘城间，主力在鹿邑，拟稍予整理，度过新年即东进皖北。

二、第八团队现分一、二、三营，教导队。人员一千五百，步枪一千二百，轻机枪二十四挺，重机枪十八挺，迫击炮两门，活动于安徽之合肥、无为、巢县、含山间。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参谋长赵启民，政治主任徐祥亨。

三、竹沟后方人员五百，步枪约三百支，轻机枪三挺，现由省委直接指挥以来，番号我们拟编为支队的名义。

四、杞县此次我们留下一个游击队，人枪百余，活动于睢、杞、陈留。

五、西华胡晓初部（已经半公开党领导的武装）五个大队，人员一千五百，步枪略同，轻机枪六挺，现在西华。

六、西华东渡部队两个大队，人员一千二百，枪九百，由李耀（党校学生）指挥（原邹竖），现配合我之行动于太淮地域。

1939年元旦以后，支队长滕海清率二团袭击芦家庙。二团在商丘县大队孙步青大队（均是国民党地方武装）配合下。痛歼伪军一个大队五百余人，生擒伪司令部参谋长宿学善以下百余人，粉碎了敌人会攻亳县的计划。战斗后，彭雪枫率游击支队一部，经亳南向豫皖苏边区的永城进发。从1月25日起，先后在永城刘集、高庄集、姜庄进行连续战斗，消灭汉奸著匪黄殿雨、黄殿臣、周德新各一部，生擒伪旅长李颜良以下官兵百余人。接着调头攻打永城东南古城寺。这些战斗的胜利，迅速打开亳东、永东、宿西局面。1月底，支队主力和司令部机关进驻到永南的书案店。不久，伪军王福来率部来犯，被支队阻于双桥，大部遭到歼灭后溃逃。自此，永南伪组织相继瓦解。伪军困守孤城，再不敢轻举妄动。

2月上旬，为配合杨得志旅南下，支队决定由吴芝圃率领游击支队一部再征睢杞太。在接连战斗胜利中，部队得到了迅速扩大，随即建立了第三团，团长周时元，政委方中铎。睢县地方抗日武装李光居部，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率部东进白马驿，要求参加新四游击支队，被编为第一团第二营。

1939年2月，彭雪枫就部队现状及今后发展的建议再发报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甲、我们游击支队一月份人员、武装统计如下：

（一）人员三千四百一十二人外，有随我行动之游击队五百余人。

（二）步马枪二千三百二十一支。

（三）短枪一百六十二支。

（四）轻机枪三十挺。

（五）重机枪一挺。

（六）手花机关枪九支。

（七）马匹一百五十四匹。

乙、编制：第一、第二团及西华东进支队，共六个营，另外直属独立营，直属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随营学校附干部教导队、留守处（附修械所）。

丙、营及营以上军政干部十分之九为老干部，营以下为抗大学生与地方干部，一般经验缺乏，尤其是下层干部作战经验缺乏。

3月上旬，二团奉命东进肖宿。“当时，肖县驻扎一股汉奸队伍，头子张福振是个两面派。日寇来了，他们为虎作伥，给敌人送呈情报。‘围剿’抗日力量；日寇走了，他们又挂起抗日招牌，向老百姓索要粮饷。当地群众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二团决心消灭这股武装。15日下午，二团在东仁台设下埋伏，用请客的办法，消灭了这股反动武装。张福振被当场击毙。“这一仗缴获轻重机枪十三挺，步枪二百多支，驳壳枪五十多支，迫击炮两门”。使二团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肖县站稳了脚跟。

春，活跃在津浦路东之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抗日人民义勇队孙象涵部，编入苏鲁豫支队（即后来9旅25团的前身）。

5月份，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游击支队应派干部开展泗县、灵璧、五河地区的指示，张爱萍同志亲率部分干部越过津浦路到皖东北地区，配合当地党组织及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等兄弟部队积极活动，开辟了皖东北新区。在这个时期里，渡过了灾荒，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英勇奋战，开辟新区。在敌后的广大区域里，打击敌伪，拔除据点，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扩大了部队，加强了部队战斗力。

6月，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地区，向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之宿县、蒙城、凤台地区发展。经过了一连串的战斗和积极开展了当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后，打开了宿（县）、蒙（城）、怀（远）地区的局面，开拓了新区，并在河溜、龙亢一带建立起缉私机构，解决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下旬，永城地方抗日武装鲁雨亭所部966人，在我党团结争取下接受我党领导。遂将其编为第一总队，任鲁雨亭为总队长，孔石泉为政委。

8月下旬，支队主力在开辟宿县、蒙城、怀远、凤台地区后，挥师返回涡北。

9月，在涡阳县曹市集召开了首次党代会。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研究了今后的战斗任务。选举谭友林为出席七大代表，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9月3日胜利结束。当月彭雪枫关于新四军游击支队实力及活动区域报告中央如图。

10月，游击支队在新兴集召开出征周年纪念大会，“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作了《斗争一年》的总结；副司令员吴芝圃作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的讲话；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作了《斗争一年中的政治工作》的总结；参谋长张震作了《周年回忆》的军事斗争总结；10月上旬，中原局批准成立豫皖苏边区党委，从而加强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此时，支队将党领导的胡晓初、侯香山西华部队等七路军改编第二总队，下辖两个团。肖县、宿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第三总队（耿蕴斋为总队长），下辖两个团。这时，全支队已有三个主力团，六个简编团，连同地方武装共一万三千余人，豫皖苏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

东征九个月，进行比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小的战斗则不计其数，缴获步枪一千二百一十五枝，驳壳枪六十四枝，手枪二十七枝，轻机枪十九挺，重机枪一挺，冲锋机枪二枝，花机关七支，迫击炮三门，步枪子弹一万八千四百四十六发，炮弹九十八发，炸弹九十六个，骡马一百四十五匹，自行车二十三辆，俘虏一千一百六十五名，毙敌七百余名，毁汽车十辆，汽船一艘。

我牺牲营长耿进才，副营长陈光勋、参谋戴光根、政治指导员康干定、冯大忠，排长以下伤亡共二百余名。

12月，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由向明、明晓初率领到达豫皖苏边区，被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总队，从而壮大了我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