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6年的春风即将拂过神州大地，马年——这个充满速度与力量、忠诚与勇毅的生肖年份，再次走入中国人的时间轮回。今天，我们不仅在马年春晚的“骐骥驰骋”主视觉中看到马的身影，更在无数的雕塑、绘画等文艺作品中看到它的形象，它们无言地告诉我们，马曾经这样深入我们的生活。 现生马仅有真马一个属，它们是远古繁盛族群中仅存的代表。马的演化史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宏演化范例。从始新世早期的始祖马亚科到中新世以后的三趾马族和真马族，马的体型逐渐增大、齿冠变高且趾数减少。这种演化趋势意味着，马的食性从柔软的叶片变为粗糙的草本植物，并逐渐适应开阔的草原环境。从距今1万年开始，人类陆续驯化了狗、猪、牛和羊等动物，给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及肉食的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马的驯化则出现较晚。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证明，马的驯化开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距今5500年左右的柏台遗址中，动物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的马骨、用马骨制造的鱼叉和带有象征性刻纹的马骨。通过对该遗址里出土的陶片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陶片上有马奶脂肪酸的残留物，证明当时的柏台人既吃马肉，又喝马奶。另外，在遗址的文化层中还发现马粪，这也是马在此地长期生存的证据。所以动物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柏台人已经开始驯马，具备了养马的能力。马在哈萨克斯坦被驯化成功之后，家马和养马技术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 中国家马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前。到商代晚期，家马已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从中亚进入中原地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是通过甘青地区，经河西走廊到达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二是从蒙古高原南下。历代中国战马的引进，也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原常见的“大宛马”“乌孙马”“蒙古马”等品种，通过战争或商贸互市流入中原。<br><br> 与欧洲用马挽犁不同，我国用马主要是驾乘，马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力，带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殷墟发现的车马坑都是一车两马，两匹马拉车是商代的特征。当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在朝歌打败商王的军队，一举灭了商朝。“武王伐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场战争中，四匹马拉的战车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开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被称为“一乘”，当时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史书记载，秦人在秦襄公建立秦国之前，是一个以养马为主要职业的游牧部落。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业。在秦穆公时代出现了伯乐这一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撰写了《相马经》，把马依照品种、体型和毛色进行分类，依据马的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和比例进行归纳，总结出良马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及具体形状，这也说明当时对马的认识已经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战国后期，赵国的北方地区毗邻游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游牧部族时常骑马纵横驰骋，开弓射箭，滋扰边境，对赵国形成极大的威胁。赵国的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开始。新建的骑兵部队行动迅疾，灵活机动，先后战胜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族，拓展了赵国的版图。这一改革还带动了各国军事力量的重组，史载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始皇最终横扫六合，统一中国，“骑万匹”加上“带甲百余万，车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和平的年代里，马主要用作驮运和骑乘。解州周边的盐道上驮盐的马匹来来往往，驿道上驿卒昼夜奔驰，传递信件也带来边陲的荔枝，唐代“虢国夫人游春图”则展示了贵族妇女骑马踏春、悠闲自得的景象。长期的合作共事，马以它的忠诚、勤恳、灵性的特质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马到成功”这一成语广为人知，古代交通闭塞，出行不便，而马的奔跑速度非常快，可以顺利快速到达目的地。只要有骏马，办什么事情都有了胜算，所以古人有“马到成功”之说，与“旗开得胜”有异曲同工之妙。“龙马精神”则描绘出马匹精神抖擞，扬蹄奋进的形象，给人以奋发的精神鼓励。“老骥伏枥”让人产生英雄相惜的认同，“老马识途”又让人感到一种见多识广、聪颖智慧的安全感。<br><br> 马在十二生肖中位居第七，与十二地支配“午”，故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中午十一点至中午一点又称“马时”。关于马排名第七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因为十二生肖马与十二地支的第七位“午”相对应；二是生肖马在地支为午火，马跑得快，脾气暴躁，符合五行火的特点。三是马对应的地支中午，代表着一天的十一点到十三点，这期间正值烈日当头，这种激烈，让人想起了人类得力助手之一的马。 马在中国艺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先人以马为题材，塑造了众多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甘肃省武威县雷台遗址东汉墓葬出土的青铜“马踏飞燕”，一匹奔马昂首扬尾，头顶上花缨微扬，马尾打成飘结，马的前两足和左后足三足腾空，右后足的足蹄踏在一只飞燕上，飞燕双翅展开、惊愕回首，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瞬间将一匹骁勇矫健、奋蹄疾驰的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陕西省礼泉县昭陵北阙的石刻“昭陵六骏”，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自己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令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图，刻石陈列于陵寝旁。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可惜“飒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被美国人盗走，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剩余四骏石雕残石拼复后陈列在博物馆里，从此天各一方。唐代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描绘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画面中的马昂首长嘶，鬃毛乍立，四蹄腾踏，充溢着“万里可横行”的气概。徐悲鸿的奔马图更是将马的精神与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相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画的经典之作。 现代社会已经不再依赖马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工具，但马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却在新时代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在文化创意领域，马的形象也在不断创新。央视春晚工作室里，设计师将青铜器上的云雷纹设计成一组憨态可掬的马，“骐骥驰骋”的造型也颇为讨喜。从地质博物馆中冰冷的马科动物化石，到故宫书画中墨色淋漓的骏马图卷，再到数字屏幕上可定制的AI骏马纹样，马的身影始终与中华文明同行。<br><br> 在农历丙午马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愿我们都能带上这份“龙马精神”——既有腾跃九天的雄心，也有脚踏实地的稳健，像那匹穿越历史的骏马，目光如炬，驰骋不息。心中有远方，如骏马志在千里，不囿于当下得失；肩上有担当，如老马识途知任，在各自的领域稳步前行；脚下有力量，如骏马跨越沟壑，将每一个挑战化作前进的跳板。<br><br> 新的一年，让我们与马同行，共赴山海。在这奔腾的时代，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加速度与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