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宾之死谈战争

窄船人

　　龙应台《巨人之死 ——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一文后附。

‍ 文章内容，主要写拉宾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双方和谈，并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说明战争的巨大代价、呼吁和平。结果许多国人仇恨他，说他是叛徒。拉宾在呼吁和平的现场被以色列人刺杀。

　　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写到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人：拉宾。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多方面的启示。

一，战争的后果

“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拉宾这句话，从一个军人的口中说出，非常有分量。没参加过战争的军人、没见过战争的普通人，常常恨不得打起仗来，觉得这样才能达成他向往的政治诉求，或者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最好看看《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看看参战前那些激情澎湃的青年，在战争中遭受了怎样的摧残。或者看看德国普通士兵写的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这本书记述真实的战士的生活：他们在零下30℃的东线，赤脚在冰泥里跋涉，冻僵的战友被雪覆盖；伤员列车被扫射燃烧，重伤者把婚戒塞给作者，转眼死去；为了活下去，士兵抢劫平民、抛弃重伤战友；作者目睹战友为取暖活活烧死平民，自己也在恐惧中变得麻木：“我们不再为元首而战，只为活命”。

死去的士兵不用说，活下来的，到战争结束，很多人士兵会得战争创伤后遗症（PTSD）。比如美国罗尼・麦克纳特2007年到2008年赴伊拉克参战，亲眼目睹战友被炸身亡、平民伤亡的残酷场景。回国后彻底封闭自己，拒绝谈论战争，长期被噩梦、重度抑郁与PTSD折磨，频繁出现幻听、易怒失控，虽尝试宗教慰藉与心理治疗，仍无法摆脱创伤，最终因无法承受痛苦自杀，成为美军战后PTSD悲剧的典型代表。2023年加沙冲突后，以色列一名前线步兵在持续巷战中多次目睹同伴阵亡，回国后出现严重闪回：听到汽车鸣笛就以为是炮火，看到塑料袋会瞬间恐慌（误认爆炸物），拒绝出门、与家人决裂，被诊断为重度PTSD。

　　这并非少数特例：一战时期，大量士兵在炮火轰炸后出现抽搐、瘫痪、失忆、歇斯底里等症状。一名英国步兵在索姆河战役幸存后，长期无法说话、双腿僵硬无法行走。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病。越战后，美军约30%士兵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又仅30%患者可完全康复，其余人终生不能摆脱；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30%士兵回国后出现心理问题，每年约 6000 名老兵因 PTSD 自杀（超战场阵亡数）。拉宾说得一点没错，那些仇恨他、杀害他的以色列人不去调查一下自己这边的情况：加沙冲突（2023年后）现役士兵PTSD病例增40%，22300名伤兵中60%患PTSD，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 共 279 名士兵自杀未遂，其中前线士兵占 78%。

　　我们想，士兵都是普通人，当他经历战争、暴力、死亡威胁等异乎寻常的强烈创伤事件后，很难不留下心理创伤。PTSD 患者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19 倍，常合并物质滥用、抑郁症、睡眠障碍，社会功能严重受损。陷入长期精神痛苦的士兵，很容易婚姻破裂、失业，其暴力犯罪风险会显著升高；也有些人虽经历战争，却没有失常，可能人群中确实有一定比例的人确实是心理强大的，但更可能是，他会变得麻木和冷血，这也并非什么好事。退伍军人群体总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美国多起恶性枪击案凶手均为 PTSD 老兵。

　　看看保宁的《战争哀歌》吧，那里写的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结束了，但我们永远被困在地狱里”。

　　对士兵的伤害还波及其家人。可以看看俄罗斯2001年的电影《丧钟为谁而鸣》，讲述一位母亲得知儿子在战场牺牲后的状况，可以看到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失去孩子后的心理创伤。还有2006年美国电影《父辈的旗帜》，不仅展现了战场的残酷，更刻画了牺牲士兵的家人从等待、期盼到得知死讯后的崩溃，以及幸存者带着战友的 “荣光” 回国后，却被这份荣光裹挟的心理创伤，让观众看到战争英雄背后，无数家庭的破碎。我们很多人，听信宣传里对战争的歌颂，带着美化的眼镜看待战争，但稍微设身处地一下想一想，战争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行为，要么杀死别人，要么被人杀死，整天活在这种这种情境中，人怎么能正常？起码听一听见过战场的人的话：拉宾说“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可惜太多人不懂这话的沉重。

　　战争的后果，还有对平民的伤害。我们看看电影《萤火虫之墓》吧，这部电影能把人看得心都碎了。它描写的是一对小兄妹的悲剧。他们原本是优渥的中产孩童，父亲奔赴战场杳无音信，随后的空袭让他们家园燃烧成焦土，母亲在空袭中重伤离世；兄妹俩变成孤儿，无家可归，变成寄人篱下、被亲戚嫌弃的累赘，最终逃到废弃的防空洞，阴暗、潮湿、一无所有，靠挖野菜、偷粮食度日。年幼的妹妹因营养不良患上痢疾，没有药品、没有食物，在萤火虫的微光中瘦弱地死去，而本想保护妹妹的哥哥能做的，只有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哥哥将妹妹的尸体与萤火虫的空壳一起埋葬，这个画面道尽了战争对亲情的碾压：它让年幼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呵护，让年长的孩子被迫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让最纯粹的兄妹情，最终以生离死别收场。他不但保护不了妹妹，他连自己也保护不了，他不久之后，也死去了。

　　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资源枯竭、医疗瘫痪、民生崩塌，甚至把平民卷入战争，让他们成为战争物资被消耗、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他们的生死被战争的车轮随意碾压。战争带给平民的，是生命的剥夺、家园的毁灭、亲情的撕裂、人性的异化，以及代际的永恒创伤。这些伤害，无关阵营、无关年龄，是人类共同的苦难。无数的文艺作品反映出这些事，可惜，人们一点也不看，也不想，只是被暴力的宣传所蛊惑。

　　宣传战争的人，要么是有其目的，要么是愚昧无知，也有可能是喜欢暴力，其实，只要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既然你鼓吹战争，你愿不愿意自己或把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如果做不到，那你就是希望用别的无辜人的血替你实现你的愿望，那么，你就是邪恶的。

二，血仇只能越积越多

很多人批评过战争。参加过战争的托尔斯泰说：“战争是世上最大的罪行，是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 同样参加过战争的海明威说：“所有的战争都是荒诞的，没有一场战争是值得的，也没有一场战争能真正解决问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把问题推迟到更糟糕的地步。”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能带来更多的死亡、痛苦和仇恨。”

巴以冲突，最开始没什么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利益与观念冲突，但是双方采取了各不相让的态度，一旦一方开始用暴力，另一方也以眼还眼，最后暴力就越来越升级，血仇越结越深，到最后，最初的利益与观念的冲突已经不重要了，血债血偿已经成为双方的死结。

清末同治年间，有一场 “西北回变”，是晚清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民族与社会动乱之一，席卷陕、甘、宁、青、新，历时15年。根源是长期“护汉抑回” 政策：司法不公、赋税歧视、官员偏袒汉民团练，回民诉求长期被压制，积怨极深。但开始却因为小事：陕西华州回民因砍伐汉民竹园，双方发生争执，汉民团练赶到，打死2名回勇、焚烧回民房屋。 回民告官，华州知州濮尧不仅不秉公处理，反而宣称 “尔回子与太平军勾结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将告状回民赶出衙门，彻底堵死和平解决通道。双方试图和议时，华州团练白祥生、张映兰以 “抓太平军奸细” 为名，在白泉铺麦田诛杀17名回民；随后华州、华阴团练以 “谋反” 为借口，焚烧回民聚居的秦家村及周边回村，回民村寨化为焦土。生存被彻底剥夺，回民在任武、赫明堂等领袖号召下，拿起武器自卫复仇，华州、渭南、大荔一带回民村寨迅速集结，冲突从局部械斗升级为武装对抗。渭河两岸回民一呼百应，渭南仓头镇、大荔八女井、孝义镇成为起义核心据点，组建 “十八大营”，兵力达数十万。 西安将军托明阿为防回民 “通太平军”，下令收缴西安城内回民武器，彻底激化矛盾，西安周边回民也加入起义。回民军以 “复仇” 为名，攻击汉民村寨、团练据点，大量汉民被杀，村镇被毁；汉民团练以 “剿回” 为号，疯狂报复回民，见回即杀、见村即烧，形成双向种族仇杀，关中平原尸横遍野、赤地千里。清廷派团练大臣张芾前往渭南招抚，张芾态度强硬，要求回民 “缴械投降、交出首领”，并继续宣扬 “回回皆贼”；任武、赫明堂等将张芾扣押并处死，清廷与回民军彻底决裂，战争再无转圜余地。

最后，清廷大军来剿，把陕西境内回民几乎驱逐或屠杀殆尽，幸存者或西逃、或隐匿，关中回民聚居区彻底消失。陕西回民军入甘后，与甘肃本地回民军汇合，形成四大割据政权，战火席卷整个西北；同时，新疆阿古柏趁机入侵，西北陷入全面分裂与战乱。1868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用残酷的手段，历时5年彻底平定，期间不知道屠杀多少回民。整个回变过程中，回汉合计死亡约1500—2000万，其中汉民约900—1100万，回民约300—500万，陕西人口减少近半（回民几乎被灭绝），甘肃、宁夏、青海锐减70% 以上。

这个事件导致西北血流成河，村镇成废墟，水利、道路、城镇全毁，农业中断，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商贸断绝，文化典籍、清真寺、寺庙大量被毁，文明断层，经济倒退数十年。更严重的是，回汉之间形成百年民族伤痕，影响至今。

这个事件我们今天几乎不再提起，但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件，不需要从中学习一些教训吗？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多么喜欢一厢情愿地相信岁月静好。不学习，很可能就会再次发生：今天我们积累的很多矛盾，和对待类似事件的态度，不是还在重复当年的样子吗？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政府这一边一直强硬，盛气凌人，回民开始还试图克制和理性交流，最后彻底死心，终于导致最残酷的结果。这个事件，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到底得到了什么？何苦呢？连个教训都没有吗？起码我们得认识到：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让双方发越来越丧失人性，把仇结得越来越深，让血债越来越沉重。

这种 “以眼还眼”的做法看似公平，实则以恶制恶、以暴易暴。陕甘回变中，回汉互屠正是这一逻辑的极致，从小小案件演变为种族仇杀，千万人死于冤冤相报。复仇只会将人困在伤害——报复的循环里，放大仇恨、吞噬人性，最终无人能赢。宣扬非暴力的甘地曾言：“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都失明。”因为“以眼还眼” 只追求形式对等，无视动机、情境与悔改可能，将人降格为报复工具。固守 “以眼还眼”，是文明的倒退，是对人性尊严与社会和解的双重背叛。

　　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还说： “爱你的仇敌。”他强调爱与宽恕这一更高伦理。真正的正义，是修复伤害、重建秩序，而非复制伤害。所以在那个时刻，拉宾是对的，是难得的。可惜，人民是愚昧的，是野蛮的。

三，民族情绪是场灾难

拉宾那时的巴以，是中东距离和平最近的时刻。可惜，他倒在了血泊中，而巴以，从此再无和平的呼声，又经过多少次你杀我、我杀你，今天的血仇更深了几重，不知道何时才会罢休。“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细节。

我们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恰恰相反，有些人说法正好相反。易卜生说：“少数人可能正确，而多数人总是错误。” 马克・吐温说：“ 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多数人一边时，就该停下来反思了。” 汉娜・阿伦特说：“最邪恶的事，都是由那些心里没确定是从善或作恶的人做的。”她说，恶的本质是平庸——它不是魔鬼式的极端邪恶，而是普通人放弃独立思考、无条件服从、随大流的状态。这种人就是“愚民”，甚至演变为“暴民”。

我们讲一讲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吧。1929 年大萧条重创日本，军部少壮派主张以武力解决 “满蒙问题”，摆脱经济危机。1931年，关东军自行策划，炸毁沈阳柳条湖铁路，反诬中国军队，随即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日本内阁无力阻止，被迫追认既成事实。军部 “下克上” 成功，军人政治话语权压倒文官内阁。护宪派、温和派老臣犬养毅反对军部激进扩张，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缓和中日矛盾，不承认伪满洲国，主张限制军部权力。他在1931 年底组阁，想把日本拉回正常轨道。结果，他惹来军部与右翼的仇恨，他们视其为 “国贼”，认为他阻碍 “昭和维新” 与对外扩张。1932年5月15日，11名海军青年军官 、 陆军士官生 和右翼分子闯入官邸。犬养毅平静说：“有话好说。”暴徒说“问答无用，下手！”，连开数枪，犬养毅当场身亡。

刺杀发生后，警方迅速逮捕了参与行动的 11 名凶手，并依法准备以谋杀罪、内乱罪对其提起公诉，拟判处严厉刑罚。然而，事件发酵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定罪浪潮——右翼势力趁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宣称凶手是 “为了国家前途”“反对犬养毅的软弱外交” 而行事，将其塑造成 “爱国志士”；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被误导，纷纷发起请愿、游行，要求法院赦免11名凶手，认为他们的行为 “出于爱国赤诚”，不应被视为犯罪。

与此同时，另有11名青年主动站出来，声称自己愿意为刺杀事件负责，自愿作为 “替死鬼” 代替11名凶手接受审判、承担刑罚。他们联名写下请愿信，寄给日本法院和相关当局，信中除了表达自愿替罪的决心，还在每封信里都夹着一截自己的小指头，以此彰显 “替罪的诚意” 和 “爱国的决绝”，试图用这种极端、血腥的方式，迫使当局赦免真正的凶手。

最终，在全国性的反对定罪压力和替罪青年的极端表态影响下，日本法院迫于舆论和右翼势力的压力，对11名凶手从轻发落，仅判处其短期监禁或缓刑。从此后，公开、有效反对军国主义的声音几乎被彻底压制，反对者要么噤声、要么被清洗、要么被舆论打成 “国贼”。 犬养毅遇刺后，1932 年 5 月成立斋藤实海军大将内阁，标志着大正民主、政党轮替的宪政常道被终结。此后内阁不再由民选政党领袖主导，而是由军部、官僚、华族联合组阁，议会沦为橡皮图章。五一五事件是日本从政党政治滑向军国主义独裁的关键转折点，其后果是政治、社会、舆论、外交全面军国主义化，最终把日本拖入全面战争。

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彻底摆脱文官约束，关东军、海军独走成为常态。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41 年太平洋战争，和美国直接开战。这种疯狂最终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是灾难性后果：

截至日本投降，日本军人死亡总计约212万人（含战死、伤死、战俘死亡、失踪），其中仅因伤病、饥饿死亡就有约35万；日本平民死亡总计约 80–100 万人，其中美军战略轰炸导致平民死亡约50–60万人，原子弹导致死亡约22万人，冲绳战役平民死亡约15万人，因饥饿、疾病、疏散导致的平民死亡约10万人；还导致约200万军人伤残，约800万人无家可归者。以上是人，还有设备：战争期间导致日本航空母舰沉没25艘，战列舰沉没12艘，重巡洋舰沉没25艘，轻巡洋舰沉没20 艘，驱逐舰100 艘以上，潜艇损失130艘以上，其他舰船如运输船、油船等被击沉击1650艘；还有作战飞机，总计损失4.5万架。更悲惨的是家园被毁：战争后期美国轰炸日本本土，导致日本被毁城市多达119 座（占日本城市总数约 60%），烧毁房屋总计达到244 万栋，占全国房屋总量24%。我们看几座主要城市：东京有56%城区被毁，26.7 万栋建筑焚毁，100 万人无家可归；横滨56%城区被毁，名古屋52%城区被毁，大阪与神户57%城区被毁。还有工业受到重创：比如 22个东京核心工业目标全被摧毁，军工生产能力丧失90%以上。

　　最终的经济与政治伤害是：战争总耗费超过5600亿美元，占国家财富70%；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本土粮食产量降至战前40%，全国陷入大饥荒；通货膨胀1000%，日元形同废纸；海外领土丧失，朝鲜半岛、台湾、东北及所有海外殖民地全部丢失；日本签订投降协议，彻底丧失主权。

　　这就是民族情绪带来的灾难：当国家被愚民的狂热劫持，暴力、暗杀、政变被视为 “拯救国家” 的正义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要走向巨大的灾难。

　　我们国家不是没遇到过这种状况：甲午战争之前，大清从上到下几乎全是 “主战派”，全国一片喧嚣，都觉得能轻松打垮日本，结果一触即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义和团运动前后，晚清中国从上到下又陷入了一场全国性、非理性、要 “教训教训洋人” 的集体狂热中，民众沉迷于“刀枪不入”的幻觉，朝廷被民意绑架，贸然向十一国宣战，最终引来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这两个事件，民意汹涌，导致政府的决策曾也被煽动，甚至不听从民意都已经不行。这有什么好处呢？只是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提防民意汹汹，必须不要轻言战争。

四，和平何其艰难

从拉宾之死这件事来看，和平的取得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在血仇积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一个人的狂热，一发子弹，就会断送和平的契机，再有这个机会出现，不知道要几十、几百年，血仇继续积累，再出现下一个契机会更加艰难，也更加敏感，一个处理不好，还是会断送。巴以双方的民众，就这样的血仇的深渊里跋涉。龙应台文中写，当拉宾中枪倒下，查出凶手的时候，“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巴勒斯坦人做的，那仇恨更会加剧，局面不可收拾。

所以，当和平稍有可能，一定要加倍珍惜，理智，克制。就像西北民变，最开始双方发生争执，汉民团练赶到如果不蛮干（打死2名回勇、焚烧回民房屋）；甚至接下来回民告官，华州知州濮尧若能秉公处理（他说“回回皆贼”，将告状回民赶出衙门，堵死和平解决通道）；接下来本来双方试图和议时，都不再造次（华州团练白祥生、张映兰以 “抓太平军奸细” 为名，在白泉铺麦田诛杀17名回民）；后来双方互屠，清廷派团练大臣张芾前往招抚，张芾态度如果不强硬（他要求回民 “缴械投降、交出首领”，并继续宣扬 “回回皆贼”）——事情都会有转圜余地。可悲的时，事情总是奔着最坏的结果去。中东的事情，慢慢谈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双方都丧失了那种耐心，甚至视之为软弱。处理政治事件，一定要足够克制和理智，有理有利有节，最忌讳血气上涌，冲冠一怒。勇敢往往意味着愚蠢，而所谓软弱，可能才是理性。

在甲午海战前，朝野上下群情激越，要求教训日本人的时候，李鸿章深知清朝国力不足，主张避战求和，结果呢却被全国唾骂为“卖国贼”。这是软弱吗？那些主战派为全军覆没负责了吗？谁的主张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是不是他们才更适合叫做“卖国贼”呢？

同样，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被义和团 “扶清灭洋” 的狂热裹挟，贸然向十一国同时宣战，李鸿章作为时任两广总督，收到宣战诏书后，明确拒绝执行，并向朝廷上表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句话实在太了不起，臣子如此抵抗朝廷旨意，不被宣布为叛变就不错了。从李鸿章可以学习到，对于从政者，在大事关头要如何：保持独立判断，下不被民意左右，上不被君命所强迫；勇于做正确选择，承担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大事关头应该如何？我们举梁启超为例。梁启超素以明智著称，常常有什么事件出来，大家吵闹不休的适合，他出来一发表观点，大家就都明白了，立刻平息下去。所谓“任公一言，众议立决”。

1915年8月，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造势。一时间，北洋系、旧官僚、御用文人纷纷上表劝进，“国体问题” 成为举国焦点，舆论一边倒地倒向帝制，反对声音被强力压制。梁启超时任袁世凯政府币制局总裁，曾是袁的重要支持者。但他看清袁称帝必致天下大乱，决心以文章破局。8月22日，梁启超在天津竟夜疾书，写成近万字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付印前，袁世凯派心腹夏寿田携20万元贿赂，求其勿发表；又以 “亡命之苦” 相威胁。梁启超断然拒绝：“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9月3日，文章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版刊出，次日起上海《申报》《时报》等全国大报竞相转载，一日售罄，洛阳纸贵。文中写到：“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时人记载 ：“梁任公此文一出，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举国汹汹之帝制论，顿然冰消瓦解。天下翕然从之，复辟之谋遂破。”原本观望的立宪派、地方实力派、知识界迅速转向反袁，帝制舆论彻底破产。

胡适评价道：“任公此时之勇气，可惊天地。”袁克定亦叹：“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

再举两个例子：1915年，中国为一战中如何选择立场而争论不休，梁启超预判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放弃中立、对德宣战，提出 “以工代兵” 策略。他的观点，说服北洋政府参战，后来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为巴黎和会争取话语权，最终借此收回山东权益、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1919年巴黎和期间，他作为民间代表在巴黎游说，揭露日本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阴谋，致电国内：“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他及时向国内披露和会真相，激发了国民爱国热情。直接推动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的五四运动爆发。还促成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报刊上如此评论他：“每当国是纷纭、朝野聚讼，任公片言而决，天下翕然。”“梁任公者，舆论之总枢也。其言一出，万喙息响。”这才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那么对于民众而言，我们在大事关头该怎么办呢？不要叫嚣“民意”，不要叫嚣战争，多怀疑一下，多看看，多听听，或者最起码，多读读。

巨人之死 ——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
龙应台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 1993 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 年 9 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字：“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 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 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 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 到 1959 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 和 1973 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 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 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5 年 11 月 4 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这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 “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撒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
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