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大杠

回车书院戴萧然

一触旧轮，心起温澜。

忽生一念，骑上女儿的小自行车去姐姐家。小轮细把，我跨坐其上，身形笨拙，倒像个攥着玩具不肯撒手的孩童。沿路乡邻投来目光——如今乡间多是摩托轿车，风驰电掣，像我这般蹬着童车缓行的，已是上个时代的姿势。

我却兀自蹬着，沉在自己的节奏里。只是石头窠这坡，一里多路，陡弯如旧，蹬至半途腿便泄了劲，只得下车推行。返程时车闸分明稳妥，我却再没了俯冲的胆气，只死死攥着车把，一步一探，将陡坡走成平路。

立在坡头，风声依旧。只是那灌满少年衣袖、让人错觉在飞的风，再也追不上一个推车缓行的中年人了。

而当年，这坡是我与一辆“二八大杠”的疆场。

那车，是父亲戴泰义做货担郎走街串巷，用第一笔像样的积蓄挣回来的。他说，这是为了弥补当年娶母亲时，连“三大件”都凑不齐的遗憾。从此，钢骨铮铮的二八大杠，成了他另一副不会说话的脊梁。

车后座两只大竹筐，装过针头线脑、袜子发卡，陪父亲碾过鄂豫皖三省的尘土——罗田、英山、浠水，新县、信阳、驻马店，更远的金寨、六安、固始。车轮滚过处，一厘一毫轧出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饭食与衣衫。

它是谋生的老伙计，更是我们全部童年的坐骑。父亲用脊梁趟平了前路，我们才敢在后座撒欢。

农忙时父亲脚伤，是这车载他去村卫生所换药；周末清晨，他会拍拍后座，载我去街口喝豆腐脑、吃油条，再找黄师傅剪头。过年走亲戚，前杠坐我，后座驮母亲和年货，铃铛声把清贫的日子敲出清亮的响。

后来，车把渐渐从父亲生茧的掌心，滑进我们汗湿的手里。

我骑它和发小程长久去打球，在街角等那个叫芊芊的女生路过；骑它去象棋山采菇摘果，偶遇夏珊玲时慌得连人带车险些栽倒。初中到高中，每周三午后，父亲总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车把挂菜篮，后座捆米袋。我在同学“你爸又来啦”的喧嚷里，接过那份毫无修饰的疼爱。

它见证这个家所有笨重而坚实的迁徙。初升高，它一趟趟替我驮回课桌椅与被褥；姐姐出嫁前，它仍是家里最可靠的脚力。直到2009年冬，姐姐二十四岁，这辆服役了十八年春秋的老伙计，终被一辆豪爵钻豹125替代。父亲说，不要彩礼，但陪嫁总要体面。

换车那日，父亲围着它转了许久。车胎补丁叠补丁，车圈锈迹斑斑。他蹲下身，用袖口一遍遍擦拭那道三角钢梁，像在抚摸老友嶙峋的脊背。最终摆摆手，没让当废铁卖掉，而是推至老屋柴房檐下。

“留着，”他说，“是个念想。”

它就在那里，慢慢覆上时光的尘。

如今乡路愈宽，车速愈快。那辆二八大杠所承载的——父亲十八年的货郎生涯、三个子女的漫长成长、一个家从四面漏风到洋楼嫁女的全部历史——皆已被更高效的钢铁承载。

只是偶尔，当我骑着这辆小童车，吃力爬坡，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时，总会恍惚听见另一种声音——

是十四五岁那年，和伙伴们铆足劲往坡上冲，比谁的车结实、谁的力气足；是冲至坡顶顺势而下，风声呼啸里众人大呼小叫；是大哥天不亮起身，骑七八十里为我拉回行李；是我载着母亲去舅舅家，让久未相见的姐弟俩叙话；是夜色里骑车撵着乡间的电影场，对路过的姑娘吹口哨，惹来一串清脆的笑。

是父亲载货爬坡时沉闷的鼻息，是竹筐里碗碟轻微的磕碰，是车链咬合齿轮时清晰而坚韧的节律。

一下，一下。像心跳，也像钟摆。

那声音在说：路还长，坡还陡，但只要轮子还能向前滚，家就不会散，日子就还能向前。

我与这所有往事同在，依旧有深情。那深情不在速度，而在每一个缓慢、吃力、却未曾停下的转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