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尊师弘道 富而无骄

返本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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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原创 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诚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

　　子贡，复姓端木（约前520年－公元前456年），春秋末年卫国人。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十七岁拜孔子为师，二十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卫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夏朝叫“瑚”，殷朝叫“琏”。瑚琏之器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 　　尊师重道

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十四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七十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

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不象现代社会，将教育商业化，讲投资回报，或是干脆利用名人效应大力推销自己的品牌，甚至搞直播带货。子贡没有这样做，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
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大意是说：“我一生头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一生脚踩着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我侍奉孔子，就好比口渴了拿着瓢勺到江海边喝水，肚子喝饱了便离开，又怎么会知道江海有多深呢！”子贡以天高地厚、江海之深作比，自谦虽师从孔子，却仅得皮毛之学，未能穷尽孔子的学问智慧，既体现了子贡对孔子的敬仰，也道出了圣贤学问的博大精深。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 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有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边宗庙的雄伟堂皇。武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赐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渊博。

　　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 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子贡六年守丧，所守的不仅是对孔子的思念，更是儒家 “尊师重道” 的核心精神。对待恩师，从来无外乎 “心” 与 “行” 二字：心上存真诚的尊敬与感恩；行上守礼、笃勤学、按师道做人做事，重传统的传承，便不会辜负教诲。
　　在当下，虽无春秋时期守丧的礼制要求，但尊师的本质一直是我们的不变的传统：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踏实的学业，一次践行师训的行动，皆是对恩师的敬重；而将恩师所传的美好传统、知识智慧化为自身的力量，进而传递给他人，按师所传服务于社会，便是对师道最好的传承和感恩。这便是子贡为我们留下的事师之道，至诚于心，笃行于身，薪火相传。 　　经商有道

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大意是：君子谈论的的是道义，小人谈论的是利益。），所以孔子“罕言利”（大意：很少说利益上的事），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的呢？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子贡的经商致富是儒家核心理念在世俗中的经典实践—— 是将儒家的义利观、忠信之道、礼智之德、经世之能融入商业行为，实现了 “以义驭利、利以弘义” 的统一，成为儒家 “儒商” 的始祖。其经商的成功，本质是儒家修身、处事、待人之道在商业领域的实践，也印证了孔子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的义利观。孔子并非反对财富，而是明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核心是利必附于义，义为利之纲，这是子贡经商的根本准则，也是其财富能长久且无诟病的关键。 子贡的 “富”，是不耽于利：他虽为孔门最富弟子，却未因财富偏离儒家修身的核心，始终以弟子之礼侍奉孔子，周游列国时以财富资助孔子周游、宣扬孔学，甚至在孔子去世后以六年守丧践行尊师之道。其财富从未成为 “逐利有的枷锁”，而是成为 “守道、弘道的工具”，契合孔子 “富而不骄”“富而好礼”的要求，做到了 “利以养身，义以养心”。让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子贡的经商才能，是孔门所学的处世、识人、察势之能在商业领域的运用—— 儒家教人的 “忠信待人、礼交四方、明辨形势、言而有信”，皆是商业经营的核心能力，子贡将其融会贯通，成为经商的 “硬实力”。 以 “信”（诚实、守信用、说话算数） 立市，以诚待人：儒家将 “信” 列为五常之一，孔子反复强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意：“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真不知道他还能做成什么事。”），子贡作为儒家弟子，始终践行 “言必信，行必果”，其商业交易中 始终坚守 “言而有信”——从不欺客、不背约， 与粮农、商贩约定收购价格，不因市场突变而背约压价；向买家出售物资，不因物资紧缺而哄抬市价、以次充好。他的 “信”，让曹、鲁之地的百姓、商贩皆愿与其交易，甚至诸侯国都认可其商业信誉，这份由 “信” 铸就的口碑，是其商业版图不断拓展的根本，恰印证了孔子 “有信则可行” 的论断。久而久之形成了极高的商业信誉，成为各地商贩、诸侯愿意合作的对象。可以说，“信” 是子贡的商业招牌，而这正是儒家核心理念的直接体现。所以，子贡的 “利”，是合义之利，以诚信交易为则，其获利的前提是 “不违义、不损人”—— 这正是对孔子 “见利思义”的践行，面对利益先辨是否合于道义，不合则舍，合则取。 以 “礼” 交游，以 “智” 察势：子贡善言辞、通世故，曾凭一己之言改变齐、鲁、吴、越、晋五国的格局。他经商时，能以礼结交各地权贵、商贩，打通交易渠道；能以智洞察市场供需变化，“料贵贱若观火”，做到 “贱买时不失信，贵卖时不欺人”，其商业判断的智慧，本质是儒家 “明辨是非、审时度势” 的思维能力。 以 “和” 处事，互利共赢：儒家重 “和”，强调 “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 “忠道”，与 “恕道” 合为仁之核心），子贡经商并非 “独赢”，而是兼顾买卖双方的利益，让交易达成 “互利共赢”—— 他贱买时不压榨卖家，贵卖时不苛求买家。同时，子贡始终以弟子之礼侍奉孔子，周游列国时以财富资助孔子周游、宣扬孔学，其财富成为 “守道、弘道的工具”，符合了孔子 “富而不骄”“富而好礼”的要求，做到了 “利以养身，义以养心”。让利起到感恩、回馈社会、仁爱的正面作用。这种处事方式，正是儒家 “推己及人” 恕道的商业实践，也让其商业版图得以长久拓展。总之，子贡的商业能力，根于儒家的修身之学，成于儒家的处事之智，其经商的每一步，都未脱离儒家教给他的待人、处事、辨势之道。 反观今日，中国著名商超“胖东来”，在经济形势不好，众多商家内卷、经营困难，步履维艰的情况下，依然火爆，扩大经营，其理念恰恰也是在真实、真品（无假货）、诚信、仁爱、透明、不欺客、共赢等的理念上，契合了子贡儒家的以义取利，诚信经营的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对那些参假、造假、损害客户利益、妄图一夜暴富、搞“科技狠活”的人，是不是一个启示呢？
　　富而无骄

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香车、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象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人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

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 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 将“仁、礼、义” 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在商言商、在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 《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

　　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据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圜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原宪。原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啦？”

　　原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竟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

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两千年。如果要是今天，原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就是说，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
路遇原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故事。

　　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宥卮（yòu zhī）的器皿中倒水。宥卮也称“侑（yòu）卮”，即欹器（qíqì），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欹器，用以自戒。

　　子贡提水往里灌。宥卮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宥卮突然倒了。

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泰极否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的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

子贡听了孔子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 孔子又对子贡说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制。

　　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师父：“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象《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
　　善扬美、不匿恶

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匿人之恶。

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仙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诤臣。
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

　　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礼制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
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
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包容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孔子反复提到 “恕”，并非否定子贡的才能，而是为其补全修身的短板—— 辩才、智谋、进取，皆是 “术”；而恕道、包容、宽和，方是 “道”（事物的规律）。无 “道” 驭 “术”，则术易成戾气；以 “道” 驭 “术”，则术方成利器。而子贡最终也不负孔子教诲，将 “恕” 道融入自身：孔子去世后，有人诋毁孔子，子贡直言 “仲尼，如日月一般，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啊”，既维护恩师，也未苛责诋毁者；同门弟子间有分歧，子贡以和为贵，居中调和。他从 “恃才善辩的端木赐”，成长为 “守恕修心的孔门贤徒”，而这份成长，正是孔子反复提点 “恕” 道的最好成果。 结语

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

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只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智，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易货于曹鲁之间、槲旋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

唐开元27年（公元739 年）子贡被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子贡被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孔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大意：“广泛地学习且坚定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求教且思考当下的事理，仁道便蕴含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