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 周瑜

芳草怡人（拒闲聊）

题记：周瑜，不应再被“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情滤镜所遮蔽。他临终致孙权书，字字不涉私怨，句句系于江东水土、将士寒暑、新屯稻种能否熬过春寒。他从不活在他人影子里，只活在“应当如何”的担当中。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浩荡词章，开篇即见大江奔涌、历史回响；而“周郎”二字跃然而出，非止点将之名，实为风骨之帜。若论三国人物，星汉璀璨，各耀其辉；然最令人心折者，唯周瑜一人——他不是演义里被窄化的心窄之臣，而是史册中气贯长虹的江左柱石。“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不是戏台上的虚影，是真实立于赤壁风涛之上的清峻身影：八尺之躯，眉目如远山含黛；一袭素袍，自有千军难夺之定力。他之风流，不在浮华，而在文武兼济、刚柔相生；不在争胜于人，而在成全于世。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庐江舒县人，出身累世簪缨之族。父周异，官至洛阳令；家学渊源，熏陶深厚。他少时诵《左传》而通权变，习弓马而知节制，更精于音律，江东有谚：“曲有误，周郎顾。”一语道尽其耳力之敏、心神之静。那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而是将礼乐之教内化为气度的明证——琴声未绝，兵锋已动；战鼓方起，诗思已成。他以文心养武胆，以雅量驭雷霆，故能于万军阵前抚琴不乱，在千钧一发之际谈笑定策。

建安四年，随孙策攻破皖城，硝烟未冷，他却伫立城楼，目光越过刀光剑影，落于小乔眉间那一痕江南烟雨般的清婉。世人常以“铜雀春深锁二乔”为谈资，却不知真正与二乔相配的，不是权谋的囚笼，而是周瑜这般以剑守土、以心载道的君子。他纳小乔，非为色宠，实为志合——一个以锋刃开疆，一个以柔韧持家；一刚一柔，共筑江东之基。那场婚仪，是乱世中难得的清朗仪式，亦是他生命里文武相谐、刚柔并济的生动注脚。

他为孙权谋国，从不囿于一役之得失。征山越，非为屠戮以立威，实为抚其俗、安其居、教其耕；破黄祖部将邓龙，不恃骁勇之锋，而重察水势之变、民心之向、节气之律。他深知：江东之险不在山川，而在人心；江东之固不在坚甲，而在信义。故其策也深，其行也稳，其志也远——非谋一隅之安，而图万世之基。他懂江流的走向，更懂人心的潮汐；能听战鼓之烈，亦能辨稻穗之响。

赤壁之冬，曹军压境，舳舻千里，朝堂噤若寒蝉，“降”字如霜雪扑面。唯周瑜缓步出列，袍袖轻振，声如金石击玉：“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何言降乎！”此非一时激愤，乃十年筹谋、百战淬炼后的铮铮铁骨。那一刻，他不是统兵之将，而是江东魂魄所系；不是临阵之谋，而是立国之纲。他以一身正气，撑起六郡山河的脊梁。

火攻之计，黄盖诈降，东风乍起——世人只见“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却少知那夜他独伫战船甲板，踏碎霜月，反复推演风向、潮时、火船间距，直至天光微明。所谓“谈笑”，是千锤百炼后的胸有成竹；所谓“灰飞”，是将天时、地利、人和，一寸寸密织进战旗经纬的极致匠心。赤壁之胜，非侥幸于天助，实奠基于是人以智为火、以心为薪、以命为引的彻夜不眠。

建安十五年，病骨支离，他仍伏案挥毫，绘制益州山川图。笔锋所向，不止成都城垣，更是“西联马超、北图许都”的宏阔棋局。他欲拓的疆域，从来不止于地图上的墨线；他所谋的天下，是稻可丰、民可安、士可用、道可行的整全秩序。巴丘江风萧萧，他最后凝望东去大江，仿佛仍在听战鼓余响，仍在等一封来自西川的密报……三十六载春秋，如一支离弦之羽箭，未及落定，已划破长空，留下永恒的轨迹与回响。

周瑜，不应再被“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情滤镜所遮蔽。他临终致孙权书，字字不涉私怨，句句系于江东水土、将士寒暑、新屯稻种能否熬过春寒。他从不活在他人影子里，只活在“应当如何”的担当中。范成大赞其“江左风流美丈夫”，美在气格之整全：文可安席，武可裂云；少年意气不浮，中年担当不坠，临终所念不私。若穿越千年，在东山茶肆春阳之下，我愿与他相对而坐，不谈兵戈，不议兴废，只听他讲舒城旧事——如何为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与孙策争得面红耳赤，又笑作一团。

那样的周瑜，才真正活着。

——历史从不假设，却以他挺直如松、清越如琴的身影，在浪淘尽处，静静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