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鱼面：一根面丝里的乡愁与岁月

回车书院戴萧然

上个月回夫子河，老宅堂屋的八仙桌上，那把磨得发亮的枣木擀面杖依旧安放在原处。三十年前，父亲就是握着它，将鲜鱼肉与苕粉反复捶揉，擀成薄如蝉翼的面皮，再切作细若银丝的鱼面，铺到屋外楠竹编的晾晒床上。

眼前的景象一如往昔，竹篾细密透气，阳光从缝隙间漏下，将面丝烘得半透明。清风拂过，银丝轻晃，像一串串凝固的月光，把整个腊月的空气，都浸得清鲜温润。

“萧然，带几把鱼面回武汉去，你妈特意给你晒的。”堂哥递过来一个粗布口袋，袋口露出几缕银白色的面丝，瞬间勾起童年记忆——我曾趴在晾晒床边，仰着头细数那些垂落的银丝，指尖触到的，是干爽又温热的质感。

恍惚间，又回到十岁那年的冬天。我和妹妹守在灶台边，看母亲把刚蒸好的鱼面切成细丝，父亲则在旁侧的旧门板案板上，反复捶打剩余的面坯。那案板是爷爷从老祠堂拆下的旧门，木纹里嵌着几十年的鱼香，腊月里，东头张叔、西头李婶常来借用，母亲从不推辞，只笑着说：“都是为了一碗热乎鱼面，谁家没个急用时。”

咚咚的捶打声从早到晚，和着屋檐冰棱的滴水声，成了腊月里最踏实、最热闹的节拍。

麻城人说起这道吃食，不爱只叫“鱼面”，更偏爱喊它“捶鱼”——名字直白又实在。没有千百次的捶打揉和，鱼肉与苕粉便无法相融，煮进锅里容易散，入口也会发柴。父亲总说，捶鱼面就像做人，得耐得住性子，力道要匀，心要沉静。

每年冬至刚过，村里的石板地、旧案板便不够用了。家家户户搬出捶面石，男人负责捶打，女人管着蒸切，孩子们围在旁边，捡拾起掉落的面丝偷偷塞进嘴里。苕粉的清甜混着鱼肉的鲜醇，是童年里最馋人的零嘴。

母亲做鱼面前，总要先去井边挑一担新水，回来在灶台上摆一小碗清水、三炷香，对着灶王爷的牌位轻拜三拜，低声念叨：“鱼面细又长，子孙福寿长。”她还反复叮嘱我们，捶面时不能说“断了”“碎了”“短了”，连“刀子”都要改叫“切刀”，生怕一语冲撞，破了来年的好兆头。

有一回我嘴快，脱口一句“这面怎么这么短”，被母亲轻轻拍了后脑勺，罚着给捶面的父亲递了一下午苕粉。如今想来，那不是苛责，是藏在烟火里最朴素的祈愿。

晒至半干的鱼面最是诱人。我和妹妹总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扯下几根，在灶火边烤得微微发黄，咬一口脆香满口，鱼鲜与苕甜在舌尖化开，比过年的糖果还要让人欢喜。父亲撞见了从不会恼，只笑着揉我们的头：“小馋猫，等晒干了炖鸡汤，那才叫鲜香入味。”

爷爷曾告诉我，夫子河鱼面的由来，藏着祖辈的生存智慧。清末民初，这里河港纵横，草鱼、鲢鱼丰产却难以久存，而本地盛产红苕，磨出的苕粉黏性足、耐存放。不知是哪位巧妇，试着将鱼肉去刺捶烂，拌上苕粉蒸制晾晒，竟做出了这耐放又鲜美的吃食。

战乱年代，鱼面是逃荒路上的救命粮，温水一泡便可煮食；太平岁月，它成了节庆里的珍品，寻常日子舍不得轻易动筷。爷爷说，他小时候跟着曾祖父去镇上赶集，一碗鱼面要五个铜板，只有考了学堂第一名，才能换得一碗解馋。

鱼面的制作，每一步都藏着讲究。选鱼必得是三斤以上的活草鱼，只取脊背两侧的净肉，剔尽筋膜与鱼刺，在旧门板案板上剁成能拉丝的鱼泥。苕粉要选当年的新粉，用细罗筛上三遍，去除杂质，才能保证面丝细腻。

鱼泥和苕粉的比例，要随天气灵活调整：天热多添一勺粉，天冷就加少许蛋清，母亲仅凭手感，便能拿捏得分毫不差。揉面时要顺着一个方向，直到面团光滑筋道，再用枣木擀面杖擀成薄皮，入蒸笼蒸至半透明，取出晾至不粘手，再切成均匀的细丝，铺到楠竹晾晒床上，等腊月北风把面丝吹得干爽发亮。

晾晒更要看天时，必得是晴冷干燥的冬日，北风轻拂，既能快速风干，又能锁住本味。家家户户的晒场上，都支着楠竹晾晒床，铺满了银白色的鱼面，远远望去，像一片轻软的银帘，将整个村庄裹在淡淡的鱼香里。

有太阳的午后，母亲会蹲在床边翻晒面丝，指尖抚过面丝感受干燥度，嘴里轻声哼着老调：“捶鱼面，晒得干，来年丰收谷满仓；鱼面香，飘四方，子孙后代福满堂。”

在麻城，鱼面早已不只是一种吃食，更是刻进骨血的民俗符号。过年时，它是年夜饭的必备菜，炖进鸡汤或排骨汤里，寓意“年年有余”“长长久久”；姑娘出嫁，嫁妆里总要配两斤手工鱼面，藏着娘家的牵挂与祝福；走亲访友，提上一袋自家晒的鱼面，比任何礼品都实在暖心。

我还记得，小时候邻村的王奶奶生病，母亲特意蒸了软嫩的鱼面送去，说这面易消化、能补身子。一根根带着温度的鱼面，成了村里人之间，最朴素也最醇厚的情谊纽带。

后来入读麻城三中，日子便从鱼面的慢捶细擀，卷入了高考的千锤百炼。桌上的《黄冈密卷》堆得比擀好的面皮还高，抽屉里的试卷叠得像总也晒不完的面丝。草稿纸用了一捆又一捆，笔尖磨秃了十几支，所谓“千层纸、万道题”，从不是夸张，而是每个三中学子日复一日、心无旁骛的淬炼。

我们就像那团鱼泥与苕粉，在名为理想的旧门板上，被时光与执念反复碾压、塑形，只为在高考这方蒸笼里，蒸出属于自己的、能透出光亮的未来。

那时每天五更摸黑起床，深夜仍守着烛光预习，唯一滚烫的念想，便是月末回家时，母亲掀开锅盖的一瞬——排骨炖得酥烂，鱼面吸饱浓汤，鲜醇混着甜润扑面而来。那碗面，是我熬过所有枯燥疲惫的底气，是精神紧绷的岁月里，最柔软也最温暖的慰藉。

周末没法回家，母亲便成了学校的常客。她从村里步行数里到镇上，再转两趟班车赶来，怀里紧紧揣着裹了厚布的保温桶，一路捂在胸口，生怕鱼面凉透。到了宿舍，桶盖一掀，热气混着鱼香扑面而来，我和室友们围坐一圈，你一筷我一筷分着吃，连汤底都喝得干干净净。

他们总说：“萧然，你妈做的鱼面是全校独一份的香！”那碗跨越百里颠簸的鱼面，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了我们这群苦读少年共享的乡愁与慈爱，是枯燥青春里，最鲜活的光。

如今在武汉的厨房里，我也常炖鱼面鸡汤，可总觉得少了几分滋味——少了旧案板上咚咚的捶打声，少了楠竹床上的暖阳气息，少了灶台边的轻声祈愿，少了和妹妹抢食面丝的嬉闹，也少了高中宿舍里，分食一碗面时的纯粹与欢喜。

市场上的机制鱼面，规格整齐却少了手工捶打的韧劲，也缺了阳光晾晒的烟火暖意。前两年，村里成立了鱼面合作社，母亲成了技术顾问，守着旧门板、楠竹床，手把手教年轻人做传统手工鱼面。她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不得。

这次回乡，我特意跟着母亲学做鱼面。在旧门板案板上剁鱼泥不过片刻，胳膊便酸得抬不起来，才真正懂了父亲口中“耐性子”的深意；擀面皮时总厚薄不均，母亲握着我的手轻声教：“力道要匀，像给孩子抚背一样轻缓。”

当我把切好的鱼面铺到楠竹晾晒床上，看清风拂过、银丝轻晃，忽然明白，这鱼面里裹着的，从不止鱼肉与苕粉的鲜香，更有祖辈的生存智慧、父母的拳拳慈爱、乡村的烟火温情，是回不去的童年，是苦读时的微光，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全部来路。

离开老宅时，粗布口袋里的鱼面沉甸甸的，裹着乡土与暖阳的气息。车驶出夫子河，故乡的风景渐渐远去，可那一根根细如银丝的鱼面，却像一根无形的线，牢牢牵着我与故土。

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行多久，这缕鱼香、这份乡愁，都会永远刻在记忆深处，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最踏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