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的价值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探寻普世意义

观察与品鉴

　　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书法评判长期游走于“技”与“道”、“古”与“今”、“雅”与“俗”的二元张力之间。张树明先生的书法实践，恰以其清晰的“庙堂—江湖”双重路径，为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书法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范本。其背后所映射的，不仅是个人艺术品牌的塑造逻辑，更是当代中国书法如何从传统审美范畴走向更具包容性、对话性与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表达。

　　当代书法的“庙堂性”，通常体现为被国家级展赛、学术评价体系、重要机构收藏所认可的正统身份。这一路径并非简单的体制依附，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正典化”过程。张树明从“全国奖”到“国家收藏”的轨迹，本质上是其艺术语言和精神取向获得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确认的过程。这种确认，在全球化与信息碎片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基于文化深度和历史连续性的价值定力。然而，当代书法评判的难点在于，如何避免“庙堂”成为封闭的自我循环。真正的“庙堂”高度，应如张树明根植魏碑与《易经》的实践所示，是向文明源头的回溯与哲学层面的攀升。其意义不在于权力标签，而在于艺术家能否将个体创作接入民族文化的核心谱系，并以当代心智与之对话。这种“文脉的庙堂”，才是书法超越形式美学、承载厚重人文精神的根本。

　　书法若仅止于“庙堂”，易陷入精英化的孤立。张树明书法的另一重启示，在于其主动走向“江湖”——为灵山寺、鹤鸣山等宗教与民间信仰空间题写匾额，这实则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化位移：从展厅白墙走向公共精神场域，从文人书斋走向大众心灵图景。此举深刻触及了当代艺术的核心命题之一：公共性。书法在寺观、古镇、文化地标中的存在，使其不再是悬挂之物，而是塑造空间精神、参与集体记忆生成的活性媒介。其评判标准也因此扩展：除了笔墨功力，更在于作品能否与特定场所的历史、信仰、民众情感产生共振，能否承担起文化象征与精神导引的功能。这种“江湖”，实则是书法扎根社会、获得广泛情感认同的生命土壤。

　　在“庙堂”与“江湖”的辩证之间，当代书法的更高意义，或许在于其对普世价值的承载与传达。张树明书法中蕴含的《易经》哲思——对变化、平衡、天人关系的探索——本质上是人类共同关注的终极命题。其魏碑笔法中的质朴、刚健与生命力，亦是一种可跨越文化界限的视觉语言与精神气质。

当代书法的评判，因此需要跳出单纯的风格分析或市场估值，转而追问：它如何以独特的东方美学形式，触及人类对自由、尊严、和谐、超越等普遍价值的共同渴望？它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既保持文化根性，又成为可供世界理解与共情的人文表达？书法中的“气韵”、“骨力”、“神采”，或许正可与普世价值中的“生命力”、“尊严”、“精神超越”找到深层通约。

　　基于上述思考，当代书法评论的写法亦需革新。它不应再局限于笔墨技法的品藻或艺术市场的导览，而应转向一种综合性文化阐释：

1. 语境化批评。将作品置于“庙堂—江湖”的多重社会文化网络中进行解读，分析其如何与权力、学术、市场、民间信仰、公共空间等不同系统互动。

2. 哲学与思想阐释。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精神资源（如易学、佛道思想等），揭示其与人类普遍关怀之间的关联，阐发其当代意义。

3. 传播与接受研究。关注书法通过数字媒介、文旅融合、教育普及等途径的“转译”与“再生产”，考察其如何在不同群体中被理解、接受与转化。

4. 价值批判与建构。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保持批判性距离，审视“庙堂”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探讨书法如何能在保持高度同时，更好地走向大众、关怀现实、参与文明对话。

　　张树明的案例提示我们，当代书法的最高意义，或许在于完成一场“双向奔赴”：既要有攀登“庙堂”的学术严谨与精神高度，以确立其文化深度与价值标杆；又要有深入“江湖”的人文温度与公共情怀，以保持其生命活力与社会相关性。而其终极指向，应是透过汉字笔墨的独特美学，表达一种贯通古今、连接雅俗、关照人类共同命运的普世情怀。

评判这样的书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双洞察笔墨的慧眼，更是一颗理解文化复杂性与人类共通性的心灵。当代书法的生命力，正系于它能否在“庙堂”的正统与“江湖”的活力之间，在民族文化的根性与普世价值的追寻之间，找到那个充满张力的、创造性的平衡点，最终成为一种“有情”的艺术——对文化传统有情，对时代大地有情，对天下人心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