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年味

琪

　　小年已过，除夕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

看着我家先生像忙碌的小松鼠似的，每天下班途中买买买，从春联，到各种水果，糖果、干果、山楂条，调味品等，昨天还带回来两款不同的麻糖。我从老家买的西瓜籽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被填满。

可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再也吃不出小时候记忆里年味。

　　记忆里，乡下过年最是热闹。进入腊月，就开启了过年模式，标志就是集市越来越热闹，东西的品种越来越多，越是接近除夕，越是盛况空前。人人脸上漾着红光，手里忙着，嘴里念着，连空气都蒸腾着热乎乎的期盼。

　　小时候的记忆里，除夕的戏码，是从年三十午后开场的。那时节的较量，是带着烟火气的：谁家的年夜饭摆得早，谁家的鞭炮炸得响、响得久。胆大的人家，甚至能弄来一两声地动山摇的“雷子”。为此，谁家的柴禾垛不慎着了，惹来一阵笑骂与忙乱的扑救，也成了年年上演的意外插曲。

　　我家却不常加入这番竞赛，大半因着母亲实在的性子。她总想把菜肴准备得尽善尽美，七个碟子八个碗，一样也马虎不得，开席的时辰自然就晚了。再者，嫁在本村的二姐，总爱在饭前溜回娘家搭把手（老家规矩，出嫁的女儿不得在娘家吃年夜饭）。至于放炮，母亲总惦着院里的那群鸡，怕它们被鞭炮声惊扰。父亲便随了母亲的意思，通常选一挂中不溜的鞭炮，天擦黑时点燃，在噼啪声中接岁。

　　那时，孩子们的年，要从初一破晓才算真正开始。天还青灰着，我们就挨门串户去拜年，比谁的新衣鲜亮，谁兜里的糖果稀罕。那时我常有些尴尬——村里多是同族，论起辈分来，我家竟是高的。常有胡子花白的长者，见了面，也须恭恭敬敬唤我一声“小姑姑”。老规矩是，只许小的给老的拜年。弟弟便机灵，混在人群里四处作揖，邻居们便将那些不便塞给我们的好东西，尽数揣进他的口袋。

　　后来，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到了不同的城市。高楼间的天空被分割得方正，却盛不下昔日一缕自由的炊烟。连那喧腾的爆竹声，也终于在岁月的嬗变与城市的规训中，沉寂了下去，成了梦里一声遥远的脆响。

再后来，世界像被按下了快进键。物质丰盈得像要溢出来，祝福却在屏幕间穿梭，失了原有的温度。我们各自成家，开枝散叶，生命的根系越扎越深，也越伸越远。父亲走后，母亲年近九十，再也掌不动那口热闹的锅。如今，她在儿女家轮流过年，一大家人想要齐齐整整围坐一桌，竟成了需要精心计算日程的难得之事。

　　于是渐渐懂得，年的味道，原是一场复杂的沉淀。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一双粗糙的手为你操办出的丰盛；是乡土人情中，那些略显笨拙却热气腾腾的牵挂；是仪式感的重量，压住了时间匆忙的脚步。

当团聚从一种必然变成一种期许，当年夜饭从一场盛宴变成一桌牵挂，当年从外在的热闹走向内心的观照——我们终于与记忆里那个浓烈而具体的“年”达成了和解。

　　见或不见，聚或不聚，只要血脉深处那盏灯还暖着，只要想起彼此，心头还能泛起一阵柔软的褶皱——这年，便不曾真正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更为沉静的方式，在生命的长河里默默流淌。

又一年，我们各自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