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凡回忆录（一）

心声

我的回忆录（节选）

1929年，我出生在郑州市二七区三李街，那会儿这片地方还归荥阳县管辖。打我记事起，家里就一直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耕读传家，从曾祖父那辈起，世代皆是如此，半耕半读、守礼向善，是刻在家族骨血里的本分。

我的祖父，是前清出过的秀才，虽有文名，却从无半分架子，乡邻但凡有求，他从无推辞。我至今记得，东沟李保安的岳父，早年曾把女儿卖给一个盲人，后来想把女儿赎回来，走投无路来求祖父。祖父二话不说，提笔给荥阳区长杨怀章写了信，几番周折，终究帮着把人赎了回来。那家人后来子孙满堂、家业兴旺，逢年过节总不忘来家里拜谢。还有些乡里的贫困户，每年去荥阳交公粮，到了粮站才发现，祖父早已悄悄替他们把公粮交清，这般默默行善的事，在祖父身上数不清。

父亲承继了祖父的仁厚与风骨，也是乡里公认的热心人。东沟的李年来家有七个儿子，老五、老六被抽了壮丁，李狗丢远赴四川逃荒，只留老母亲在家，一家人往来的书信，全是父亲一字一句代写；每到过年，街上商户、乡里农户的春联，父亲总要伏案写上好几天，从无厌烦。村里盖学校，前后两次所需的方椽，都是我家主动捐出。1942年河南大旱，饥馑遍地，不少乡亲走投无路要卖地，都是找父亲代写卖地契，我守在一旁看着、学着，耳濡目染间，也懂了不少人情世故与笔墨规矩。

父亲家教极严，规矩刻在日常里。即便街上有耍猴戏的热闹，只要父亲不允，我半步都不能出门。他常对我说：“人生在世，医学不可不读，法律不可不读。” 这两句话，伴我一生，让我受益无穷——懂医可护己救人，知法能立身守正，这是父亲给我最珍贵的教诲。

我的启蒙老师曹子震先生，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老秀才。他教我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字字铿锵，刻进心里。先生常教我们，做人要有一根泰山压不弯的脊梁，守的是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修身的最高境界，是“不动心”，无论境遇如何，本心不移；更要谨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先生说，即便刀架脖颈、锥刺双眼，也能眼不眨、心不乱，这般坚守一生，人人皆可成尧舜。这番教诲，是我一生做人的根基。

我平生第一次挨打，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书桌面板上有个虫蛀的小孔，我贪玩，不经意把左手食指插了进去，谁知竟死死卡住，怎么也拔不出来。眼看中午要放学，我怕走不了，先生一遍遍催我读书，我却趴在桌上一声不吭。先生大怒，拿起那兼作戒尺的“出恭牌”，朝我脸上、背上、屁股上一阵乱打，我直挺挺跪着，好一会儿眼前发黑、什么都看不见。也亏得这顿打，慌乱间反倒把手指从虫眼里拽了出来，算是因祸得福。

1938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清晨九点左右，梨园河几个村民来我们村赶集，走到高粱坡时，被一个持短枪的土匪拦住，沟下路上还有两名土匪，正抢劫过往客商。村民们逃回村里，喊上人手、扛着长枪追了上去。三名土匪逃到三角井——那是个三岔路口，一人朝金葫芦嘴方向跑掉，另外两人窜往上沟口，途经我们学校前，往密县方向逃去。

村民们举着大刀、长枪，呐喊着紧追不舍。街上的屠户李羊群，半路从村民手里接过一支枪，追到土匪身后，回头问身后众人：“哪个是土匪？”话音未落，土匪一枪击中，李羊群当场殒命。后面的人不敢再贸然逼近，只远远放箭，射中一名土匪。中枪的土匪疼得哀嚎，求前面的同伙给他补一枪，同伙狠心补枪后，还把他的枪一并带走。

紧接着，村民又射中另一名土匪的腿，那人踉跄着逃进老虎（胡）沟——已是密县境内。当时沟沿上有不少妇女看热闹，他谎称“后面土匪追来了”，跟着妇女们躲进一孔土窑洞，从里面闩上门，还逼着她们用扎腿带为他包扎伤口。村民团团围住窑洞，又连夜派人通知郑县、荥阳、密县三个县的大队赶来。只因洞内有多名妇女，众人不敢贸然强攻。

熬到后半夜，三个裹着头巾的老太婆悄悄走出窑洞，低声对众人说：“他在里面睡着了，等我们走远，你们再进去。”谁知众人刚松口气，那土匪竟趁黑滚下坡底逃走，夜色太深，没人敢贸然追赶，众人只得暂且散去。

第二天，一个王口村的赶脚人路过我们村，众人见他驴鞍上沾着血迹，再三追问，他才说：“天不亮我送一个客人到荥阳白草岗下的驴，不知血是哪儿来的。”乡亲们一听，当即集合几十人，又联络荥阳县的人，一同赶往白草岗，直捣土匪老窝。当初在我们村受伤的那名土匪，翻墙逃跑时被众人拽下，当场正法；其余匪徒连同其家属，一并押解回荥阳。后来才知，这伙人竟是一伙溃散的国民党退伍军人，落草为寇、祸害乡邻。

岁月流转，往事历历在目，祖辈的善举、先生的教诲、乡邻的悲欢、乱世的动荡，都刻在我心底。此生所历、所感、所悟，且慢慢道来，是为忆。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续

1944年的秋天，这片遭尽劫难的土地，依旧没躲过天灾的啃噬。

成群的野兔子啃光了田里的大豆，绿莹莹、屁股带尖的象鼻虫和芝麻虫更是肆虐，起初只是红薯叶上针尖大小的虫孔，不过三天工夫，满田的红薯叶就被啃得干干净净，连红薯藤都蔫巴巴地枯在了地里。旱魔刚过，蝗灾又来，兔啃虫咬，一年年的收成，全被老天夺了去。

可就在这熬不到头的苦日子里，1943年麦收后，国民党政府的一道政令，给逃荒归来、走投无路的乡亲们，递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凡是大旱年间典卖、当出去的田地房产，都能按原价赎回，若是双方愿意，也可加价办成绝卖。

这一纸文书，成了多少人活下去的盼头。

我村的土地契税员胡长有，目不识丁，1942年灾荒最凶时，乡亲们被逼无奈卖地卖房，所有的卖地契约，全是托我父亲执笔写下。我那时年纪尚小，天天守在一旁研纸磨墨，看多了父亲落笔的字句，一来二去，竟也把这卖契的格式、写法，牢牢记在了心里。

那时候的卖契，字字都是血泪：

立卖契人×××因一时不便，情愿将自己村×方向地一段约×亩，四至分明，上下土金石尽在卖数之中，今卖与×××名下永远为业，同中间人说合，时价现洋××元，现交不欠。恐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

中人要凑够两位以上，再落上立卖契人的名字，写上年月日。

短短几行字，写的是祖祖辈辈的田地，卖的是一家人的活路。灾荒年里，田地贱如草芥，一亩好地换不来半袋粮食，衣柜、床板、农具，都是三分不值两分就出手。按完手印，多少人背着破行李，拖家带口往陕西逃，走晚了、留下来守家的，多半成了乱葬岗里的白骨，裹上几锨黄土，落个“狗皮棺材”的下场。

我见过同学张国昌，脸皮薄，拉不下脸去抢馍抢吃的，最后活活饿死在街头；见过村东沟的李太平老人，儿子逃荒在外，劫匪闯进来抢光了仅剩的东西，还把他绑成“老婆看瓜”，头上压着鞍子折磨；也见过乡亲们等不及麦子成熟，割下青麦磨成稔转，撑得肚圆后一喝水，被胀破肠胃丢了性命。我们全家靠着陈年谷糠、柿子、榆树皮掺在一起蒸馍，才勉强活命，三岁的弟弟是全家的希望，父亲天天省出钱给他买一个烧饼，我再饿，也从不碰一口。唯独那次饿到极致，偷着烙饼被母亲撞见，她没骂我，反倒帮我把饼烙熟，那点温情，是荒年里最暖的光。

如今有了赎地的政令，那些逃荒归来、捡回一条命的乡亲，纷纷攥着当年泛黄的卖契，寻到我家。胡长有依旧做中人，还是不认字，执笔写赎地契的活儿，便落在了我身上。

我握着笔，铺好粗糙的草纸，一笔一划写下赎回田地的字句。写的不再是断根的卖契，而是乡亲们重归故土、重拾生计的盼头。有人哭着说，地赎回来，儿孙就有根了；有人叹着气，说总算能给死去的亲人一个交代。

一纸契约，记尽了旱荒年的生死离别，写透了乱世里的人情冷暖。天灾人祸熬过来，乡亲们都明白，只要地还能赎回来，人就有盼头，家就还在。

这荒年里的酸甜苦辣，这笔尖下的离合悲欢，还远远没到说完的时候……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兵荒岁月续

1944年4月，日本人第二次占领郑州，中原大地彻底陷入了兵荒马乱的深渊。我们村先是来了国民党的游击队，总指挥是王国然，可没过多久，王国然就去了大后方，他手下的队伍被胡宗南拆分，封了四个游击司令，各自占山为王、扩充势力。

岳德功被封为胜利军司令，王光亮则是攻击军司令，两支队伍彻底分裂，各占各的地盘。岳德功先占了荥阳谷家寨，又拿下皇古寨，可就在1945年春节大年三十晚上，被共产党皮定钧司令的队伍一举赶下了山。后来日本投降，岳德功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成河南保安旅，驻守陈留、开封一带，开封第一次解放时他率部起义，晚年还当了陕西镇巴县政协委员，只可惜1990年因煤气中毒离世。

日本人刚来时，我们村为了自保，成立了自卫队，从各家各户凑齐了48条步枪，白天大家下地务农，夜里就集中起来巡逻护村。可这份安稳没维持多久，收完麦的一天，我站在胡河寨上，亲眼看见一支队伍从冰泉家垴过来，顺着河往上走，机枪从保公所所在地胡三林家，一直架到我们自卫队门口——来的正是攻击军司令王光亮。

他二话不说，直接收缴了自卫队的48支步枪，还按着自卫队的花名册，逼着所有人去当他的兵。我的同学李松泽死活不愿入伙，被拉到南小湾执行了假枪毙，一番恐吓下来，不得已当了兵。收缴枪支时，唯独少了一支能发射枪榴弹的步枪，王光亮的人直接把自卫队长李金章绑上抽筋凳严刑逼供，还胁迫我们村的保长胡长有，当了他的副司令。

从那以后，王光亮彻底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皇协军，被日本封为“荣亚部队”，分驻在郭小寨、刘湾、袁河三个寨子，我还被抓去郭小寨给他修过寨墙。这支队伍比土匪还凶，方圆二十里内，派粮、派草、派柴、派差是家常便饭，除此之外还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他的参谋长李凤楼借着结婚的名义，给我家送条子要5万贺礼，给村里白圈家要15万，限期必须交齐；截住登封来的牛贩子，不仅杀牛抢货，还把人活活活埋；就算是自己手下借着部队名义敲诈百姓，也毫不留情，1944年秋天，就在高庙村用铡刀铡死了周生妮。胡长有是本地人，当了副司令后得罪的人太多，又曾放话让李某交出私藏武器，不然就取其性命，结果苦主买通杀手王二七，在南口油坊李宣华家抓住他，直接枪杀在他家的崖顶上。

1944年底，王光亮手下的张小洛——原本是我们村的自卫队员，叛逃到了国民党别动军司令刘景贤的部队。王光亮的人就以张小洛拐走机枪为由，把他的父亲打得死去活来，还罚我们村每亩地出40斤小麦，我家一户就交了1200斤，这事才算草草了结。

1945年春大年初一早上，岳德功被皮定钧司令从荥阳皇姑寨一路赶到我们村。初三那天，他的张夫人就带着两个警卫，专程去郭小寨拜访王光亮，当时王光亮生了病，由参谋长代为接待。酒桌上，参谋长对着岳夫人冷不丁说了句：“弟妹，人心可是隔肚皮呀！”其实谁都明白，张夫人哪里是拜访，分明是去打探王光亮的地形和火力配置。

大概到了四月的一天黎明，村子西北方向突然响起密集的枪炮声，我从被窝里抱起弟弟就往外跑。等枪声停下、天光大亮时，皮定钧的队伍已经攻克了袁河、刘湾两个王光亮的据点。郭小寨南、东两面是深沟，西、北两面有高墙，王光亮死守到晚上，最终败逃到离郑州近的香林寺、盆刘村、黄岗寺三个村寨。逃到黄岗寺后，他的人又抢了张丘村张老黑家的牛，张老黑父子追去西门，被岗哨截住活活活埋。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恶多端的王光亮，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处决，总算落了个应有的下场。

那时候的中原大地，除了王光亮、岳德功，还有郑州专员公署、荥阳县大队、密县大队、荥阳周洞丁营伪军、密县金兰寨赵德如的皇协军、国民党军统刘景贤的别动队，全是占山为王的“草头王”。老百姓手无寸铁，谁都惹不起，只能任由他们宰割欺凌。

1945年刚收完麦，密县白寨乡杨树岗村白仙来家，来了刘景贤别动队的八个人，个个带着长短枪，武器精良。可他们路过岳村时，被金兰寨赵德如的汉奸队盯上，一路尾随过去，先封了大门，又爬上屋顶喊话逼降。这八个人宁死不降，赵德如的人就抱来麦秸点火，从房上扔到白仙来家的草房上，大火烧了几个时辰，八个人全被烧成黑炭，枪支也一并烧毁。

临近日本投降，刘景贤的别动军又起了内讧。这支部队里，只有司令刘景贤和结拜老七徐光斗是正牌军统，部队和枪支全是副司令王瑞亭一手组织起来的，王瑞亭在军中威望极高，刘景贤怕大权旁落，就和徐光斗密谋除掉他。

当时部队驻在密县山南的禹州境内，一天王瑞亭正在司令部吸大烟，徐光斗进门就说：“四哥！你的枪让我看一下。”王瑞亭还没察觉异样，回道：“那不，还在我的枕头下。”徐光斗抄起手枪推弹上膛，对着王瑞亭就喊：“别动！对不起。”不等王瑞亭反应，一枪就结果了他。

我们村的胡长有，当时是王瑞亭的随从副官，吓得不敢作声，好不容易求刘景贤恩准，才把王瑞亭的家眷护送回郑州老家。可就这一段经历，解放后胡长有背上了“搭车”反革命的罪名，整整受了20年的牵连。

那段天灾连着人祸的岁月，鬼子横行、汉奸肆虐、各路兵匪混战，老百姓在夹缝里苟活，每一天都熬得提心吊胆，可就算如此，大家还是咬着牙，盼着乱世早点结束，盼着能过上安稳日子……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青年军续

1947年，我的同学辛国璋来到学校，跟老师和同窗一一告别，说他要去参加青年军。那时候国民党把青年军吹得天花乱坠，管吃管住，顿顿有大肉、白米和白面馒头，对饿怕了的年轻人来说，这诱惑实在太大。

辛国璋参加的是国民党整编206师，师长是邱行湘，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开到洛阳驻防。谁也没料到，这一去，正好撞上陈赓将军率部第一次解放洛阳，一场惨烈的大战就此打响。

洛阳城里，枪炮声日夜不停，国民党的督战队端着枪在后面驱赶，青年军只能往前冲，半步都不能退。城墙、街口贴满了枪毙“临阵脱逃”逃兵的布告，鲜血顺着墙面往下流，被雨水一冲，整片墙都被染得通红，看得人头皮发麻。可就算用这样残酷的手段镇压，也挡不住败亡的大势。

激战过后，师长邱行湘战死，残余的青年军退到洛阳以南的山上，很快被解放军团团围住。解放军围而不打，只是偶尔放几声冷枪试探。这些青年军仗着手里有美式自动、半自动步枪，凭着一股蛮劲，“嘟！嘟！嘟！”地盲目乱射，枪声震天响。

可子弹总有打光的时候，几轮疯狂扫射过后，山上的枪声渐渐稀了，最后彻底哑了。就在这时，山下传来解放军震天的喊声：“抓活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军们，没了子弹，没了斗志，只能乖乖放下武器，成了俘虏。

辛国璋年纪轻轻，本是抱着吃饱饭的念头去当兵，却被卷进这场内战，成了炮火下的一粒尘埃。当年在学校告别时的模样还历历在目，如今生死未卜、音讯全无，每每想起，我都心里发酸。在这乱世里，普通年轻人的命，就像风中的草芥，由不得自己，半点都由不得自己。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会道门风波续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我们上几届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解放军，还专门回学校给我们讲话。那时一切都觉得新鲜，我也跟着参加了工作，学习后被分配到郑州地区公安局，做预审工作，还兼管拘留号。我经手的案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登封红枪会暴动。

这案子牵扯极广，郑州地区的郑县、荥阳、成皋、巩县、登封、新郑、密县各地的会道门——一贯道、天仙庙道、仁义社、红枪会，全都卷了进来。

1949年春一个星期六下午，登封一中一个学生放学路过宋村，被当地红枪会截住，绑在路边电线杆上，一刀砍下孩子的腿，说是“祭刀”。随后他们掐断周围电线，退进宋村。

登封县大队最先前去征剿，可队员多是新兵，没实战经验，进村就挨户搜查。哪知红枪会就躲在门后，战士还没进门，一声喊，红缨枪就刺进腹中，枪也被夺走，敌人爬上房顶压制。县大队牺牲了几位战士，不敢再贸然入户，红枪会便趁夜逃走。

第二天，豫西第四军分区牵头，集合郑、荥、密、成、登、巩各县武装上嵩山搜捕。我们抓到了新郑人皇自修，他自己交代，曾任过东北义勇军副司令；我也在郑州东大街抓住了张治中。紧接着，郑县在圃田乡古刹岗村，端掉了一个更大的窝点，把在这里自称“皇帝”的李田、他的“娘娘”，还有军师王怀让，一并抓获。

这伙人的来历，荒唐又离奇。

李田的“娘娘”是扶沟人，原先嫁过一户大户人家的老三，那人不务正业，家道败落死后，她又嫁给天仙庙道一个瞎子老头。瞎子传给她一些治病偏方，临死还说，将来要“借尸还魂”，再和她做夫妻。之后，她就成了四方游走的游医。

1942年灾荒，李田跟着奶奶去陕西逃荒，夜里投宿在许昌北边这位“娘娘”的庙里。当晚，娘娘把身世讲给奶奶听，李田却在一旁动了心思：去陕西千里迢迢，自己才走一天就走不动，这女人有粮有钱，不如跟着她。

第二天奶奶催他上路，他竟谎称：自己被扶沟天仙庙道的瞎子附体，要和眼前这妇人结为夫妻。

众人一时茫然，奶奶转念一想：孙子跟着她，总不会再挨饿。那女人也正想找个依靠，一说就成。可李田才十三岁，奶奶便说：“先以姐弟相称吧。”

从此两人白天是姐弟，晚上做夫妻。

他们后来辗转到荥阳康寨，又来到圃田古刹岗，一开始就住在野地的水窖里。四处放话，说水窖里来了一男一女，不吃不喝，引得善男信女纷纷来上贡。那女人又会点偏方治病，人越聚越多，有了积蓄，便盖起简易房。

不久，从郑州来了个怀庆（今沁阳）人王怀让入伙，他是个阴阳风水先生，靠骗人把戏收拢人心。

他自称能看相，算你父母在不在、兄弟几人。左手捏一把纸条，右手拿铅笔，先让你自己说，再用手指捻动纸条，说出来的数字“没有一个不准”，其实全是提前串通好的鬼花招。

他还有“鬼拔香”的把戏：在神牌前立一块砖，让你插三根香，拉你到屋外等十分钟，再回来香就不在香炉里了。百姓只当神仙显灵，殊不知他提前把香平衡放在砖上，烧完一头失重，香自然翻倒。

他最能蛊惑人的，是“招魂”。

说你儿子上学多年没信，他就能招回头戴博士帽的人；

说你家人做生意无音讯，他就能招回金玉满箱的人；

说你家人当兵在外，他就能招回腰扎武装带、骑高头大马的军官。

法子也简单，就是按你的心愿，用白水在黄表纸上画好，放水里一显影，就成了“魂魄归来”。他嘴上说“招不回分文不取，招回来随意给”，可这“随意”，酬金却贵得吓人。

就靠这些坑蒙拐骗，他们在古刹岗经营几年，建起八卦亭，还接着修金銮殿，甚至狂妄地到处说：解放军是给他们打天下的，等天下定了，李田做皇帝，王怀让做军师，那个名义上是“姐姐”的女人，就是娘娘。

一群装神弄鬼的骗子，在刚解放的土地上做起了君临天下的美梦。可谎言再花哨，也骗不了已经觉醒的百姓，更躲不过人民政权的清算。

随着各县武装围剿、公安逐一抓捕，这个妄图称帝的会道门窝点被彻底捣毁，为首作恶的人，全都落网伏法，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那些在乱世里靠妖言惑众混饭吃的把戏，到了天亮的世道，终究是站不住脚的。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登封剿匪续

红枪会案审结之后，1949年9月，我被抽调去登封大冶镇参加剿匪，主要任务就是清查潜藏的土匪，同时收缴国民党十三军溃散时，散落在民间的武器弹药，大炮弹、步枪、手榴弹，一件都不能漏。为了挖出土匪偷偷埋藏的枪支，我们还争取了手上背着七条人命的黑枪手张大顺，让他戴罪立功，帮我们寻找藏匿的武器。

在大冶剿匪的这段日子里，有两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第一件事，是1948年七八月份刘德玉反水的惨案。

原国民党县团队的班长刘德玉，早先带着几个人向大冶区区干队投降，可没过多久就暗中叛变，再次反水。那是一个小雨淅沥的黑夜，外面突然响起几声枪响。西村寨南门里有一所小学，北屋和紧挨着寨墙的东屋，住着我们区干队。匪徒摸黑绕到东屋背后，从窗户里塞进几枚手榴弹，当场就炸死了我们好几位队员。

其中有个山东籍战士，上午才刚分到区干队，中午吃饭买不到肉，就只吃了几块豆腐，谁能想到，当天晚上就牺牲了。

我们后来住在寨上，总能看见东寨墙外的壕沟里，一排坟头全都面朝寨墙，每个坟前立着一块木牌，经过雨淋日晒，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再也认不出是谁。

那天夜里，刘德玉还设下圈套。国民党团队早已在马鸣寺山下、临近西村的路口架好机枪，布下布袋阵。刘德玉假意跑去找区长张道宏和区委书记，说“有情况，跟我走”。区长心里警觉，只让他头前带路。两人交换手语，瞬间识破阴谋，等刘德玉刚踏出大门，两人合力关上大门，从里面反闩住，随后翻墙逃跑，一直跑到天亮才躲到东刘备村。事后，张道宏区长也因此受到了处分。

事发后，刘德玉一直下落不明，直到后来镇反时，才在栾川县把他抓获，牺牲先烈的英灵，总算得到了慰藉。

第二件事，是1949年农历九月十三的火烧农会爆炸案。

那天正是大冶镇庙会，午后我背着一支三八式短梢步枪，刚走出大冶西门约一里地，突然听见身后“咚”的一声巨响。我猛一回头，一股黑烟直冲天空，我起初还以为是司令部试炮，等回过神才知道，是大冶镇南街村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火烧农会”爆炸案。

原来当天赶庙会，农会主席想卖点粮食，购置些急需的东西。大伙正忙碌时，放在洞口的几缸黑色炸药突然被引爆，当场炸死两人，还有一人重伤，不久也不治身亡。

这桩惨案的原委很快查清：

大冶镇镇长杨保安，躲在其二夫人韩荣的娘家地窖里，被搜出后羁押在南街村村委会。他暗中勾结狗腿子景辰，韩荣更是向景辰许诺：只要他“火烧农会”，就给他十五亩地，还嫁给他。

景辰是南街村人，房无片瓦、地无一垄，是杨保安的忠实走狗。之前农会曾三进三出吸纳他，最后还是把他当作“流氓无产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让他以合法的农会会员身份自由出入，这才给了他可乘之机。

他用臭蒿拧成火绳，悄悄点燃放在火药缸沿上，慢慢引燃了炸药，制造了这场惨案。

当时村长正在农会隔壁洞中办公，听到爆炸声，转眼就看见杨保安和二夫人韩荣从北边洞里逃出，瞬间明白了一切。他机警地右手向后一背，左手指着杨保安大喝：“站住！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们！”两名罪犯当场被擒，没能逃脱。

9月15日，我们在大冶镇东门里召开万人公审大会，由我和司法科唐秉谦科长共同主持。公审结束后，组长汤洁清担任监斩官，将杨保安、韩荣、景辰三名罪犯押至西门外处决。

行刑过后，民兵张林上前查看，突然回头大叫：“景辰没有死！他还在眨眼！”

枪手立刻上前补了一枪，景辰的后脑勺被打飞，前面只剩下一个鼻子，恶贯满盈的匪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那段剿匪的日子，枪声响在耳边，血案记在心里，每一幕都刻进了骨头里。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土地改革与镇反续

1950年春，我被调往巩县参加土地改革，全县干部先集中学习土改政策，核心就是如何划分阶级成分。

当时的划定标准分得很细：土地超过全村人均水平线，解放前连续三年不参加劳动，还雇长工或出租土地的，定为地主；家里雇长工，但主要劳力仍亲自下地劳动的，是经营地主；家中有伤残、鳏寡孤独，缺乏劳动能力，土地虽超平均线但全靠出租生活的，算小土地出租，不按地主对待；土地没超平均线，可生活主要靠放高利贷的，也划为地主；在这些基础上，有政治势力、横行乡里、劣迹斑斑的，就是恶霸地主；解放前有大量土地，本人不劳动，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临解放把土地卖光，现有土地不够糊口的，是破产地主。

凡是被定为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农具这四大件——耧、犁、耙、铡，一律没收，只保留属于工商业的房屋。

富农的条件和地主相近，区别在于剥削量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五，哪怕解放前是贫农，解放时土地和剥削量达标，也要划为富农，对其多余财产叫作“征收”，虽说名称上和没收不同，可在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对待上，并无实质区别。

富裕中农，土地持平或略高于平均线，牲口、四大件农具齐全，全靠自家劳动，生活稍好，不剥削人也不受人剥削；下中农，土地低于平均线，农具不全，靠换工、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贫雇农则是无地或少地，全靠扛长工、打短工度日，常年吃不饱穿不暖。

土地分配的原则是“中间不动两头平”，以人均土地平均线为标准，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房产，分给贫雇农，地主富农也按人口分一份土地房屋，由县里统一颁发土地房产证。

学习期间，从北京来了一批所谓“民主人士”，名义上是参观考察、体验农村生活、接受教育，不直接参与土改，县里还特意交代，我们基层干部不能随便和他们接触交流。

学习结束后，我先被分到蔡庄，按照文件里的“八步三关”做土改试点，接着又调到涉村区五指岭，那地方在嵩山北坡，山高石头多，土地贫瘠得很，一年只收一季秋粮。山下的有钱人，没人愿意上山买地置产，山上的人家也穷，根本没产生地主、富农的条件，只有一户养了一头骡子，四大件农具齐全，饥荒年收留过一个外甥当帮手，算雇长工也不够连续三年，勉强被划为富农，后来土改复查时就给纠正了。

麦收过后，山上的土改全部完成，我又被调到巩县鲁庄区鲁庄村，参与村里的土改工作，到1951年春节前全部结束。紧接着元宵节前，全国掀起“抗美援朝”扩军热潮，这次征兵名义是“河南公安师”编制，鲁庄村分配了15个名额，最后实打实完成了16个。每位新入伍的战士都骑着马，在全区游行造势，大张旗鼓地动员，这才把全区的征兵任务圆满完成。看着这些年轻战士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心里既敬佩又揪心。之后全国又发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一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战争还没结束，全国又紧接着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的治安政策就四个字：杀、管、关、赶。其中“赶”，是指凡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一律驱逐出境。具体政策也分得清楚：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有血债、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坚决枪毙。

需要镇压的对象很明确：军界是国民党的连长、宪兵、警察、特务，军统、中统人员；政界是国民党保长，有衔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还有反动会道门、青红帮骨干。这些反动组织一律取缔，头目镇压，普通成员交农村管制，强制改造思想。

抓捕的流程也很统一：先以区为单位，召开各村农会主席、村长、村民代表会，让大家自报本村该抓的人，名单汇总上报，全国定统一时间集中抓捕。审理结束后，再以区为单位分批执行。

鲁庄区第一批执行镇压的有19人，地点就在南门外西边的寨壕里。其中有一个人枪响之后，还回头拼命高呼：“我是任芝茂！我是任芝茂！”他到死还以为只是来赔罪认错，根本没明白自己的下场。

后来区政府在那片寨壕里种上南瓜，人血比化肥还壮地，长出来的南瓜又大又多，吃都吃不完。

这段时间，我们的指导员调到新郑县任公安局长。新郑在郑州地区不算大县，可镇反期间，前后枪毙了600多人。

理论上说，这些被镇压的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本质反动，俗话说“黑狗变不了白狗”。可十年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又被教育改造好，予以特赦。现在回头看，这些都是因时因地，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政策需要，所采取的不同手段罢了。

待续

一九四二旱荒回忆录·政治审查续

1951年10月，我参加了“镇反”学习，领导在会上反复号召，每个人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向党彻底交待个人历史。我当时心里还很坦然，觉得自己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参加工作时就把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唯一一段说不清的经历，就是1948年8月在郑州等待开学时，吃过“郑州青年训导班”的五个杠子馍。每个馍12两，合现在7两半头一天在郑州早起领了一个，学校搬到城东祭城，下午又领一个，住一晚第二天早起吃过一个，就回郑州等开学，得知次日开学又回祭城住了一晚，第三天早起领过馍，就带着行李回校报到，一直到郑州解放，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我一直以为这段经历再普通不过，历史清清楚楚。

可公安局的张丙和却一口咬定：“郑州‘青年训导班’是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在郑州办的特务学校。按辩证法说，特务学校就是培养特务的，你说你不是特务，如何解释？”

这话一出口，我百口莫辩，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么一条一眼能看到底的小河沟里翻了船。紧接着，又有人说我见过蒋介石，还说我三叔的女儿、我妹妹已经承认了。学习结束，我的问题就被挂了起来。

回到工作岗位，我当即给县委书记、县长写了一封信：“怕我逃跑，就把我押进公安局，啥时候调查清楚，再放我出来！”

就这样，1951年底，我被巩县公安局逮捕，解送到地区公安局。第一次审讯，没问几句，办案人员就说我身上有凶气，先给我戴几天手铐压压凶气。我回到拘留号里，号里的人都说，我怕是不经意顶撞了对方，才落得这个下场，还劝我换位想想：我已经不是干部了，是政治犯、思想犯，说白了就是“反革命”。

这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如果真按反革命来斗我，该怎么办？枪毙我的布告又该怎么写？当年在登封枪毙人，布告都是我写的，罪证都要有凭有据。可转念一想，我的布告实在难写：说我是特务，没有任何上线给我布置过破坏任务，没有半点事实；就算真见过蒋介石，以现在的眼光看也不构成犯罪，可在当时却如临大敌。按“疑罪从有”把我抓进监狱审查，对我来说反倒成了一种解脱，大不了被开除回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食以当肉，缓步以当车”，过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我虽身在缧绁之中，心里却清楚，非我之罪。

幸亏党最终还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写完交待材料后，经过十五个月的审查，终于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只是问题没有最后结论。直到1954年“肃反运动”，巩县公安局李股亲口对我宣布：郑州青年训导班在郑州没有任何特务活动。我的问题也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彻底清白了。

2004年，我三叔的孙子结婚，婚礼上他儿媳告诉我，当年举报我见过蒋介石的人，临死前向她承认了是自己所为，也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件事，让我和妹妹背了一辈子黑锅，举报人也终生受着良心的谴责——要知道，我三叔曾经是她的老师，还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对我而言，这事权当是吃了人家五个杠子馍的代价，可我妹妹却因此生出了刻骨仇恨。她的父母临死，她都不回来看一眼，彻底和家庭决裂，只因她不知道举报人是谁，便说“三李”没一个好人。后来在湖南，她被批斗得头发一夜由黑变白，六岁的儿子被人抓起来狠狠扔出去，受了无尽的苦。

我1952年一整年都在拘留号里度过，反倒意外躲过了“三反”“五反”这场激烈的运动。号里第一个押进来的大贪污犯，是郑州专区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生沈新庆。法办他的理由，是医院会计陈明道检举，两人去上海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时贪污了大量现金，可沈新庆死不承认。

当时的理论是“树大林深必有虎”，会计是重点怀疑对象，院里开大会逼他交代，他一点一点挤，却总说不彻底。到最后发现，他交代的贪污数字，比实际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总钱数还多，钱都不够他贪污，买东西的钱又是哪来的？再三追问，他才说：“有账可查，实际我没贪污。”大家都戏称他为“陈谜登”，沈新庆也因此解脱。

随后又查他的医疗事故：曾有个腹水昏迷的患者，会诊时他误诊为皮下积水，打开腹腔才发现是胆囊积水，打开胆囊放水后就缝合了，患者当时精神不错，可三天后再次积水不治身亡。法院以此判了他半年机关管制，调往陈留县医院。

号里押进来的第二个人，是我们原来的指导员孙殿早。我离开公安局后，他调往新郑县任公安局长，1951年下半年又任公安大队大队长。“三反”运动中，让他跪在凳子上交代，他死活不坦白，直说：“我坦白不坦白都要法办我，光宣布我贪赃枉法一条，就够枪毙了！”

他又说：“事实上我只贪污了三十块现大洋，是新郑县没收一个地主的，当时就放在我抽屉里。我老婆上学没钱，就拿出来一两个，去银行换成人民币慢慢花了。若说我卖放地主，现在可以去查，地主还在家里好好的。”

当年新郑县公安局曾拍卖过没收的敌伪物资，孙殿早买了一条骆驼绒毛毯，侦查员陈永乐抢过去说：“我得要，你是局长不能跟我争！”孙殿早最终什么也没买。可公安局干部近水楼台，先把好东西挑走了，县委、县政府对此有意见，最后认定他是千元以下的“大老虎”，判了一年机关管制。

后来我们局长丁石调往公安厅任厅长，想调他过去，他没去。60年代我在汽车上碰到郑建勋，他说孙殿早在七里岗密县玉雕厂，我赶到七里岗，又说他回县城了。

孙殿早是山东人，十六岁打长工，十八岁参军，打过无数次仗，从士兵一步步干到排长，身上好几处枪伤，是三等残废军人，每月多领三斤肉的补贴。当兵时，山东省委派他潜伏在青岛，给日本人当大队长，坐着日本人的小车给省委送情报。当地政府不知情，把他家里人扫地出门，他哥哥嫂子都是共产党员，只因他说梦话暴露了身份，他才侥幸逃跑，没被日本人抓住。在新郑时，他哥哥来看过他一次，临走他买了两袋大枣让哥哥带回山东，结果“三反”时，这些大枣还被当成赃物，专程去山东追了回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