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北辛庄知青

美友16593750

作者姓名：刘 刚

美 篇 号：16593750

背景音乐：一支难忘的歌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网络收集

引 子

2025年9月25日，在朔州老城芙蓉轩西区见到了在北辛庄村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刘珍茹，因为和我是同乡，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时光匆匆，岁月如歌。50多年不见，曾经风华正茂的刘珍茹精神依旧在，但年龄到古稀；当年年少无知我如今也已白发苍苍，不再年轻。我对刘珍茹的名字虽有记忆，但现在见面根本都认不出来了。她那老练成熟的眼光和我对视后，开口便问：“你是谁家娃?”我对她的提问一一做了回答后，她脑子里好像有过的疑虑瞬间就烟消云散，她说：“离开村里50多年了，在村里插队的时光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很惦记村里的发展变化，也想念村里曾经帮助和关心过她的那些好心人，在北京退休后回来过几次，这次过来还想回村看看。

北辛庄村既是她的第二故乡，也是我梦魂牵绕的地方。我们一拍即合，说走就走，顺便叫上了在城里居住的刘珍茹的房东妹妹、也是作者的本家姐姐刘桂兰，我们三人归心似箭，踏上了回村的征程。

北辛庄村距朔州市区50华里，曾经有过一条“朔-广”砂石战备公路途经北辛庄村。想当年没有交通工具，步行需要5个多小时，现在新修的通往朔州东站和滋润机场的迎宾大道邻近北辛庄村，自驾车只需20分钟的车程，刘珍茹面对家乡的发展变化，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插队背景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年就有2000万知青下乡，占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北辛庄村的19名知青就包含在其中。

毛主席为何让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直到如今才明白伟人的深意。这场运动并不是心血来潮，跟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连。它既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当时一穷二白，城市人口增长较快，可工业化较为落后。特别是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撤走，好多工厂直接停摆，城市里的工作岗位少了大半，年轻人毕业后没处去，待业成了大麻烦。与此同时，农村又是另一番景象，地多人少生产力低下，缺人手也缺技术。从经济上看：把城里的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既能给城市喘口气。又能给农村添把力。这些知识青年大多是学生娃，书本知识多少有点用，比如改变传统种植方法，推广新品种或者帮助对付病虫害，可以帮助农村提高些生产水平，去农村也是锦上添花。从政治上看：毛主席把青年人比作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担心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日子过得太舒服，容易跟劳动人民脱节，甚至被和平演变。所以他老人家就觉得要让这些年轻人去农村摔打摔打，跟农民一块干活、吃饭、培养点革命觉悟。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有先例，他首先把自己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锻炼，他觉得：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从思想层面看：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强调要工农结合，缩小城乡差距、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改造青年人的世界观。促进农村发展，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正是这样，中央决定大范围铺开这条道路，拉进城乡之间的距离。

迎接知青

让我们把的时针拨回到57年前---

1968年12月26日，北辛庄大队派了3辆大马车（胶皮车）去汴子疃公社接回了从北京来的19名插队青年，进村的第一站就到了当街的戏台上，赶马车的叔叔伯伯们帮助这些青年把行李，提包等物品放到了戏台上，让他们等待着房东的到来。

当时的季节，正值三九寒冬。北京冷，朔县更冷，这些初来乍到的北京娃娃，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头上戴栽绒仿军帽，却抵挡不了这里的严寒，一个个嫩稚的小脸蛋被冻得红红的，有的被冻得瑟瑟发抖。村里人得知知识青年到来后，纷纷前来观望：看着他们与当地人不一样的穿衣打扮，嘴里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北京话，感觉好奇和新鲜。在这些知识青年们的眼里。看着这些身穿白茬羊皮袄的老人老汉，满嘴露着黄牙的青年男女，腮上挂满鼻涕的少年儿童，感觉一切都是这么陌生和搞笑。

不多大功夫，由大队指派的一些贫下中农房东大伯、大娘们过来接他(她)们“回家”

住宿是自由组合，第一生产队由于在村的东头，几个男生志愿者挤在了第二和第四生产队房东的家中，参加劳动在本生产队

高瑞章 骆毓秀、李葆民住进了第二生产队孙友山老人的家；

刘景全、庞林清、王宏斌、曲尔服住进了第3生产队朱德全老人的家；

郝爱华、毛淑敏、郑治达、白玉萍住进了第4 生产队刘文祥老人的家；

穆怀民、王建学、李杰、崔继华、李飞住进了第5生产队刘五小老人的家；

刘珍茹、刘辉、范丽住进了第6生产队刘全义老人的家；

按照公社的要求，为确保安全，要这些知识青年全部被安排在贫下中农家中，经过村党支部和革委会研究指定的几户房东，既热情又善良，把这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且尚未出过远门的孩子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村里房子尽管简陋，都打扫的干干净净，窗户纸糊的严严实实，土炕烧的暖暖和和的。房东还主动教他们生火、做饭、问寒问暖。吃点稀罕饭总要给他们送一碗，烂腌菜也不忘记给他们端一盘，使这些只有十五、六岁的知青们感觉到了许多温暖。

第二年，上级拨付专款，村里为知青盖起了知青宿舍，男生女生各住一排，从此他们有了自己的家。

农村状况

1968年的朔县，隶属于雁北地区，北辛庄村又是朔县汴子疃公社下辖的村庄之一。位居朔县东南乡的盐碱滩里，是中国的最基层，最普通的村庄、也是最贫穷的村庄之一，但是村里的人又是最朴实，最勤劳，最善良的普通农民。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所作的“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见桃杏花？六月雨雪过山头，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说的就是这里。

那时的朔县还没有一栋楼房，村里也没有通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学生们在课本里见到的话语，也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

当时的生活状况普遍艰苦，食物短缺，居住简陋，缺乏机械，高强度劳动，依靠人力畜力耕作，生产效率低下，村里的社员们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全国推行"备战备荒"政策，并且制订了应对目标。在备战方面：应对"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判断；在备荒方面：推行"深挖洞、广积粮"强调村里储备粮油，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当时社员尽管贫穷，但村里粮囤满仓，确保战争或灾荒时，“人民有饭吃，有衣穿”。

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是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按说那会儿解放二十多年了，哪还有什么恶霸地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当时的社会形势还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党支部对民兵很信任，一些知青也参与其中，参加会议，外出调查，忙得不亦乐乎。

村里的一些人因历史背景或政治立场而受到冲击，一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庭成员，成为了重点审查对象。运动中常伴随批斗、游街、请罪，当时的基干民兵、红卫兵权力很大，批斗会天天进行：“捆起吊起，没有问题”，是当时民兵中留下来的一个口号。朔县城里的地主李成仁夫妇还下放到北辛庄村劳动改造，村里富农成分的苗帅武截留了几斤稗籽，竞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遭批斗，导致苗帅武心怀不满，故意伤害本队民兵，被处以极刑。震动了全村、全公社、全县。这一运动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极端化，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影响了社会铁序和人际关系，其教训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被深刻总结。本文并不评判对错，只是试着理解特殊时期的那段岁月过往。

接受教育

北辛庄村的冬天，地里光秃秃的一片，村里也没有几棵树，和繁花喧闹的北京都市相比，知青们的心里升起了一丝丝凄凉，尽管当时知青们只有十六、七岁，他们感觉命运已经和这方黄土联系到了一起。

北辛庄村有一千多口人。村党支部和村革委会等村级组织健全。民心向上，社员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全村下辖六个生产小队，队与对之间的工分值不同，每天出勤劳动能挣一个工分，工分平均在五毛钱左右。尽管贫穷，那时候的村党支部是一个坚强堡垒，村里各项工作在全公社、全县名列前茅，特别是民兵组织战斗力非常强，是雁北地区的一面旗帜。

村里把这19名知青分别分在这六个生产队里，队长为他们买回了铁锹、萝头、镰刀、锄头等农具发到了他们手中，知青们和队里的社员们一起参加了劳动，村里遇有急难险重任务，他们就去参加青年突击队。冬天生产队里平田整地、他们风雨无阻，单调的挑土、平地，走来走去，感觉就是冷、就是累，看着社员们都能坚持，知青们咬紧牙关，自我安慰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况且我们都是主动申请来的，知青们的行动，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转眼间，农历的大年就要到了，社员们的脸上泛起了一些喜色，都在议论着过年时做啥好吃的，人们调过头来时不时地问这些知青：北京人过年都吃点啥?知青们边想边说：“炸酱面、烤鸭...”让社员们听得入迷，有许多好吃的当地人根本就没吃过，也是第一次听知青们说，结果是让这些知青更饿、更馋、更累、更想家了。

冬天，知青们最大的消费就是轮流买煤油，每到晚上，做饭、看书都需要煤油灯，每天长达几个小时趴在煤油灯前，第二天早晨发现，每个人的鼻孔都熏成了黑窟窟。

春节过后，村里的社员们和这些知青们说：“过了年就出去受哇”朔县的方言中，劳动叫做"受苦"，简称"受"，知青们和这里的社员们一样，自然就成了“受苦人”。冬储、春种、夏锄、秋收，与此相关的积肥、送粪、打坷垃、耕地、拉动轱辘、浇地、抓粪、锄田、收割、打连枷、扬场，样样都得学着干。好在知青们都年轻、有激情，只要那股不信邪的劲气一来，艰苦的劳动都不在话下。

最艰苦的农活莫过于担粪，拉犁、锄田了。

担粪：就是把牲口棚马骡牛驴一冬天产生的屎尿，经每天填土又踩实的圈土清理出来，运到地里作庄稼的底肥。圈土经一冬天的沤发，味道重倒是其次，又湿又沉真叫人受不了，一担得有七八十斤。

队里牲口少，太远的地就用毛驴车送，大部分靠人挑肩担往地里送。近的二三里，远的六七里。会担的人，担很长一段路才换肩，而且会颤，随着你的步伐，颤悠颤悠，既省力，步子也轻快。肩膀没挨过扁担的知青们走个十几米就得换换肩，换来换去，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又回到左边。来回倒腾，一天下来，整个肩膀，包括脖颈，肿的一碰就疼。加上扁担没磨出来，不光滑，也没有垫肩。第二天肩膀一压上担子，龇牙咧嘴。难怪老乡说：三天的肩，四天的腿，五天累得张大了嘴。这就是一种磨炼。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村里老乡说：这些后生，受得眼都蓝了。知青们相互看了半天，眼睛还是黑的，没有蓝呀?后来才明白，“蓝”是朔县方言，是指你眼睛没神，没光彩了，就是无精打采的意思。

挑担其实肩膀还在其次，关键是腰板硬，腿脚有劲。表面在肩上，实际锻炼在腰腿上，在长期的磨炼上。

拉犁：是为抢种。因为雁北无霜期短。清明一过，所有的粮食作物，必须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播下。村里穷，大牲畜少，只好人拉犁。说句丑话，也就是把人当成牲口使换了。

五个人拉一张犁，中间一人双肩套，左右各两人。如果上一年冬天上冻前没有浇地(也叫汇地)，开春土地结板成块干硬，后面扶犁的稍压深一点，死活拉不动。土块硬腿能使上劲，好蹬可咯脚。地虚土松又有劲使不上，且五个人必须一起用力，否则，犁就跑偏，真使劲假使劲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点懒也偷不得，后面把犁的社员不停地在点评。

忙的厉害时，一出勤两送饭。太阳落山才收工。一天十几个钟头，真是累得够呛。回到宿舍饭都不想吃，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常听人们说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云云。说来容易，当牛做马着实不易。联想到旧社会劳动人民水深火热当牛做马。穆怀民说，看来当牛做马不仅仅是个形容词，更是动词。

知青们又学会了拉犁，增长了新的知识。

锄田：也是知青们的一道难关。头一天锄下来，筋疲力尽，回到宿舍，都不能先坐下再躺下，而是直挺挺把自己摔在炕上。好一阵儿才能缓过劲来。最难受大概有一周时间，咬牙硬撑在坚持中熬过来了。特别是那几位女知青，不参加妇女劳动，硬要和男劳力一块儿干，即使生理期也全然不顾，照样下田蹚河。今天想起，真有些心生怜惜，对她们肃然起敬。

腰是好些了，脸晒黑了，身上晒脱了一层皮。以前真不知道，太阳晒除了会使皮肤黝黑外，还能晒起泡，脱一层皮，可谓“脱胎换骨”。这和人们说的晒太阳简直天上地下。

一个月过后，浑身上下不疼了，技术也多少掌握了一些，动作也不那么僵硬了。这一关基本就算过了。

再说说知青们的伙食，第一年国家供应528斤口粮，但绝大部分是玉米，麦子只有15斤，能出面12斤，一个月可以吃一顿白面。菜以圆白菜、土豆、胡萝卜为主，油每人每月2两。基本上没有什么荤腥，隔几天拿粮食换两块豆腐，也算是改善生活。平日里玉米窝窝、小米粥、烂腌菜就是知青们的伙食。

当时有小学教员王安邦老师的打油诗为证：

劳动归来灶前站，

头等大事是做饭。

洗了手，擦了汗，

袖套围巾都妆扮。

知青本无专厨房，

大炕便是面菜案。

和面擦糕装入笼，

洗菜切碎再淘涮。

掏尽灶膛倒出灰，

取上柴禾端回炭。

大锅添水铞放油，

灶里柴火层层按。

划根火柴点着火，

拉动风箱轻而慢。

水开将笼顿上锅，

油热炝酱带葱蒜。

倒入菜，勤搅拌，

调料缺少就爱淡。

没有肉，少鸡蛋，

更无海鲜与河鳝。

想吃粉条雨天压，

想吃豆腐杂粮换。

葫芦茴白山药瓣，

便是知青家常饭。

糕已熟，菜已烂，

搋糕可得好手段。

取上碗筷摆一串，

一人一份把糕蘸。

吃饭围成大圆圈，

其乐融融情弥漫。

男士若想喝点酒，

限量最多两盅半。

女士还想喝饮料，

甘草水充易拉罐。

蒸锅水，烂醃菜，

人人半碗成习惯。

吃饱推碗就歇晌，

瞬间便能响起鼾。

一顿饭，你来看，

工序多得没法算。

洗锅扫地擦锅台，

这些都是捎带办。

农村的缺医少药也是最要命的，尽管村里有赤脚医生，公社有医院，那时的条件也很有限，一个针管全村人使用，医疗器械都是用开水消毒。有个头疼脑热自己也能对付，遇到高烧不退就得去找赤脚医生，村里有的人患病后自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小灾小病还真是挺吓人的。

时任村支部书记董亮对毛主席派来的这些知青娃娃们格外心疼，但又没有更好地关心他们的条件，经常在大小队干部会上讲，这些知青娃娃们远离北京、远离父母，我们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照顾好。那个年代社员们有的食不饱腹，庄稼成熟时小偷小摸也不是没有。看田是个好营生，于是，第五生产小队根据工作实际，安排知青王建学、李杰等人去看田，晚上去地里携带的武器只有镰刀。夜间，地里黑压压的寂静的好可怕，这让他们感到很恐怖，他们穿过玉米地、走进高粱田，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夜深了。看到过鬼火，听到过狼嚎，因为害怕，又找队长辞去了看田的工作，还是老老实实地扛上锄头到地里锄田省心。

后来村里建起了砖窑，让这些知青们去窑上捏瓦，缓解一下锄地的疲劳。在高温下，他们也背砖、装窑、出窑，忍受了高温下工作的艰辛。

刘珍菇腰疼的直不起来了，上面给了一个城里药材公司的招工指标，大队经过研究优先推荐刘珍茹进城工作；小学缺少教员，村里又让高瑞章去学校当了民办教员，后来招工又到了县瓷厂；神头电厂招工，村里又推荐穆怀民去电厂当了工人；1974年郑治达被推荐朔县师范深造，毕业后随夫（穆怀民）去神头电厂中学任教。

知青赫爱华离开北辛庄村找会计财务结算时，有几个富余工分，因为队里没有钱，村里会计刘让就把她挣下的工分划账给了房东刘文祥，能和队里顶账。老房东很感动，步行去十里之外的滋润肉食品公司割回一斤肉，用铞子在灶上炖熟，屋里满是肉香味，全部给她盛上满满的一碗，几个孩子站在炕边香的直流口水。房东老人说：“不要管娃们，你吃吧。”这就是北辛在村民的淳朴，掏出心窝招待知青，没有场面、没有酒宴，有的是真心实意、有的是一片深情。

北辛庄村的这些知青背负了过多的沉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但那是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艰辛，融入了知青的血脉，也融入了北辛庄村的历史。

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收尾，1981年结束了这场运动。改革开放后，这些知青在各行各业去做贡献，为国家出了力。这段历史既有收获，也有代价，体现出毛主席对青年和社会的重视，低估了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这些青年人青春搭进去了，教育也耽搁了。

这场运动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也反映出那时候我国的困境和追求，运动本身有得有失，影响了几代人，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尾 声

跨越50年，当年的知青现在已是古稀老人(庞林清已病逝)，在健的青年们也已经两鬓染上了雪花，皱纹爬上了脸颊，飞逝的岁月留给他们生命的长度越来越短，作为北辛庄人不会把他们忘记，今天用文字形式把他们记录下来，如果再不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那将是历史的缺憾。

在中国历史上，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我不是参与者，而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北辛庄村的19名知青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北辛庄贫瘠的盐碱地里，这段历史有欢笑，有泪水，苍凉悲壮，可歌可泣，它不仅永恒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也深深地植入知青们的血骨中。

这篇文章是这段历史发展的记忆，或许能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这也是本文作者的一个初衷。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对北辛庄村知青插队期间的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有些语言表述的不一定准确，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多提批评意见。

在此，特别感谢夏关城村插队青年李亚婉老师的帮助支持！感谢本村知青刘珍茹、高瑞章、毛淑敏等同志提供的信息资料！

作者简介：

刘刚 1958年出生于北辛庄村，成人自修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76年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69军服役，1984年退伍。先后在朔城区人民武装部、朔城区委政法委和乡镇任职，后借调至朔州市政府办公厅、朔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2018年退休，退休后被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中心返聘，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作品散发于《朔州日报》、学习强国、省市新闻网和1度、慢舍读书会等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