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成都博物馆 探寻蓉城悠久历史（下）（成都近代史、人与自然展）

锡林

“花重锦官城”

成都历史文化陈列“近世篇”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成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保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抗战大后方的战略重镇、解放大西南的主要战场。这三座丰碑，将永载近代中国的百年史册。 【成都时政之变】
近世成都，风云变幻。鸦片战争后，川人觉醒，在改良、维新与革命中探求救国之道。辛亥年夏，保路运动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抗战爆发，川军勇赴前线，成都在全民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晚清变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代表人物丁宝桢在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推动成都工业近代化。《马关条约》签订后，宋育仁等在成都创办蜀学会，大造变法维新舆论；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投身“百日维新”，舍生取义。20世纪初，同盟会在四川活动频繁，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打下坚实基础。
保路运动 川汉铁路是清末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交通线，从成都经重庆至汉口，全长1980公里。
1904年1月，中国首家内资省级官办铁路公司——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正式更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筑路所需资本由该公司集股解决。
1911年6月，清政府将川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决定借外债修筑，激起强烈反对。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人们或讲演或请愿，进行文明争路，但清廷对川人诉求置若罔闻，成都掀起罢市、罢课浪潮，并蔓延至全省。

清廷为控制局势，紧急撤换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

1911年9月7日，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随后又镇压请愿人群，打死三十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保路“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是保路运动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反清革命运动的转折点。

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趁势组织保路同志军开展武装反清斗争，先后在成都武侯祠、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展开激战，战火迅速蔓延全川，清王朝在四川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地方统治开始瓦解。

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武汉一时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掀起各省独立浪潮，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和埋葬专制帝制的导火索。

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武昌起义后，四川多州县相继宣布独立。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政权。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几日后，成都发生兵变。尹昌衡率军入城，稳定了局势，随即建立新的四川军政府，并任都督。

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合并，建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确定成都为省会。

彭家珍(1888—1912)，四川金堂（现青白江区城厢镇）人。

1903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后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2年初，彭家珍在北京炸死清廷顽固派首领良弼，以身殉国。

十余日后，清帝宣布退位。

为表彰他的不朽功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授其为陆军大将军。

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纪念馆内，孙中山题词“我老彭 收功弹丸”匾额

1912年8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万牲园参加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四烈士安葬仪式。

辛亥革命后，相继发生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川军和入川滇军、黔军割据四川，混战连年。

成都巷战

军阀割据期间彼此倾轧不断，在成都城内爆发多次巷战，城市遭到严重破坏。

1932年，刘文辉、刘湘叔侄间爆发“二刘大战”，是四川军阀四百多场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最终刘湘取胜。

1934-1935年，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废除防区制、整编川军，实现全省行政、军政、财政统一，结束了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

反日浪潮​：大川饭店事件

非通商口岸不设领事馆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但日本却在1936年初提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无理要求，遭到四川省政府拒绝，成都各界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日方不顾反对，派几名先遣人员于8月24日抵蓉，住进位于市中心的大川饭店，激起民众强烈义愤，引发肢体冲突，两名日本人在冲突中身亡。

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极大的一次反日事件，反映了成都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

抗战大后方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川军出川英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民族救亡的壮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成都为基地对日本进行的多次战略轰炸，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四川出兵约350万，占全国总兵力20%以上，居全国各省之首。

川军和川籍官兵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2个大型会战和印、缅、滇西远征军作战，守卫了大片国土。

川军和川籍官兵共伤亡、失踪64.6万人，损失为全国各省之最，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民族救亡的壮歌。

抗战期间，成都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成立抗日团体和组织，投身民族救亡运动。他们或投军入伍，或响应征工，或捐产献物，或宣传号召，竭尽全力地为抗战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援。

1938年末至1944年末，成都先后遭遇日本31次大轰炸，数千人伤亡。

1941年7月27日，日军出动百余架轰炸机，分四批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人口密集区域狂轰滥炸，造成上千百姓伤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制定“马特霍恩计划”，用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对日进行战略轰炸。

为此，四川省先后征调民工50万人次，在成都周围新建、扩建机场，美军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对日本本土及日占区的工业基地进行了多次轰炸。

成都现代化开端​

19世纪末，西风渐进，地处内陆的成都开始投入到新的历史洪流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替、融合、政治、经济、社会等不断发生新变化。

成都警察总局、市政公所、市政府相继成立：新式商业、工业、金融业等陆续兴起；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出现，开启了成都现代化转型进程。

市政革新

1903年，作为现代城市管理机构雏形的成都警察总局成立，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城市管理的主要职能。
1922年，成都市政公所设立，标志着市建制的初步形成。1928年，成都设市，成立市政府，成都作为现代都市的地位正式确立。

警政兴办

1903年，成都警察总局成立。承担了维护治安、调查户口、整饬风俗、管理卫生等多种职能，扮演了类似城市政府的角色，是当时传统官衙向近代城市政府转变的过渡型管理机构。 继广州、北京后，成都于1922年设立市政公所，开始称市。市政公所初步具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职能。
1928年，经国民政府批准，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标志着成都正式建市。
经济转型 二十世纪初，成都新型工厂、公司、商业综合体陆续涌现：1909年，启明电灯公司成立；同年，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劝业场开业。

1924年，连通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的新式商业中心春熙路建成，城市产业形态发生显著变化。

抗战爆发后，在东中部内迁工厂企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成都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全面发展。

劝业场

在劝业道总办周善培的倡议下，集商贸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新式商场——劝业场于1909年建成。其建筑为木结构的中西式楼房，分前场、后场，场中间辟有东西支路。前场口位于总府街，后场口在华兴街。
1910年改名“商业场”。1917年遭遇大火，后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主要经营地方名产、广货与洋货等，并一直沿用至今。

春熙路

1924年，春熙路建成，连通了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绸缎珠宝、服装百货、文具书籍、金石字画、钟表眼镜、钱庄银号、医院药房、相馆报社、中西餐馆等济济一堂，很快成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的新式商业中心。 人才辈出 【新式教育的崛起】

晚清，罢科举，停书院，兴学校，成都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民国以后，成都学校林立，大中小学并举，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十分兴盛，各类人才辈出。晚清至民国，成都学子踏上赴日、法等国求学之路，归国后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抗战爆发，国内多所高校内迁，大师云集、学术活跃，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思想嬗变

甲午战争后，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新的思想观念在成都开始传播，为保路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都相继创办了进步刊物《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半月报》。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在成都传播。 学校勃兴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创办，开启了成都新式学校教育的先河，至1911年，成都已出现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军事学校、法政学校、女子学校、成人学校等各式新式学校。民国时期，成都文教事业长足发展，据1942年统计，全市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近8万人，占成都人口总数的16.7%。
成都第一所小学是1895年所建的华英学堂，随着新式教育改革的推行，成都城内各式小学达30余所。
清末成都新创的中学学制为五年，课程主要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公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
国立四川大学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成立。
1902年，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次年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癸卯学制”改革后，成都又建立了一系列专门学堂，后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
1931年11月，上述三所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
华西协合大学是近代中国13所西式教会大学之一，由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于1910年联合创办。
1914年华西医科正式开办，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创立的现代医学专业。
1917年开办牙科，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之始。1933年更名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完成了大学转型和改组，此后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校政管理中。经中西人士的共同努力，该校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医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留学热潮

清末，清政府因举办新政而派遣留学生，四川知识分子为追求救国之道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后，在吴玉章等人的倡导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蓬勃开展，培养了以陈毅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川籍赴法学生数量一时居各省之首。 东渡日本
清末“光宣新政”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国内掀起了留学浪潮。四川总管案俊、锡良先后饬令在省内选拔优秀士子，由官费资助赴日本学习武备、政治、师范等科目、四川留日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
留法勤工俭学
辛亥革命后，留学的主要目的地由日本转向欧派，尤以赴法留学成为主流。

1918年、吴玉章等在成都建立“旅法工俭学会四川分会”，一大批怀揣救国梦的川籍学子冲出国门，远赴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

文坛大师
深厚的巴蜀文化土壤及优越的天府之国环境，孕育出了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文坛领袖及大师。他们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创造民族新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府内迁
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学府先后迁址成都，形成了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盛况。伴随众多文化教育机构、文艺界人士、著名学者的不断迁入，成都文化影响力迅速提升。
光辉历程——成都和平解放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成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地方组织随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彭县起义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加速了大西南的解放进程。

革命先锋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平等的有志之士成长起来。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

1923年至1924年，成都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中国青年共产党等中共早期组织。
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成立，成都地区的革命活动有了领导核心及中坚力量。

曲折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建后，积极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国家存亡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车耀先与努力餐馆
1929年，车耀先在成都经营努力餐饭馆掩护革命活动并筹集资金，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等都曾出入于努力餐，秘密商讨革命活动。
车耀先，成都大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为掩护，长期在成都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是成都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3月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1946年8月殉难。 红军在邛崃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万余官兵从芦山、雅安方向分三路进入邛崃。红军在邛崃的112天里，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走进新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1949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占重庆后继续进占新津、大邑、邛崃、名山地区，以切断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的通路。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则在成都平原北部布下重兵，从而从南北两面完成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包围，歼灭了退往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

彭县起义

经过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拥护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川康，为成都和平解放奠定基础，蒋介石被迫从成都逃往台湾。

1949年12月3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机关与所属第六十军进驻成都，成都市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庆贺这座千年古城的新生。

成都近代史展厅位于成都博物馆四楼，这里还有成都民俗展厅，但眼下该展厅关闭了，正在进行升级改造中。

成都博物馆的5楼为中国皮影木偶展厅，前两年我们曾带着小孙子游览过。

成都展览馆的负一层是“人与自然贝林捐赠展”。

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尤金·贝林先生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希望能将这些风景带给所有热爱自然的人。

于是，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搜集野生动物标本，并捐献给一流的博物馆展示。

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已向中国十多家综合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科技馆捐赠了价值十几亿元的珍稀动物标本。

大自然孕育了亿万种生命，包括被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无论是个体细胞还是复杂生命，都无一不诠释着生命的源泉与力量，展示着自然的神奇与奥妙。同时，大自然还馈赠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它们既是万物赖以生存之基，也是人类发展之本。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人类在充分利用大自然馈赠的同时，理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捐赠展从不同大陆多样物种的繁衍生息、动物的奇趣百态等方面，展示在地球这唯一的生命家园中，生命的演变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让人们在认识了解和亲近自然的同时，反思和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走进成都博物馆，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千年巴蜀的大门。从远古的石器、神秘的青铜器，到憨态可掬的汉代说唱俑、精巧的唐代器物，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走出博物馆，我对“天府之国”有了更深的理解。成都的繁华与安逸，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底气。

参观成都博物馆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更让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