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中国陶瓷琉璃博物馆—五色厅

猫师傅2021

中国琉璃起源。
古代西方关于釉的最早记载，是巴格达附近泰勒•乌玛尔（Tell-Umar）地区出土的一片公元前18世纪的泥版文书。有关玻璃的记载，是发现于尼内文（Nineveh）的纳波（Nabu）墓中约为公元前7世纪亚述的泥版文本。
浙江、河南、山西等地区的考古学资料有力证明，约当夏代时期，中国南方的浙江地区，已经在烧制原始瓷器的实践中，成功地创烧出青色玻璃质釉。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甚而更早时期，中国已经用国产原料烧制出釉砂类琉璃饰品。而夏代已经成熟的青铜冶炼铸造，也应为中国早期玻璃相物质的烧铸，提供了技术经验和技术参照。
　　归结而言，西方和东方古代玻璃起源，皆是发端于原始玻璃体的釉。中国原始瓷釉的发明，至迟不晚于公元前18至前19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出人工玻璃体物质的国家。
费昂斯珠，西周—春秋。 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等地区早期玻璃生产史看，都是从制作釉砂（faience）和玻砂（frit）开始。釉砂（faience）和玻砂（frit）都不全是玻璃态。当代中国的考古科学研究和硅酸盐科学研究，印证中国的早期琉璃生产，经历亦大致如此。在陕西宝鸡弓鱼（合字）国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山西运城绛县倗国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等西周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已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中国产釉砂珠和釉砂管，考古工作者称之为料珠、料管。仅宝鸡渔伯及其妻墓葬出土文物中，釉砂珠和釉砂管多达千余颗。此时期，贵族社会盛行将釉砂珠、釉砂管与玉石、玛瑙、蚌贝等连缀成美丽的串饰或链饰。
　　位于古丝绸之路西域要地的新疆地区，因其特定的地缘历史和人文生态，古文化遗存遗物格外引人注目。近百年中，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琉璃制品资料十分丰富，对于研究琉璃起源和东西方古玻璃交流路线，意义殊重。在新疆拜城克孜尔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一批琉璃珠饰，经科学检测，分别为高镁高钾的钠钙玻璃、高锑高镁的钠钙玻璃、高镁的钙玻璃和高镁的铅玻璃，均系当地生产，从而为研究中国古代琉璃（玻璃）的谱系和金属冶炼技术对琉璃（玻璃）技术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
费昂斯管珠，西周。 费昂斯管珠，西周。 费昂斯管珠，西周。 左，琉璃泼墨珠；右，费昂斯算盘珠；春秋。

春秋时期琉璃。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地、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江苏苏州真山吴王墓、湖北枣阳市郭家庙、河南叶县旧县等墓葬中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琉璃制品，多为以石英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釉砂。釉砂蜻蜓眼珠饰在中原最早出现于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四省，时期则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根据中国硅酸盐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测定，在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釉砂和玻砂样品里，有属于钠钙硅酸盐（Na₂O-CaO-SiO₂）系统玻璃，系西方传入；有属于钾钙硅酸盐（K₂O-CaO-SiO₂）系统玻璃，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约当春秋中晚期，铅钡琉璃（玻璃）在中国诞生，具有特别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历史意义。作为新助熔剂铅和钡的引入，有效降低了烧成温度，从而得以烧制出真正的玻璃料。

蜻蜓眼琉璃珠，战国。
　　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指以眼睛图案作为装饰的玻璃珠。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数种不同于母体（Matrix）颜色的玻璃，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的效果，或在珠体上造出凸出表面的眼睛形状，形成“鼓眼”，颇似蜻蜓的复眼。西方学界称之为“眼式珠”（Eye Beads）或“复合眼式珠”（Compound Eye Beads）。
战国时期琉璃。
还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工匠即已熟悉铅丹（氧化铅）和硝石（硝酸钾）。据此，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中国产的铅钡硅酸盐琉璃和钾硅酸盐琉璃在长江流域首先发展起来。在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已经生产出真正意义的玻璃器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南部战国墓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和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发现了镶嵌的浅蓝色琉璃。
　　从考古学资料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齐国临淄地区兴盛琉璃制造，是当时中国琉璃的主要产地。战国中晚期的镶嵌琉璃珠等，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尤集中于湖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区。而琉璃璧和琉璃剑饰的出现，有着十分独特的历史意义，既标志着中国古代琉璃制造技术的显著进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琉璃礼制文化的特质特色。
上，陶胎蜻蜓眼琉璃珠；下左，黄底三星蜻蜓眼琉璃珠；下右，蜻蜓眼琉璃珠；战国。 蜻蜓眼琉璃珠，战国。 蜻蜓眼琉璃珠，战国。蜻蜓眼琉璃珠，战国。 蜻蜓眼琉璃珠，战国。 琉璃壁，战—汉。 琉璃蝉，战国。 琉璃蝉，汉。

两汉时期琉璃。
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等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琉璃材质看，还是中国特有的铅钡琉璃。器物品类中，相当一部分还是琉璃珠、琉璃璧等，但出现采用模压技术生产的琉璃耳杯、熔制的琉璃兽等新品。此时期，西方的玻璃制品未见出土。
西汉中期前后，中国产琉璃的材质，从主要是铅钡琉璃逐步转向铅琉璃。已采用模压技术生产用于采光的板块琉璃。西汉晚期江苏扬州邗江西汉“妾莫书”墓出土的仿“玉匣”琉璃衣片，即以模压技术制作。
　　汉武帝派张骞“凿空通西域”后，又有新的中外交通路线开辟，可概括为北方（草原）通道、西北（沙漠）通道、西南（佛教）通道和南方（海上）通道。中外经济文化包括琉璃（玻璃）产品的交往日益增多。考古学材料证明，汉朝时期，中国产铅钡硅酸盐琉璃已经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并经过对马海峡传入日本，向南则传入越南。

琉璃蝉，汉。 琉璃玦，汉。 眼纹珠串、琉璃珠串，晋。
魏晋时期琉璃。
汉末大战乱，继而三国纷争，短暂的西晋统一后，北方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兵燹烽争，分裂割据。中国社会在急剧动荡中飘摇不定，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遇极大破坏。汉代建立起来的铅钡仿玉琉璃业也因为没有安定的社会条件而不幸衰退。迄今在此时期的墓葬或遗址考古中，很少见到国产的琉璃器物。
　　魏晋时期正值罗马玻璃生产的中晚期。由于魏晋宗室和世家大族的崇好，遂有相当数量的产自罗马帝国偏东部行省的玻璃生活用品和饰件，通过丝绸之路辗转运输至中国，成为王公贵族竞奢斗富的宝物。魏晋时期的诗文中有唱诵或记叙。目前，在江苏南京、辽宁北票、河北景县等地的贵族墓葬的考古中，已有发现。
琉璃碗，南北朝；琉璃执壶、琉璃瓶，公元1—5世纪。
南北朝时期琉璃。
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仍处于南北对峙和动荡不安中。北魏时期，励精图治，兼容开放，经济生产有所恢复，包括玻璃业在内的手工业生产，亦有所恢复，并取得重要发展。在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山西大同方山永固陵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墓、山西大同城东南北魏墓群中出土的一批国产琉璃器皿，皆为采用无模吹制技术成型的琉璃容器，反映出国产琉璃业在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的作用下，已经成功掌握了源自罗马发明的吹制玻璃技术。这是中国琉璃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进展。
　　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业开始随着国家衰落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伊朗高原地区的萨珊玻璃。萨珊王朝的玻璃业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的世界玻璃中心的历史空缺。萨珊玻璃在魏晋时已经输入中国，但不及罗马玻璃数量多。南北朝时期，则成为输入中国的主流玻璃制品。
左上一至三，细颈琉璃瓶、双联瓶，公元1-5世纪；双联提梁瓶、公元1-3世纪。
　　下左，琉璃盘，公元1-5世纪。上右、下中，琉璃碗，公元1-5世纪。下右，琉璃钵，公元3-7世纪。
上，琉璃碗，公元1-5世纪。下，切面碗，公元3-7世纪。 琉璃瓶，公元9—10世纪。
隋唐时期琉璃。
隋唐时期，琉璃手工业随经济与文化繁荣而发展。隋唐时期生产的琉璃的化学成分与汉代铅钡琉璃不同，主要是高铅琉璃，其次是钠钙琉璃，透明度和光泽度明显提高。在陈设观赏品、生活日用品领域有更多的新类型产品。受佛教“七宝”信念影响，生产了大量的舍利琉璃器皿。此时期，大批西方玻璃制品输入，贸易品和技术往来更为密切，因之出现了西方技术、东方形式、中国制造的琉璃产品，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
　　隋唐时期中国琉璃生产主要为三种技术工艺。一是沿袭传统的压铸工艺；二是铁棒黏结工艺及无模吹制工艺，继南北朝后有了很大发展；三是属于“进口玻璃”系统的西方工艺，如钠钙玻璃成分、铁棒技术、粘贴玻璃条装饰和吹制方法，已经被中国工匠全面掌握。
琉璃执壶，唐。 上左，琉璃碗；下左一琉璃盏；下左二，琉璃钵；上中、上右、下左三、下左四，琉璃瓶；唐。 琉璃钗，琉璃簪，宋。

宋辽金时期琉璃。
宋辽金时期的琉璃器，迄今已在40多处陵墓和塔基中发掘出土，分布在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居多，多为辽代文物。已经发现舍利琉璃器皿的佛寺塔基，约占全部出土点的40%以上，反映对于隋唐时期形成的舍利瘗埋制度的沿袭和泛化。透明的葫芦形舍利琉璃瓶和热塑的艺术琉璃制品，成为佛教用品的象征与崇尚。佛寺塔基所出琉璃器，基本是中国产的铅琉璃，少数是具有西亚风格的伊斯兰玻璃。
　　宋辽金时期以铅琉璃和传统工艺方法生产的琉璃珠饰，在品种、颜色上十分丰富，多姿多彩。但从整体琉璃业发展情况看，并没有像欧洲、西亚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在制作工艺上，铅琉璃系统的制品更为扩展，吹制琉璃技术更为熟练，并利用琉璃热塑特性生产仿动植物和女性簪钗等新品。开始出现“玻璃”称谓。

花顶簪，宋。 左，鸟形簪；中，竹节簪；右，竹节钗；宋。 云形琉璃片。