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之旅

王feel

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有据可证，一万年的文化史光辉灿烂，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生生不息。

站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红土地上，我们追寻华夏祖先的足迹，探索中华文明的血脉。

阐释生命演化，人类活动身影最早在这里出现；探寻文明厚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在这里实证。

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各族儿女与我国其他各民族一道，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相互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近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26个世居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唱响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云南欢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意气风发，共同谱写了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在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多次演绎出地质和生命进化的最关键和精彩的篇章：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发生在云南澄江，具有健全神经系统、最原始的脊髓和发达新陈代谢系统的云南虫等200多种动植物，揭示着今天高级生物乃至人类的初始痕迹；最早的陆生维管植物也爆发在云南：文山优美始叶蕨是最早的有叶植物，曲靖胜峰工蕨则是地球第一株有根植物；云南是鱼类祖先的起源和繁衍地：从海口鱼、曙鱼到梦幻鬼鱼，鱼类进化几乎所有关键种类的代表都曾出现在滇东；云南还是生命灭绝和复苏规律的揭秘地：罗平海洋爬行动物群不仅非常丰富，还为探索二叠纪生物大绝灭后的迅速复苏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云南省地质图：七彩云南名副其实

云南紧接地球之巅青藏高原的东缘，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从很早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各类文化就从这里南来北往、东突西进，并在这片高原之地留下了无数的遗迹。同时，云南独特的地貌，也往往成为文化分割的地理单元。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各考古发现大多证明，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早期格局从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

新石器时代是以发明农业、制陶术和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时代，其遗址几乎遍布云南所有市县。从遗址的自然环境来看，云南新石器遗址可分为河湖台地、贝丘遗址和洞穴遗址三类。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又可分为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澜沧江中游地区和滇西北地区等类型。

鸡形陶壶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陶器。

骨镯是一种脱离了生产劳作，在人们的审美和原始宗教信仰领域扮演重要作用的器物。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山区半山区占据了主要面积，坝子（平原）面积仅占6%，众多的湖泊像一颗颗宝石散布其中。湖畔平地，山间坝子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着多样不同的文化。考古发掘证明，30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

战国末至东汉初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以"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东等地，青铜器在社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干姿百态。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卓越的创造力，铸造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他们采用独特的失蜡法，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云南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华章。

青铜时代（Bronze Age），这一概念最初由丹麦考古学家 G•J•Thomesen提出。他在1816年将藏品按制作材料做了分类：石器、青铜器、铁器三部分。分别对应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他所指的青铜时代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工具的时代”

我国考古学所使用的青铜时代的概念，主要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定义青铜时代为“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云南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当青铜器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之际，时间已经到了春秋时期。云南青铜时代高潮期是在战国末至东汉初，以滇池盆地的“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地百花齐放，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后，铁器、牛耕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逐渐在云南普及开来。东汉初年，云南青铜时代逐渐结束。它始于公元前6世纪，终于公元前后，总计存在600多年。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现已经超过76个县160多个地点发现了青铜器，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10000件。总体看来，云南青铜器无论数量、质量、影响力，都以滇中地区为核心，呈现出一种向四周辐射的分布状态。这与史籍中对“西南夷”以及“滇国”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据最新研究，云南青铜文化于夏商之际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成熟，西汉时期到达了最高峰，后随着汉文化的“大一统”，逐渐没落，在东汉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漫长的期间，按照云南青铜文化的地域范围以及青铜文化遗址类型，大概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区系：

1、滇西北地区；2、滇西地区；3、滇中地区；4、滇东、滇东北地区；5、滇南、滇东南地区。滇西北地区接近川藏，与该地流行的氏羌游牧文化相似；滇西地区早期遗址较多，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滇中地区是公认的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代表；滇东、滇东北处于云、贵、川三省交界，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滇南、滇东南地区不仅受到滇中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且因与越南靠近，两者文化共性较多。

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德钦、永胜等地发现的双环首青铜短剑，是典型的北方青铜器，被称为“鄂尔多斯式“或”中国北方青铜短剑”。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自商代中晚期至东汉末年以匈奴系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质遗存。它广布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对中原及广袤的欧亚草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鄂尔多斯青铜器最具有特征的是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云南类似“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不少，滇西、滇中地区尤其多见。

铜秃鹫.战国

该器物高 4.5，宽6厘米，采自德钦县石底，造型为一展翅飞翔的秃鹫，长喙大眼，翅膀、尾部的羽毛都刻画得很仔细，显示出滇西北地区古代民族对秃鹫的熟稔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巧。秃鹫的双爪被省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上圆下尖的锥体，腹部有穿孔，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杖头。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权杖头存在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向西沿地中海沿岸进入埃及，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经由中亚进入新疆，最终通过河西走廊进入甘青地区。新石器晚期，居住在我国西北甘青地区的氐羌族群就已经南下到达四川东南、滇西北、滇西，甚至一度进入到云南楚雄。这件铜秃鹫杖头应是滇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铸造的。

滇西是云南青铜文化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地理情况差异极大，高山峡谷之间不同的民族相互错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众多，形成了多样而复杂的文化面貌。滇西青铜文化的发展，在土著民族的基础上，明显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滇西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昆明人“活动中心，这与本地区横断山脉这一南北民族文化交往的历史走廊的存在有着重要的联系。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主要集中在今曲靖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土墩墓为主，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最具代表性。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地区属于与滇有亲属关系的古代“劳浸、靡莫”等民族所居，文化面貌上与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又具有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因为地缘上与黔西接近，两者的青铜文化也具有一致性，也有学者认为该地就是古夜郎国属地。

滇东北地区是且兰、牂牁等古代民族的分布区域。目前关于青铜文化的考古材料主要集中于昭通坝子。滇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部分是承接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未流而来，另一部分则明显受到了黔西、川西南乃至于巴蜀文化的影响，在最后的发展阶段则明显受到了石寨山文化的影响，整个昭鲁盆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

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发现不多，其文化面貌与滇中滇池地区颇有相似之处，可能与两者相似的地理环境、相同的民族分布有关。红河，古称“濮水”，是因其两岸居住濮人而得名。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与战国西汉时期的濮、僚、鸠僚等古代民族有密切联系。滇南地区青铜器以不对称形铜钺、羊角钮钟尤具特色。

铜鼓 西汉

三支俑铜灯．西汉

该器高42厘米，出土于个旧市黑蚂井，状为一裸体男俑跪坐，双手平伸，头顶、双于各有一灯盘。该俑灯分四部分范铸后再拼合而成，手臂、头部均可与躯干分离，拼缝整齐，造型准确，线条流畅。在范铸的基础上，男俑的眉毛、短髭须，还用线刻手段加以细致刻画，脐部也有线刻的斜带交叉为饰。男俑表情恭谨严肃，大眼阔鼻，神态古拙，饶有“胡风”，头部缠绕一圈丝带，在额前结成竖立小髻。俑灯虽是汉式题材，但跪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是汉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得较好的产物。

虽然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划分中带有不同地域特点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影响，但这些不同的青铜文化区系基本上都能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它主要文化特征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从时间来看，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晚熟早天的区域性青铜文化。晚熟，是指它的成熟时间较之中原地区相对滞后。在中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之际，它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早天，是指它正处在发展的巅峰时，因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政策，迅速地被汉文化所替代。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在战国末期，楚人庄跡率领部队来到滇池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因为秦国的军队阻断了归途，庄跃就留了下来，改变服饰，遵照当地习俗，成为了一代滇王。庄跡王滇之事，还有许多谜团，不过滇国崛起在战国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

鎏金骑士贮贝器 西汉

铜孔雀 西汉

铜鹿 西汉

骑士猎鹿铜扣饰 西汉

不对称铜钺

不对称铜钺又被称为“足形斧”、”靴形斧"，它在东南亚和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都一度盛行，国内主要集中出土在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国外越南、缅甸、印尼等地也有发现，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一西汉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图像表明，不对称斧钺常常用来作为“干戚舞”之“戚”一一青铜器上头戴羽毛的人物手持盾牌、銅钺而舞，它从实用性的斧钺分化而来，是古人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一种“道具”。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 西汉

铜鼓 春秋

战争场面铜贮贝器盖 西汉

牛虎铜案 战国

铜鱼仗头 西汉

鎏金铜鸳鸯 西汉

铜牛 西汉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题材选择上存在相似性。但就具体器物而言，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滇国动物搏斗扣饰善于表现动物争斗中的悲剧气氛，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程式化、夸张化的风格大相径庭，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例如在“虎牛搏斗扣饰”中，本该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它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象的联想。

四人一牛铜戈 西汉

金剑鞘 西汉

滇王铜编钟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早期一般是由3 枚组合成，春秋末到战国编钟数目逐渐增多至9枚一组或 13 枚一组。云南出土的编钟与中原地区编钟组合以奇数为主不同，多为偶数，6枚一组。本柜展出的编钟出自石寨山 6号墓，是一代滇王所有。

滇王编钟一组六枚，附钟座一对，编钟上丰下杀，钟体断面呈椭圆形状，半环形绳纹钮。钟面两侧各铸四龙，两两相对，一拖尾，一卷尾。龙均为两足，三趾，有一足距，长耳，无角，圆睛，颊旁有髭须状物，龙身饰以条纹、点纹，近唇边一周装饰有卷云纹。

牛头铜扣饰 西汉

圆形鎏金镶石猴边铜扣饰 西汉

鹈鹕衔鱼铜扣饰 西汉

动物搏斗铜贮贝器 西汉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滇青铜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的使用和宗教、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与祭祀活动是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滇人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内容，中国古代一些重大礼仪在滇人的宗教活动中都得到详尽的展示，令人叹观止，这是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延伸的自然结果。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 西汉

铜房子模型扣饰 西汉

长方形镶石铜扣饰 西汉

滇人是爱美的民族，且善于打扮，男性最常见的为圆髻发型，先以丝、麻或棉质发带束发于头顶，然后打结成髻，状似击鼓之木锤，史称“魋髻”。妇女的发型变化较多，有的梳“椎髻”，其他还有“银锭髻””马鞍髻”、等，也有的自由垂放背上，不加梳理，别具风情，还有的挽成螺旋形状，盘在头顶正中，也有的束于颈侧，或者结于脑后等，种种不一。

持伞男铜俑 西汉

持伞女铜俑 西汉

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西汉

该器长 14，宽5.4厘米，背面有“L”形扣，出土于晋宁石寨山，表现的是两只豹子与一头野猪的生死搏斗场面。以往研究认为早在春秋时期，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就出土了“鎏金器物”，但通过现代科技分析，万家坝出土器物的“鎏金”是因为表面有一层铜锡合金的小箔片覆盖形成的。这件“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上真正采用了鎏金工艺。

古代的鎏金技术是用“金汞齐”—先将黄金打成薄片并剪碎放入水银中加热到 400°C使黄金熔化，冷却成“金泥”，然后均匀的涂抹到器物表面，边烘烤边捶打，水银蒸发后黄金就附着在器表上，最后用玛瑙压子压磨，使金粒空隙减少，器物光亮如新。

滇人头插发簪、耳佩玉制或铜制的耳环，颈戴珠串，全身上下佩戴着用金、铜、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不同质材制成的臂钏、手镯、扣饰，富丽华贵，高雅大方。身穿的条纹对襟长衫之上，还以挑花刺绣的方式在上面绣出各种不同的几何纹、动物纹作装饰，生动自然。滇青铜文化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金、玉、玛瑙、青铜饰品，反映了”滇国”的富有，折射出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立牛铜伞盖 战国

七牛铜贮贝器 战国

四牛铜线盒 战国

铜刷形器 战国

滇人的生活多姿多彩，他们能歌善舞，善于使用各种乐器，如铜鼓、錞于、编钟、铃、箫、葫芦笙、葫芦丝等。在欢庆的节日，他们敲击铜鼓，载歌载舞，用音乐、歌声、舞蹈来表达他们的欢悦。“滇国“音乐以打击乐器为主，管乐器为辅。滇人的舞蹈可分为徒手舞与执道具舞两种。徒手舞动作规范，具有强烈的节奏感。执道具舞或手执羽旌及匏笙而舞，蕴含庆祝胜利的意味；或手执盾牌、斧头而舞，具有战前激励士气的作用。

圆形镶石舞人铜扣饰 战国

圆锥形铜器盖 西汉

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 西汉

立牛铜葫芦笙 战国

铜葫芦笙 西汉

六牛铜枕 战国

东汉至初唐的七百余年，中原政局动荡、朝代更替频繁。混乱引发了人口流动的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七百年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政治上，各种地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民族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又有民族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本士的首领“夷帅”与较早进入云南的汉族“豪民”在相互的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势力——南中大姓；在文化上，盛极一时的滇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导致了青铜文化的没落，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的是汉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渗透。在南中地区，汉文化的浸润不仅催生了滇南碑刻文化的神来之笔，也改变了云南“墓而不坟”的丧葬习俗；但汉文化的春风很难普及到被群山分隔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中，在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还是保持了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使云南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缓慢前进，为多民族云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无形中也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式发展步伐。

云南地处边陲，一直被视为游离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化外之地”。西汉时期，随着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周边许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地区被纳入了汉帝国版图之内。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使云南正式进入了中央王朝的视野。东汉对云南的经营不断加强。东汉灭亡以后，中原地区陷入分裂动荡之中，由于战争和避难，大量汉族迁入云南。

以农耕为传统的汉族大量南迁，他们不是“入乡随俗”，而是把内地先进的整套生产、生活方式都带到了云南，从而在云南建设了较为发达的农业和颇具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铁器的普及、牛耕的推广和水田的开发，使云南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私有土地、贡赋关系也随之出现。云南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动。

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汉文化的普及程度在地区之间仍有很大差异。曲靖、昭通等受南中大姓直接统治的地区，汉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甚至形成了汉夷联姻的“百世遑耶”。但在比较边远的山区，汉文化很难在被群山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间普及，很多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滇人创造的青铜时代的辉煌因汉文化的南传落幕了，在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上的人们已经迈入了更先进的铁器时代，但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并发展着，甚至形成了在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如哀牢和钩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不均衡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持。

历史前行，随着唐朝的崛起，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又开始加强，盛极一时的南中大姓也逐渐走向衰落，到唐朝中叶，随着南诏政权的崛起，云南又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南中大姓的衰亡，滇西的大理地区逐渐走到云南历史舞台的中心。初唐时期，大理地区出现了以六诏为代表的地方部族。所谓“诏”，意即“王”。其中最南面的蒙舍诏，在唐的支持下于公元738年最终统一六诏，建立南话。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南诏灭亡。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南诏、大理国在历史上存在了近500年，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交流日益深入，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这里成为了一个妙香佛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独特而绚丽的一章。

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宋 大理国

南诏、大理国以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为国教，佛教对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南诏时期普建寺塔弘扬佛法，大理国王更是“岁岁建寺，铸佛万尊”。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佛，南诏、大理国佛教盛于天下，被称为“妙香佛国”。

密宗又称 秘密大乘佛教、密教、金刚乘、真言宗等，是佛教一个古老的支派，大约兴起于印度笈多王朝后期，相传由大日如来亲传给金刚总持，金刚萨陲传龙树，龙树传金刚智，由金刚智传到中原。一般认为，密教成为独立的派别应在7世纪中叶《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形成以后，以那烂陀寺、欧丹多富梨寺、超戒寺等寺院为中心，兴盛一时。密宗注重导师的作用和秘密的仪式，修法之际，建筑坛场（曼茶罗），以咒语（语密）、手印（身密）和观想（意密）三密的修行求取正果。

大理国 铜鎏金五股金刚杵 宋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灭大理国。公元1276年，赛典赤．赡思丁奉元世祖之命建立云南行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移至昆明。元统治者对军事体制的管理、对农业发展的鼓励、对生产技术的引进、对商业交往的加强、对儒学科举的弘昌，稳定了元在云南的统治。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征讨云南，次年攻克大理，将云南纳入明朝版图。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云南布政使司，建立云南各级行政机构和军事系统，健全完善土司制度与羁縻政策。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极大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入滇，改明代布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清王朝一改前朝的庄田和军屯制度，在边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经过200多年在云南的经营和管理，逐步形成了现代云南的格局和多元民族的特征。

金镶红蓝宝石冠 明

金莲花冠 明

壮族鱼鼓

银制品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习俗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银在一些民族观念中是光明、纯洁、吉祥的象征，具有驱魔避邪、保平安的功能。用银饰打扮自己，成为众多少数民族的审美特色。

云南的傣、苗、彝、白、景颇等民族，普遍喜好用银制作成头饰、冠饰、肩饰、胸饰。姑娘们在婚礼或参加节日庆典时，都会从头到脚精心佩戴各种银饰，以示富足和美丽。

銀缧丝松鹤纹盖罐

银镀金凤衔珠头饰 清末

聂耳的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