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成都博物馆 探寻蓉城悠久历史（上）（黄金服饰展、成都古代篇 先秦—南北朝时期）

锡林

2026年1月4日，天气晴朗，我和妹妹乘坐公交车前往成都博物馆参观游览，这是我们第二次参观游览成都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位于成都天府广场的西侧。

成都博物馆是一座几何感十足的现代建筑，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城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占地面积约17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约2万平方米。

成都博物馆主体建筑分为南楼和北楼，南楼地上主要为办公和科研区，地下为学术报告厅（多功能厅），北楼主要为展示区。

成都博物馆外观采用“金镶玉”设计，由2万余块金色铜板和冲孔板拼接而成，是已知中国最大的铜材饰面单体建筑。 成都博物馆藏品总数约20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399件套，形成了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迄民国时期较为完整的藏品序列，类型涵盖青铜器、金银器、画像砖、石刻、陶瓷器、书画、家具、皮影、木偶、道场画、面具、木雕等。 成都博物馆是网上预约免费参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预约，凭身份证通过专用通道进入参观。 成都博物馆一楼为大厅、特展厅，地下一层为“人与自然专题展”，地上二层至三层为“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四楼为近世篇和民俗篇，五层为中国皮影木偶展。 我们姐妹首先走进了一层的特展厅，这里正在举办“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专题展”。

“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专题展”是成都博物馆举办的一场精彩展览。展览时间：2025年11月30日-2026年3月29日。 主办单位：由成都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凯布朗利博物馆联合主办。

展览的前言写道：“黄金是宇宙给予人类的金色馈赠，丝绸是中国对世界的珍贵献礼。当象征永恒与炙热的黄金与柔韧温润的丝线在丝绸之路上相遇，金线在文明的熔炉中化为一条涌动的金色纽带，它穿过沙漠的炽热风沙，跨越海洋的万群碧波，掠过草原的辽阔天际，将智慧与信仰，审美与技艺编织进人类历史的锦缎之中，串联起不同地域，不同时空人们的艺术想象与文化记忆。” 展览以“金线”为脉络，分为“日落金辉：马格里布的明亮服饰”、“沙海星穹：中东地区的织金艺术”、“天方织韵：阿拉伯半岛的信仰美学”、“绫罗生香：印度与东南亚世界的金缕华裳”、“经纬鎏光：东方丝国的金色记忆”五个单元，汇集了来自法国7家文化机构以及中国8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套织金珍品，展品包括唐代龟甲纹织金锦带、元代织金奔鹿残片、明代大红色绸绣过肩麒麟鸾凤纹女袍等。

非洲西北部，自摩洛哥西端起伏的阿特拉斯山脉延伸至地中海之间的地区（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区域），是被称为“马格里布”的“日落之地”。

作为连接非洲南部与地中海世界的重要门户，该区域既是古代商路的枢纽，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前沿，演绎出本土柏柏尔文明与一系列外来文明不断碰撞、融合的史诗。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该区域。公元909—1171年，阿拉伯法蒂玛王朝在突尼斯的马赫迪耶建立了皇家织造局，大量生产加金织物。

穆瓦希德王朝(1130-1269年)的统治者也在马格里布鼓励生产加金丝绸织物。

14至17世纪，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使大量安达卢西亚手工艺者南迁至北非各地，带来了金线刺绣的新技艺。

之后，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尚浪潮影响下，金色的丝线如阳光般穿梭于经纬之间，成为马格里布服饰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视觉标识之一。

从柏柏尔人的羊毛纺织到马赫迪耶的丝绸织物，从安达卢西亚的技艺传承到奥斯曼的时尚熏风，金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演变，织入信仰、权力与民族文化的纹理之中。

位于非洲大陆与地中海交汇处的突尼斯，虽为北非最小的国家，却扼守地中海重要航道，是亚欧非三洲的交通枢纽。

两千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东西商贸与文明往来的要地，也是北非重要的文化中心。多元文化的交汇，孕育出马格里布地区最具特色的纺织传统。

自13世纪哈夫斯王朝建都突尼斯起，城市手工业迅速发展。奥斯曼时期，受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影响迁入的工匠带来了安达卢西亚的金线刺绣与织造技艺。

18世纪突尼斯的服饰吸收了奥斯曼的剪裁工艺与安达卢西亚的装饰特色，并融入本地传统，形成多元交融的地区风尚。

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半岛，它静卧于西亚的广袤土地，西隔红海与非洲大陆相望、宛如一块被岁月打磨的赭黄宝石，在炽阳与风沙中低语着古老的传奇。

阿拉伯半岛的原住民贝都因人与骆驼和猎隼为友，凭借勤劳和智慧在绵延不绝的金色沙丘中建立起游牧文明。

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阿拉伯帝国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关键通道。

随着帝国扩张、航海技术及商贸活动发展，这个辗转于沙漠绿洲的游牧民族逐渐开辟并掌控了海上贸易路线、活跃在西至地中海沿岸、东至中国的广阔地域空间。

7—13世纪、由中国、印度和波斯帝国辗转而来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涌入阿拉伯半岛港口城市，高端的纺织品甚至远销东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区和欧洲市场。

阿拉伯半岛上的沙特阿拉伯、阿曼、也门、科威特等国以阿拉伯语为纽带，形成了基于生态文明和自身信仰的区域性服饰文化。

这一地区，远离海岸的内陆沙漠终年少雨燥热，夏季温度高达55摄氏度，为了适应酷暑气候，长袍、头巾、斗篷等服饰应运而生。

阿拉伯传统女性外出时以纱巾覆面，形状各异的面纱成为靓丽的风景。

绫罗生香：印度与东南亚世界的金缕华裳

南亚北抵喜马拉雅山脉，西临阿拉伯海，南濒印度洋，东至孟加拉湾，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西邻印度洋，东临太平洋，南与大洋洲隔海相望，有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连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外交官兼历史学家麦加斯梯尼奉马其顿君主之命出使印度孔雀王朝时，已惊叹于印度王室穿着的金银刺绣华服。

之后，印度半岛的工匠们不断精进织造、刺绣与印金等工艺，金银等贵金属广泛应用于婚礼服、纱丽、头饰、披肩和腰带等装饰。

东南亚王室贵族对中国和印度生产的金银线极为喜爱，历史上常以香料等特产交换金银线。

从印度尼西亚到柬埔寨，贵族女性皆身着流光溢彩的金缕华服参与各种重要的礼仪活动。

印度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孕育了繁荣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印度深厚的文化底蕴。

历经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等时期，印度文明在发展演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受热带季风气候和多元文化信仰的影响，印度有着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和穿戴礼仪。在这里，黄金是高贵的象征，金线刺绣工艺精湛。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了自身毒（今印度）而来的蜀布和邛竹杖。之后，随着汉武帝经略西南，起于成都、会于大理进而通往印度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逐渐繁荣，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臣（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东汉】班固《汉书》

纱笼与裹身筒裙广泛流行于印尼、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纱笼用丝绸、方格布、印花布等做成，通过交叉固定和打结形成筒状裙装；裹身筒裙与纱笼样式类似，但更加正式。

棉制筒裙一般配有彩色绒线织成的腰带和裙脚，而绸制筒裙则配有金丝银线织成的腰带和裙脚。

金色蚕丝

柬埔寨饲养的家蚕以当地的白桑和华桑的叶片为食，蚕在食用桑叶时，吸收其中的类胡萝卜素等植物色素，这些色素最终沉积在结茧时起粘合作用的丝胶中，赋予蚕茧独特的金黄色。

这种金色蚕丝丝质粗硬，光亮度好，织成的丝绸制品色泽鲜亮而挺括。

经纬鎏光：东方丝国的金色记忆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起源地。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已成功将野生桑蚕驯化为家蚕，随之发明的缫丝、丝织技术，使丝绸成为精美的手工制品，是中华文明最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

汉武帝凿空西域后，丝绸更是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向外输出。

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东西方服饰文化和纺织技艺奔涌交汇，西亚、中亚纺织技术和加金织物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织金工艺的发展，激荡出东方匠心的灿烂交响。

柔滑如月的蚕丝缠绕着百炼不轻的黄金，在帝王衮服上织出星辰日月，在佛衣经卷中凝驻信仰，最终走向最繁华的人间烟火。

千年技艺在经纬交织间将柔韧的蚕丝与璀璨的黄金熔炼为文明的图腾，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明亮的色彩，亦是东方美学最奢华的注解，勾勒出延续至今的金色记忆。

中国金线工艺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黄金制品的出现，可早到约公元前2000年。

商周之际，青铜制作技术的高度发展，促进了黄金工艺的进步。

至战国时，黄金铸造、锤揲、抽丝等基础工艺已发展成熟，并衍生出借金银、包金、鎏金银等装饰技术，为秦汉之后金线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中原织物用金仅作装饰点缀之用。

隋唐时，大量的加金织物经“丝绸之路”传入，织金工艺得到了快速而全面的发展。

金线刺绣

中国金银彩绣历史悠久，较早的实例是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上的盛金绣织物。

辽金元时期，由于统治阶层对加金织物的喜爱，金线刺绣工艺备受追捧，成为潮流。

明清时，随着服饰制度的强化，饰金织物和盘金银绣成为体现皇权和官员等级的重要标识。

盘金绣发展到全盛阶段，与京绣、湘绣、苏绣、蜀绣等各地传统刺绣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金线刺绣工艺。

我们姐妹走出一层的黄金服饰特展厅后，先后参观了二层和三层的“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展”。

“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是成都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全方位展现了成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

该展览于2016年6月随成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展览以时代和叙事主题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众多考古出土文物，完整展示成都数千年的恢弘历史。

“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展览以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花重锦官城”为主题，还选取了李白、卢思道等诗人咏成都的诗句来勾勒成都历史上四个重要发展阶段。

九天开出一成都

(先秦时期的成都）

该展厅位于成都博物馆二楼，展厅以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为重点，通过240余件精品文物，搭配场景复原、沙盘、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展现古蜀文明从起源到战国的脉络。

成都古代史——古城崛起（新石器晚期）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是以成都平原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为代表的一支区域性考古学文化。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分布密集，相邻城址间的直线距离20至30公里，除宝墩古城外，其余城址面积10—40万平方米不等，均分布于岷江及其支流两岸台地。 宝墩等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与确认，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对研究中华文明与古代城市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面积约276万平方米，是迄今长江流域城址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具有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

修造高大的城墙、宽深的壕沟等大型设施，需要具备强大的社会组织力，由此推测，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前后，已形成权力集中的聚落中心。

在宝墩古城的古墩子、田角林、蒋林等地点发现多处大型建筑基址，房屋面积 200-300平方米不等。

在郫县古城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面积 551平方米，多在地面垫土，埋设大型立柱，应属礼仪性建筑或上层人物居所。

在宝墩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紫竹古城等地，均发现有小型木骨泥墙或干栏式建筑遗迹，面积 20-50 平方米不等，应属当时普通居民的居所。

三星堆、金沙（夏商周）：展馆内通过青铜面具、石犀牛、金器等，展现了古蜀独特的神权祭祀体系与工艺高峰。

石犀（秦汉时期），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出土，这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该兽形石雕长3.3、宽1.2、高1.7米，重约8.5吨，形状似犀，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部雕刻卷云纹。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

该石犀可能与李冰治水有关，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价值。

漆床（仿制品）：战国时期（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

现存25个构件，包括床头板、床尾板、床侧板、床撑、床立柱、床梁、床顶盖构件等，使用榫卯结构连接。通体黑漆，用朱、赭两色绘制回首状龙纹、蟠螭纹等纹饰，方式有单线勾勒和填涂等。

西蜀称天府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

该展览介绍了成都因都江堰成为“天府之国”，以及汉代作为商业大都会的繁荣。

天府蜀都——两汉时期的成都

两汉时期，成都为蜀郡和成都县治所，延续秦大城、少城格局，“立成都郭、十八门”，城市得以扩展；兴水利、重农桑，“沃野千里，号为陆海”；设盐官、铁官、工官，手工业产品畅销各地；创立郡学，“蜀学比于齐鲁”；设益州刺史部，巩固了汉王朝对西南的统治。

自李冰修都江堰后，两汉成都平原享有运输之便、灌溉之利、山林池泽之饶，农业兴盛，领先全国。

成都老官山西汉经穴漆人与绵阳双包山经脉漆人。 成都老官山西汉经穴漆人，这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属西汉文物，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带穴位标注的人体经穴医学模型。

该模型通高14厘米、头宽2.6厘米、肩宽4.2厘米。裸身直立，双臂下垂掌心向前，双脚一字站立。光头，五官清晰，体型匀称。共由57条静脉（红22、白30），胸腹另有环形与正中白脉，有117个穴位点，为研究汉代针灸、经络学说提供了珍贵的双重实物文献证据。

证明西汉蜀地医学已达到极高水平，是从文字、绘图走向实物教具的关键物证，是中医针灸史、医学教育史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物。

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织机。

陶轺车，东汉(25-220年)双流庙山村汉墓出土。

汉代成都城市水陆交通畅达，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轺车、棚车、辎车等。此辆马车为轺车，即一马驾之轻便车。

成都出土的汉代陶俑生动有趣，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具有很高的美学和史料价值。

成都是早期道教发源地之一。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两汉时期，西蜀孕育了独特的民间信仰与宗教习俗，盛行升仙传说。

东汉末年，张道陵于成都大邑鹤鸣山创五斗米道，成都成为早期道教的发源地之一。

三国鼎立之蜀汉

东汉末期，北方群雄逐鹿，刘备据蜀称帝，建立“蜀汉”政权。

蜀汉建国初期，完善官制、礼制和法制，进行军事改革，大力发展农业和以织锦业为主的手工业，国力逐渐兴盛，统辖六郡，与魏、吴形成鼎立之势。

刘备立汉

刘备于赤壁之战后收复荆州各地，而后进取西川、攻下汉中，据成都、国号“汉”，史称蜀汉。

蜀汉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后主刘禅，历经二帝。

诸葛亮治蜀

蜀汉立国，诸葛亮为相，先后铺佐刘备、刘禅父子，执掌蜀汉事务。

内政上致力发展农业生产，休养生息，加强国力。对外与吴国修好、联吴抗魏，对内平定南中叛乱，稳定后方，力图完成北伐统一大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