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上）鞠躬尽瘁六十年，忆心源同志，时少清

进勇

写在前边的话

　　杜秀文是杜心源伯伯的么女儿，我们既是血脉相连的山西二代，亦是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份情谊格外深厚。

　　2018年3月7日，她将一本《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赠予我。这本书字字镌刻着杜老的生平事迹，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于我而言意义非凡。

　　自收到书那日起，我便萌生了将其制作成美篇的念头，盼着能让更多人读到这些文字，触摸那段被时光珍藏的历史。可世事繁杂，终日忙碌，这份心愿竟一拖再拖，转眼已近八个春秋。

　　好在，好文章从不怕晚。无论时隔多久，只要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字被看见、被品读，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岁月里的坚守与奉献，便不算辜负。

　　从今日起，我将每日分享一篇书中内容，与你一同走进杜老的故事，回望那段难忘的历史。

上卷

心中的丰碑·缅怀篇

　　这部分收集了先后发表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以及编辑出版本书时所征集的深切缅怀心源同志的文章诗词共四十九篇。

　　回忆者们以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个个亲历片断，为我们再现了一位信仰坚定、作风民主、工作勤奋、业绩彰显、为官清廉、待人厚道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六十年

忆心源同志

时少清

　　心源同志离开我们一年零四个月了，一提起来就感到万分悲痛，他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老前辈，在晋绥就是我们的老领导。心源同志住院期间我看望了他数次。山西省社科院四五位同志来成都，为撰写晋绥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教育史》收集资料，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又去看望他，当时他在病房和我谈笑风生，很关心《教育史》编撰的进展情况，看起来状况良好，我感到非常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医院看望他，医院门卫说杜书记已经去世三天了。顿时好像晴空一声霹雳，炸得我全身像触电一样，坐在医院传达室半个多钟头以后，才缓过气来，怀着悲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医院。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到1928年，蒋介石、阎锡山等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血腥镇压，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国共产党员二万六千多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祖国大地，党内一部分人有的自动脱党了，有的登报声明退党了，有的叛变了，全国仅有的六万党员减少到一万多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共产党什么时候才能有强大的军队？什么时候才能夺取政权？什么时候才能打垮蒋介石？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最后胜利？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危险而困难的情况下，心源同志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不是革命形势大势所趋，更不是今天入党，明天就可以当官，而是要提着脑袋、冒着生命危险。心源同志参加共产党的历史背景，就和徐特立同志一样。毛主席说大革命失败后好些共产党员逃跑了，投降了，叛变不干了，徐特立恰恰在这时参加了共产党。心源同志也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困境下参加共产党的，这是值得广大党员甚至全党学习的。

　　心源同志入党后，在北师大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由北师大毕业后回到山西，在成成中学任教，并以此社会职业掩护搞党的地下工作。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下，心源同志搞地下工作就像在虎口里过日子一样，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他当时是山西著名的左翼教师，培养了不少革命领导骨干，如后来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锋同志，原西昌地委书记杨兴同志，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龚子荣同志等。心源同志和其他党员一道把成成中学建设成为党的一个坚强的地下堡垒，而且还在五台县阎锡山老家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七七”事变后，成成中学就成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北方局和山西省工委所在地。太原失守后，在刘墉如同志、心源同志等领导下，成成中学成立了师生抗日游击队，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

　　1940年春，心源同志从延安来到晋西北边区工作，在抗战学院任教。当时抗战学院有三个队：一个是民运队，训练群众工作干部；一个是教育队，训练文教工作干部；一个是行政队，训练各县的政府科长和区长。当时我在岚县担任区长，也被派到抗战学院学习。心源同志给我们讲社会科学概论。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学问，知识丰富，又有专门从事教学的经验，教学效果很好。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非常形象化，并且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很容易听懂，因此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心源同志讲课总是满怀激情，很有鼓动性和艺术性，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心源同志还把在延安的见闻讲给同学们听，他说延安不仅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中心，也是培养进步青年和干部的大摇篮，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抗大、鲁艺、边区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女大等学校，就连娃娃们都有保育院。同学们听得入神，都感到学习收获很大，进一步增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心源同志平易近人，对同学们有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心教育、耐心启发，不厌其烦地给同学们解答难题，一直达到教会学懂为止，对同学们从不训斥，得到全体同学的好评

　　心源同志在抗战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遍布晋西北各地，而且许多后来成为不同岗位的领导骨干。

　　晋西北新政权成立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晋西北的教育基础异常薄弱，行政干部奇缺，加之战争的摧残，教员无几，经费无着。同时有些人认为战时打仗是第一位的，教育应该为战争让路。1940年5月取消了专署、县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使行署的领导与基层脱节，教育工作陷于停顿自流。面对这样的波折，经心源同志积极地提议，得到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的支持，在1940年9月行署行政会议上，批判了不重视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确定了健全新政权、开展生产建设和加强教育工作三大中心工作。10月，行署政务会议决定心源同志任行署教育处处长，此次会议后，晋西北教育行政机构才开始稳定下来。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和基础如此薄弱的地区开展教育工作，是异常困难的，心源同志费了不少心血。心源同志按照晋西北区党委和行署的指示和行署行政会议的决定，吸取了前段时间工作的优点，妥善地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建立了必要的会议制度、检查监督制度和报告制度；进行了组织整顿，培养了各级教育行政干部队伍的骨干；着手恢复抗战前的小学校，新建中等学校等等。历时十个月，心源同志逐步理顺了无序的局面，创造性地打开了新政权教育工作的良好局面，晋西北根据地教育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1941年5月1日，行署又先后颁布了《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学法》《小学法》《社会教育任用及待遇条例》《管理教育基金暂行办法》以及《文化工作者待遇办法》等一系列文教法令，以法律法规保证了教育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些法令是心源同志与相关部门同志一条一款制定出来的

　　教育处用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确保了中小学的教育基金得以为抗战教育之所用。此后晋西北类似取消战时教育工作及反对中小学教育正规化的主张再没有出现，这与心源同志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心源同志任教育处长后，特别重视对教育法令、政策以及区党委行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的学习理解、贯彻执行。心源同志说这些指示政策和法令都说明了战时的教育工作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他常常引证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所说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一精辟见解，教育大家。他坚持认为，越是文化落后的地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就较低，越是需要大力进行形势教育、民族气节教育、文化教育；文化落后的地区，干部的来源与干部的提高也更困难，这就更需要下最大的决心，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坚持长期进行教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心源同志任教育处长期间，很强调战时教育要结合战时的实际情况，并坚持不但要有比较集中、正规的中小学，而且要有分散、非正规的村小、读报组、认字组；不但要有新内容的民办小学校，而且要利用、改造旧私塾和私人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方针。因此晋西北的教育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教育与宣传抗战相结合。当时的教学方针贯穿了一个总精神，就是一切围绕抗战。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学生的语文、算术、地理、自然等课文都贯穿着爱国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除各类学校抓抗日教学外，各村都设立了儿童组织，配合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开展锄奸活动，在街头巷尾书写抗日标语，办墙报黑板报，利用广播控诉日寇的暴行，宣讲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帮助军烈属担水砍柴。大部分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每年春节、“五一”等节日都要搞文艺会演，会演的节目有《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大家好》《锄奸》《炸得鬼子上西天》等。

　　(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解决教学经费不足的问题，提高和改善师生的生活待遇，各学校都办有“教育田”，种植各种庄稼和蔬菜等，从1942年起政府各学校都种棉花、纺线，学生每天用两节课的时间参加纺线和织布。

　　(三)教学与培训干部相结合。晋西北干部文化水平普遍很低，有不少基层干部是文盲，开会不会记笔记，下乡不会搞调查，工作不会写总结，以致影响到党的政策的贯彻。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晋西北各专区举办了“文化补习学校”和“速成小学”，“速成中学”，帮助各级干部提高文化水平，乡村干部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各村冬学教师和县区有文化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义务辅导员，很多基层干部利用战争间隙刻苦学习文化，文化水平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不少当时的村支书、村长，后来被提拔到区上担任区长，区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干部南下北上，相当一部分同志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四)教学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组织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协助地方干部征公粮，动员新兵，通过实践斗争，使他们不仅懂得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初步学会了做群众工作。一年一次的征粮运动，大部分都是通过冬学去开展的。帮助群众认识了抗战与征粮的关系，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

　　心源同志不但在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上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初等教育方面，规定初小课程以国语、算术、唱歌、运动为必须科目；高小课程以国语、算术、公民、常识、自然、史地、唱歌、运动为主要科目，辅以时事政治的教育。那时经费异常困难，教材奇缺，几无参考资料，晋西北根据地小学统一使用的全套教材，都是在心源同志组织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由教育处自行编写、画插图、刻印的。尽管当时在战争年代，学校条件很差，但是入学儿童(指根据地老百姓的孩子)普遍有增加。当时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围绕抗日战争，小学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还有“手榴弹威力大，打出去头朝下，四十八块空中炸，看你鬼子怕不怕”。由于坚持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在学生们的心灵里撒下了要赶走日本侵略者的种子，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思想觉悟高，爱国心强，1944年秋后，心源同志根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有关指示精神，在行署教育处提倡小学民办民助，尤其是农村小学校完全取决于群众的需求。这一决定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教育普遍存在的如经费、设施、动员学生入学等诸多问题

　　在干部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设立了政干校、财干校、民干校、抗战学院(后改为晋西北师范校)等等干部学校。设立的中等学校有八分区的永田中学、二分区的二中、三分区的一中、静乐的三中。此外对抗大七分校，鲁迅艺术学院晋西北分院等学校的建设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1943年9月左右，在心源同志主持下，行署召开第三次中等学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总结并肯定了三年来发展中等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

　　一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创立了中等教育，建立了比较正规的三个中等学校；二是各校培养出一千六百零四名干部，分配到各地成为不同岗位上的骨干，还有七百八十九名在校生；三是教学内容、课程和教材的改进，学以致用；四是建立了教导合一和班级任制度，改正了政治领导脱离教学的现象；五是规定了校训和指导目标，各校建立了学生会，实行了民主自治的教学管理；六是各校建立了正规的工作、学习制度，克服了游击习气，提高了工作效率；七是加强了对教育基金的管理，组织了自力更生，经费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是几年来的新现象。

　　对于今后工作的方向，心源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要使中等学校进一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倡教育与战争结合，与生产结合，与实际结合，培养大批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与工作知识和能力，为根据地抗战与建设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干部。

　　社会教育包括有季节性的冬学和长期性的识字班、读报组、黑板报、民革室、民教馆等形式。当地农村传统就有上冬学的习惯。秋收之后是农民的闲季，按晋西北的气候，从12月起到次年3月春耕止，至少有整整三个月的工夫是开展冬季学习的好时机。心源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晋西北行署制定的《冬学教育实施办法》和《补充办法》，他说如果真正普及到“村村有冬学、人人入冬学”，真正能做到“教一点、懂一点、学一点是一点”，那么一次冬学就等于对晋西北三百万人民普训了一次，对于提高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对于开展群众运动，对于建设巩固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必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冬学的学生主要是农民，冬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政治课和识字课。当时是以政治课为主，识字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目的是为了达到抗战的需要。在文化水平上也要有一定的提高。还要在参加冬学的过程中，让以农民为主的学生逐步养成有组织、有纪律、行动一致的习惯。教育处同时还提出了开展工人文化教育，发动工人的识字运动，以便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等等。

根据这些特点，心源同志领导教育处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教材：

　　一是进行抗战教育。教育处组织编印的《冬学政治课讲授大纲》中有政治常识八讲：第一讲打日本是大家的事；第二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第三讲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第四讲抗战必定要胜利；第五讲大家努力克服抗战的严重危机；第六讲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第七讲敌后抗战和新的晋西北；第八讲老百姓该怎么办。

　　二是进行民主教育。宣讲实行宪法，召开国民大会，区村民主选举。教育处编的《冬学课本》的课文中就有“公民资格，不分男女，年满十八，有权选举。选举被选，应有权利，为公为私，切莫忽视。”。

　　三是进行爱护晋西北根据地、爱护八路军和爱护新政权的教育。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经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就会产生强大无比的蓬勃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抗日战争运动的迅速发展。晋西北根据地广大群众经过文化教育，以及战争的考验和锻炼，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心源同志任教育处长后，还认真贯彻中央的统战政策，1941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教育科长联席会议上就把统战工作列为工作计划的首项；7月心源同志在行署召开的教育科、民政科、司法科三科科长联席会议报告中指出，新政权建立后第一个年度教育工作的缺点之一就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他批评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提出会后的工作方针与计划，第一项就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下建立广泛的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展晋西北教育工作”。可见即使是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心源同志仍然把党的统战政策大力地贯彻在教育工作之中。当时各级学校教职员的伙食和服装都由公家供给，免除一切公役负担，每月还发给十至三十元的津贴，高于行署主任续范亭将军津贴的五倍。这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扩大和巩固了教育统一战线。

　　少奇同志对晋绥(晋西北)教育工作有较好评价，他说晋绥在激励民族气节与培养干部方面都执行得较好。

　　1947年心源同志在二分区的河曲和保德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和二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48年冬，随军北上进入绥远，参加第二次绥远战役和接管绥远和包头的大量工作，后来到平津等地学习城市工作经验。

　　1949年春夏之交，心源同志担任晋绥党校教育长，实际是主管党校的全面工作。党校设在临汾，全校共分六七个部，这是晋绥有史以来最大的党校，全校有三四千人。学校规模庞大，任务繁重。学校要提高学员们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要讲授新区政策、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还要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如不愿离开家乡的，不想南下入川的，有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的。另外，还有相当一批在土改审干中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同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是相当艰巨而困难的，但心源同志终于一步一步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把这支队伍编成了第四梯队顺利入川。这也是心源同志和党校其他领导秦力生、刘文珍等同志为党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我还记得心源同志给党校全体学员作的一次报告，那天是阴雨天，依稀听见隆隆的雷声。他讲了到党校学习的重要性和他在平津学习城市接管经验的见闻，广大学员和工作人员听得十分认真。他还笑着风趣地说，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成天处在山沟里打游击，打雷刮风下雨不算生命问题，可是人家这些人最怕打雷时在露天，为什么怕呢？怕触电。大家哄堂大笑，心源同志还专门谈到统战政策的问题。他说党中央、毛主席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参加新中国政协会议和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典礼大会，党的统战政策深得各界人士的拥戴，在全国人民当中作出了样板。我们到新区也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和力量，才能在新区打开工作局面。自1940年我在抗战学院认识了心源同志，几十年来听他的讲课、报告、演讲，都记不清多少次了。可是我永远也听不够，越听越喜欢听。

　　我在临汾党校时一次病重，人事不省，医院通知党校说我病危。心源同志身为党校教育长，工作异常繁忙，还亲自给医院打电话，要医院全力抢救，使我终于脱离了危险。

　　“文革”中，心源同志被关押长达五年，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他的全家被“造反派”赶到支矶石街两间破房子里。心源同志恢复自由后，我去看望他，他非常感动，嘘寒问暖地和我聊天。恢复工作后，他搬了家，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是那样热情和蔼地接待我。

　　几十年来，心源同志的可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没有随着他的地位变化而发生变化，他都是以普通干部的身份生活在干部和群众中间，没有那套使人厌恶的脱离群众的官气，同志们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无所忌讳。他一贯为人正派，不以领导自居，我从来没有见他说大话、打官腔、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几十年来广大同志对心源同志的评价是能联系群众，能宽以待人、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对同志关心。心源同志一生都保持了纯洁的党性，很强的组织观念和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因而他一直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在广大群众、广大党员心中心源同志是德高望重的好领导。

(作者曾任广汉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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