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上）新岁迎春忆故人，伍陵

进勇

写在前边的话

　　杜秀文是杜心源伯伯的么女儿，我们既是血脉相连的山西二代，亦是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份情谊格外深厚。

　　2018年3月7日，她将一本《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赠予我。这本书字字镌刻着杜老的生平事迹，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于我而言意义非凡。

　　自收到书那日起，我便萌生了将其制作成美篇的念头，盼着能让更多人读到这些文字，触摸那段被时光珍藏的历史。可世事繁杂，终日忙碌，这份心愿竟一拖再拖，转眼已近八个春秋。

　　好在，好文章从不怕晚。无论时隔多久，只要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字被看见、被品读，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岁月里的坚守与奉献，便不算辜负。

　　从今日起，我将每日分享一篇书中内容，与你一同走进杜老的故事，回望那段难忘的历史。

上卷

心中的丰碑·缅怀篇

　　这部分收集了先后发表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以及编辑出版本书时所征集的深切缅怀心源同志的文章诗词共四十九篇。

　　回忆者们以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个个亲历片断，为我们再现了一位信仰坚定、作风民主、工作勤奋、业绩彰显、为官清廉、待人厚道的公仆形象。

新岁迎春忆故人

伍陵

　　杜心源同志与世长辞已经一年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一个辛勤的质朴的长者形象，永存于旧日同事们的心底。在他逝世一周年、新岁迎春之际，回顾往事，更激起悠悠哀思和深深怀念。

　　初识心源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的春天。反顽固派斗争的胜利，拓展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心源同志从延安来到晋西抗战学院执教，我刚从八路军一二师转到地方上，参加筹建文联的工作。学院与文联都驻在兴县城西关郭家沟，相距不过百米。心源同志经常来文联和亚马、卢梦等老相识谈天，也结识了我这个新朋友。尽管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差，一段时间内以黑豆为主食，但精神很振奋，朝气蓬勃地参加根据地新生活的建设。同志间见面就熟，无所不谈，不少的寒夜，我们就是盘腿坐在炕上，在一灯如豆的昏暗窑洞，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中度过的。聊天的范围很宽泛，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思想风貌：从古老的黄河——我们民族摇篮的历史变迁谈起，涉及抗日战争的形势、根据地文化建设、山西的社会风情和土皇帝阎锡山的奇闻轶事等等。对于沦陷的故都北平的深情怀念，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光明前景的向往，以及各自的抱负与对事业的追求，更是经常的话题。在交往中我们彼此寻求理解，交流思想感情，增进战友之谊。心源同志很健谈，他那坦荡的胸怀，渊博的知识，诚挚谦和的态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心源同志那里，得到了师长般的关心和帮助。

　　

　　

杜心源(后排中)1952年秋在北京，与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原晋绥边区文联副主任卢梦(后排右)等合影。后排左一为杜心源侄儿杜玷文，前排左一为侄儿媳赵玉文。

　　心源同志在抗战学院教书不久，便调到边区行署担任教育处长，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不多了。这个时间期内，经过整风，大家在思想上都得到了一些锻炼，年轻人耽于幻想和易于激动的毛病，也都有所认识并自觉加以克制。可是由于“抢救”运动带来的恶果，不少同志心灵上受到创伤，表现得沉默寡言；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相互间交谈也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了。在一次聚会上，又见到了心源同志，他依然那样真诚地待人，并没有因政治运动偏差造成的误解，而嫌弃与疏远某些同志。同老朋友叙旧，对新朋友也像对老朋友那样亲密无间。就当时他的地位来说，已经是边区政府的官员，但和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交往时，却没有一点架子，能够平等待人。

　　解放战争时期，心源同志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到保德、河曲工作，边区文联的同志们，也分散到各地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到了保德工作团。当时，工作团的同志们都是认真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从调查研究着手，兢兢业业地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工作是谨慎踏实的。第一期在保德县新畦村的工作也是很好的。第二期在桥头村时，个别同志因急于求成，在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这时，心源同志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既注意不伤害工作团同志的积极性，也严肃地指出“左”的倾向将导致的恶果，耐心地诱导同志们自觉地维护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工作团的纪律。事隔不久，一股更大的“左”倾风从兴县、临县的方向刮过来：康生在临县郝家坡“创造”的“经验”，兴县某些边区一级的机关，内部组织贫农团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实行“三查”的消息，都相继传到了工作团和当地群众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居然出现在边区个别领导人拟定的文件上。兴县木栏杆村斗争会上的严重的过火行为，也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了保德县。崞县工作团的几个团员甚至被清洗出团在当地当了老百姓。这些，都给保德的土改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引起工作团内部议论纷纷。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心源同志召开了全团会议，冷静地分析形势，认真地听取意见。在工作团内部，我们没有搞什么“三查”，绝大多数同志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对某些尾巴主义口号和过火斗争的行为，既持否定态度，也表示了很大的不安。在当时，能这样认真地对问题进行讨论，而不为“左”倾风刮得晕头转向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们也知道，心源同志为了坚持原则，为了保护工作团的同志，是担了风险，受了委屈的。当然，“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保德、河曲也无力完全避免，只是在以后纠正错误时，工作团的思想容易统一，阻力也较小。而心源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又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上对下，从没有丝毫的埋怨，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在河曲工作团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起这一时期的土改工作时，对心源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民主作风，也是念念不忘的。

　　1954年底，我来到《四川日报》工作。从此，又在心源同志领导下，度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心源同志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和书记的时期内，报纸是他领导的主要部门之一。他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谆谆教导报社同志要把报纸办成党和人民的喉舌。他督促编辑部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向编辑部传达省委的工作部署、审阅、修改报纸的宣传计划和见报前的一些重要稿件，经常还要听取汇报和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他为报纸工作耗费了不少心血。从1957年起，报纸宣传工作在“左”倾思潮的支配和影响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大炼钢铁和农业生产上放高产卫星等等报道，都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发生，自有当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编辑部有责任，也有苦衷；既有工作上的失误，也有报纸工作人员思想上的片面性等认识问题。事后，心源同志并没有因为发生错误责难我们，而是从领导角度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从而也带动我们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心源同志对报社同志的信任、关怀和放手使用，使很多同志既能毫无顾忌地施展才能为党和人民服务，也能从成功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而逐渐成熟起来。尽管心源同志在1954年以后，就没有兼任报社的职务，但报社的同志们都是把他作为尊敬的总编辑、和蔼的师长来对待的。

　　心源同志一贯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得失，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作为省内工作的决策人之一，为了工作，他有时也不厌其烦地处理一些机关事务和参加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有好几届省党代会和人代会的报告，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人草拟的。我耐不下心来，更主要的是无能为力，在参加起草文件遇到困难时，就难免发两句牢骚，说什么“观点是含蓄的，材料是拼凑的，逻辑是混乱的，文章是冗长的”。这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觉得说了以后思想上轻松一些，但也只有在心源同志面前我才敢这样放肆。而心源同志对文稿却总是那样反复地修改删节，在文字上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往往累得精疲力竭，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我从文件的起草到脱稿的全过程的实践中体会到，更从心源同志的身教中认识到，对参加起草文件的人来说，本身也有个提高的过程，经历得多了，学习上有了收获，工作上的困难也就有信心克服了。发牢骚没有用，也没有必要。代人受过，自己承受压力，让同志们轻装向前，这是心源同志的为人忠厚之处。有的同志过去对心源同志有个要求，总希望他多为文教事业说话，为困难的文教部门多争取一点投资。而实际情况是，在粥少僧多的大局面前，处在他的地位，却又不得不对文教部门更严格一些，把方便让给其他部门，把困难留给自己。心源同志的高风亮节和他在我省思想文教战线呕心沥血、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至今为同志们所尊敬。

　　心源同志在十年动乱中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是全省最早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之一。在两次有省级文教部门负责人“陪斗”的批斗会上，当一个“造反派”装腔作势地在会上“控诉”心源同志的“恶行”时，我低着头在心里数落：能这样无限上纲吗？如果说真是有“罪”和错，怎么能都记在他的账上呢？在这种险恶场合，面对广大被欺骗的群众，心源同志仍然光明磊落，不推上，不诿下，承受和抵制着倒行逆施的强大压力，坚信功过是非，终究是会分辨清楚的。心源同志被隔离在牛棚中时，某文教单位的一个“造反战士”居然使用恶劣手段，把家属送的饭菜倾倒在牛棚之外。还有极个别的“老干部”，把所谓的“三老会”的后台这顶“桂冠”，硬戴在心源同志头上，肆意向这位善良忠厚的老人泼洒污水。在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面前，这些人貌似英雄的“壮举”，掩盖不住其丑恶的灵魂，是非功过，历史已经给出了正义评判。在关押了五年之后，心源同志身心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我从湾丘干校回到成都去看望他，见面后满腔悲愤说不出话来，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询问许多同志的状况，极少讲到自己的不幸。不久，他回到当时的省革委办事组，我也在那里做些调查研究的事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在黎明前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派性斗争尖锐，心源同志处在第一线，同各种人打交道，处理各项复杂问题，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分忧，做了很多艰巨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又受到了无理的围攻和游斗，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诬蔑他是“复辟势力”的代表，还扬言要把他所请的“隐士”“逸民”以及“还乡团”通通揪出来。这时心源同志已经年过花甲，劫后余生，身体也不好。但仍然倾注全部心血，为人民赴汤蹈火而不辞。“四人帮”被粉碎前不久，在一些可信赖的同志们中间都心照不宣地互相表白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关切；心源同志更是倾心全力地顶着逆风、冒着风险，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着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的心是和大家息息相通的。我们坚信那些阴谋家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日子是不会太远的。果然，1976年10月，心源同志和我们在一起庆祝了这个伟大胜利。我们为这个胜利而干杯!

　　在心源同志进入古稀之年后，从1977年起，先后主持省政协、省人大的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前年，他带头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退出了第一线领导岗位，为实现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表率。

　　近年来，心源同志体质下降，气管炎加重。去年(1985年)9月底，在他入院治疗时，我也进了另一医院，没有能够去看他。我8月刚出院，他的秘书老范便驱车来接，说是心源同志想见一见我。我到医院见到他时，他呼吸急促，有肺气肿症状。但心情舒畅，精神很好，一面吸氧，一面和我谈话。问这个人问那个人，问我离休后的情况。要是往日我必会有啥说啥，而且可能在他面前吐露一些不愉快的小事。但我没有这样，而是报喜不报忧地尽捡好的说，希望他能高兴一些。对于疾病，他和我同样有信心，认为不久就可以痊愈。我们还讲到等他出院后，可以再找些同志谈谈，怎样为老年事业发挥余热。10月，我又进医院动手术，12月初出院，听说他的病有好转，就没有马上去看望他。18日上午，我到门诊部看病，遇见安法孝同志告诉我，心源同志去世了。我简直不相信这件事，就他的病情而论，并非险症，更非绝症，怎么会突然逝去呢？但是，心源同志确实是离开人间了，离开了他热爱的党，离开了他的子女亲人，离开了他的战友，也离开了他培养过的学生。他终于走完了七十八年的人生道路，溘然长眠了。尽管我也曾向他的遗体告别，但心里总是存在着极大的遗憾，我不甘心去年9月底那次见面竟成永诀。一年来无数次提笔都没有成文。在迷蒙的泪光中，总是浮现出心源同志谈笑如常的面容。他在我和一些人的心中是永生的。

　　可以告慰心源同志的是，你在世时所看到的国家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在一年后的今天又有了新的发展。你毕生追求的理想，又有更多年轻的新战士踏上了征途。在新岁迎春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忘记你，会向你献上一束鲜花，愿你安息。

　　(本文写于1986年12月18日，原载于1987年1月11日《晚霞报》。作者曾任《四川日报》副总编、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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