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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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林甸往事》公众号主编张立新关于“五七指示放光芒”歌曲创作过程的通话，经立新主编整理编辑，以《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为题，在《林甸往事》发表后，受到关注，很多人点赞、留言、转发，夏广才老师专门写了一篇评论，解读原文，深挖内涵，揭示了“创作初心，传承珍贵”的主题。

正如文友王春旭在留言中所说：“夏老师这篇评文笔墨温厚、共情入骨，是与原作的双向奔赴。

以油墨香、樟木香等感官细节，鲜活勾勒出1972年夏夜的创作场景，精准解读出三人因热爱、凭情谊的纯粹创作初心。更跳出个人往事，将小众创作升华为黑土地的文化“野种子”，点破文脉藏于民间珍惜与传承的本质。文字平实醇厚与原作浑然契合，致敬平凡人的滚烫热爱，尽显民间创作最动人的本真。”

现将《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原文和夏广才老师的 《一阙夏夜滋长的青穗 ——评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书评一并转发，供赏折。

高树全：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

“五七”指示放光芒歌谱复印件

　　1972年我在林甸一中任教，薛福民在县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因我经常到新华书店买书而结识，交谈中有共同语言，便成为好友。

那年夏天，薛福民利用晚间在新华书店值宿之机，组织我和当时在县实验小学当老师的王富春（我与王富春是小学、初中同学）到新华书店创作这首歌曲。

薛福民是组织者，他对我们创作内容进行了分工：

因为我是一中语文老师，分工我作词；

王富春曾是林甸一中军乐队的“小号手”，懂音乐，分工作曲。

我们三个人在研究创作主题和方向时，因为我曾在林甸县五七干校当过知青，在一中教学期间担任一年六班班主任，带领学生到一中农场参加劳动，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印象深刻，自己也感到“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是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材的基本途径，所以我提出确立“五七指示放光芒”的主题，经薛福民、王富春同意后，我在新华书店现场写下了歌词。

将歌词交给薛福民后，薛福民和王富春就一边哼哼，一边记录谱曲，作曲是他们俩完成的。

谱完曲后，薛福民和王富春曾唱给我听过。

歌曲创作最终完成后，由薛福民投送到县文化馆。

后来薛福民告诉我说，我们创作的这首歌在林甸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了，但我一直没看到这个刋物，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发表的这首歌。

这应该是我的“处女作”吧，真得谢谢你，立新主编。

（编者：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谢尤冰先生，不是他珍惜收藏，这部作品集不能传到今天，更应该感谢尤冰的女儿王颖秀大姐，她像对待传家宝一样把她父亲的作品集和手稿收藏得井井有条，保护得全须全尾，为林甸保存了文脉，平台将陆续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林甸县1972年文艺作品选封面

　　夏广才 ：一阙夏夜滋长的青穗 ——评《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

读罢《林甸往事》2026年1月28日刋发的高树全老师的《难忘1972：三人共谱“五七”之歌》一文，鼻尖似是立刻蹭上了1972年林甸夏夜新华书店的油墨味儿。

那是混着老木头柜台的樟木香气，新裁纸张的草木清气，还有三个北方汉子脑门儿上的热气，揉成一团的、扎扎实实的人间味儿。

在文坛荒芜的七十年代初，这样的味道格外珍贵，它不是殿堂之上的文墨香，而是从生活泥土里钻出来的，带着烟火气与少年气的创作本味，高老师这篇“处女作”的缘起，从不是笔尖刻意扎进纸页的雕琢，而是三个老伙计在值宿的灯光下，搂着肩膀凑在一起，哼出来、聊出来、熬出来的心意。

1972年的东北，正处在文艺园地艰难复苏的时节，主流之外的民间创作，如黑土地里顶破冻土的草芽，怯生生却执拗地生长着。

高树全、薛福民、王富春，三个平凡的基层人，一个是握惯了粉笔的中学语文老师，一个是守着书摊的书店营业员，一个是吹过军乐队小号的小学教员，没有专业的创作功底，没有堂皇的创作场地，唯有新华书店值宿夜的一方桌、一盏灯，还有心底对生活、对时代的一腔热望。

他们的创作，像极了东北黑土地上三棵紧紧扎堆儿的庄稼，各有其姿，却根脉相连：高老师执笔作词，字句里带着五七干校的土腥气，带着农场劳动的汗水味，带着“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切身感悟，每一个字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生活里磨出来的；王富春谱曲，指尖绕着少年时军乐队的号声，把北方人的爽朗、对时代的热忱，揉进一个个音符里；薛福民则是那个最暖心的粘合剂，乐呵呵地张罗着、协调着，把两个人的才情拢到一块儿，一句朴实的“整呗”，没有丝毫功利的野心，只有东北人特有的豪爽与“整点啥”的热乎气儿。 这歌打根儿上就是活的，是心气儿顶出来的，是情谊酿出来的，不是任务压出来的，不是名利催出来的，带着最纯粹的创作初心。

这份初心，藏在创作的每一个细节里。高老师因常去书店买书与薛福民结缘，又因同窗情谊邀来王富春，三人因共同的语言聚首，因一致的心意创作，没有刻意的谋划，只有顺其自然的契合。

确定“五七指示放光芒”的主题，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高老师从五七干校知青经历、农场教学实践里生发出的真切感悟；现场落笔写就歌词，是文思与心意的双向奔赴；薛福民与王富春一边哼哼一边记谱，是灵感与默契的撞个满怀。那盏新华书店的灯，在夏夜里亮着，照见的不仅是三张专注的脸庞，更是一群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创作的向往。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相聚，这样的创作，像一束微光，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动人的光。

最烫人的，莫过于文章末尾那截儿跨越数十年的“余温”。歌曲创作完成后，经薛福民投送县文化馆，最终发表在刊物上，可作为词作者的高老师，却从未见过这份刊物。这一份遗憾，像一颗被埋在泥土里的种子，在岁月里默默沉睡着，直到几十年后，被尤冰父女当作“传家宝”，从蒙尘的岁月褶子里轻轻抖落出来。这哪是简单的作品发表？这简直是文化的“野种子”，在无人留意的角落，被时光悄悄滋养，被有心人小心珍藏，愣是憋着一股子劲儿，隔了一代人，终于颤巍巍地抽出了绿芽儿。

它戳破了一个长久的幻象：所谓文脉，从来不止藏在堂皇的刊物里、精致的典籍中，更在普通人“秃噜反仗”的珍惜里，在民间默默的传承里。尤冰父女，就是这片黑土地上最可爱的“文脉守夜人”，他们用一本蒙尘的集子，为一段平凡的创作往事留存了印记，证明了那些藏在烟火人间里的热爱与坚持，从来都不会被时光辜负，那段一起创作的时光，从来都没有白活。

高老师的叙述，平实得像晒透了的东北豆角干，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一字一句，慢慢讲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可就在这看似平淡的文字里，藏着那一代人最珍贵的精神底色，藏着他们为人做事的全部哲学。他们干事，不为瞅见结果，不为求得功名，只为对得住心里那头热烘烘的“兴头”，只为不负相遇的情谊，不负心底的热爱。这份纯粹，在如今的时代里，更显珍贵。

这首诞生在1972年夏夜的“五七”之歌，终是唱给了时间听。它或许没有广为传唱，或许没有成为经典，却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着。而时间给出的最温柔的回声，就是让三个老伙计夏夜里的那点儿亮，穿过茫茫年月，越过山海阻隔，最终暖了另一个捧读的胸膛，也让我们看见：最动人的创作，从来都源于生活，源于热爱，源于最朴素的心意。这，大概就是“创造”最本分、也最抗冻的样子，也是黑土地上的文脉，最动人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